中國自晚明以來的啟蒙思想，其核心一直是肯定人的個性自由，反對以程朱道學為代表的宗法禮教。元、明、清三代，封建統治者在政治上加強君主專制，推行以程朱理學為宗法等級基礎的文化專制，利用科舉八股禁錮文人士子的頭腦。同時對外實行閉關鎖國，逐漸斷絕與其它文明之間的交流。在清王朝末期，這一系列措施最終導致中國傳統文化日益衰落，國民性格保守懦弱。中華民族在西方現代文明的衝擊中，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
近現代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和愛華人士，不得不尋找拯救民族危亡的各種道路。當梁啟超、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啟蒙思想家認識到“文化救亡”的重要性時，提出以“小說革命”帶動文化革新，改造國民性格和精神面貌，這實質上是中西啟蒙思想傳播的一貫方式。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狄德羅自覺地以創作“哲理小說”來批判教會和王權，歌德和席勒也在德國“狂飆突進”運動中，以小說和戲劇來批判封建道德，揭示以“禮”殺人的悲劇。而曹雪芹、吳敬梓、李汝珍等小說家，則在《紅樓夢》、《儒林外史》、《鏡花緣》中繼承了晚明反宗法禮教思想，塑造了“新人”形象，表現了以“補天”來拯救末世的終極關懷。
中國20世紀的文藝革新與思想啟蒙
梁啟超
從晚明王艮、李贄等掀起個性解放思潮，到清初黃宗羲、顧炎武批判封建君主專制。中國近代啟蒙思想，之所以能在民眾之間廣泛傳播。除了大量的講學活動之外，主要是因為同樣具有啟蒙意義的白話小說，在進步士人和城市平民之間的巨大影響。近代小說，尤其是白話長篇小說在這方面更是功不可沒。嚴復、梁啟超、章太炎等晚清啟蒙思想家和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以“小說革命”作為傳播新思想文化的先導，進行反宗法禮教的啟蒙運動是必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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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7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對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影響是巨大的。1919年的“五四運動”標誌著啟蒙運動已經喚起青年一代的覺醒。五四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導致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的斷裂。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作為他們最有影響的學術著作，對中國古代的白話文學和小說進行了系統的整理、歸納和評價。
新文化運動是一次具有顛覆意義的中國文化價值重估運動。清末民初的啟蒙思想家，藉助西方近代啟蒙資源，對中國古代以程朱道學為代表的宗法禮教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但同時，又對明末清初以來的個性解放思潮成果加以繼承。雖然自明清近代以來，小說戲曲在民間文化中已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一直沒有被主流意識形態所承認。只是到了20世紀初，梁啟超、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啟蒙思想家進行了“文學革命”之後，才正式地成為了文學的正宗。新文化運動，賦予了以白話文為代表的中國民間和市民文學以應有的歷史地位和存在價值，是中國文學由近代向現代轉化的重要標誌。
19世紀20年代，中國古典小說進入終結期。這一時期的小說內容低俗，形式粗糙，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難有可取之處。用魯迅的話說：“大抵千篇一律，語多不通，我們對此，無多批評，只是覺得作者和看者，都能夠如此之不憚煩，也算是一件奇蹟罷了。”中國小說在明清成為近代文學的主流後，第一次進入“終結期”。這是中國傳統文化腐朽衰落後，國民道德素質普遍降低的體現之一。儘管19世紀的歐洲在革命和戰爭之中，經歷著現代文明的危機，但無論是19世紀初期的浪漫主義，中期的現實主義，還是後期的自然主義。在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和工業文明的反思中，顯示出巨大的文化生命力。開掘出了不同於技術現代性的審美現代性，以其矯正啟蒙現代性的偏頗之處。正是在19世紀，西方文學開始超越東方，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作家和經典的作品。英國的狄更斯、哈代；法國的雨果、巴爾扎克；俄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美國的霍桑、馬克·吐溫等文學大師，將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推向了巔峰。正是從19世紀開始，東方文學開始落後於西方，這不僅是西方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超越東方的表現而已。更意味著東方文化自身的保留和落後，才是其被西方超越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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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和愛國志士，先後以“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等經濟器物和政治制度方面的變革來救亡圖存，但最後都歸於失敗。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人士經過反思終於認識到，只有透過思想文化變革來徹底改造華人的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現狀和危機形勢。1902年，梁啟超創辦《新小說》並提出“小說界革命”，標誌著中國小說正式由古典向現代轉變。同時也意味著，自中國15世紀明代中後期開始的思想啟蒙運動，在經過清王朝文化專制的殘酷壓制幾百年之後，又一次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中華大地之上。
在中國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潮中，小說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清末民初的啟蒙運動中，小說再次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與以往不同的是，受“西學東漸”的影響，中國20世紀的小說，突破了古典小說故有的傳統主題和書寫方式。在借鑑西方文學的基礎上，呈現出了鮮明的時代特徵。
自從梁啟超倡導“小說界革命”之後，一些具有鮮明批判現實色彩的“政治小說”和“社會小說”，開始大量湧現出來。這些小說大膽地揭露了清末政治腐敗、道德墮落、人性扭曲的現實、表達了同情革命和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這一時期的小說出現了短暫的繁榮，小說種類前所未有地增多。由於“新小說”帶有強烈的啟蒙功利性和社會現實性，在藝術和思想上粗糙淺薄，與18世紀的古典小說相距甚遠，與同時期歐美俄日的自然主義和象徵主義也不可同日而語。1912年辛亥革命之後，新小說開始全面衰落，失去了啟蒙色彩。娛樂化、媚俗化、功利化的“鴛鴦蝴蝶派”小說，開始成為文壇的主流，中國小說創作一時陷入低谷。但梁啟超倡導的以小說啟蒙民眾的文化救亡方向，大量外國文學作品的譯介，小說新題材和形式的探索，卻孕育著一場更為深刻的“文學革命”。
如果說梁啟超倡導的“新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治啟蒙”，讓進步知識分子和人民大眾產生同情和支援革命的政治覺悟的話。那麼辛亥革命後革命果實被竊取，則讓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認識到“思想啟蒙”和“文化啟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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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初，《新青年》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以文學革命為先導的新文化運動，以“重估一切價值”的姿態，對以儒家禮教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和顛覆。新文化運動的核心是“文學革命”，在形式上表現為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提倡“為人生”和“為藝術”的人本主義精神。“人的覺醒”是新文化啟蒙的核心理念，打破封建宗法禮教文化對人性的束縛，塑造自由健康的國民精神。從思想上徹底改造愚昧、麻木、奴性的國民劣根性，以個人的自我覺醒帶動整個民族文化的進步。以“立人”為基礎，進而實現“立國”，改變中華民族的整體命運。
胡適
新文化運動，實現了中國文學和文化由近代向現代的轉型，與1840年以後西方文化不斷湧進中國，影響進步知識分子是分不開的。“文學革命”直接產生了以“為藝術”和“為人生”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流派，明顯地體現了西方19世紀文學的影響。但是新文化“啟蒙”文學，主要繼承的是自中國晚明個性解放思潮“反禮教”和“重個性”的傳統。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是對明清白話啟蒙文學的肯定。而“思想革命”不僅是對西方18世紀啟蒙思想中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的接受，更是對17世紀清初啟蒙思想的繼承。沒有中國三百年來反對封建禮教束縛，提倡個性解放、抨擊君主專制的啟蒙思想基礎。“新文化運動”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顛覆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傳統禮教，實現中國兩千年來文化的大轉型。
由於我們長期以來，將新文化運動對西方啟蒙價值“民主”與“科學”的引進，作為最重要的特徵。而忽略了自明中葉以來，一直在中國民間影響巨大的反宗法禮教啟蒙思潮，以及白話小說代表的邊緣民間文化對主流官方理學的解構和衝擊。“新文化運動”是世界範圍內現代性文明發展歷程的一部分，其在20世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顛覆，是近代自文藝復興以來中西啟蒙思潮共同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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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不僅受到西方近代啟蒙文學的影響，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特徵。同時受到以“新浪漫派”為代表的現代主義思潮影響，新文學流派如雨後春筍般地陸續出現。“白話文革命”之後的中國主流文學，已經具有鮮明的現代意識。不僅是中國文學發展的新階段，同時也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20世紀的歐美文學，與現代性文明一樣迅速地向世界傳播。對於東方的亞洲和非洲，以及拉美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此同時，經過現代轉化的亞洲文學，也開始受到西方的關注。魯迅、泰戈爾、紀伯倫等東方作家，逐漸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到了20世紀後半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文學，在世界文壇的地位日益重要。具有國際影響的諾貝爾文學獎，也更多地關注並授予了東方作家。
魯迅
白話文學革命激烈地批判了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舊文學。在西方近現代諸多文學思潮的影響下，不斷探索具有現代意識的藝術表現形式。與此同時，西方文學在20世紀20年代，也在進行一場“反傳統”的先鋒文學運動，即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並且對轉型後的東方文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中國和日本的新感覺派，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都是其具體影響的產物。經過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系列具有革命意義的轉變，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開始成為文壇的主流。現實主義雖然仍具有一定的影響，但卻大不如前。而東方則相反，儘管現代主義對亞洲、非洲、拉美國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由於這些國家在20世紀正處於“現代化”的程序中。因此，具有反思和批判“現代性”的現代主義文學產生的影響，主要在藝術表現形式，而不是思想主題上。所以，現實主義在20世紀的東方一直佔有主流的地位。
20世紀西方文學的主題是“反思現代性”，這主要體現在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之中，而東方文學的主題則是“啟蒙現代性”。這種巨大差距之根源在於，現代文明在東西方的歷史程序不同。這種差異體現在文學，尤其是小說的主題上，就是“現代”與“前現代”的距離感。20世紀的20年代和80年代，中國文化經歷了兩次巨大的轉變，“啟蒙”成為了時代的核心話語。因此，我們可以說，“現代性”的啟蒙是中國20世紀文化轉型的核心。中國文化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如何擺脫兩千年來的封建宗法觀念影響，進入全球性的現代化文明語境之中。正因為現代化在中國是一項“未竟的事業”，所以啟蒙才是一項未完成的艱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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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現代性”啟蒙，既不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的，也不是從晚清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濫觴的，而是可以追溯到15世紀的晚明個性解放思潮。15世紀的中國江南地區和義大利南方的佛羅倫薩，同樣是近代文化的起源地。從人的自我覺醒和對世俗生活需要的肯定方面來看，在15、16兩個世紀，無論是從哲學上，還是文學上，中國和歐洲的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都相差不大。只是在17世紀之後，歐洲的現代性文明在科技、經濟、政治等一系列革命的推動下，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我們不得不承認，重視科學理性、民主政治、商業發展、自由精神的古希臘文化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明王朝在農民起義和關外滿族的先後打擊下滅亡，隨即建立起來的是一個繼承了儒家傳統禮教文化的清王朝。明末清初曾經一度產生巨大影響的近代啟蒙思潮，被髮展到頂峰的封建集權政治和文化專制所壓制。閉關鎖國、八股取士、禁書令、文字獄，將17世紀之前文化領先於世界的東方古國，變成一個盲目自大、愚昧落後的東亞弱國。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的一次次救亡失敗，讓中國的進步士人和知識分子認識到，只有從文化心理上根本改造國民性格。塑造具有自我、自強、自尊意識的新國民，才能挽救中華民族的巨大危機。
嚴復
由於20世紀上半葉的國內外形勢，中國不可能像18世紀的歐美那樣，具備一個全面和徹底進行現代性啟蒙的歷史條件。由於各種原因，中國的現代性啟蒙一直到80年代才又被重新提起。中國近代文學，尤其是小說的發展，一直就是和啟蒙緊密地聯絡在一起的。小說創作的繁榮期，也是啟蒙運動發展的高峰期。反之，則是啟蒙話語被壓抑的時代。當然，並非所有的小說作品，都是啟蒙理念的載體。而只有那些最能體現時代精神的小說，才是啟蒙話語的承擔者。因此，小說極度氾濫的時代，恰恰是啟蒙思想被遺忘最徹底的時代。同時也是社會道德淪喪，精神信仰虛無、人文精神衰落的“末世”。
如果說中國在20世紀20年代的“文學革命”之後，啟蒙文學主要是以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為主，具有強烈的批判宗法禮教，倡導個性解放特徵。那麼同時期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則以非理性哲學和無意識理論來反思現代科技理性對人的異化。儘管30年代的京派和海派文學，對現代都市文明進行了一定的批判。但是在救亡的時代主題下，並未得到更多的重視。
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進入“新時期”，同時西方文學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曾經在60年代風靡歐美的後現代主義文學，逐漸地在70年代進入衰退期。而文學主流出現了向“現實主義”迴歸的傾向。但實質上，這一時期的西方文學，正進入一個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融合期，新歷史、後殖民、新女權、種族文學、猶太文學的興起，說明西方文學開始用“後現代”視角，來審視一些歷史和當代的重大文化、社會、種族問題。與此同時，中國90年代的文學，也把書寫的方向轉向民間歷史、日常瑣事和個人隱私。中西文學主題的深刻崇高與淺薄庸俗，形成鮮明對比。
7
中國在五四“文學革命”之後，迅速出現了以“為人生”和“為藝術”為宗旨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流派。在20年代，現實主義中的鄉土寫實和浪漫主義中的唯美心理傾向。在30年代開始相互交融，在主流的現實主義之外，形成了具有古典色彩的京派和現代色彩的海派作家群。兩者在藝術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由於30年代國際國內局勢的動盪不安加劇，以革命和戰爭為題材的現實主義小說，開始成為世界文壇的一股主要力量。在中國，現實的“救亡”取代思想的“啟蒙”成為時代最強音。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也暫時進入低谷。40年代，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尾聲，世界文學再次出現異彩紛呈的繁榮景觀。中國經過“文學革命”之後近三十年的發展，進入了一個短暫的成熟期。無論是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古典主義小說，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與西方文學的差距逐漸縮小。
20世紀後半葉，西方國家先後進入後工業社會。以法國新小說、英國“憤怒一代”、美國“垮掉一代”為代表的後現代小說，開始成為西方文學的主流。拉美國家將現代主義文學的表現形式與現實主義的批判主題結合起來，融入具有地方土著文化特色的魔幻因素，形成了風格獨特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以“文學大爆炸”的方式，震撼了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文壇。
五、六十年代的日本，雖然也隨著歐美髮達國家進入後工業社會。但這一時期的文學，呈現出一種唯美主義、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並存的特徵。直到七、八十年代，後現代主義才獨領風騷於文壇。與此同時，中國文學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進入“新時期”。一方面，“啟蒙”話語被重提；另一方面，“傳統”民族文化意識復甦。受西方現代派和拉美魔幻派影響，中國小說在80年代初曾一度繁榮。具有人道主義傾向的現實主義小說、充滿生命激情的浪漫主義小說和具有先鋒性質的現代派小說，紛紛湧現出來。
90年代初，文化和社會風氣為之一轉，具有精英意識的啟蒙和先鋒潮流開始消退。市場化、通俗化、娛樂化的“大眾文化”書寫方式開始成為時代的特徵，並引起關於“人文精神危機”的大討論。90年代的中國小說，經過80年代的醞釀和準備，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這種繁榮在進入新世紀之後，逐漸成為過度的泛濫。“新概念”大賽的推動、網路書寫的流行、市場化的包裝炒作，導致80年代曾一度復甦的啟蒙話語和人文精神徹底被掩蓋。中國小說在21世紀的前十年裡，走向一種米蘭·昆德拉所說的“終結”狀態。這種情況與五四“文學革命”之前的情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國自晚明以來的啟蒙思想，其核心一直是肯定人的個性自由，反對以程朱道學為代表的宗法禮教。元、明、清三代，封建統治者在政治上加強君主專制，推行以程朱理學為宗法等級基礎的文化專制，利用科舉八股禁錮文人士子的頭腦。同時對外實行閉關鎖國，逐漸斷絕與其它文明之間的交流。在清王朝末期，這一系列措施最終導致中國傳統文化日益衰落，國民性格保守懦弱。中華民族在西方現代文明的衝擊中，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
近現代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和愛華人士，不得不尋找拯救民族危亡的各種道路。當梁啟超、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啟蒙思想家認識到“文化救亡”的重要性時，提出以“小說革命”帶動文化革新，改造國民性格和精神面貌，這實質上是中西啟蒙思想傳播的一貫方式。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狄德羅自覺地以創作“哲理小說”來批判教會和王權，歌德和席勒也在德國“狂飆突進”運動中，以小說和戲劇來批判封建道德，揭示以“禮”殺人的悲劇。而曹雪芹、吳敬梓、李汝珍等小說家，則在《紅樓夢》、《儒林外史》、《鏡花緣》中繼承了晚明反宗法禮教思想，塑造了“新人”形象，表現了以“補天”來拯救末世的終極關懷。
中國20世紀的文藝革新與思想啟蒙
梁啟超
從晚明王艮、李贄等掀起個性解放思潮，到清初黃宗羲、顧炎武批判封建君主專制。中國近代啟蒙思想，之所以能在民眾之間廣泛傳播。除了大量的講學活動之外，主要是因為同樣具有啟蒙意義的白話小說，在進步士人和城市平民之間的巨大影響。近代小說，尤其是白話長篇小說在這方面更是功不可沒。嚴復、梁啟超、章太炎等晚清啟蒙思想家和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以“小說革命”作為傳播新思想文化的先導，進行反宗法禮教的啟蒙運動是必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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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7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對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影響是巨大的。1919年的“五四運動”標誌著啟蒙運動已經喚起青年一代的覺醒。五四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導致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的斷裂。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作為他們最有影響的學術著作，對中國古代的白話文學和小說進行了系統的整理、歸納和評價。
新文化運動是一次具有顛覆意義的中國文化價值重估運動。清末民初的啟蒙思想家，藉助西方近代啟蒙資源，對中國古代以程朱道學為代表的宗法禮教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但同時，又對明末清初以來的個性解放思潮成果加以繼承。雖然自明清近代以來，小說戲曲在民間文化中已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一直沒有被主流意識形態所承認。只是到了20世紀初，梁啟超、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啟蒙思想家進行了“文學革命”之後，才正式地成為了文學的正宗。新文化運動，賦予了以白話文為代表的中國民間和市民文學以應有的歷史地位和存在價值，是中國文學由近代向現代轉化的重要標誌。
19世紀20年代，中國古典小說進入終結期。這一時期的小說內容低俗，形式粗糙，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難有可取之處。用魯迅的話說：“大抵千篇一律，語多不通，我們對此，無多批評，只是覺得作者和看者，都能夠如此之不憚煩，也算是一件奇蹟罷了。”中國小說在明清成為近代文學的主流後，第一次進入“終結期”。這是中國傳統文化腐朽衰落後，國民道德素質普遍降低的體現之一。儘管19世紀的歐洲在革命和戰爭之中，經歷著現代文明的危機，但無論是19世紀初期的浪漫主義，中期的現實主義，還是後期的自然主義。在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和工業文明的反思中，顯示出巨大的文化生命力。開掘出了不同於技術現代性的審美現代性，以其矯正啟蒙現代性的偏頗之處。正是在19世紀，西方文學開始超越東方，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作家和經典的作品。英國的狄更斯、哈代；法國的雨果、巴爾扎克；俄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美國的霍桑、馬克·吐溫等文學大師，將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推向了巔峰。正是從19世紀開始，東方文學開始落後於西方，這不僅是西方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超越東方的表現而已。更意味著東方文化自身的保留和落後，才是其被西方超越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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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和愛國志士，先後以“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等經濟器物和政治制度方面的變革來救亡圖存，但最後都歸於失敗。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人士經過反思終於認識到，只有透過思想文化變革來徹底改造華人的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現狀和危機形勢。1902年，梁啟超創辦《新小說》並提出“小說界革命”，標誌著中國小說正式由古典向現代轉變。同時也意味著，自中國15世紀明代中後期開始的思想啟蒙運動，在經過清王朝文化專制的殘酷壓制幾百年之後，又一次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中華大地之上。
在中國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潮中，小說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清末民初的啟蒙運動中，小說再次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與以往不同的是，受“西學東漸”的影響，中國20世紀的小說，突破了古典小說故有的傳統主題和書寫方式。在借鑑西方文學的基礎上，呈現出了鮮明的時代特徵。
自從梁啟超倡導“小說界革命”之後，一些具有鮮明批判現實色彩的“政治小說”和“社會小說”，開始大量湧現出來。這些小說大膽地揭露了清末政治腐敗、道德墮落、人性扭曲的現實、表達了同情革命和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這一時期的小說出現了短暫的繁榮，小說種類前所未有地增多。由於“新小說”帶有強烈的啟蒙功利性和社會現實性，在藝術和思想上粗糙淺薄，與18世紀的古典小說相距甚遠，與同時期歐美俄日的自然主義和象徵主義也不可同日而語。1912年辛亥革命之後，新小說開始全面衰落，失去了啟蒙色彩。娛樂化、媚俗化、功利化的“鴛鴦蝴蝶派”小說，開始成為文壇的主流，中國小說創作一時陷入低谷。但梁啟超倡導的以小說啟蒙民眾的文化救亡方向，大量外國文學作品的譯介，小說新題材和形式的探索，卻孕育著一場更為深刻的“文學革命”。
如果說梁啟超倡導的“新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治啟蒙”，讓進步知識分子和人民大眾產生同情和支援革命的政治覺悟的話。那麼辛亥革命後革命果實被竊取，則讓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認識到“思想啟蒙”和“文化啟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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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初，《新青年》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以文學革命為先導的新文化運動，以“重估一切價值”的姿態，對以儒家禮教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和顛覆。新文化運動的核心是“文學革命”，在形式上表現為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提倡“為人生”和“為藝術”的人本主義精神。“人的覺醒”是新文化啟蒙的核心理念，打破封建宗法禮教文化對人性的束縛，塑造自由健康的國民精神。從思想上徹底改造愚昧、麻木、奴性的國民劣根性，以個人的自我覺醒帶動整個民族文化的進步。以“立人”為基礎，進而實現“立國”，改變中華民族的整體命運。
中國20世紀的文藝革新與思想啟蒙
胡適
新文化運動，實現了中國文學和文化由近代向現代的轉型，與1840年以後西方文化不斷湧進中國，影響進步知識分子是分不開的。“文學革命”直接產生了以“為藝術”和“為人生”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流派，明顯地體現了西方19世紀文學的影響。但是新文化“啟蒙”文學，主要繼承的是自中國晚明個性解放思潮“反禮教”和“重個性”的傳統。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是對明清白話啟蒙文學的肯定。而“思想革命”不僅是對西方18世紀啟蒙思想中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的接受，更是對17世紀清初啟蒙思想的繼承。沒有中國三百年來反對封建禮教束縛，提倡個性解放、抨擊君主專制的啟蒙思想基礎。“新文化運動”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顛覆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傳統禮教，實現中國兩千年來文化的大轉型。
由於我們長期以來，將新文化運動對西方啟蒙價值“民主”與“科學”的引進，作為最重要的特徵。而忽略了自明中葉以來，一直在中國民間影響巨大的反宗法禮教啟蒙思潮，以及白話小說代表的邊緣民間文化對主流官方理學的解構和衝擊。“新文化運動”是世界範圍內現代性文明發展歷程的一部分，其在20世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顛覆，是近代自文藝復興以來中西啟蒙思潮共同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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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不僅受到西方近代啟蒙文學的影響，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特徵。同時受到以“新浪漫派”為代表的現代主義思潮影響，新文學流派如雨後春筍般地陸續出現。“白話文革命”之後的中國主流文學，已經具有鮮明的現代意識。不僅是中國文學發展的新階段，同時也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20世紀的歐美文學，與現代性文明一樣迅速地向世界傳播。對於東方的亞洲和非洲，以及拉美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此同時，經過現代轉化的亞洲文學，也開始受到西方的關注。魯迅、泰戈爾、紀伯倫等東方作家，逐漸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到了20世紀後半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文學，在世界文壇的地位日益重要。具有國際影響的諾貝爾文學獎，也更多地關注並授予了東方作家。
中國20世紀的文藝革新與思想啟蒙
魯迅
白話文學革命激烈地批判了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舊文學。在西方近現代諸多文學思潮的影響下，不斷探索具有現代意識的藝術表現形式。與此同時，西方文學在20世紀20年代，也在進行一場“反傳統”的先鋒文學運動，即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並且對轉型後的東方文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中國和日本的新感覺派，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都是其具體影響的產物。經過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系列具有革命意義的轉變，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開始成為文壇的主流。現實主義雖然仍具有一定的影響，但卻大不如前。而東方則相反，儘管現代主義對亞洲、非洲、拉美國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由於這些國家在20世紀正處於“現代化”的程序中。因此，具有反思和批判“現代性”的現代主義文學產生的影響，主要在藝術表現形式，而不是思想主題上。所以，現實主義在20世紀的東方一直佔有主流的地位。
20世紀西方文學的主題是“反思現代性”，這主要體現在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之中，而東方文學的主題則是“啟蒙現代性”。這種巨大差距之根源在於，現代文明在東西方的歷史程序不同。這種差異體現在文學，尤其是小說的主題上，就是“現代”與“前現代”的距離感。20世紀的20年代和80年代，中國文化經歷了兩次巨大的轉變，“啟蒙”成為了時代的核心話語。因此，我們可以說，“現代性”的啟蒙是中國20世紀文化轉型的核心。中國文化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如何擺脫兩千年來的封建宗法觀念影響，進入全球性的現代化文明語境之中。正因為現代化在中國是一項“未竟的事業”，所以啟蒙才是一項未完成的艱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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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現代性”啟蒙，既不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的，也不是從晚清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濫觴的，而是可以追溯到15世紀的晚明個性解放思潮。15世紀的中國江南地區和義大利南方的佛羅倫薩，同樣是近代文化的起源地。從人的自我覺醒和對世俗生活需要的肯定方面來看，在15、16兩個世紀，無論是從哲學上，還是文學上，中國和歐洲的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都相差不大。只是在17世紀之後，歐洲的現代性文明在科技、經濟、政治等一系列革命的推動下，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我們不得不承認，重視科學理性、民主政治、商業發展、自由精神的古希臘文化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明王朝在農民起義和關外滿族的先後打擊下滅亡，隨即建立起來的是一個繼承了儒家傳統禮教文化的清王朝。明末清初曾經一度產生巨大影響的近代啟蒙思潮，被髮展到頂峰的封建集權政治和文化專制所壓制。閉關鎖國、八股取士、禁書令、文字獄，將17世紀之前文化領先於世界的東方古國，變成一個盲目自大、愚昧落後的東亞弱國。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的一次次救亡失敗，讓中國的進步士人和知識分子認識到，只有從文化心理上根本改造國民性格。塑造具有自我、自強、自尊意識的新國民，才能挽救中華民族的巨大危機。
中國20世紀的文藝革新與思想啟蒙
嚴復
由於20世紀上半葉的國內外形勢，中國不可能像18世紀的歐美那樣，具備一個全面和徹底進行現代性啟蒙的歷史條件。由於各種原因，中國的現代性啟蒙一直到80年代才又被重新提起。中國近代文學，尤其是小說的發展，一直就是和啟蒙緊密地聯絡在一起的。小說創作的繁榮期，也是啟蒙運動發展的高峰期。反之，則是啟蒙話語被壓抑的時代。當然，並非所有的小說作品，都是啟蒙理念的載體。而只有那些最能體現時代精神的小說，才是啟蒙話語的承擔者。因此，小說極度氾濫的時代，恰恰是啟蒙思想被遺忘最徹底的時代。同時也是社會道德淪喪，精神信仰虛無、人文精神衰落的“末世”。
如果說中國在20世紀20年代的“文學革命”之後，啟蒙文學主要是以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為主，具有強烈的批判宗法禮教，倡導個性解放特徵。那麼同時期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則以非理性哲學和無意識理論來反思現代科技理性對人的異化。儘管30年代的京派和海派文學，對現代都市文明進行了一定的批判。但是在救亡的時代主題下，並未得到更多的重視。
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進入“新時期”，同時西方文學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曾經在60年代風靡歐美的後現代主義文學，逐漸地在70年代進入衰退期。而文學主流出現了向“現實主義”迴歸的傾向。但實質上，這一時期的西方文學，正進入一個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融合期，新歷史、後殖民、新女權、種族文學、猶太文學的興起，說明西方文學開始用“後現代”視角，來審視一些歷史和當代的重大文化、社會、種族問題。與此同時，中國90年代的文學，也把書寫的方向轉向民間歷史、日常瑣事和個人隱私。中西文學主題的深刻崇高與淺薄庸俗，形成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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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五四“文學革命”之後，迅速出現了以“為人生”和“為藝術”為宗旨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流派。在20年代，現實主義中的鄉土寫實和浪漫主義中的唯美心理傾向。在30年代開始相互交融，在主流的現實主義之外，形成了具有古典色彩的京派和現代色彩的海派作家群。兩者在藝術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由於30年代國際國內局勢的動盪不安加劇，以革命和戰爭為題材的現實主義小說，開始成為世界文壇的一股主要力量。在中國，現實的“救亡”取代思想的“啟蒙”成為時代最強音。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也暫時進入低谷。40年代，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尾聲，世界文學再次出現異彩紛呈的繁榮景觀。中國經過“文學革命”之後近三十年的發展，進入了一個短暫的成熟期。無論是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古典主義小說，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與西方文學的差距逐漸縮小。
20世紀後半葉，西方國家先後進入後工業社會。以法國新小說、英國“憤怒一代”、美國“垮掉一代”為代表的後現代小說，開始成為西方文學的主流。拉美國家將現代主義文學的表現形式與現實主義的批判主題結合起來，融入具有地方土著文化特色的魔幻因素，形成了風格獨特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以“文學大爆炸”的方式，震撼了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文壇。
五、六十年代的日本，雖然也隨著歐美髮達國家進入後工業社會。但這一時期的文學，呈現出一種唯美主義、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並存的特徵。直到七、八十年代，後現代主義才獨領風騷於文壇。與此同時，中國文學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進入“新時期”。一方面，“啟蒙”話語被重提；另一方面，“傳統”民族文化意識復甦。受西方現代派和拉美魔幻派影響，中國小說在80年代初曾一度繁榮。具有人道主義傾向的現實主義小說、充滿生命激情的浪漫主義小說和具有先鋒性質的現代派小說，紛紛湧現出來。
90年代初，文化和社會風氣為之一轉，具有精英意識的啟蒙和先鋒潮流開始消退。市場化、通俗化、娛樂化的“大眾文化”書寫方式開始成為時代的特徵，並引起關於“人文精神危機”的大討論。90年代的中國小說，經過80年代的醞釀和準備，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這種繁榮在進入新世紀之後，逐漸成為過度的泛濫。“新概念”大賽的推動、網路書寫的流行、市場化的包裝炒作，導致80年代曾一度復甦的啟蒙話語和人文精神徹底被掩蓋。中國小說在21世紀的前十年裡，走向一種米蘭·昆德拉所說的“終結”狀態。這種情況與五四“文學革命”之前的情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