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肯定的是乾隆皇帝是盛世是推動者即康乾盛世，但他又親手將這個盛世給毀掉了！乾隆皇帝在位初期，可以說是勵精圖治，發憤圖強，朝中士風清廉，國家財政空前強大，當然了，也有他的一輩子操勞的好父親 雍正皇帝的功勞，不管怎麼說，乾隆初期 乾隆是很有作為的，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好皇帝。

首先，到了乾隆晚期，乾隆帝對自己取得的成績沾沾自喜，有些不思進取，甚至自稱‘十全老人，完全沉浸在自我滿足的世界裡，不能自拔，且不知西方國家正在高速發展，乾隆帝大興土木，個人生活奢靡，六次下江南所至鋪張浪費，擾民有餘，大興文字獄，連年的征戰致使國庫嚴重損耗。

還有就是乾隆帝“閉關鎖國”政策 他不主動向世界各國學習溝通交流為了保證自己多年建立的穩定局勢和功勞不被破壞，越來越少的與外國交流溝通，1757年開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加劇了當時清朝與世界各國在各個領域的脫節。造成了清朝與世隔絕，當時清朝不知道世界發生了什麼變化，還以為自己一直是世界上強大的國家呢。殊不知外部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變革，清朝已經落後於其他各國。

還有就是，他寵信貪官和珅，乾隆晚期他重用向和珅一樣大批胡作非為的大臣，使得國家怨聲載道，甚至爆發了數次農民起義並且動搖了清朝的統治基礎。全國的土地高度集中在上層貴族階級的手中。百姓苦不堪言。

所以說乾隆皇帝締造了康乾盛世，又親手毀了自己的盛世，為後期整個清朝帝國走向滅亡，埋下了伏筆。

乾隆帝即位後，以“寬猛相濟”理念施政，先後平定新疆、蒙古，還使四川、貴州等地繼續改土歸流，人口不斷增加，在乾隆末年時突破三億大關，約佔當時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下令編纂《四庫全書》，歷時9年成書，是當時世界上最為龐大的百科全書。統治期間與康熙、雍正二朝合稱“康雍乾盛世”。

儘管有“康乾盛世”的表象，清朝由盛轉衰也是出自乾隆之手。乾隆五十七年，乾隆親自撰寫成《十全武功記》，自詡“十全老人”。命人以滿、漢、蒙、藏四種文字刻碑，昭示其武功。

“十全武功”指“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

然而，這些“武功”背後卻是勞民傷財，虛耗國力。以“降緬甸”為例，共經歷了四次戰爭，耗費銀兩以千萬記，損失兵員數萬。前段時間很火的《延禧攻略》裡的“傅恆”也是在這場戰役裡染上疫病不治而亡。

乾隆帝六下江南，美其名曰：蠲賦恩賞、巡視河工、觀民察吏、加恩士紳、培植士族、閱兵祭陵。雖然免去了江南近1000萬兩的賦稅，但實際上沿途周遭百姓、鄉紳士商都不堪其擾。地方為迎接乾隆所耗費銀兩甚至多於免去的賦稅，國庫也因一路的封賞而日漸空虛。

乾隆晚年，官場腐敗嚴重，然而他無力大操大辦，反而縱容相互構陷，使得冤案頻出，真老虎依然跋扈。

乾隆最大的敗績，便是為了打擊朋黨以及加強對人民主要是漢人的思想控制而大興“文字獄”。這一舉措讓本以逐漸緩和的民族矛盾日益銳化。使得“嘉慶年間”竟有人潛入皇宮刺殺皇帝。

自乾隆開始，清朝越發的閉關鎖國，使得當時的華人愈發愚昧，國力開始遠遠落後於西方。也為近代中國的衰落埋下禍根。

前期他勵精圖治，勤政愛民，這導致國力走上了巔峰，但是最後他貪圖享樂，奢侈，好大喜功，乾隆七下江南，更是耗盡清朝國庫，如果沒有嘉慶抄斬和坤的那些銀兩，恐怕早就亡國了吧？我曰：清亡始於乾隆！

1、揮霍奢侈。乾隆帝在中年以後，逐漸好大喜功，不但大興土木，六下江南耗用國家人力物力 ，貪汙腐化又再開始盛行，整個清王朝亦在乾隆後期由盛轉衰。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極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遊山玩水，靡費特甚。他大興土木，任意揮霍，耗費了大量的國帑。

2、吏治腐敗。同時，吏治敗壞也成為乾隆後期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乾隆帝晚年寵信和珅，導致和珅專權，貪贓枉法，嚴重破壞了吏治。他利用乾隆帝年老昏憒，喜諛厭諫的思想，報喜不報憂，一方面積極經營，擴大權勢，一方面憑藉自己的權勢索取賄賂。

3、殘酷的剝削制度。乾隆中葉以後、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殘酷的封建剝削，將廣大農民逼向絕境。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預示著皇朝日漸衰落的命運。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激化了國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後，農民起義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

乾隆帝在位後期奢靡，吏治有所敗壞，多地爆發起義。並且閉關鎖國政策也達到了最高，拉大了和西方的差距，中國正處於近代的前夜。

乾隆帝是中國歷史上文字獄製造者之一。乾隆年間的文網之密，文禍之多，是中國歷史上文字獄的頂峰。弘曆浪費奢侈。六下江南花費巨大。原本經過康熙和雍正的努力，國富民強國庫充盈，但在弘曆的揮霍下國庫卻變得囊中羞澀。六下江南還對百姓造成了非常重大的災難。晚年的弘曆更是變本加厲，埋下了讓清朝從“康乾盛世”極快的轉向了“道鹹衰世”之後一蹶不振走向滅亡的種子。

乾隆58年，英國馬加爾尼使團帶著滿心的興奮與憧憬來到中國，在他們的腦海中，中國像《馬可波羅遊記》描述的那樣，遍地黃金，男女老少身著綾羅綢緞，生活美滿而富足。當他們踏上中國的土地，卻發現這是一個飢餓的世界，這裡的人們身體消瘦，衣衫破舊，居住簡陋，懼怕官府。他們忍受著身體與心靈的雙重飢餓。

乾隆死前三年，大清爆發了遍及全國的白蓮教大起義，成了壓死乾隆盛世的最後一根稻草，從此清王朝一蹶不振，陷入風雨飄搖之中。

為什麼一向被後人稱道的康乾盛世在乾隆年間達到了鼎盛，卻又在乾隆年間由盛轉衰呢？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縱觀中國三大盛世，漢朝在漢武帝時達到全盛，卻也在漢武帝末年由盛而衰，繼而唐朝在唐玄宗時期達到鼎盛，卻也在唐玄宗後期盛極而衰，到了清朝，仍舊逃脫不了這個摩咒，乾隆年間全盛，乾隆年間由盛而衰。

一、盛世的四個支點

乾隆盛世是多方面因素綜合的結果。他透過大權獨攬形成穩定的政治局面，他重視農業和農民，他高瞻遠矚勝利平定準噶爾，除此之外，乾隆盛世另有四個支點，成為乾隆朝走向極盛的四大支術。

其一、父祖兩輩奠定的基業。康熙和雍正在制度上實現了攤丁入畝、養廉銀、密摺制度、軍機處等一系列創新的大政方針，為乾隆朝的全盛奠定了基礎。乾隆一朝在內政外交的制度上並無重大更新，他只是將父祖兩輩的方針政策落實得恰到好處。

其二、乾隆的勤政。他每天早上6點準時從寢宮出發到乾清宮，日日如此，歷朝歷代，都是臣子等候皇上，只有乾隆一朝，常常有皇帝等待臣下的情形出現。就連生病感冒他也不遲到或者休息。

說到這兒，想起明朝萬曆皇帝二十幾年不上朝，這對清朝皇帝來說簡直不可想象，尤其乾隆大權獨攬，他一天不上朝，國家機器運轉效率就會大大降低。

其三、乾隆打造了一支高效率的官員隊伍鑑於明朝朋黨給政治帶來的危害，乾隆從上任伊始就竭力打擊遏制朝中的朋黨勢頭，故而他喜歡起用沒有根基的年青官員。年青官吏們思維敏捷，辦事幹練，精力充沛而且這些人沒有經歷過宦海沉浮，沒有老臣們的圓滑世故，做起事來乾脆利落，滿足了乾隆對於官員高效率的要求。

他以獨到的眼光和恩威並施的手段選用一批年青才俊入主中樞，建立起一支高標準的核心隊伍。

其四、乾隆前期懲貪措施非常成功。

乾隆皇帝的禁貪從請客送禮、公款吃喝這樣的小事抓起，懲貪條令細化到了官員的家人。他廢除了雍正朝的《完贓減等條例》，這個條例規定只要貪汙官員還清贓銀就能免掉一死，他頒佈了《完贓不準減等》，規定官員只要貪汙達到白銀1000兩即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20萬元—就一律處斬，家產一律充公。高階官員如果事涉貪腐，即使情節輕微，同樣執法從嚴，絕不姑息。

乾隆前期封疆大吏因貪汙立案查處的達到三十多起，其中被處決或賜自盡的有二十餘名，平均每一至二年就有一位省級軍政大員因貪汙落馬。

正是由於乾隆統治前其對貪汙受賄的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才將大清推向了盛世之巔。

但一切都將在乾隆四十五年發生改變。這個年份是大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乾隆四十五年之前，乾隆是一位潔身自好的皇帝，大清是個國勢穩定、政治清明、官僚體系效率極高的盛世。

二、究竟什麼讓乾隆四十五年成為大清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原因很簡單，支撐乾隆盛世的四個支柱倒了三個，就如同一座宮殿，支撐四角的柱子斷了三根，它如何不傾頹？

其一、勤政的皇帝老了。乾隆四十五年，他已是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老人。他再勤政，也擋不住精力不濟、衰老健忘。

他的精力、健康、智慧只有年輕時的幾分之一。但他的任務與職責卻一分也沒減少，晚年的皇帝為了適應自己的身體變化，每天處理朝政的時間大大減少，每天早朝的時間也一再推遲。年老體衰的他管理著一個龐大的國家顯然已經力不從心了。

其二、官僚體系效率低下。晚年的乾隆心態漸趨平和，不再像年青時那樣嫉惡如仇，除惡務盡。

他對官員的態度變得寬厚。對貪汙官員的處理採取縱容態度，能拖就拖，即便處理也從輕發落。

作為大清帝國的神經中樞，他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引導著整個大清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皇帝勤奮進取被官僚體系層層傳導到社會基層，也許只剩十分之一，但皇帝的鬆散怠惰，經過官僚體系的層層放大，傳導到基層則會被十倍百倍地放大。

乾隆四十五年之後，官員的懶惰之風在大清官場蔓延，從京師到地方均不能倖免。官員們遇到公事，不問事之輕重，層層推諉。

老百姓告狀，基層地方官拖著不處理，有百姓越級上訪的，還實施打擊報復。乾隆晚年，官員辦事逾期蔚然成風，官員因此受處分成為官員受處分的主要原因。

除了懶，還有軟。地方官員只想和稀泥，一切案件，官員們皆有意寬減。連地方上的搶盜重案，也多有遷就，對兇犯的懲戒力度甚輕，達不到警示作用。

乾隆晚年，人口大幅增加，社會矛盾和危機日益加深，廢弛的吏制使政府處於半癱瘓狀態，造成社會治安秩序混亂不堪，更為社會矛盾和危機提供蓬勃發展的機會，惡果之一就是大量流民出現並形成組織。

這些流民組織成為土匪、山賊、強盜、海盜團體，最終直接導致白蓮教大起義的爆發。

其三、貪腐行為極其嚴重

貪腐行為日益嚴重與吏治廢弛一樣，都是官場對於皇帝精神面貌的層層放大。

晚年時其的乾隆，一改青壯年時的潔身自好，變成了一位貪慾益重的帝王。

清代皇帝的私人財政與國庫是分開的。皇帝的收入由內務府掌管，國庫收入由戶部掌管，皇帝不能隨意支配國庫收入來滿足個人消費。所以大清財政收入的蒸蒸日上與皇帝消費水平的高低沒有直接關係。皇帝收入主要來源於內務府經營皇家莊園的收入，內務府透過經商、放貸等方式獲取的收入以及官員的進貢。前兩項都有定數，皇帝如果想要滿足自己日益增長的消費慾望只有透過第三項官員的進貢來實現。

官員們是否進貢、進貢多少、進貢質量如何決定著皇帝的生活質量。早期的乾隆潔身自好，能剋制自己的慾望，拒絕官員們的進貢。但是人的天性是無法被長期遏制的，統治日久，乾隆皇帝對奢侈品無法釋懷的熱愛，以及對奢華生活無法割捨的情懷越來越顯現出來。尤其他越是事業成功，越是自得意滿，就越覺得不能辜負自己的各種慾望。

享樂的大門一旦開啟就無法再閉合，慾望的洪流只會越來越洶湧，從此，體會上意，，揣度聖心，為皇帝收集和進貢貢品成為所有高階官員的政治生活中的頭等大事。

官員們進貢的次數，名目越來越多，貢品的數量，質量也越來越高。進貢之風的興起正是開啟乾隆晚年政治腐敗之門的鑰匙。晚年的乾隆肆無忌憚地收受貢品，其本質是一種帶頭貪汙的行為。

官員們更是透過進貢大行中飽私囊，送到皇帝手中的一萬兩，可能意味著督撫們從州縣官員那裡剝削了十萬兩，而州縣則從百姓那裡剝削了百萬兩。

乾隆晚年多起貪腐大案最後都牽扯出進貢問題，那些最優於辦貢，進貢物品最好最多最得皇帝賞識的官員最後大多成了貪汙犯。

因進貢而起的貪腐問題只是其諸種結果中最輕的一種，皇帝對物慾不加節制的追求給社會傳達了許多不良資訊：

使官場颳起一股奢靡之風，官員之間相互攀比，比誰更有品味，更有排場。

使官場“送禮”之風盛行。乾隆晚年的官場預設潛規則是：無錢不辦事。

其四、議罪銀製度的建立

晚年皇帝對財富的渴望越來越熾烈，也越來越感覺缺錢，這時理財高手和珅出場了，議罪銀製度就是和珅一項天才的理財發明。議罪銀原本是對官員犯錯罰仹的一種輕微處罰，和珅當政後，將其制度化，並將該收入直接進入皇帝小金庫。於是議罪銀的範圍不斷擴大，從財政虧空之類的重大錯誤到在奏摺上寫錯幾個字的細小錯誤，都一罰了之。

此舉一出，大臣們立即會意，不斷有大臣要求自罰，本著“嚴格要求自己”的態度，不斷為皇帝的小金庫添金加銀。被動交納的就更多了。

議罪銀製度一出，官員們貪汙的勁頭更足了，積累多年的家業一旦被罰光，官員們就會更加瘋狂地進行搜刮，甚至不惜透過侵吞和功然勒索下屬等不法手段達到目的。

乾隆晚年從議罪銀製度中得到的幾百萬兩零花錢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怕是要高達億萬兩之巨。許多“法所難容”的大罪只要交納的議罪銀夠多就能免罪，所以議罪銀起不到對官員犯罪的懲戒作用，反而使貪汙侵佔合法化，成為貪腐行為的保護傘和免死金牌。

其五、貪汙腐敗集團化。

從乾隆四十五年開始的十年間，貪汙腐敗無孔不入，摧毀了前期政治紀律嚴明的大好成果，使大清只剩下一個全盛的表象和千瘡百孔的內在。

貪汙案數量極劇增加，貪腐從小數額往巨大數額髮展，乾隆中後期的貪汙案動輒上萬，十萬，幾十萬。官員貪汙從低級別往高級別發展，從州府到省級大員再到軍機大臣都深陷貪汙泥潭。貪腐從個人化行為發展成集團性行為。乾隆晚年，，官員們只有貪汙才能更好地操作自己的官系網，才能更好地建立功業。貪汙者為了自保，在政治上拉邦結派，在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利益同盟體，一個貪汙案件往往涉案人數眾多，一人敗露，則他經濟利益鏈上的數十人，甚至上百官員都被一一牽連出來，常常一人犯案，會導致一個省的官僚體系癱瘓。

三、乾隆朝的閉關鎖國政策

英國馬加爾尼使團出訪大清，旨在透過友好協商的方式敲開中國的大門，把英國工業革命的成果和科學技術的結晶，透過貿易的方式輸送到中國來，但乾隆皇帝拒絕了。

英華人明白了一個道理，透過友好協商的方式無法打動大清皇帝，唯有用堅船利炮才能做到。

馬加爾尼使團的出訪雖然沒有達成預期目的，但這一次訪清，讓他們看到大清盛世背後腐朽而沒落的一面，堅定了他們用武力使大清屈服的決心。

乾隆的閉關鎖國政策，埋下了五十多年後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種子。

中國的每個盛世都必然要以一個大戰亂、大動盪的禍亂之世為前提。

中國傳統王朝崩潰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壓力，而大戰亂、大動盪會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大量土地拋荒，為新王朝解決了人口壓力問題和土地分配問題。新王朝建立後，只需無為而治，順勢而為，必定會收穫一個豐盈的經濟自動恢復期，所以盛世的出現是對衰世破壞行為的自然反彈和彌補。

盛世的出現還得益於衰世提供的經驗教訓。新的王朝建立後，統治者必然會吸取前代王朝衰亡的種種教訓，竟力避免重蹈覆轍。

同時，締造一個盛世需要幾代君主的共同努力，前幾代君主奠定良好基礎，再由後代一位傑出的帝王接斑，將王朝引領向盛世。

所以盛世的出現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客觀環境問題，即必須有一個極衰世的出現。，二是人的問題，即帝王的素質，盛世的君主必須同時具備出眾的政治素質和極強的自制力。

中國古代幾千年的專制制度，其框架和運轉規則沒有根本性的改變，我們能看到的只是盛世君王政治手段的精明及其人格的強大，卻沒有過多的制度性成就。所依賴的始終只是人治。即一個王朝的統治績效如何完全依賴於統治者的英明神武和他的精神振作與否。

但帝王個人的自制與英明往往受到外在環境的制約，由勝而驕，由勞而逸，這幾乎是人類無法改變的天性。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縱容與腐蝕。

所以，三個朝代，三位帶領自己的王朝走向極盛的君王們，他們無一避免地從前期的英明與理智到後期的昏聵與膨脹，從而也將他們的王朝送向了一條衰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