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峪鎮賽如蘇州，一水衝成乾溝”，這是山西省臨縣曲峪鎮人祖祖輩輩口口相傳的鎮史。曲峪鎮，地處縣治的西南邊緣，離城百餘華里，瀕臨黃河，隔望陝北，石頭山坐底，膠泥土蓋帽，地少土瘠，道路崎嶇，乃偏僻之縣的偏僻之鄉，甚至有人把它比喻為臨縣的“西藏”，怎麼能和蘇州搭上界呢？它又是怎樣成為乾溝的呢? 流傳久遠的故事,至今依稀尚存的佐證，都在追憶著曲峪古鎮殷實悠久的歷史……
聊聊曲峪古鎮的陳年舊事
超級富翁“李十萬”。當歷史的年輪飛轉到明朝某個年頭的時候，曲峪古鎮已經發達興盛到“店鋪比肩、廈簷相沿、小河上有橋、下雨天走遍全鎮都不溼衣裳”的繁華境地。就像榆林的鎮川堡在歷史上被陝北人稱為“小北京”一樣，臨縣的曲峪鎮在當時的千里晉陝峽谷被稱為“小蘇州”；就像磧口古鎮在清末民初成就了兩代晉西首富一樣，曲峪古鎮在明朝就誕生了一個超級富翁“李十萬”——當時社會上值錢的東西，他都有十萬以上，因而得此雅號！
物極必反，盛極必衰。老天要收“李十萬”，殃及整個古鎮。話說某個大年初一，“李十萬”剛過門的兒媳婦早晨第一個出院，樹上棲的一隻鳥開口說話了：“李十萬，李十萬，驢年散？馬年散？”新媳婦聽不懂是啥意思，心想馬比驢好，就隨口答道：“馬年散。”當年即馬年，先是天火燒，後是洪水衝，隨著“李十萬”的灰飛煙滅西天去，“小蘇州”也鎮毀人逃四散走…
浴火重生曲峪村。“小蘇州”被毀之後，有一支逃難的鎮民傍著黃河溯流遷徙，北移200公里來到河曲縣時，發現有一條溝的地形曲裡拐彎，和剛剛被毀的家園十分相似，睹物思鄉，不再前行，就地落腳開新村。為了永遠不忘自己的根，就把他鄉當故鄉，新村當舊村，依舊取名曲峪村。斗轉星移，歲月荏苒，數百年後，繼承了曲峪古鎮奮鬥基因的河曲縣曲峪村，在農業學大寨中創造出了超越先人的不朽業績，成為全國農業學大寨中的真正典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戶均固定資產超萬元！隨著歲月的不斷流淌，新、舊曲峪的關係越來越模糊了，但就在前幾年，還有三位河曲縣曲峪人，手捧家譜來臨縣曲峪尋根問祖，樹高千尺，落葉歸根，根祖文化已深深溶入每個中華兒女的血液之中。
歷史資料佐證。《磧口志》明確記載：“乾隆年間水患多，曲峪、侯臺兩鎮被毀後，兩鎮商民南移磧口建新鎮”。雖然這個時間比曲峪人流傳的“李十萬”的故事最少也要晚100多年，孰正孰誤，經與相關專家探討，大致結論均由口史而來，難有確鑿考證，但至少可以說明兩點：（1）在磧口古鎮興盛之前，曲峪古鎮已是臨縣很興盛的集鎮；（2）曲峪古鎮曾毀於大洪水是不爭的事實。
曲峪鎮南5公里白道峪村的99孔半大院，是已考證的臨縣第一大院，她和曲峪古鎮的關係，是不是與磧口古鎮和李家山的關係相似呢？在1976年特大洪水之前，開陽灘尚存的那麼多豪華墓葬，無言地向後人昭示著先輩曾經的輝煌。解放初，在曲峪的鐘鼓山廟院裡長著兩棵柏樹，絲毫不比正覺寺的細，這是曲峪古鎮千年歷史的又一明證。今日曲峪2000人30多個姓氏，則說明曲峪古鎮昨天是個人口流動較大的地方。每段文字，每個故事，甚至一草一木，都在映證著曲峪古鎮久遠而不俗的歷史。我不禁想問，如果說成就磧口古鎮的“風水”是二磧，那麼曲峪古鎮賴以發家的“風水”又是什麼呢？
推敲曲峪古鎮的風光往事
對於曲峪古鎮的這些陳年往事，打小時起就無數次地聽長輩們講過，但一直是將信將疑：在自然條件差到已經“不具備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的縣分裡，在那個幾乎是純農業經濟的歷史朝代中，曲峪鎮憑什麼條件能夠積累那麼多的財富而成為“小蘇州”呢？直到沿黃公路開通之後，當我站到曲峪鎮上游數公里的某一個位置回眸古鎮的時候，不由眼前一亮，茅塞頓開，我找到了小鎮先人們數百年前創造不朽歷史的“風水”！
十里長灘生曲峪。黃河在這裡畫了兩條並不顯眼的弧線：一條是黃河向西偏，一條是山勢向東縮，這一偏一縮之間，空出了整整十里長灘， 按照黃河曲峪段的歷史寬度僅為“隔河可以對話”、“放羊小子可以把石頭扔到陝西”的說法來計算，這片長灘最大時應該有9000畝左右的面積，由於潮起潮落要佔掉一部分，保守的估計，歷史上這裡有不下5000畝的灘地，而且是用井水灌溉的園子地。再輔以曲峪溝、開陽溝的溝地和2000畝山地為補充，在全農耕的社會里，在當年的曲峪村、開陽村一帶，生息2000人應該是好光景了。這在三千里江山一萬座山的臨縣，應該說是一方風水寶地了，太遠的說不清楚了，但直到明末清初，臨縣人口僅20000人，不難想象，曲峪古鎮在很早的年代裡，已是臨縣主要的人口聚居區之一。
五條大道興起集。農耕社會也是離不開交換的，曲峪的人口優勢和地理優勢決定了它是周邊30裡半徑內100個左右村莊興集互市的首選地。在出行主要靠腿、運輸主要靠驢的歷史上，曲峪可以放射出去五條當時可稱為大路的路，相對於“地無一畝平、出門就爬坡”的臨縣其他大多數村莊來說是比較好走的，或者說曲峪可以吸引五個方向的人來趕集：沿黃河向南30裡到叢羅峪；沿黃河向北30裡到杏嶺莊；從南山一條大路30裡通到正覺寺；從北山一條大路30裡探到苗家鄢；進曲峪溝30裡則可輻射石白頭鄉和雷家磧鄉各一半。此外，曲峪黃河對岸的陝西省坑鎮、店鎮、峪口鎮、木頭峪鄉的人們也是曲峪集上的常客。無商不富，有集必興，在方便了鄉民交換的同時，受益最大的自然是曲峪鎮人了。
傍著黃河富古鎮。我們非常熟悉的綏遠——磧口——晉中的水旱商道，在清朝中期之前一直是被禁止的，但本省上下游之間、晉陝之間區域性的商業活動一直還是進行的。由於曲峪鎮得水上便利，能夠把府谷、保德、佳縣等地的物品販回來，又由於歷史上資訊比較阻塞，生意恐怕要好做些，利潤相對穩定，天長日久，日積月累，曲峪在當時富甲一方，受人羨慕是自然的事。稱“蘇州”只是在小天地裡打比喻，既說明蘇州太有名，又說明咱本地在歷史上也貧困，但又有美好的嚮往。富積“李十萬”，應該是有影子不愁放大的道理。至於曲峪古鎮毀於何時，我無從考證，我倒覺得既說不清，也無需說清，哪個沿河靠溝的村鎮，都豈止經受過一次、兩次大洪水的考驗？曲峪灘由幾千畝變為幾百畝，無疑是歷次洪水反覆侵蝕的結果。
說說曲峪古鎮的一些著急事
近百年來，京包鐵路的開通，黃河航運業的蕭條，加速了曲峪的衰落；全社會公路運輸的大普及，使偏居一隅、處於交通末梢的曲峪古鎮發展更加滯後。當又一個千年來臨，曲峪古鎮再度迎來興盛的曙光，縣鄉油路、沿黃公路的建成，對於曲峪古鎮經濟發展的帶動十分明顯。但是，每每當我想起古鎮的兩件事，就不得不心生憂慮。
紅棗雨爛的問題。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曲峪古鎮得天獨厚的是紅棗樹，全鎮紅棗年總產量已達1000萬公斤，這是曲峪百姓基本生活的保障。令人心焦的是，紅棗雨爛頻發，許多年份，已經碩果累累、豐收在望了，又眼睜睜地看著紅棗在綿綿秋雨中生生爛掉。為了治爛，在政府的扶持引導下，建起了不少烤爐，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災害損失。但是，有相當一部分是爛在枝頭、進不了烤爐的。面對頻繁的自然災害，棗農均束手無策稱“天年”。
其實未必。三十年前，治理紅棗蟲害也是在天年論中成功的，山西農科院因此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一位即將赴美留學的黃毛丫頭以書生之見說應該是可治的，網上也有一些實踐成果方面的論文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書生之見，棗農們在實踐中也有林林總總的治爛經驗等待總結應用。可否推理認為，棗爛難題在科技層面上已非“禁區”？憂心之餘，我提個建議：鑑於呂梁市黃河沿岸有近百萬百姓靠紅棗為基本生活來源，可否由市政府一次性拿出紅棗棗爛年損失的10%的資金，投向對口的農科機構專題攻關，輔以發動基層幹部總結群眾經驗，為治理棗災、惠及棗農、促進呂梁協調發展搏一把。如若成功，這群緊靠黃河畔、土地最薄、資訊最少、出路最窄的弱勢群體的生活就有了基本保證。
保灘護鎮的問題。曲峪鎮因天賦長灘而生，而古鎮當年賴以起家的“風水地”，則由於黃河河床的不斷於高，特大洪水的反覆光顧，早已被沖刷毀壞了大部分，歷史上的晉陝峽谷第二大灘，僅存前曲峪灘和開陽灘兩個小灘了，各剩幾百畝吧，而原本居於十里長灘腰部位置的後曲峪灘，早已蕩然無存，從東山到西山，淺淺漫漫的都被黃河佔領了。俗話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在曲峪則是，黃河被於小河更高。近幾十年來，曲峪溝十年一遇的洪水就要進鎮遊街了。為了防洪護鎮，從30年前開始，前、後曲峪人民就用義務工、村積累、政府支援多種力量年復一年開展築堤防洪的不懈努力，防溝護鎮工程初步告捷，這階段性成果已讓曲峪人在夏天安心了不少。
但是，曲峪古鎮防黃大堤不僅至今沒有啟動，而且防黃意識也普遍較為麻痺。客觀地講，黃河安瀾了35年了，曲峪人，半數以上並沒有見過黃河的濤天巨浪，也難有防範意識，更難引起政府的足夠重視。歷史的教訓不應忘記。如果說明朝洪水沖垮“李十萬”已經久遠並被披上了神話外衣的話，那麼1976年農曆七月初七日黃河大水，傾刻間使索達幹村居住的較低的家庭窯塌地毀人亡，釀成了臨縣歷史上最大的自然災害的慘痛教訓，我們當引以為戒。
黃河中游已經三十多年沒有發生大的洪水了，在水利工作中常常使用的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概念，無論何年一遇，對於僅剩的幾百畝灘地，都可能是一次極為嚴峻的考驗。為了有效保護這古鎮人民賴以生存的良田，保護千年古鎮僅存的這一點點“風水”，為了給古鎮的可持續發展保留空間，呼籲政府和有識之士給予足夠的重視，爭取到水利水保資金的投入，抑或在拓修沿黃公路時充分考慮曲峪古鎮的歷史價值，學習木頭峪鄉的做法，謹慎規劃，合理傾斜，扶貧救急。保護良灘，就是保護古鎮！
歷史無言，古鎮無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人一定不要忘記歷史的教訓，未雨綢繆，防患未然，才能比先人生活得更好，才能造福當代，澤被後人。
“曲峪鎮賽如蘇州，一水衝成乾溝”，這是山西省臨縣曲峪鎮人祖祖輩輩口口相傳的鎮史。曲峪鎮，地處縣治的西南邊緣，離城百餘華里，瀕臨黃河，隔望陝北，石頭山坐底，膠泥土蓋帽，地少土瘠，道路崎嶇，乃偏僻之縣的偏僻之鄉，甚至有人把它比喻為臨縣的“西藏”，怎麼能和蘇州搭上界呢？它又是怎樣成為乾溝的呢? 流傳久遠的故事,至今依稀尚存的佐證，都在追憶著曲峪古鎮殷實悠久的歷史……
聊聊曲峪古鎮的陳年舊事
超級富翁“李十萬”。當歷史的年輪飛轉到明朝某個年頭的時候，曲峪古鎮已經發達興盛到“店鋪比肩、廈簷相沿、小河上有橋、下雨天走遍全鎮都不溼衣裳”的繁華境地。就像榆林的鎮川堡在歷史上被陝北人稱為“小北京”一樣，臨縣的曲峪鎮在當時的千里晉陝峽谷被稱為“小蘇州”；就像磧口古鎮在清末民初成就了兩代晉西首富一樣，曲峪古鎮在明朝就誕生了一個超級富翁“李十萬”——當時社會上值錢的東西，他都有十萬以上，因而得此雅號！
物極必反，盛極必衰。老天要收“李十萬”，殃及整個古鎮。話說某個大年初一，“李十萬”剛過門的兒媳婦早晨第一個出院，樹上棲的一隻鳥開口說話了：“李十萬，李十萬，驢年散？馬年散？”新媳婦聽不懂是啥意思，心想馬比驢好，就隨口答道：“馬年散。”當年即馬年，先是天火燒，後是洪水衝，隨著“李十萬”的灰飛煙滅西天去，“小蘇州”也鎮毀人逃四散走…
浴火重生曲峪村。“小蘇州”被毀之後，有一支逃難的鎮民傍著黃河溯流遷徙，北移200公里來到河曲縣時，發現有一條溝的地形曲裡拐彎，和剛剛被毀的家園十分相似，睹物思鄉，不再前行，就地落腳開新村。為了永遠不忘自己的根，就把他鄉當故鄉，新村當舊村，依舊取名曲峪村。斗轉星移，歲月荏苒，數百年後，繼承了曲峪古鎮奮鬥基因的河曲縣曲峪村，在農業學大寨中創造出了超越先人的不朽業績，成為全國農業學大寨中的真正典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戶均固定資產超萬元！隨著歲月的不斷流淌，新、舊曲峪的關係越來越模糊了，但就在前幾年，還有三位河曲縣曲峪人，手捧家譜來臨縣曲峪尋根問祖，樹高千尺，落葉歸根，根祖文化已深深溶入每個中華兒女的血液之中。
歷史資料佐證。《磧口志》明確記載：“乾隆年間水患多，曲峪、侯臺兩鎮被毀後，兩鎮商民南移磧口建新鎮”。雖然這個時間比曲峪人流傳的“李十萬”的故事最少也要晚100多年，孰正孰誤，經與相關專家探討，大致結論均由口史而來，難有確鑿考證，但至少可以說明兩點：（1）在磧口古鎮興盛之前，曲峪古鎮已是臨縣很興盛的集鎮；（2）曲峪古鎮曾毀於大洪水是不爭的事實。
曲峪鎮南5公里白道峪村的99孔半大院，是已考證的臨縣第一大院，她和曲峪古鎮的關係，是不是與磧口古鎮和李家山的關係相似呢？在1976年特大洪水之前，開陽灘尚存的那麼多豪華墓葬，無言地向後人昭示著先輩曾經的輝煌。解放初，在曲峪的鐘鼓山廟院裡長著兩棵柏樹，絲毫不比正覺寺的細，這是曲峪古鎮千年歷史的又一明證。今日曲峪2000人30多個姓氏，則說明曲峪古鎮昨天是個人口流動較大的地方。每段文字，每個故事，甚至一草一木，都在映證著曲峪古鎮久遠而不俗的歷史。我不禁想問，如果說成就磧口古鎮的“風水”是二磧，那麼曲峪古鎮賴以發家的“風水”又是什麼呢？
推敲曲峪古鎮的風光往事
對於曲峪古鎮的這些陳年往事，打小時起就無數次地聽長輩們講過，但一直是將信將疑：在自然條件差到已經“不具備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的縣分裡，在那個幾乎是純農業經濟的歷史朝代中，曲峪鎮憑什麼條件能夠積累那麼多的財富而成為“小蘇州”呢？直到沿黃公路開通之後，當我站到曲峪鎮上游數公里的某一個位置回眸古鎮的時候，不由眼前一亮，茅塞頓開，我找到了小鎮先人們數百年前創造不朽歷史的“風水”！
十里長灘生曲峪。黃河在這裡畫了兩條並不顯眼的弧線：一條是黃河向西偏，一條是山勢向東縮，這一偏一縮之間，空出了整整十里長灘， 按照黃河曲峪段的歷史寬度僅為“隔河可以對話”、“放羊小子可以把石頭扔到陝西”的說法來計算，這片長灘最大時應該有9000畝左右的面積，由於潮起潮落要佔掉一部分，保守的估計，歷史上這裡有不下5000畝的灘地，而且是用井水灌溉的園子地。再輔以曲峪溝、開陽溝的溝地和2000畝山地為補充，在全農耕的社會里，在當年的曲峪村、開陽村一帶，生息2000人應該是好光景了。這在三千里江山一萬座山的臨縣，應該說是一方風水寶地了，太遠的說不清楚了，但直到明末清初，臨縣人口僅20000人，不難想象，曲峪古鎮在很早的年代裡，已是臨縣主要的人口聚居區之一。
五條大道興起集。農耕社會也是離不開交換的，曲峪的人口優勢和地理優勢決定了它是周邊30裡半徑內100個左右村莊興集互市的首選地。在出行主要靠腿、運輸主要靠驢的歷史上，曲峪可以放射出去五條當時可稱為大路的路，相對於“地無一畝平、出門就爬坡”的臨縣其他大多數村莊來說是比較好走的，或者說曲峪可以吸引五個方向的人來趕集：沿黃河向南30裡到叢羅峪；沿黃河向北30裡到杏嶺莊；從南山一條大路30裡通到正覺寺；從北山一條大路30裡探到苗家鄢；進曲峪溝30裡則可輻射石白頭鄉和雷家磧鄉各一半。此外，曲峪黃河對岸的陝西省坑鎮、店鎮、峪口鎮、木頭峪鄉的人們也是曲峪集上的常客。無商不富，有集必興，在方便了鄉民交換的同時，受益最大的自然是曲峪鎮人了。
傍著黃河富古鎮。我們非常熟悉的綏遠——磧口——晉中的水旱商道，在清朝中期之前一直是被禁止的，但本省上下游之間、晉陝之間區域性的商業活動一直還是進行的。由於曲峪鎮得水上便利，能夠把府谷、保德、佳縣等地的物品販回來，又由於歷史上資訊比較阻塞，生意恐怕要好做些，利潤相對穩定，天長日久，日積月累，曲峪在當時富甲一方，受人羨慕是自然的事。稱“蘇州”只是在小天地裡打比喻，既說明蘇州太有名，又說明咱本地在歷史上也貧困，但又有美好的嚮往。富積“李十萬”，應該是有影子不愁放大的道理。至於曲峪古鎮毀於何時，我無從考證，我倒覺得既說不清，也無需說清，哪個沿河靠溝的村鎮，都豈止經受過一次、兩次大洪水的考驗？曲峪灘由幾千畝變為幾百畝，無疑是歷次洪水反覆侵蝕的結果。
說說曲峪古鎮的一些著急事
近百年來，京包鐵路的開通，黃河航運業的蕭條，加速了曲峪的衰落；全社會公路運輸的大普及，使偏居一隅、處於交通末梢的曲峪古鎮發展更加滯後。當又一個千年來臨，曲峪古鎮再度迎來興盛的曙光，縣鄉油路、沿黃公路的建成，對於曲峪古鎮經濟發展的帶動十分明顯。但是，每每當我想起古鎮的兩件事，就不得不心生憂慮。
紅棗雨爛的問題。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曲峪古鎮得天獨厚的是紅棗樹，全鎮紅棗年總產量已達1000萬公斤，這是曲峪百姓基本生活的保障。令人心焦的是，紅棗雨爛頻發，許多年份，已經碩果累累、豐收在望了，又眼睜睜地看著紅棗在綿綿秋雨中生生爛掉。為了治爛，在政府的扶持引導下，建起了不少烤爐，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災害損失。但是，有相當一部分是爛在枝頭、進不了烤爐的。面對頻繁的自然災害，棗農均束手無策稱“天年”。
其實未必。三十年前，治理紅棗蟲害也是在天年論中成功的，山西農科院因此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一位即將赴美留學的黃毛丫頭以書生之見說應該是可治的，網上也有一些實踐成果方面的論文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書生之見，棗農們在實踐中也有林林總總的治爛經驗等待總結應用。可否推理認為，棗爛難題在科技層面上已非“禁區”？憂心之餘，我提個建議：鑑於呂梁市黃河沿岸有近百萬百姓靠紅棗為基本生活來源，可否由市政府一次性拿出紅棗棗爛年損失的10%的資金，投向對口的農科機構專題攻關，輔以發動基層幹部總結群眾經驗，為治理棗災、惠及棗農、促進呂梁協調發展搏一把。如若成功，這群緊靠黃河畔、土地最薄、資訊最少、出路最窄的弱勢群體的生活就有了基本保證。
保灘護鎮的問題。曲峪鎮因天賦長灘而生，而古鎮當年賴以起家的“風水地”，則由於黃河河床的不斷於高，特大洪水的反覆光顧，早已被沖刷毀壞了大部分，歷史上的晉陝峽谷第二大灘，僅存前曲峪灘和開陽灘兩個小灘了，各剩幾百畝吧，而原本居於十里長灘腰部位置的後曲峪灘，早已蕩然無存，從東山到西山，淺淺漫漫的都被黃河佔領了。俗話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在曲峪則是，黃河被於小河更高。近幾十年來，曲峪溝十年一遇的洪水就要進鎮遊街了。為了防洪護鎮，從30年前開始，前、後曲峪人民就用義務工、村積累、政府支援多種力量年復一年開展築堤防洪的不懈努力，防溝護鎮工程初步告捷，這階段性成果已讓曲峪人在夏天安心了不少。
但是，曲峪古鎮防黃大堤不僅至今沒有啟動，而且防黃意識也普遍較為麻痺。客觀地講，黃河安瀾了35年了，曲峪人，半數以上並沒有見過黃河的濤天巨浪，也難有防範意識，更難引起政府的足夠重視。歷史的教訓不應忘記。如果說明朝洪水沖垮“李十萬”已經久遠並被披上了神話外衣的話，那麼1976年農曆七月初七日黃河大水，傾刻間使索達幹村居住的較低的家庭窯塌地毀人亡，釀成了臨縣歷史上最大的自然災害的慘痛教訓，我們當引以為戒。
黃河中游已經三十多年沒有發生大的洪水了，在水利工作中常常使用的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概念，無論何年一遇，對於僅剩的幾百畝灘地，都可能是一次極為嚴峻的考驗。為了有效保護這古鎮人民賴以生存的良田，保護千年古鎮僅存的這一點點“風水”，為了給古鎮的可持續發展保留空間，呼籲政府和有識之士給予足夠的重視，爭取到水利水保資金的投入，抑或在拓修沿黃公路時充分考慮曲峪古鎮的歷史價值，學習木頭峪鄉的做法，謹慎規劃，合理傾斜，扶貧救急。保護良灘，就是保護古鎮！
歷史無言，古鎮無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人一定不要忘記歷史的教訓，未雨綢繆，防患未然，才能比先人生活得更好，才能造福當代，澤被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