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晚清極其重要的一位大臣，漢族，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宗聖曾子七十世孫。如果少了這位曾文正公可以說大清帝國八成老早就被起義軍拆成了碎片。在太平天國起義的時候，就是曾國藩代領的湘軍和他的弟子左宗棠率領的淮軍比較有戰鬥力。其他的所謂八旗勇士、綠營悍將基本上都是一群絲毫沒有什麼能力的兵老爺。他們早就被緩歌縵舞和大煙浸軟了腰肢，甚至已經病入膏肓。若沒有曾國藩振臂一呼的話，恐怕那個時候的大清已經從搖搖欲墜變成了一攤瓦礫。

當然，像曾國藩這樣的人才古來都是少有的，能夠像他一樣能文能武，功高蓋主卻又能夠安享晚年的幾乎沒有幾個人。滿清不是對他沒有過猜忌和嫌隙，但是這些暗湧都是被他悄然的化解了。這些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非常危險的事情，在曾文正的手中處理起來卻是駕輕就熟，雲淡風輕。這也可能是因為出身文臣的緣故，歷來儒將只要是沒有野心的，或者說是沒有要取而代之意思，反而追求學術成就的文人，基本上都能夠很輕易地全身而退，他們懂得取捨，故而才能夠張弛有度。 但是在那個時代之中，即使是曾國藩這樣的曠世大才有的時候也難免要面臨一些比較麻煩瑣碎的事情。 比如說家族之間的一些事情就是讓他怎麼逃也逃不掉的，畢竟生活在一個宗族制度的社會之中，那些在現代人看來非常不可思議的甚至完全不需要理會的事情著實使他們有大傷腦筋。早年曾國藩還未發家的時候，這樣的家庭瑣事其實就有一大堆，但是因為自己的身家還不豐厚，而且家裡面也都是些窮親戚，知道他還沒有能力做太多的事情，所以也就比較老實，基本上沒有做過什麼出格的事情。但是他們之間畢竟還是有著深厚的血緣關係的，生活上雖然溝通不便但也總是有書信來往。

道光二十四年曾國藩開始出仕，甚至小有成就的時候，家裡面的事情慢慢就越來越多了。比如說當年的曾國藩官品提升之後，俸祿也就慢慢上去了，很多的窮親戚也就寫信請求曾國藩支援。而且隨著官職的變動，曾國藩也不得不開始多了些官場的應酬，眾所周知，華人喜歡在飯局上面說事情。官員的應酬自古至今都是很多的，曾國藩這樣處世老道的人自然也不可能免俗，畢竟人還是要活在世上，就要和人打交道。 性格孤僻，和誰都不往來自然不可能成為聖人。曾國藩事業漸漸有了起色，日子也就忙了起來。但是家中的事情也就緊跟著多了起來。就在曾國藩在京城之中的事業正蒸蒸日上的時候，一封家書給他潑了一盆冷水。彼時的曾家在鄉中雖然算不得是頂尖豪門，但也算是個小富之家。因此很多人都希望藉著曾家的勢力撈上一筆。對於這樣的事情，曾國藩一向是比較反感的，作為一個有抱負的儒家士子，他絕對是能夠做到嚴於律己的。

所以當鄉中有人嫌曾家手信寒酸的時候曾國藩不免有些慍意。畢竟這樣的禮節性的事情本來就不該過於斤斤計較，而且曾家也的確不是什麼公侯富貴之家，本來也就沒有什麼積累，至多也就是個鄉紳罷了。所以曾國藩的家書之中寫到，對於這樣的人，家人還是儘量跟他說清楚家裡面的經濟狀況，而且也儘量不要太寒酸了，以免得罪人。但是為了照顧父母的顏面，曾國藩還是非常小心的寫到，父親大人如果並不願意多費口舌的話，那就算了。 其外就是聯姻的事情了，因為中國古代家庭往往是用聯姻的方式來聯絡感情的。所以說當年也有很多人想要和曾國藩攀親戚，彼時的曾國藩對於這樣的事情也是非常小心的，對於那些家風不好家教不嚴格的人家，曾國藩往往都是拒絕和他們成為親家的。因為那些人大多數都是心術不正，內心其實並不是結成秦晉之好，反倒是想要依附曾國藩的勢力，然後到處欺男霸女，魚肉鄉里。 諸如此類的事情多了，曾國藩對與相鄰之間的齟齬也就看的比較開了。往往都是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這樣的好處在於他幾乎不再為這些小事情煩心了，很多時候人就是太過想要面面俱到，結果反而一事無成。

眭達明

同治六年(1867)九月十日晚，曾國藩與他的心腹幕僚及心愛弟子趙烈文(字惠甫)進行過一次長達數小時的密談。

當時曾國藩心情非常不好，決意退出官場，趙烈文卻反覆勸慰曾國藩不能息肩，並建議他把妻子兒女兄弟都接出來。

曾國藩聽後不僅打消了退出官場的想法，而且下決心把家人接到了金陵(今南京)。

在趙烈文看來，慈禧太后和年幼的皇帝離不開曾國藩，平民百姓離不開曾國藩，湘軍離不開曾國藩，國家穩定更離不開曾國藩，不管是天下安危還是曾國藩一家人的安全，都不允許曾國藩退出官場，這真應了“騎虎難下”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些老話。而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說到底正是在於曾國藩親手締造的湘、淮軍制。

湘軍只有曾國藩指揮得了

在編練湘軍時，曾國藩為了使其成為由他個人控制、指揮的軍隊，不僅大肆製造輿論，說他創辦的湘軍不同於“官勇”和“義師”，並且在軍制上精心設計，巧為謀劃。

為此，他著重在兩個方面做了努力：一是加強各級軍官權力，下級絕對服從上級，士兵絕對服從軍官，全軍絕對服從他曾國藩本人;二是堅持募勇的地域和私人情誼至上原則。

曾國藩規定，湘軍的招募，統領由大帥挑選，營官由統領挑選(湘軍規模擴大後，統領之下又設定了分統即小統領這一層級——筆者注)，哨官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官挑選，士兵由什長挑選。對於湘軍內部的關係，曾國藩還規定：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為遙制;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為遙制;一哨之權全付哨官，營官不為遙制;一什之權全付什長，哨官不為遙制。一旦主將如統領、營官、哨官或戰死、或革差、或病退、或離任，他所指揮的部隊即全部解散，或整軍、整營重新改組，或由新人重新招募，選中者改換門庭，投靠新主子，未被選中者遣送回籍。如咸豐十年(1860)初唐訓方赴任湖北糧道之前，胡林翼打算將訓營整軍交由鮑超指揮，曾國藩馬上寫信表示反對：“鄙意勇以親手招募者為佳，似可一面令訓營撤散，一面令霆營招選，仍令春霆(鮑超，字春霆)酌用訓營之豪強者為營、哨官，移花接果，當可兩得其宜。”

這種兵為將有、將為帥有的軍制，自然很容易形成各樹一幟、各護其長的風氣，下級軍官和士兵，唯恐招募和任用自己的長官死去而失去升官發財的機會。如咸豐四年(1854)塔齊布統率湘軍陸師攻打湘潭時，“主將偶爾不見，即相與痛哭尋覓，入群賊中，若無人者”。而但凡不是招募和任用自己的軍官擔任指揮，打起仗來就棄之不顧。如咸豐十年蕭翰慶奉命增援浙江，時間倉促，將來不及改編的唐訓方舊部調來使用，結果途中與太平軍遭遇，所部潰散，不顧主將，致使蕭翰慶白白送掉性命。

此後湘軍將領都不敢帶領別人招募的部隊打仗，一旦指揮易人，軍隊必須重新改編，另行選募，否則不能作戰。所以王闓運總結說：“湘軍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

除了在軍制上實行兵為將有、將為帥有原則，曾國藩還認為，一軍之中若有兩地士兵，必然造成地區的不和，因而乾脆只在湖南一地招募兵員，其中又主要在長沙和寶慶兩府招募，尤以湘鄉縣最多。

這樣，士兵由私人關係轉相招引，軍官則憑個人好惡選用下屬，官與官之間也靠同鄉、同事、師生、朋友等私人感情相維繫，這就形成了地域和私情至上的原則。於是維繫湘軍的紐帶，除政治、軍事、經濟、思想等因素外，還有同鄉、同學、同年、同事、師生、親友、兄弟等私情關係。士兵與軍官、下級軍官與上級軍官以及各統兵將帥之間，不僅在戰場上靠私情關係相互支援和救援，而且在政治交往及調兵、籌餉等一切問題上都通行這種私情至上原則，而把同級的公文、上級的命令乃至朝廷的諭旨都視為次要的東西。在湘軍將帥心目中，堂堂朝廷命令，遠不如他們小圈子人員的一紙私函。

為了鼓勵士兵為其個人賣命，曾國藩編練湘軍時，還制定了一條“營中論任不論官”的原則。

眾所周知，從咸豐八年(1858)復出帶兵開始，曾國藩就改變了以往“不妄保舉”的做法。到了咸豐十一年(1861)打下安慶之後，他採納趙烈文的建議，更是積極主動保舉手下人。從此以後，湘軍官兵包括幕府人員大多數都得到過他的保舉，即使不是實授官員，也有候補、候選、記名之類資格，有不少人甚至一再得到褒獎。

然而，曾國藩雖然給湘軍官兵濫保虛銜，但任命統領、營官、哨官等職務，並不根據這些人的資歷、功勞和官位，而是依據關係親疏和能力大小。於是有的人參軍很久，多次立功，已保奏至一、二品提督和總兵大員，但仍為營、哨或士兵;有的人從軍不久，僅保到九品，卻已被任命為分統或營官，湘軍中因而普遍存在“千總為營官，參、遊為哨官”這種官職倒掛的現象。

為了保證軍事指揮系統的堅強有效，曾國藩於是在湘軍中規定，不管積功幾品，官位多高，哪怕已保至一、二品提督和總兵大員，只要在湘軍中仍處於營、哨之位，就必須絕對服從統領、分統的指揮，即使這些統領、分統只是從九品官員。

湘軍實行這一原則的結果，是在士兵中形成了一種觀念，什麼朝廷，什麼國家，什麼官秩尊卑、級別高低，統統都是沒有用的東西，可以不去理睬;只有上級長官的意志和喜怒好惡，才是最重要也是最需要特別留意的。這樣一來，所謂朝廷“名器”，就變成無足輕重的東西，往往頂不上湘軍長官的一句話。

另外，湘軍的軍餉自籌，也導致了湘軍官兵與朝廷和國家不斷離心離德。

軍需供應是兵權的標誌。民以食為天，兵以餉為命。軍隊由誰發餉，兵權自然歸誰所有。湘軍從成立起，所有錢糧幾乎全部自籌，事後逐年向清政府清單上奏。清政府要湘軍自行籌餉的最初動機，當然是為了轉移財政困難，臨機解決軍隊供餉問題，結果卻導致軍心轉移。

俗話說，“吃誰的飯幹誰的活”“爹親孃親不如錢親”。軍隊由國庫發餉時，官兵心裡想著的，自然是報效“國家”和盡忠“皇上”。當他們的工資是從長官那裡領取，每天吃的飯菜、穿的衣服，都是出於長官的“恩賜”，“國恩”“皇恩”自然變成了將帥的“私恩”，他們感恩圖報的物件，就只能是湘軍的各級統兵長官和曾國藩大帥，而不是國家和皇帝了。

由於以上原因，湘軍中便形成這樣一種牢不可破的風氣：除非給自己發過餉的軍官，其他人無論官職多大，地位多高，與自己都沒有多大關係，對於他們的命令，皆可拒不執行。所以，不僅湘軍以外的官員無法領導這支軍隊，即使湘軍內部也必須函商妥當、層層下令，任何人包括曾國藩都不能越級指揮。於是湘軍統兵將帥之間每當奏請一事，凡涉及他人者，必待函商妥當後才能啟奏，否則不僅達不到目的，反而會把關係弄僵，使事情更加難辦。至於湘軍不同派系之間更是如此。如江家軍除非江姓兄弟不能管帶，劉家軍除非劉姓兄弟不能指揮，湘軍各軍則非曾國藩統轄不可。這樣的軍隊，曾國藩之外誰能指揮得了?

騎虎難下，苦不堪言

曾國藩想退出官場的願望，不僅多次同趙烈文說過，而且在同治六年(1867)五月十二日寫給曾國荃的信中也明確表示過：在大局日壞的情況下，“與其在任而日日如坐針氈，不如引退而寸心少受煎逼。……離開亦未始非福”。

在曾國藩日記中，更是經常能見到他迫切希望功成身退的文字。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的日記就寫道：“四點睡，不甚成眠。心中鬱郁，常思解去要職，以免謗疑。”

為了能夠順利引退，同治六年正月七日，曾國藩甚至為上年年末因灞橋慘敗被奪職回籍的原陝西巡撫劉蓉感到慶幸：“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敗，霞仙革職……宦途風波真難測矣! 然得回籍安處，脫然無累，猶為亂世居大位者不幸中之幸。”

曾國藩可能做夢都不會想到，到最後竟然會有自己想退出官場卻不能的這一天!

曾國藩既然不能功成身退回家鄉頤養天年，那就只能繼續為清政府賣命。清政府偏偏對他疑忌很深，不放心他在兩江總督位置上久待，於是一會兒將他調到這裡，一會兒將他調到那兒，表面上好像是借重他的名望和地位，讓他擔當大任，實際上是對他的汙辱和折磨，成心把他累死。這是因為曾國藩在兩江地區建立了非常發達的權力支配網，他在江南的勢力實在太大，清政府無論從政權安全的角度考慮，還是從操縱國家經濟命脈的角度著想，都不會讓曾國藩長久在這裡任職，於是一有機會就動他的心思，打他的主意，非將他趕出老巢不可。

到了晚年，曾國藩的身體狀況已經很差，別說要他承擔如此繁重的任務，就是翻來覆去地北上南下、長途跋涉，也會將他折磨死。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五日，曾國藩三任兩江總督期間一直在書局工作的張文虎，得知曾國藩去世訊息後，就在當天日記中寫道：爵相“治兵十載，被極勞苦，其蒞兩江，七年之間凡三往返，心力倶困”。

所以對曾國藩來說，為國效力，實是騎虎難下，身不由己，真是苦不堪言。尤其是剿捻失敗與辦理天津教案所承受的精神壓力和打擊，更是常人難以體會。曾國藩不僅連遭彈劾，聲望大損，而且被華人罵為賣國賊，落到千夫所指，舉國欲殺，悒鬱而終的可悲下場。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曾國藩自己一手造成的，說他是自作自受或是自食其果，豈會有錯?

對曾國藩瞭解極深的老友歐陽兆熊，也不理解視榮華富貴如塵土的曾國藩，既然早就做好了退出官場的安排，最後為什麼既不激流勇退，也不向朝廷請假回鄉補制，為父母守滿三年孝?為此他在《水窗春囈·曾文正公事》中說：“而文正處功名之際，志存退讓，自以年力就衰，諸事推與蕭毅(李鴻章)，其用意殆欲作退步計耳。乃自收復金陵以後，竟不休官林下，亦不陳請補制，以文正之塵視軒冕，詎猶有所戀戀者，豈其身受殊恩，有不敢言退、不忍言退者乎?然亦非其本心矣。”

歐陽兆熊哪裡知道，曾國藩不是不敢言退、不忍言退，而是騎虎難下，想退退不了。

我認為這一篇文章寫的很棒，客觀，供大家參考

曾國藩可能做夢都不會想到，到最後他竟然會落到想退出官場而不能的下場。

曾國藩既然不能功成身退回家鄉頤養天年，那就只能繼續為清政府賣命。清政府偏偏對他疑忌很深，不放心他在兩江總督位置上久待，於是一會兒將他調到這裡，一會兒將他調到那兒，表面上好像是借重他的名望和地位，讓他擔當大任，實際上是對他的汙辱和折磨，成心把他累死。這是因為曾國藩在兩江地區建立了非常發達的權力支配網，他在江南的勢力實在太大，清政府無論從政權安全的角度考慮，還是從操縱國家經濟命脈的角度著想，都不會讓曾國藩長久在這裡任職，於是一有機會就動他的心思，打他的主意，非將他趕出老巢不可。

　　到了晚年，曾國藩的身體狀況已經很差，別說要他承擔如此繁重的任務，就是翻來覆去地北上南下、長途跋涉，也會將他折磨死。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五日，曾國藩三任兩江總督期間一直在書局工作的張文虎，得知曾國藩去世訊息後，就在當天日記中寫道：爵相“治兵十載，被極勞苦，其蒞兩江，七年之間凡三往返，心力倶困”。

　　所以對曾國藩來說，為國效力，實是騎虎難下，身不由己，真是苦不堪言。尤其是剿捻失敗與辦理天津教案所承受的精神壓力和打擊，更是常人難以體會。曾國藩不僅連遭彈劾，聲望大損，而且被華人罵為賣國賊，落到千夫所指，舉國欲殺，鬱鬱而終的可悲下場。

曾國藩剿滅太平軍後，已經是心力交瘁，接近油盡燈枯了。曾國藩是個很謹慎的人，他知道湘軍的勢力太大了，歷代的“兔死狗烹”的戲碼就要上演了。於是，曾國藩趕快自己裁軍、辭爵，甚至想退出官場，希望清廷能放過他。

從個人來說，曾國藩是想退出的，但是他不能。

第一，清廷不允許

曾國藩立下這麼大的功勞，本來應該封王的，清廷卻只封了一個侯。如果曾國藩再辭官，那麼天下人會怎麼議論清廷？清廷為了自己的面子不會答應曾國藩辭官；

其次，清廷需要他

雖然曾國藩將湘軍裁掉了，但是湘軍部眾已經佔據了天下絕大部分地方的官職，這些人隱隱然有和朝廷抗衡的可能。清廷需要曾國藩在，有他在，清廷可以容易的指揮這些地方官；

第三，人才難得

雖然太平軍已經平定了，但清廷進入多事之秋，到處冒煙起火。清廷需要曾國藩這樣的人幫助他們滅火；

第四，騎虎難下

曾國藩在朝廷中不是沒有政敵，尤其湘軍火燒金陵，曾國藩和他的湘軍有一堆問題。曾國藩在位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一旦他下臺，有人從中生事，他一個下臺官員估計是對付不了的。

像曾國藩這樣的人才古來都是少有的，能夠像他一樣能文能武，功高蓋主卻又能夠安享晚年的幾乎沒有幾個人。滿清不是對他沒有過猜忌和嫌隙，但是這些暗湧都是被他悄然的化解了。這些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非常危險的事情，在曾文正的手中處理起來卻是駕輕就熟，雲淡風輕。這也可能是因為出身文臣的緣故，歷來儒將只要是沒有野心的，或者說是沒有要取而代之意思，反而追求學術成就的文人，基本上都能夠很輕易地全身而退，他們懂得取捨，故而才能夠張弛有度。

但是在那個時代之中，即使是曾國藩這樣的曠世大才有的時候也難免要面臨一些比較麻煩瑣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