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覺得這個問題有點太大了。

首先，在那樣的歷史背景下，統治者所謂的“國”的概念，跟我們現在有很大的差別。

從歷史發展的大勢上來看，我們當然可以給出很多教科書類的評價，比如愚民，比如封建，比如開歷史倒車。

但其實在每一個決策者在決策的當時都是很難甚至無法做到跳出歷史看歷史的。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即使是見識不凡的統治者，也僅能看到自己腳下的土地，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不能知道世界發展的其他可能性。所以，在經歷了幾千年的農耕經濟之後，沒有什麼人能夠客觀地認識貿易的優勢，不能做出正確判斷也是很正常的啊

即然說乾隆“閉關鎖國”，那麼很想請教一下各位有識之士，他是如何閉關鎖國的？下的是哪道命令？閉的是哪幾個關口？依據是什麼？

原來，我們只長著一張人云亦云的嘴。

如果乾隆時期的對外貿易還稱不上繁榮的話，中國古代哪朝哪代還敢稱“繁榮”二字？

一般大家有這樣一種概念，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下令關閉了江、浙、閩三個海關，只留下廣州一處對外貿易口岸，這就是所謂“閉關鎖國”的開端。

然後，這頂大帽子就嚴嚴實實地蓋在乾隆的頭上，做為自大愚昧，狂妄封閉的象徵。

一旦形成了固識，再要想改變思想可就難了。我們甚至連懷疑一下的興趣都欠奉，這其中，是不是就包括你我呢？

好吧，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上諭。

【諭軍機大臣等：

楊應琚所奏勘定浙海關征收洋船貨物酌補贛船關稅及梁頭等款，並請用內府司員督理關稅一摺，已批該部議奏。及觀另摺所奏，所見甚是，前摺竟不必交議。

從前令浙省加定稅則，原非為增添稅額起見，不過以洋船意在圖利，使其無利可圖，則自歸粵省收泊，乃不禁之禁耳。今浙省出洋之貨，價值既賤於廣東，而廣東收口之路，稽查又加嚴密，即使補徵關稅、梁頭。而官辦只能得其大概，商人計析分毫，但予以可乘，終不能強其舍浙而就廣也。

粵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謀生，不獨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門、黃埔在在設有官兵，較之寧波之可以揚帆直至者形勢亦異，自以仍令赴粵貿易為正。本年來船雖已照上年則例辦理，而明歲赴浙之船，必當嚴行禁絕。但此等貿易細故，無煩重以綸音。可傳諭楊應琚，令以己意曉諭番商。以該督前任廣東總督時，兼管關務，深悉爾等情形。

凡番船至廣，即嚴飭行戶善為料理，並無與爾等不便之處，此該商等所素知，今經調任閩浙，在粵在浙，均所管轄，原無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豫令粵關，傳諭該商等知悉。若可如此辦理，該督即以此意為諮文，並將此旨加封寄示李侍堯。令行文該國番商，遍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此於粵民生計並贛、韶等關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肅清。看來番船連年至浙，不但番商洪任等利於避重就輕。而寧波地方必有奸牙串誘，並當留心查察。如市儈設有洋行，及圖謀設立天主堂等，皆當嚴行禁逐，則番商無所依託，為可斷其來路耳。如或有難行之處，該督亦即據實具奏。再將前摺隨奏交部議覆，可一併傳諭知之。】

【尋，覆奏：臣已遵旨曉諭番商洪任等回帆。並諮移李侍堯及札行寧波定海各官一體遵照。現在尚無設立洋行及天主堂等情弊。 】

從上面這則上諭，大概就是以下幾方面的意思：

對於洪任等那些“番商”，最初，大家想採取經濟手段――提高關稅的經濟手段，讓他們因為無利可圖而自已返回傳統貿易地――廣東口岸，不禁而禁。後來，大家認為浙江沿海太接近茶葉和絲綢的產地，價格便宜，而“番商”寧可交稅也不重返廣州口岸，這就難以達到其目的，所以，乾脆採取行政手段。

乾隆皇帝下令閩浙總督楊應琚，“以己意曉諭番商”。勒令那些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

這確實是乾隆的旨意，但未頒諭旨，因為這類小事情不值得反覆大張旗鼓，“此等貿易細故，無煩重以綸音。”

楊應琚按照皇帝旨意，已經通知洪任等番僧返回，“並諮移李侍堯（新任兩廣總督）及札行寧波定海各官，一體遵照。”

然後下令李侍堯行文該國番商，通知這些番商們，“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

透過這道上諭，我們並未發現乾隆皇帝曾經下令關閉江、浙、閩三個海關，也並未說以後只允許廣州作為惟一通商口岸。

乾隆是下旨勒令洪任等番商從今以後只能在廣東口岸進行貿易通商，而不許再跑到浙江等沿海地區進行貿易。

那麼，這些“番商”，是指所有外華人，還是指英、葡、荷等歐洲國家的商人呢？

洪任輝事件：

這道諭旨中的“洪任”，就是洪任輝。洪任輝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翻譯，他精通中文。

乾隆初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貿易份額越來越大，公司的負責人對廣州的行商制度的限制很不滿意。乾隆二十年，東印度公司派洪任輝率領船隊到達寧波定海港，採購茶葉和絲綢等產品，並在當地出售歐洲的商品，非常成功，獲利巨大。

因此，東印度公司在隨後兩年減少了前往廣州的商船數量。這樣一來，廣州海關少了這麼大的客戶，關稅收入自然就減少很多。兩廣總督楊應琚就奏請皇帝，希望提高浙江海關的關稅，用經濟手段迫使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重新回到廣州口岸，不禁而禁。

乾隆覽奏，認為可行，就諭令閩浙總督喀爾吉善與浙江海關更定稅則。“但使浙省稅額重於廣東，令畨商無利可圖，自必仍歸廣東貿易。此不禁自除之道。”

加稅方案制定，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和兩廣總督楊應琚會奏，戶部議準，奏請皇帝批准。

略謂：“外洋紅毛等國番船向俱收泊廣東。近年收泊定海，運貨寧波。請將粵海、浙海兩關稅則更定章程。嗣後除照例科徵之比例、規例二項，彼此均無增減無從議外。至正稅一項。如向來由浙赴粵之貨，今就浙置買，稅餉腳費俱輕。而外洋進口之貨，分發蘇、杭亦易，獲利加多。請將浙海關徵收外洋正稅，照粵海關則例酌議加徵。其中有貨物產自粵東，原無規避韶、贛等關稅課者，概不議加。如貨本一兩，徵銀四分九釐。但浙省貨值有與粵省原例不符者，應照時值增估更定。其價同貨物，仍循其舊。至船隻梁頭之丈尺及貨物進口出口之擔頭，悉照粵海關稅則，不準減免。”

乾隆皇帝批示：“近年奸牙勾串漁利，洋船至寧波者甚多，將來番船雲集，留住日久，將又成一粵省之澳門矣。於海疆重地、民風土俗均有關係。是以更定章程，視粵稍重，則洋商無所利而不來，以示限制。意並不在增稅也。”

但楊應琚調任閩浙總督後又上奏，說寧波很接近茶葉和絲綢原產地，商人收購成本很低，即使提高了稅率，也很難終止西洋商人繼續前往浙江沿海，不如採取行政手段，直接下令西洋“番商”只允許在廣州進行貿易。乾隆皇帝認為“所見甚是。”

即然浙江海關加稅的方案失去了意義。這才有了上面提到的這道諭旨。

從諭旨和奏摺中可以看出，無論是浙江海關加稅，還是勒令只許在廣州口岸貿易，都是針對“外洋紅毛等國番船”。那些“番商”，就是指英、荷、葡等歐商。

所以說，沒有什麼“閉關鎖國”，因為“閉關”諭令根本就沒有存在過。

乾隆皇帝從未宣佈關閉江、浙、閩三個海關，而且，廣州也並不是中國當時惟一的通商口岸。

“向來各國番商，俱有一定口岸”。

中國江、浙、閩、粵的四個海關，地理位置不同，分工也有所不同。江、浙、閩三處主要針對日本、北韓、琉球等東洋貿易，粵海關的側重點是西洋和南洋的貿易。

如果把中國東部沿海地區與東洋各國的貿易改成在廣州進行，太荒唐可笑了，清朝君臣還沒昏庸到這種地步。

事實上，江、浙、閩三個海關一直在正常執行中。

海關是否正常執行，主要體現在關稅的徵收上。海關關稅的上繳有兩個部分：一是正額，二是嬴餘。前一項通常是固定的，而後一項常常變動。“向來各關征稅，於正額之外，將贏餘一項，比較上三屆徵收最多年分。如有不敷，即著經徵之員賠補。”

“嬴餘”的上繳，是“比較上三屆最多年分”，數額便不斷有所提高，不足額數，由經徵之關員賠補。這很容易導致的就是，時間越久，嬴餘數額就越大，而經徵關員常常完不成數額，還需要賠補。

乾隆五十三年，閩海關征稅一年期滿，徵收盈餘，比較上兩屆短少銀53720兩。經戶部議覆，奏請管關各員按經徵月日，照數賠補。而皇帝認為，這一年因臺灣用兵影響了稅收，因此著令加恩寬免。

“所有此次閩海關短少之贏餘銀五萬三千七百二十餘兩，著魁倫、徐嗣曾、伍拉納各按經徵月日，賠補一半；其餘一半著加恩寬免。”

有時徵收不足，海關監督、將軍、道員為避免賠補，也會挪後移以應付。嘉慶四年，清廷整頓關稅，諭令廢止“三年比較之例”，而採取“嬴餘”固定辦法。這一年，欽定“江海關嬴餘為四萬兩千兩”，“浙海關嬴餘為三萬九千兩”，“閩海關嬴餘為十一萬三千兩”，“粵海關嬴餘為八十五萬五千五百兩。”

嘉慶九年，浙江海關的嬴餘額數，調整為“四萬四千兩”， “其餘各關，仍照嘉慶四年嬴餘定額徵收。”

如果江、浙、閩三處外貿海關已經關閉，這些嬴餘又從哪裡來呢？

不但沒有禁止商貿，中國商人還能出海。

限制西洋商人到廣州去貿易，並不等於取消了中國商人在江、浙、閩的出海貿易權利。如果真的取消了內地商人的出海貿易權利，那麼，清廷關於出海商船製造的規模、水櫃的大小、風帆多少的規定等，又是搞什麼鬼？有什麼必要？

江、浙、閩三個海關在乾、嘉、道三代仍然正常承擔著管理對外貿易的職責。

乾隆五十一年，暹羅國貢船抵達廣州，隨同有十餘隻商船，請求免稅。這樣的使團不僅執行外交使命，還進行商業活動。清廷認為，外藩呈進方物，“其正副使貢船自應免其徵納稅銀”。

貢船免稅，商船還必須交，乾隆皇帝又想到了琉球國使團，他說：“因思福建省亦有琉球貢船到閩海關，有無似粵省夾帶商船情事？該將軍向來如何辦理？倘亦有夾帶船隻，一例免稅之事。該將軍應遵照現降諭旨，於貢船到關時，逐一查驗。除正副貢船，仍照舊辦理免稅外，所有夾帶商船，俱著查明，一體按貨納稅。”

看到了嗎？乾隆為啥有錢，實打實的摳！琉球等藩屬國的使團前來中國，如有商船隨行，按照規定閩海關是要對其照常徵稅的。這也說明了閩海關依然正常執行。

“屬國進貢回洋，攜帶內地貨物，准予免稅”，每次“大概總未出五百兩以外”。

乾隆四十一年“琉球貢船回國，兌買絲綢、布匹等物，免過稅銀共一千二百餘兩。”引起乾隆皇帝懷疑，認為不符合慣例，要求福州將軍做出說明。

福州將軍奏報：“查該國貢船，順治年間準其貿易，康熙年間復予免稅。經前督臣喀爾吉善奏准以帶銀置貨，並無限額。恐欺隱滋弊，嗣後令據實報明，經官公辦。其入口、出口稅銀若干，向系閩海關之南臺口委員查照則例核數，申報將軍照驗，免稅放行。自乾隆三十一年以後，該國進貢船二隻，入口不出三百兩，出口皆在五百兩外。接貢船一隻，入口皆在二百兩內外，出口不出五百兩。至三十六年，入口免稅二百四十九兩，出口八百一十九兩。較之往年，為數已多。今四十年，較前更多，實因來船帶銀及置貨，視歷年加增之故。”

乾隆皇帝對於江、浙、閩等地對外貿易情況還是很瞭解的。

乾隆四十一年，諭旨“北韓、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東洋、西洋諸國，凡沿邊沿海等省分夷商貿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該將軍督撫等並當體朕此意，實心籌辦。遇有交涉詞訟之事，斷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

如果真的關閉了江、浙、閩三個海關，那乾隆這道諭令就顯得太矯情了。

乾隆四十六年，有一艘名為“郎嗎叮”的呂宋商船，在駛往廣州途中遭遇大風，停泊於廈門港，懇請就近貿易。閩海關查驗該船並無損傷，懷疑其有意趨避。署福建巡撫楊魁奏請道：“請嗣後該國商民來閩船隻，並無損壞者，一概不準發賣貨物。”

乾隆訓斥他：“楊魁此奏所見轉小。呂宋商民遭遇風暴飄至廈門，幸未傷損，亦情理所有，若竟遣回，轉非體恤遠人之意。如因閩海關輸稅定例，與粵海關多寡不一。該國商民，意圖就輕避重，何不諮查粵海關條例，令其按照輸納。該商民等趨避之弊，不杜自絕。嗣後該國商船，有來閩者。俱著照此辦理。”

可見，閩海關對外貿易的職能依然在執行中。

乾隆皇帝從未下令關閉江、浙、閩三個海關，這三個海關在乾、嘉、道三朝仍然繼續正常履行其管理對外貿易的職能。

所以，乾隆時期，“閉關鎖國”的說法完全是錯誤的。“廣州是惟一的對外貿易口岸”的說法也根本不是事實。

我就特別想知道，網上傳得沸沸揚揚的乾隆“閉關鎖國”的說法到底出自哪裡？又有什麼歷史依據？

大部分人覺得清朝閉關鎖國是為了提防洋人，但是從歷史歷史記載來看，更像是提防漢人。第一.自南宋開始，國內已經有多次小規模的海外移民潮，當然由於醫療技術的限制，熱帶地區生存條件太過艱苦，相當一部分移民在海外生活一段時間後又返回中國，正是這種回遷讓中央政府產生一種反感，對於以農耕為基礎的天朝來說，人口可以不依附土地生存就意味著可以隨時脫離政府管理，這是中央政府不能容忍的，更重要的是，中國曆來土地容量與人口是對等的，饑荒災害產生的流民足以摧毀政權，如果還在存在大量隨時回遷的人口，那麼政權穩定性是存疑的。再者隨著荷蘭人、葡萄牙人在東南亞建立起小規模的殖民地以後，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也逐步從宮廷轉向民間，這種“近華夏者華夏，近夷狄者夷狄”的概念，使中央政府更不待見海外華人，從明朝的海禁開始就已經表現出一種對警覺，到清朝更直接的表現出對海外的抵制。

第二.鄭氏家族在17世紀幾乎控制了中國外海，在與清朝對峙的二十多年中，大量沿海居民都暗中支援鄭成功，這讓清政府更加忌憚海外勢力，一旦漢人在海上力量足以擊敗清軍，那麼沿海地區甚至長江都無法防禦，更可以截斷京杭運河，南方糧食和庫銀無法北上就足以掐斷清政府命脈，例如太平天國佔領南京幾乎要了北京王朝的命，如果當時太平軍佔領武漢沒有撤退的話，清政府將徹底失去對江南的控制，中國歷史幾乎要改寫了。

第三.從康熙開始清朝皇帝都極其喜歡接觸西方傳教士，從白晉，張誠到郎世寧，清朝皇帝不但學習過西方的歷史地理，更學過天文、數學、藝術和醫學，可以說對西方十分了解。康熙甚至學習過拉丁語，在看過《人體解剖》以後很擔憂的對傳教士說，我雖然很喜歡這本書的內容，但是這種書絕對不能讓大臣們知道，因為這種書的內容違反了孔孟禮教，是不能在中國推廣的。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講，禁止對西方的交流夾帶了皇帝的私心，作為皇帝必須最聰明最有視界，也有管理層的統治需求，維持儒家禮教是治國成本最低的方式。

第四.這個是天主教自身的問題，西方正面臨新教與舊教的衝突，這種衝突也蔓延到了清朝政府，尤其是天主教教徒受梵蒂岡主教指揮，這種法外之地是政府不能容忍的。中國曆來宗教不能高於政府，王權是絕對唯一，因此清朝對西方開始反感。

題主所說的“乾隆下令閉關鎖國”，應該是指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發下諭旨：“令行文該國番商，遍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只准許西洋商船在廣東口岸互市，史稱“一口通商”。在此之前，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之後，這70餘年間，清王朝實行的是“四口通商”，朝廷在廈門設閩海關，寧波設浙海關，廣州設粵海關，上海設江海關（一說江海關初設於連雲港的雲臺山，後來才遷至上海），管理海外貿易。

不過，後人對乾隆的“一口通商”有些誤解，以為是關閉浙、江、閩三海關，只保留粵海關。事實並不是這樣。一口通商其實是指，西洋商船隻准許在粵海關報關、貿易，不準前往其他三海關，東洋與南洋商人則不受此限制。

實行“一口通商”之後，乾隆皇帝又採納兩廣總督李侍堯議訂的“防範夷商規條”：禁止洋商在廣州過冬，“夷船至粵賣貨後，令其依期回國，即有行欠未清，亦令在澳門居住，將貨物交行代售”；禁止洋商與廣州市民直接做生意，“其買賣貨物，必令行商經手，方許交易”，即特許洋行壟斷外貿；禁止洋商“任意出入”廣州城，只准暫時“寓歇行商館內”，不得自行租住民宅；禁止洋商僱傭內地人，“除設立通事、買辦外，如有無賴民人貪財受僱者，交地方官嚴禁”。

乾隆對海外貿易實行嚴厲限制的結果，就是導致了後來鴉片戰爭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