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寫文章“本同而末異”的觀點，文章的本質即是用文辭表達思想感情，而具體的體裁和形式是可以根據需要不同。就是說寫文章最主要的還是立意，要言之有物，至於什麼形式、詞藻是否華麗在其次，根據需要而定。當然不同的人寫文章風格各不相同，這是由一個人的氣質決定的，既“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至。”，別人教不會的，勉強不來的。寫文章，有感而發，先把意思說明白再說，至於能不能成為傳世之作？能不能成為文學巨匠？呵呵，努力吧！但沒事多寫寫文章是好事，不要把時間浪費在爭名奪利上，那都是竹籃打水，毫無意義。因為曹丕還說了：“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長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曹丕的《典論》提出了"本同而末異"的文學創作觀點。文章的"本"就是文章的主題，文章的主題思想一旦確定，就不能隨意更改，至於如何表現主題，採取什麼方法，用什麼文學形式是可以變化的，因人而異。也就是說文章的結構形式是變化多端的，每個作者都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樣式來表現主題。

開宗明義，曹丕文學理論的誕生，標誌著“文學的自覺時代”的到來，它使中國古典文學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魯迅先生曾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所說：

“用近代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

曹丕塑像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文學觀念理論，“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文學價值理論，“審己以度人”的文學批評理論等三個文學理論觀點。

我將從這三個方面回答問題。

01 文學觀念理論：“文以氣為主”

事實上，“文氣”說即文學是作家的自我情感表現說，早在曹丕之前就已萌芽產生，是古代批評家的基本文學觀念之一。

但第一次明確而全面的表述，首推曹丕，他也正是以這一文學觀念為核心來構建自己文學理論體系的。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的“文以氣為主”之說，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發展史上實在是一次質的飛躍，對後世影響極大；從此發端，“文氣”論也就成為一種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學理論。

曹丕的“文以氣為主”，亦即文學以作家的自我情感表現為主的文學觀念。

它的理論價值，正是在於它深刻地揭示了，文學這種特殊社會意識形式下的質的規定性：

即文學並不是客觀物件如實投影於人的大腦的產物，而是在作家的主觀因素的積極參與下才得以形成的，一種包含了作家主體自我成分在內並受主體自我意志、情感支配的意識現象。

文學的主體性就說明了，文學這種社會意識實質上是一種個體意識而非群體意識，它所表現的是個性的精神特徵，是個體的獨特的社會經歷和思想感情。

正因為如此。文學才能呈現出一個色彩斑斕、絢麗多姿的藝術世界。一旦失去了個體意識對自我的表現，文學也就僵化和死亡了。但曹丕肯定文學是一種自我表現並不等於否認文學內容的社會性。

因為，他認為的個體意識只是指出了意識主體的個人性，而其內容則包括個體的自我意識與個體和社會的關係意識，是兩者的集合體。

任何個人的自我意識的實現，都不能離開對個體與社會的關係意識；而個體與社會的關係意識，也只能以個體的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識為前提。

因此，透過個體意識的特殊表現，人們總會發現其中所蘊含的社會內容。因為意識在本質上就是社會的，所謂純粹的自我的表現，完全脫離社會的自我表現，是不可能存在的。

即便以現在的文學理論來看，曹丕的“文以氣為主”一說，即文學以作家的自我情感表現為主這一文學觀念，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

02 文學價值理論：“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這裡他直接闡明瞭文章的兩大功能：一是“經國之大業”，有益於國；二是“不朽之盛事”，有利於己。

還應指出，在所謂文章的概念中，前人說的言辭、著作，是指德教、政教和學術著作而言。

而曹丕所謂的文章，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成為專門著作的論文，他自己的《典論》就是腿；另一類則是詩、賦、章、表等作品。

他在《與王朗書》中曾說：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為著篇籍。疫病數起，士人凋落：餘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

在這段話裡，既可以看出，曹丕關於文章涵義的理解，也可以看出他認為他自己的《典論》和詩賦都可以不朽的自信，此論可與《典論·論文》互為印證。

另外，關於文學的價值和功用，在文學批評史上，早已成為人們議論的重點內容。《左傳》裡關於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說，代表當時統治階級階級對於“言”的重要性的認識；孔子提出的“興觀群怨”說，系統地概括了文學的社會功用。

到了漢代，王充主張文學應發揮“勸善懲惡”的作用，並指出以“為世用”和“不為世用”作為衡量作品好壞的標準。

曹丕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這些理論，但他沒有停留在對文學社會功用的重要性的論述上，而是又吸收了商君和韓非關於文藝功能的思想，把文藝作為治理國家的重大業務，意思即要把文藝看成是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商君書·去疆》說：

“國有禮，有樂，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固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故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商君在這段話裡明確了，文藝須為耕戰服務。

再如《韓非子·亡徵》說：

“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

韓非子則要讓文藝為法治服務。商君和韓非所特別強調的是耕戰與法治，把強化政治和經濟實力作為治國的根本，而要求把文藝擺在從屬的地位。

曹丕立足於曹魏政治的需要，著重指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正好發展了這一文藝從屬政治而絕不超越政治的樸素思想。

至於曹丕同時也把文章視為個人不朽的事業，則反映了魏晉這一時代在曾經佔統治地位的兩漢經學全面崩潰之後，人的進一步覺醒：

人們已不滿足於生前的功名事業，而追求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功名事業之外的“不朽”。

曹丕當時地位甚高，後來又做了皇帝，極人世之尊榮，實現了人生的最高理想。然而他依然感到不滿足：

“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無窮”。

帝王將相、富貴功名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夠流傳的都是精神生產的東西。顯赫一時的皇帝可以湮沒無聞，而華麗優美的詞章卻不依賴什麼而被人們長久傳頌。

文章不朽當然也就是人的不朽，可見曹丕提倡的決非消極的“為藝術而藝術”，而正是與他那種對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聯絡的。

這代表了當時一種帶有積極性質的思想傾向。因為在漢代，由於“獨尊儒術”的結果，以及文學發展中，主要是辭賦的發展中的嚴重的形式主義傾向、統治者把它視之為“徘優博奕”一類。

因此，在客觀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輕視文學價值的情況下，是曹丕第一個突破了傳統觀念的藩籬，把文學提高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崇高地位，並對其提出了“麗”的要求，從而第一個敲響了中國文學自覺時代的鐘聲。

正因如此，中國文學從魏晉時代開始，詩文辭賦一類的文學作品進一步受到人們的重視，文人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這都是中國文學趨於獨立發展的標誌。

曹丕不但在行動上大力提倡文學，優遇文人，而且在理論上也有力地反映了這個時代文學思想的新傾向。

03 文學批評理論：“審己以度人”

曹丕提出的: “審己以度人” 的文學批評理論是完備而豐富的。其主要見解表現在下列論述裡：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暗於自己，謂己為賢。”

在這裡他著重談了文學批評的兩個主要問題：一是正確進行文學批評的障礙，一是正確進行文學批評的原則。

他認為正確進行文學批評的障礙有三個：

第一個是文人相輕。曹丕認為產生“文人相輕”的原因有二：一是“善於自見”，對自己的長處“善於自見”；對自己的短處則“暗於自見”（緘默不語）。二是“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因為“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必然以己之長，輕人之短，“謂己為賢”。

第二個是 “貴遠賤近”。這個提法早已有之，陸賈說的“重古輕今”，桓潭說的“俗好珍古不貴今”，都與曹丕“常人貴遠賤近”的說法是一致的。

第三個是“向聲背實”。陸賈批評過俗人“淡於所見，甘於所聞。”，可見在文學批評上，崇尚虛名，不重實際，已是由來已久的陋習。

歸結曹丕對關於阻礙正確開展文學批評的三個障礙的剖析，是十分深刻的。

“文人相輕”是從作家修養的薄弱環節這一角度指出問題，由於有此惡習，必然導致“善於自見”，“暗於自見”和“謂己為賢”，這是一種自恃高明的固步自封，是一種無視他人所長的可怕偏見，它是由主觀認識所致。

曹丕以此深刻的見解啟發文人們的覺悟，進而克服一切偏見。他正面倡導與宣傳的正確進行文學批評的原則就是“審己以度人”。

所謂“審己以度人”即是指正確地看待自己，正確地對待別人，進行公正地實事求是地批評。做到了這一點，就能克服和糾正“文人相輕”、“貴遠賤近”、“向聲背實”的弊端。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徵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首先，他是從文章體裁著眼，說王粲和徐幹長於辭賦，短於“他文”；陳琳和阮瑀俊於章表書記，短於什麼沒有明言，於前二人聯絡起來不言自明。可見，前面說的：“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並非虛談。

其次，他又從作家風格來看，應瑒和劉禎或“和而不密”，或“壯而不密”，各有短長，這可視為後來人們以陽剛美和陰柔美區分風格的濫觴。

最後，他又以才氣論文，孔融雖有過人的才氣，其文章仍不免有所專長和不足。他就是這樣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舉人論文，一分為二，區別優劣，既能肯定其所長，又能指明其所短，這種努力是十分有益的。

當然，後來，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評述曹丕時寫道：“魏典密而不周”。意思是說曹丕的《典論·論文》在分析文氣、文體等許多文學理論問題時雖然比較細密，但終究還缺乏周詳深入的論述。

但曹丕文學理論的誕生，特別是他對文學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觀念、新的準則、新的尺度，標誌著“文學的自覺時代”的到來，從此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其在文學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

回答完畢。

建安時期政治上的風雲人物和文壇上的領袖曹丕，賦詩作文，對歷史和現時的文學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思索，並將自己的思考成果寫入了《典論．論文》這篇文章，此文雖然簡短概括，但對一些問題的思索可謂深邃獨到。成為中國文學批評歷史上第一篇純粹的文學理論專論。

此文主要闡述了以下觀點：

1.關於文學批評的態度和原則問題。批評了兩種不良傾向“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和“暗於自見，謂己為賢”，提出了“審己度人”的批評標準。

2.“建安七子”論。具體分析了“建安七子”每人的文風。

3.“文氣說”。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主張，認為作家不同的天資稟賦，才情氣質決定文章風格特徵。

4.文體論。論述了四類八種文體（包括詩賦一類的文學體裁和銘誄一類的應用文學）不同的寫作要求，肯定文學作品特有的形式之美。

5.文章“不朽”說。視著述文章為事業，將其提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事”的高度。

由於建安以前，文學受經學束縛，少有獨立地位。盛極一時的漢賦，竟被揚雄斥之為“童子雕蟲篆刻。”然而，曹丕卻認為文章有兩大功能：一是“經國之大業”，有利於國家；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於自身。據此，曹丕號召作家要以古代聖賢“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為榜樣，努力改變目前這種“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的精神狀態，培養自己具有一種超功利的審美心態。這充分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也是當時文學趨向自覺的深刻表現。

由此看出，《典論·論文》衝擊了漢代後期統治文壇的陳腐觀念；總結了建安文學的新特點和新經驗；開創瞭解盛極一時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之先例。所以，《典論·論文》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標誌著中國古代文論開始步入自覺期。

正如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李澤厚所說：“曹丕所以講求和提倡文章華美，是與他這種對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觀人生觀）相聯絡的。文章不朽當然也就是人的不朽。”這反映了曹丕同時代人，由於“文學的自覺”所帶來的人的新覺醒。人們已不滿足於生前的建功立業，而是思索和追求死後怎樣才能“不朽”。可見，“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兩者之間，確乎體現了文學的功利目的和審美的的歷史統一。毫無疑問，曹丕《典論.論文》所產生的社會價值和對文學批評史的意義也是極為深遠的。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兩個文學理論。

一、他分析了自古“文人相輕”的觀象，提出了關於文學批評的態度和原則。他的觀點，是在分析“文人相輕”的過程中產生的。

首先，他分析“文人相輕”的原因。他說文章有各種體裁，各種體裁都擅長的人是少有的。人們總是以自己所長輕視別人所短。他以“建安七子”為例，這七個人在文壇上是齊肩並駕的，但他們卻各有所長，如王粲擅長辭賦、徐幹有齊人的舒緩習氣等等。

接著，他闡述“常人貴遠賤近……”人們往往看重古人，輕視今人，好追逐名利又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於是就認為自己是最賢能的。實際上“文字同而末異”，就是文章的本質雖然相同，體裁卻不相同。體裁不同，表現的形式是有差別的。如銘文、誄文崇尚事實，詩、賦應該辭藻華麗等。

最後，他闡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他的意思是說，人的稟賦、氣質、個性是不同的，這樣的差異，不是後天的努力就能彌補的，即“不可力強而到”。這些差異，也會在作品上表現出來，因此也就出現了個人擅長的領域有差別，作品的風格也有差別。

從曹丕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歸納出他文學批評方面的觀點和原則，即個人擅長、文章體裁、作品風格等是因人而異的，所以不能因為自己所長，而輕視他人所短。

二、他提高了文學的地位，肯定了文學的社會價值。他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認為，文學是治理國家的大事業，而且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榮華富貴也有盡頭，只有作品及作品的思想，能流傳後世。

《典論·論文》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在它之前還沒有精心撰寫的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理論專著。它的產生是中國古代文論開始步入自覺期的一個標誌。曹丕對文章的價值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評價，對文學創作發展有重大意義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