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主所說的大瘟疫應該就是清軍馬背入關帶來的那場瘟疫了。

明末亂世，各路軍閥紛紛組建軍隊打擊朝廷，而關外的清兵也虎視眈眈，就當李自成快得手時，吳三桂放清兵入關，本來以清兵的實力是不至於讓李自成潰敗的如此之快，但是疾病這種東西，發威起來也是足以致命的。

馬揹帶來的不只是滿族，還有那關外的鼠疫，來到溫暖的南方，這種疾病就沒有天敵了，生物戰的結局是清朝建立，起義軍跟明朝一同消逝在歷史中。

在明朝歷史上，實際上是有兩次己巳之變：一次發生在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它有一個更為我們熟知的名字‘土木堡之變’；另一次發生在三個甲子後的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這兩次己巳之變都是明朝歷史上具有標誌意義的大事件，第一次己巳之變，雖然在於謙的指揮下成功擊退了也先帶領的瓦剌大軍，避免明朝重蹈兩宋覆轍，但卻成了大明盛世的終結；第二次己巳之變雖然在孫承宗的統籌下也成功擊退了皇太極率領的後金大軍，但無異於敲響了明朝滅亡的鐘聲。

崇禎二年十月，皇太極帥軍八萬，號稱十六萬，以收服的草原部落為嚮導。避開明朝精心打造的關寧錦防線，繞道草原兵分三路從龍井關、洪山口、大安口突破長城防線進入關內。崇禎急令天下勤王，以孫承宗為兵部尚書統籌全域性、以袁崇煥總督天下勤王軍。袁崇煥聞訊立即率領兩萬關寧軍精銳踏上勤王之路，只是令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去袁督師就再也回不來了，袁崇煥的一生事業就此成了空！

憑心而論，由皇太極指揮的這場軍事行動無疑是一場足以名耀史冊的經典戰例。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智慧、勇氣以及謀略，雖然此次入塞相比以後的那幾次無論是取得的戰果還是繳獲的戰利品都遠遠不及。但其對明朝造成的影響和打擊卻是令人難以想象的。

首先是崇禎皇帝，面對如此現狀，必是相當鬧心的。初登大位，一心求治，頗想要有一番作為；而後韜光養晦，滅掉了隻手遮天的魏忠賢閹黨；一時間永珍更新、眾正盈朝，一片中興之景。可唯獨這關外遼東顯的格格不入，好在還有袁督師。一見面袁督師就領著皇帝做起了五年復遼的美夢，有了袁督師及時遞來的這個大枕頭。崇禎意氣風發，面對袁督師，要權給權、要錢給錢、要人給人……只待五年後，天下太平，海晏河清。功比東漢光武、本朝孝宗的美名是跑不了了。只可惜這美好只是持續兩年多，看著城外黑雲壓城的皇太極大軍，崇禎何止是鬧心，簡直就是憤怒異常。在他眼裡聽信王振讒言而致京師被圍的英宗、不務正業寵信嚴嵩而遭俺答入寇的世宗，那都是活該，那都是大明的恥辱。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自己竟然也會遭遇類似的情況。

遭此大變，仔細的審視了自己曾經的所作所為，崇禎猛然發現，自己竟然成了被困皇宮這座金絲籠中的鳥。面對前線、面對天下，朝臣說什麼，自己就只能信什麼。所以此次事變平息後不久，崇禎就重新派出了內臣到各地、各鎮以為耳目，又恢復了廠衛的活動。只是如此一來，就給人反覆無常的印象。內臣、廠衛，因為崇禎之前的所作所為，不敢再放開手腳，維護皇權的能力大減。剛剛還對崇禎充滿希望的‘眾正’們，看到此情此景也不再信任崇禎。雖然崇禎一再解釋，若你們能忠職任事，我又怎麼會需要這些貨們？同樣由於曾經崇禎堅決打擊魏忠賢閹黨，他們也不敢輕易靠近崇禎。這樣就造成崇禎兩面不討好，兩面不是人，最終跟朝臣的關係就變的勢同水火。皇帝不信任大臣，大臣們不信任皇帝，這就是崇禎一朝君臣始終無法擰成一股繩共對危局的主要原因。

再來說說袁崇煥。寧錦大捷將袁崇煥的聲望推上了巔峰，崇禎的平臺召見將袁崇煥的事業推上了巔峰。可是我們在仰望巔峰之上的時候，卻往往忽略了一點，巔峰的另一邊就是深淵。從皇太極之所以能逼近京師，到袁崇煥在中途以酒食犒勞皇太極大軍，最後袁崇煥那看著詭異的行軍路線。各種疑點都在清晰的傳達一個資訊——袁崇煥有問題。但是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沒有人比崇禎更有發言權了！在袁崇煥抵達京師前，飽經蹂躪的京郊地區就紛紛傳言袁崇煥是帶路黨，是叛徒。作為大明的皇帝，這些傳言崇禎不可能不清楚。但我們看看崇禎的反應是什麼，在袁崇煥戰戰兢兢趕到平臺接受崇禎召見的時候。面對心裡七上八下的袁崇煥，崇禎當即解下自己的大衣給袁督師披上，然後好好安慰了一番並鼓勵袁崇煥努力作戰擊退敵人。真是豈有此理，在許多人都認為袁崇煥有問題的時候，皇帝陛下竟然如此對待他，難道皇帝被嚇破了膽，智商掉線了？很顯然，根據當時的情況，崇禎還沒有任何智商問題。那麼只有一個解釋，皇帝大人的舉動表明還充分相信袁崇煥，並且需要袁崇煥來幫他退敵。

關於這次己巳之變，現在很多人都想當然的認為是袁崇煥殺了毛文龍所致。那麼就需要我們來考慮一個問題？皇太極時代的後金還是原來的部落時代嗎，大城市只有一個赫圖阿拉？毛文龍隨便就能衝進去大砍大殺？要知道錦州以東的大城市瀋陽、遼陽、鐵嶺等已經盡數被後金控制。之所以曾經毛文龍能取得一些列戰果，主要是因為有袁可立從登萊方向的大力支援。若要令敵人忌憚而不敢遠出，那麼只能攻其必救。試問，以毛文龍的實力，沒有登萊方向的有力配合，又能威脅到哪一個後金的重要城市？所以說，此時毛文龍存在的作用主要就是封鎖和有限度的沿岸襲擾。真正促使此次入塞行動的是皇太極透過數次血戰擺平了草原部落，然後以草原部落為嚮導順利透過草原摸到了大明的長城防線。如果沒有這個條件，無論毛文龍在還是不在，皇太極都不可能順利入塞。

還有袁崇煥犒勞皇太極大軍這個流言。你只需要查一下袁崇煥抵達京師前的最後一站——河西務，就明白了。要知道，皇太極這樣的行動，後勤補給全靠就地強徵。假如袁崇煥有意投敵，那麼他只需要暗中派人帶著皇太極去河西務這個地方就行了。這裡簡單說一下河西務這個地方，隋煬帝開鑿大運河，河西務因緊靠運河西岸而得名。元朝定都北京以後，軍需官俸都需要江南供應，河西務便成了出入京都的水路咽喉。明隆慶六年（1572年），河西務始建城。這裡便成為一個重要的物資中轉站。知道了這，我們便能判斷出，袁崇煥非要到此，要麼是給自己的軍隊補給，要麼是防止敵人偷襲這個咽喉地帶。

所以一直以來都不懷疑袁崇煥的忠誠，只是五年復遼不太切合實際。以他的能力守衛遼東還是可以的，但殺毛文龍導致登萊皮島防線的徹底崩潰確是一大失誤。包括己巳之變，孫承宗讓他在三河一代佈防，他不聽命，也是失誤。但袁崇煥也是崇禎手下為數不多的可以統兵抗擊後金軍的將領也是事實。加上後來孫承宗被棄之不用，盧象升被坑死。本來崇禎利用好這些人，以洪承疇、孫傳庭鎮內部；以孫承宗、盧象升據遼東，至少還是可以多撐些時日。但可惜，有這麼多能臣名將，文武全才，還是落得個煤山自縊，真是可憐、可恨。

1、明朝腐敗：明朝自從嘉靖時期以後，政治日益腐敗。萬曆、天啟以來，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滿洲貴族看到明朝內部的危機日益激化，早就有滅亡明朝、吞併中原的野心。

2、前車之鑑：早在李自成起義軍的烽火燃遍中原大地之時，滿洲貴族就已經意識到，先讓農民起義軍推翻明朝，然後再舉兵入關。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後，即向北京進軍。

3、吳部投清：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三月明亡之時，吳三桂等撤入關內的遼東官員卻很快決定接受大順政權的招降。作出這一決擇首先是因為吳三桂等人獲悉大批明朝文官武將都歸附了大順。

擴充套件資料：

清朝為了入主中原，一方面招降納叛，皇太極深知滿族要想入主中原，必須取得漢族地主階級的支援。因此他十分重視漢族地主知識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將的作用，對他們採取招降收買政策。

明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清軍取得松錦之戰的全面勝利，明朝在關外的精銳盡失，僅剩下寧遠一座孤城，清軍入關的道路被徹底打通。

明朝的滅亡始於鼠疫。

　崇禎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從大順朝首都西安，開始進軍北京，但在寧武關時受到了明軍頑強抵抗，兩軍展開了一場激戰。那一仗，明朝守軍不過幾千人，李自成的人馬有幾十萬，但明軍守將周遇吉拼死抵抗，大順軍還中了明軍的計，讓人包了餃子，一下子折損幾千人。最後，李自成用人海戰術，前赴後繼以數萬人的代價，才拿下寧武。慘勝之後，李自成心有餘悸，問軍師宋獻策：‘’前面還有多少關隘？‘’宋獻策說：“還有大同、宣府。”李自成默然，小小寧武都打成這樣，大同和宣府乃軍事重鎮，這樣打誰還受得了? 不如先班師回西安吧。不料就在他們想退之時，忽然又收到明朝大同和宣府的總兵的降表，於是又改變計劃，決定繼續向北京進發。接下來李自成的隊伍勢如破竹，在三月十七日攻破北京城，崇禎倉皇出逃，在故宮後的景山吊死在一棵老槐樹上。

至此李自成自己都沒想到，北京城拿下得如此輕鬆。按理說，他在寧武關遇到的只是一員總兵官的部隊，那麼防守京城的，豈不是明朝最精銳的御林軍? 　

　然而，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所面對的北京，實際上已是一座病疫蹂躪下的鬼城。後人在講到明末清初改朝換代的這段歷史時，往往都注重講政治大勢、軍事攻防。歷史學家們很少有人關注到這場發生在崇禎十六年開始的北京城慘烈大疫：鼠疫。

根據記載，這場大疫，是從崇禎六年到崇禎十七年間流行的，發源地大致在山西的興縣。崇禎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發生了大疫。崇禎十六年四月開始，北京每天死的人數已達上萬，以至於城門都被運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戶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門口的最多，連街頭玩耍的孩子都沒有了。有一個統計數字，這場大疫奪走20萬北京人的生命，而北京城當時的人口不到100萬。這堪稱是一場超級大瘟疫。可以想象，這時駐在北京的明朝軍隊怎能倖免於瘟疫。實際上，當時在北京的守軍，名義上有十來萬，大疫過後，就已經少了一半。

當李自成的隊伍殺過來時，能爬得上城牆防守的軍人，連一萬人都沒有。這就可想而知為什麼李自成能很快攻佔了北京，明朝滅亡。

我們甚至可以換一種說法：“鼠疫消滅了明朝。”

明朝當時已經病入膏肓，除了統治腐敗，宦官專權等人為方面原因外。還有自然原因，氣候變冷。科學上稱之為小冰期。氣候異常幹寒，引起明末的全國性大災變，饑民遍野，經濟崩潰，這也是導致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

明思宗朱由檢運氣似乎不好，一登上皇位天就大旱，至公元1637年至1642年間，即崇禎十年至十五年年間，旱災達到了極端。這次持續多年的大旱涉及黃河、海河、淮河和長江流域15個省（區）。古代民以食為天，乾旱期間老天的降雨量比常年減少了三至五成，湖幹河涸，赤地萬里，鬥米千金，加上沉重的賦役，民不聊生，農民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揭竿而起，從而加劇了明朝滅亡的危機。

而當時可以說華夏大地都缺糧，接手的政權也弄不到糧食（不懂生產）安撫民生，就得不到民心，只能重複上一個過程，被消滅。這個期間的戰爭不斷，死人無數。直到天災過去，人也少了，百姓也厭倦戰爭了，又有統治者發糧，回覆生產（這個過程也充滿了血與火，畢竟滿清當時是外族），民心趨向安定的生活，滿清政權才算穩定。

崇禎十七年（1644），瘟疫蔓延，北京城裡很多軍民都感染了瘟疫，失去了抵抗力。這也多少對明朝的滅亡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四川，也是瘟疫流行，張獻忠的大西政權，很多軍士都感染了瘟疫，戰鬥力大減。

李自成的大順軍也好不到哪去，部隊一度病死的高於戰損比。

以上種種，都對滿清有利。以騎兵為主的滿洲八旗和蒙古八旗軍隊，利用這一有利條件，相繼將大明、大順、大西政權滅掉，逐步統一了中

關於大明王朝的滅亡，明廷內部原因是一方面，而天災的影響同樣極為致命，這場始於崇禎六年（1633年）的鼠疫，從西北一路蔓延至河北，造成北方各省軍民大量死亡，幾乎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李自成之所以能夠從陝西一路輕鬆殺入京城，滅亡明朝，便與此次瘟疫直接相關，而李自成大軍敗於清軍，可能同樣與這場瘟疫有關。

△《大明劫》講述的便是這場災難

關於這場瘟疫的起源，現代普遍認為源於生態破壞和氣候異常。從明朝嘉靖年間開始，由於明軍經常與蒙古發生戰爭，導致大量漢人被俘或逃往草原，大量牧場被開墾為農田，原本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間被壓縮，增加了人鼠接觸機率。而明末的旱災頻發，在百姓流離失所的同時，老鼠也大量湧入人類居住地，最終釀成了這次肆虐十餘年的大瘟疫。

早在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太原等地便爆發過一次規模巨大的瘟疫，史載“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

崇禎六年（1633年），山西再度爆發瘟疫，而從第二年開始，由於興縣百姓逃避瘟疫，這場鼠疫開始向周圍地區擴散。崇禎九年（1636年）至崇禎十年（1637年），與興縣隔河相望的榆林府、延安府開始相繼爆發瘟疫，史載“（崇禎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禎十三年（1640年），鼠疫開始蔓延至河北順德府、河間府和大名府，“瘟疫傳染，人死八九”。到崇禎十四年（1641年），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廣平府、順德府、真定府也開始爆發瘟疫，“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瘟疫從河北地區開始傳染至北京，“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並死。”這裡面所說的“疙瘩瘟”，便是對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的稱呼。

崇禎十五年（1642年），瘟疫開始蔓延至天津，每日受感染死者不下數百人，逐門逐戶而過，無人能夠倖免。

崇禎十六年（1643年），疫情進一步擴大，腺鼠疫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天開始轉化為肺鼠疫，夏燮《明通鑑》記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崇禎實錄》則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甚至已經到了無人收屍的地步。

關於這場瘟疫造成的傷亡，我們已經無法得知準確數字，但根據史學家的不完全統計，明朝萬曆和崇禎年間的兩次大鼠疫，陝、晉、冀3省死亡人數至少在千萬以上，僅北京城的人口死亡率便達到了20萬以上，佔到了北京當時人口的20%甚至更多，北京城連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明朝的滅亡，固然有自身統治的各種問題，然而這場規模巨大的瘟疫，顯然成為了壓死這個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不僅直接加劇了天下大亂的程度，導致明末各地農民起義不斷，更間接造成了北京的淪陷和明朝的滅亡。最典型的便是孫傳庭的陣亡，當時的孫傳庭正苦於鼠疫橫行，人死過半，面對朝廷的不斷催促，孫傳庭最終只能帶著缺衣少食計程車兵前去出戰，最終戰敗身亡。

這場瘟疫造成的直接影響，便是明朝軍隊戰鬥力的全面喪失，明末衛所制已經全面崩潰，明朝成建制的精銳部隊便僅剩下了九邊重鎮，而這場瘟疫幾乎直接摧毀了九邊重鎮中的大同、山西、薊州、宣府等鎮。縱觀明末歷史，這幾鎮顯然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當李自成從西安發兵攻向京城之時，一路上幾乎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很容易便殺到了北京城下。

△李自成面對的幾乎是一座鬼城

在瘟疫爆發之前，明朝駐守京師的軍隊有10萬人，這場瘟疫過後，便只剩下了五萬多人，面對已經殺下闖軍，守城將官甚至不得不低聲下氣求人守城，卻仍然“逾五六日尚未集”，最後連三四千宮中太監都上了城牆。而即使如此，城牆上平均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軍“鳩形鵠面，充數而已”。

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月，一個擔任後補縣佐虛職的福建人發現了鼠疫的治療辦法，他採用刺血法給病人治病。到當年冬季之時，由於人口密度的急速下降，再加上這位福建人的資料，北京的鼠疫病情實際上已經得到了一定的抑制。然而，沒想到李自成的到來卻摧毀了這一成果。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之後，在經歷了早期的穩定局勢之後，闖軍便開始大肆搜刮金銀婦女，至於那位治療鼠疫、拯救了北京城的福建人，也最終被李自成計程車兵殺死。因此，有說法認為李自成最終敗給清軍，也與軍隊感染瘟疫有關。

不過，如果李自成的軍隊真因感染瘟疫而戰敗的話，那麼與其交戰的清軍和吳三桂的軍隊也無法避免，然而事實是清軍入關之後瘟疫明顯得以遏制，並未出現大規模的散播，這顯然與理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