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一位批評家剋落德-埃德蒙·馬涅認為：“福克納作品中人的狀況頗似《舊約》所刻畫的人類狀況：人在自己亦難以闡明的歷史中極其痛苦地摸索前進。”從福克納所有的作品來看，他的主要思想來自《聖經》，終身所要表達的主題都是對人類終極走向的關懷。而這一思想也對中國作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對先鋒作家的影響最大。餘華、蘇童、北村、格非等先鋒作家，他們作品中的主要命題，如逃亡、苦難、死亡、歸鄉、聒噪等都沒有超越福克納、卡夫卡、喬伊斯等那個時代的藝術大師所劃下的藝術柵欄。對待苦難的態度，福克納的態度是熬。在他諾貝爾演說辭裡的短短四小段裡， “endure”或“endurance”卻出現了五次。

對此李文俊的翻譯是：“苦熬”。 在福克納看來，人類雖然存在已有千百萬年曆史，但時刻仍然在為自身的生存殫精竭慮，流血流汗，說他們在苦熬毫不為過。“endure”與名詞形式出現的“endurance”多次在福克納的筆下出現。在著名的中篇小說《熊》（1942）裡，他說“黑人兄弟會挺過去的”（will endurance）”。

而且福克納似乎有意讓讀者銘記於心，這個詞還出現在演說詞最後一個帶格言意味的句子裡：“詩人的聲音不必僅僅是人類的記錄，它可以作為一個支柱，一根棟樑，幫助人類度過難關（will endure），蓬勃發展。”1955年，他在答記者問時再次強調：“我也想寫一本喬治·奧威爾《1984》那樣的書，它可以證明我一直鼓吹的思想：人是不可摧毀的（human is indestructible），因為他有爭取自由的單純思想。”

從中不難發現，福克納是一位關注人類的苦難命運，竭誠希望與熱情鼓勵人類戰勝苦難，走向美好未來、富於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家。 儘管他總是將受苦的人寫得那麼醜陋，在《聖殿》裡，福克納寫出了社會的冷漠、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以及人心的醜惡，道出了惡的普遍存在，而《我彌留之際》寫出了一群活生生的“醜陋的美華人”。

文學批評家克林斯·布魯克斯乾脆用總結的口吻說：“福克納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一直關注著人類的忍受能力，他們能面對怎樣的考驗，他們能完成什麼樣的業績。”寫作是一種鬥爭，作家與現實，與心靈之間的鬥爭，因此作家與現實之間的關係總是緊張而曖昧的。與福克納同時代的另一位美國作家海明威相比，福克納將人與現實的關係處理得較為緩和。在海明威的名著《老人與海》裡有一句名言傳達了與福克納同樣的信念：“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你儘可以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 而福克納堅信：人類透過與自身命運的極力搏鬥，可以獲得終極幸福。

正如《我彌留之際》中本德侖太太在彌留之際達到的澄明境界 ，以及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掠奪者》的輕鬆幽默，為那總的來說比較陰鬱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界帶來一個溫馨而圓滿的結局。 福克納用自己終身的行動捍衛了自己所監守的信念是真實的、可信的。 福克納說：“我拒絕接受人類末日。” “我拒絕認為人類已經走到了盡頭，人類能夠忍受苦難，也終將獲勝。”

福克納的心路歷程大致有三個階段: 早期作品中的憤怒和絕望: “過渡”時期的小說中夾雜著希望的絕望;最後作品中的基督教思想。基督教對福克納作品的影響美國南方的清教主義起源於 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產生出來的加爾文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