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一生全部貢獻給了《史記》。司馬遷和《史記》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名字。評價司馬遷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響，也就是評價《史記》的地位和影響。《史記》是一部空前的歷史鉅著，同時也是一部傑出的傳記文學名著，自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說，司馬遷集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於一身，在中國封建史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位文化巨人，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司馬遷在2000多年前就寫出了一部具有世界史性質的中國通史，即紀傳體《史記》，在史學史上樹立了一座豐碑，開創了一個歷史學發展的新時代。《史記》是一部體系完整，規模宏大，氣勢磅礴，識見超群的歷史鉅著，奠定了中國“正史”的基礎。嗣後作史，踵其遺軌修成蟬聯而下的列朝正史積數有26種之多，即世所謂“二十四史”加《新元史》與《清史稿》，共26種，4042卷，洋洋數千萬言，按各史的朝代序列完整無缺地儲存下來，故學術界有全史之稱。記事起黃帝迄大清，中華民族5000年文化發展的規模體制，載述畢於此編，司馬遷的首創之功可與日月並垂懸。

作為一個文學家，司馬遷是無與倫比的人物傳記作家。《史記》以人物為中心，它系統地敘述了中國古代首尾3000年間各色各樣人物活動的歷史，展示一長卷光彩奪目的歷史形象，篇篇傳記都有生動的故事情節，繪聲繪色的活動場面及細節描寫，生動活潑的口語化語言，直接影響了明清以來的通俗小說和戲劇創作。《史記》的文章千百年來膾炙人口，家喻戶曉，影響了歷代文學大家的成就。唐宋以來古文大家無不熟讀《史記》，吸取營養，號稱唐宋八大家的韓愈、歐陽修等在古文運動中，就把《史記》作為一面旗幟。在散文發展史上，《史記》也起著承先啟後的作用。

作為一個思想家，司馬遷最可貴的精神境界和崇高人格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忍辱負重，發憤著書，實現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二是不斷地勇於探索和創新，創造了劃時代的紀傳體通史；三是嚴肅地忠實於信實可靠的歷史不與聖人同是非。

這三個方面的合一，鑄成了司馬遷的才、學、識。下面著重談談司馬遷的創新與實錄。司馬遷集史學、文學、思想於一身，是一位難得的全才和奇才。但司馬遷不僅僅是學問家，而且是站在時代前列的先覺者。他創紀傳體，以人物為中心勾勒歷史發展大勢，這一先覺，乃是以英雄史觀取代天命史觀，這本身就是思想史上的一場大變革。司馬遷並非“人民歌手”，但司馬遷又有別於封建正統史家，他突破了愚忠思想的束縛，敢於發揮揭示客觀真理的異端思想，反對暴政，同情人民的苦難，並無情地揭露和鞭撻暴君汙吏的醜惡，使《史記》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精華。

忍辱負重一生其死重於泰山也

《史記》是中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但人們對它的評價也是有肯定，有否定．

著名的文學大師魯迅對＜史記＞的評價就很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班固對司馬遷的評價並不是很高，見<前漢書>．”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之，上斷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但畢竟承認其書“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劉知幾《史通》裡對《史記》的評價也不如《左傳》和《漢書》．

唐代以前的學者基本都是“尊班（班固的《漢書》）抑馬（司馬遷的《史記》）”。宋朝開始，史學界的“會通”思想逐漸盛行，很多史學家試著寫通史，學者又開始“尊馬抑班”。

司馬遷是大男人。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的做人做事，有巍巍雄風。

漢朝與匈奴作戰，李陵竭盡全力仍遭到失敗，漢武帝想殺李陵全家，朝臣無人敢提意見，只有司馬遷替李陵據理力爭，觸怒漢武帝，被處以宮刑；

面對作為男人所受的極具侮辱性的處罰，司馬遷一度曾想自殺，但想到父親臨終對他完成一部偉大史書的囑託，司馬遷含垢忍辱，堅強地活了下來，幾乎是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史記》的寫作，實現了父親的遺願，也使後人有了這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可讀。

雖然司馬遷在被施以宮刑後，在身體上已經不再是男人，但在精神上，他不僅是男人，而且是一位後人難以企及的偉岸男人。

太史公，司馬遷。

他寫了一部皇皇鉅著，只要是華人基本都會知道，叫做《史記》。

我之所以說這是三個“中國級”的巨大幸運，是因為我們有太多次的可能，會看不到《史記》這部璀璨的史學經典。

如果那樣，很多上古史將出現無法彌補的斷檔，自上古到漢武的這段寶貴歷史，將很有可能無法梳理的如此順 暢詳盡。

司馬遷所做的這番事業，準確點講：是偉大的歷史拯救！算是真真正正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史記》只有司馬家的人才能著，也只有司馬遷才能寫出來。

換第二個人，都接不了這個活兒！

這是一段近乎於超級英雄拯救地球般的著史傳奇，在一系列的種種機緣巧合下，《史記》才最終驚險的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先來說以下為何《史記》為何只有司馬家才能整出來。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非常罕見的一部紀傳體通史，它不是侷限於一個朝代的斷代史，它記載了上至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時代整整三千多年的歷史。

司馬遷父子將華夏大地上自從有傳說開始的所有歷史全部整理了出來！

在那個時代，這幾乎成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因為在資料儲存手段極其落後的那個年代，著史的最大困難就是原材料。

史料要麼找不著，要麼看不到，要麼搞不懂，要麼在各種戰亂變遷中壓根就整丟了。

所以越是遠古的歷史，各種素材越難找，而且即便找到，去偽存真等一系列專業工作還是個大難題。

很多史料都是口傳心授的代代流傳，很多壓根就是神話故事，你咋知道是不是胡說八道還是確有其事呢？

那個時代沒有影印機，很多史料在流傳的過程中需要人力進行篆刻謄寫，那麼這就會涉及到流傳的版本會出現錯字問題。

隔著成百上千年，你如何針對眼前的這卷史料進行拆解與還原？

所以搞歷史在幾千年前的那個時代，天生具有著極高的門檻與困難。

你得有材料，有能力，有想法，有毅力，有傳人。

最關鍵的，還得有運氣。

不過，即便這麼難，還是有人可以的。

比如說司馬家。

司馬遷家祖上自周開始，就是世代相傳的歷史家和天文家，後來雖然中間斷過一段時間做過武將（司馬錯），但到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這一代時，又做回了太史令，算是又恢復了祖傳的手藝。

這份家世首先就幫司馬家解決了最困難的原材料門檻。

由於有這一代代積澱的先決條件打底，重拾祖業的司馬談覺得要乾點什麼才對得起祖祖輩輩的這份得天獨厚。

他立了一個志：

要整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要撰寫一部規模空前的史著。

世代史官的司馬家突然有了一個想搞事情的人，是中國歷史的第一個幸運。

司馬談做回太史令的時候，小司馬遷10歲，正是長本事的好歲數。

小司馬遷跟隨父親回到了世界的中心長安，開始見到了大世面，而且由於老爹是學術性公務員的獨特優勢，小司馬遷又得以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進行深造學習。

小司馬遷受到了當時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良好的教育，在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城得到了最大的見識。

更難得的是，在司馬遷形成人身觀的這段時間，正是漢王朝國勢強大，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的年代，司馬遷在大國豪氣和正規教育的薰染下，形成了他開闊，大氣，渾厚優美的文風。

功名看氣概，作者沒有襟抱情懷，寫出來的東西就難稱格局佳品。

良好的教育與偉大的時代，是第二個幸運。

司馬談在立志後，開始大量的蒐集閱讀史料，為修這部大史做準備。但真一干起來，老同志發現了這活兒已經不是他能幹完的了。

由於他立的這個志向太過於遠大，他要串起在此之前有史以來的所有事情，這就要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等等太多的方面，要橫跨上千年的歷史長河。

他自己這歲數眼睜睜怎麼算也幹不完了。

不像今天的這好時代，我想串起兩千年曆史，各種史料便宜的驚人（中國的知識是真便宜啊），有成千上萬的大學者著作可以參考，三五年也許就可以把這事搞出來。

這個時代巨人很多，太多肩膀可以站，但那個年代，司馬談四目望去，一片漆黑。

自己就是這個時代的最高點了。

司馬談一度消沉，但看到了正在看書的兒子，他突然想出了點子，他要找時間的銀行搞一筆“父子接力貸”。

司馬談找到了司馬遷，和他進行了深入的溝通，給他講了自己的家傳淵源，父親的苦心孤詣以及身上肩負的歷史使命，希望他能夠發揚風格、肩負使命，早日參與這個宏大的工程。

一般來說，父母將自己的願望加到孩子身上時，非常容易起到反效果，而且司馬談強加的這個願望，還是個一眼望不到頭的大工程。

在這次關係到史學命運的談話中，司馬遷選擇了無怨無悔的子承父業，並迅速的進入了角色。

後繼有人，這是第三個幸運。

司馬遷在一邊讀書，一邊幫父親打下手的過程中不斷成長，在司馬遷22歲的時候，司馬談覺得火候到了，叫來了司馬遷對他說：你已經讀萬卷書了，但書中的世界是侷限的，是沒有溫度的，世界這麼大，你應該去看看。

於是，司馬遷開始走上了行萬里路的征程。

帶著目標的司馬遷進行了一次為期兩年多的全國漫遊，實打實的搞了一次現場訂正考察，獲得了許多過去書中看不到的第一手材料。

他來到了汨羅江畔，觸景生情的明白了當年屈原的憤懣。

他來到孔子故里，感受當地的禮義民風。

他來到江東之地，聽到了項羽雄渾的“彼誠可代之”！

他來到了易水河畔，體會到了荊軻耳邊的風瑟瀟瀟。

這次的全國調研，為後來《史記》的真實性和科學性做了背書，也更加陶冶了司馬遷的性情，提高了他日後山河大地般的文學表現力。

嚐到了甜頭的司馬遷在日後又跟隨武帝去過大西北，自己走過大西南，跨過山河大海，天地在我心間！

有一個懂行的老爹領路，知道紙上得來終覺淺，複雜的世界需要多維度的體驗，這是第四個幸運。

公元前110年司馬談逝世，《史記》的重擔徹底交接到了司馬遷肩上。

之後的十多年，司馬遷繼續著自己的修史工作，直到大名鼎鼎的李陵投降事件，司馬遷沒有悶頭搞研究，而是在兇險的朝堂插上嘴了。

司馬談走之前忘了對司馬遷進行最重要的一次囑咐：少特麼發表意見！

李陵作為將門之後，尤其還是李廣大俠的孫子，居然投了降，這彷彿精神原子彈一樣，在漢朝內部開始炸裂。

李陵瞬間就臭了街，絕大多數人開始對他口誅筆伐，但具有著獨自科研能力的司馬遷展開了他的分析與論述。

司馬遷認為：“李陵對父母孝順，待士兵有恩信，常不顧身，赴國家急難，平日的思想作為，有國士的風範，而且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但他深入到了敵人的腹地，與匈奴主力決戰，並殲敵上萬。

李陵不肯自殺殉國，一定是為了牽制匈奴人好讓手下突圍，而且他一定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陛下。”

司馬遷雖然通曉古今天下事，卻並沒有研究透人性的窮盡。

大勢所趨下，雖百口尚且莫辯，何況你一小小的史官郎！

司馬遷被下了監獄，受盡百般折磨。

不久，江湖傳言李陵帶兵攻打了大漢，武帝大怒，殺李陵全家，司馬遷因為錯誤的分析被判處死刑。

後來證實，帶兵的是另一個降將李緒做的偽軍，李陵得知全家被殺後刺殺了李緒，但沒有對大漢動復仇的刀兵。

漢朝的死刑比較市場經濟，並非只有死路一條，還有兩個價碼，要麼交50萬錢，要麼接受宮刑（閹割）。

這是《史記》問世的最大一次兇險。

在當時，絕大多數人在面臨死刑的時候，都會選擇去死，絕少數人會苟且偷生的變成太監。

因為兩個原因。

一個，是辱及祖先，無顏面對世人。

另一個，就是在當時的手術水平和醫護手段再加上牢中的衛生狀況下，極其容易感染，這種滅絕人性的刑罰的死亡率非常高。

這個時候，人們往往就會做出權衡。

一個是死。

一個是受盡了折磨，然後還是很有可能去死，即便僥倖活下來也還不如去死。

人們往往會選擇來個痛快的。

司馬遷面臨這場橫禍，在他無法湊出這50萬錢的情況下，他最終選擇了受辱。

人在有信仰時，是不可戰勝的。

他的信仰，就是在自己手下，親自完成那部“前不見古人”的三千年皇皇鉅著！

後來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說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還有一段話，你同樣會很熟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這是一股多麼偉大的勇氣！

這是一種多麼強大的自我鼓勵！

忍著不死，只是因為大事未完！

目的只有一個，完成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

這是第五個幸運，也是最大的一次幸運，司馬遷在酷刑下活了下來，並堅定信念，誓要完成此書。

公元前91年（徵和二年），即將走到生命終點的司馬遷將《史記》全書完成，共得130篇，五十二萬六千餘字。

分別為：

十表（大事年表）。

八書（記禮、樂、音律、曆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

十二本紀（五帝、夏、殷、 周、秦、秦始皇、項羽、高祖、呂太后、孝文、孝景、孝武）

三十世家（諸侯國和漢諸侯）

七十列傳（重要人物記事）

《史記》全文雄渾大氣，它摒棄了學術圈那種艱澀的學究文風，採取了更通俗易懂的著史筆法，言辭優美，內容翔實。

開民智的最好通俗載體，是歷史！

而好的歷史，是需要讓廣大人民群眾產生興趣的！

截止到這篇文章，我們前面的三十一戰，大量的參考了《史記》中既真實又富有血肉的史料與記載。

沒有《史記》，上古到秦的這段歷史就永遠談不上可考與研究。

沒有《史記》，在本系列中，像“長平之戰”、“鉅鹿之戰”、“背水一戰”、“諸呂之變”、“漢匈系列戰”等等口碑之戰，全都不會出現在大家的眼前。

整個漢初波雲詭譎大量掩藏見不得人的歷史，如果不是太史公，根本不會傳世流傳。

太史公幾乎是藏頭詩般的將種種線索藏於其中，並最終在千年後漸漸大白於天下。

班固在《漢書》中為了紀念這位祖師爺般的前輩，專門著寫了《司馬遷傳》，在讚語中說道：“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後來成為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哪怕中國後面兩千年的歷史走向了專制到牢籠的皇權路線，但在這期間，無論是修前朝的史，還是記本朝的事，大量的史官依然秉筆直書，無愧蒼天！

使得中國歷史最終沒有變成一部又一部的“手撕鬼子”。

由此可見，開一個好頭，是多麼的重要。

偉大的鬥士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納要》一書中有專篇介紹司馬遷，極少夸人的魯大師認為：司馬遷寫文章“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因而《史記》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毛澤東同志在《為人民服務》文中說過：“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

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這是我挑了兩個偉人巨匠的讚譽給大家看，對於司馬遷的評價，千百年來實在是車載斗量。

這其中，有一點比較罕見，就是向來焦點人物的歷史評價都是譭譽參半的，有捧你的也有噁心你的，但太史公卻是一個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