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教自金朝產生，至蒙元時期一躍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道教教派。其中，丘處機西行面見成吉思汗，在全真教發展史上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本文從全真教的視角，分析西行動機以及西行給全真教發展帶來的有利影響，反映宗教得到世俗權力支援的重要性。

關鍵詞：丘處機西行；全真教。

正文

全真教是在金元時期開始活動於中國北方地區的一支“新道教”，其創始人王喆，號重陽子，陝西咸陽人，他於公元1167年正式打出全真大旗，收了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七大弟子，這七大弟子後來到各地開宗立派，吸納當時因北方戰亂而流離失所的百姓。因此全真教逐漸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對於此時全真教的發展，王鄂在為李志常所撰道行碑有載：“道教之曰全真，以重陽真人為祖師，其自甘河遇仙，劉蔣焚庵，行化關東，前後僅十年，而天下翕然宗之。”

全真教的基本教理中有“功行雙全”之說。所謂功行，即指全真教所倡導的真功，真行。它要求全真教徒不僅要修煉自己，也要入世行道，全真教成為一種“有為”的宗教。當掌教傳至丘處機之時，他將這種有為更為積極地發揮出來。當時全真教中人評丘處機掌教時期：“有為十之九，無為雖有其一，猶存而勿用焉。”那麼丘處機是怎樣“有為”的呢？

當時的中國北方，蒙古，金，南宋三方勢力角逐，而丘處機此時正率領眾弟子在山東一帶傳教，並且救助困苦百姓，一時間聲名鵲起，引起三方勢力關注。貞祐四年（1216年），金宣宗遣使召丘處機至汴京，以求借全真教穩定統治，遭丘處機拒絕。丘處機對使者說道：“我循天理而行，天使我行處，無敢違也。”這裡丘處機所說的“天”，其實就是當時天下的形勢和政權發展規律。1219年，丘處機又拒絕南宋使者的召見請求。丘處機當時已經看出金和南宋已現亡國之象，而蒙古政權此時正處於上升期，很可能統一中原，為了全真教以後的發展考慮，他也不得不投靠蒙古。在丘處機拒絕宋朝來使當年五月，元太祖成吉思汗遣侍臣劉忠祿召見丘處機，丘處機欣然應命，不顧七十三歲的高齡，不遠萬里去面見成吉思汗，在他說來他之所以如此選擇是循天理而行，是天讓他去拜見成吉思汗。丘處機憑藉他的政治智慧和堅韌的意志，為全真教打開了貴盛之門。

全真教是道教最重要的宗派，被奉為“太上玄門正宗”。據說，全真教傳自太上老君，而開宗立派的是王重陽，丘處機後來繼任成為第五個掌教。全真教的教義繼承了中國傳統的老莊的道教思想，還把丹藥、符籙等內容整理成為道教的文化之中，這為如今我們所熟知的道教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