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4O年屈原生於一個沒落的楚國貴族家庭。家境良好受到了優良的家庭教育及文化的薰陶，楚懷王十一年，內有奸佞小人橫行檔道，外有強秦壓境。提出與齊國結成軍亊聯盟，再聯合燕，趙，韓，魏四國共同抗秦。

把通俗易懂的東西，搞複雜。表面追求完美，實質出些脫離當時社會的東西，假高雅，就如外國一些畫家，死後多年，被一些財團商業炒作之後，賣個天價，現在很多人不認可了嗎。

這個問題比較大，屬於文學沿革史上比較重要的話題，包含政治、經濟以及文學傳承的等等方向，您可以從專業書籍或者論文中找到答案。

就我個人的理解來說，先秦文化抒情體例可以借鑑的只有《詩經》和《楚辭》，而漢賦本身就是從楚辭過渡來的作品，不僅僅是影響這麼簡單。

隨著西漢政權的建立，楚地文化得以發揚，經濟發展使大批學子能夠學習古文化並進行融合，而戰爭導致的民族大融合，也讓漢人的視野更加寬廣。

這些都讓漢賦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楚辭，但是楚辭對漢賦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鄭老在《屈原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中給予《楚辭》極高的評價：“像水銀瀉地，像麗日當空，像春天之於花卉，像火炬之於黑暗的無星之夜，永遠在啟發著、激動著無數的後代的作家們。”

班固評其為”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空“。

漢賦繼承了楚辭的華彩章卷，更把起“放射性思維”賦予到山川、河流、天象之中，語言更加紛繁錦繡。

在手法上，鋪陳和排比成為支撐楚辭和漢賦的重要手段，都被大量運用，氣勢恢宏，這裡不一一例舉。

還有就是漢賦中主客對答的藝術形式，《七發》、《子虛賦》、《上林賦》等等，都是借鑑楚辭的藝術手法。

其實，楚辭對中國文學史的影響遠遠不止漢賦、騷體、賦體，他對後世的詩歌、散文、戲曲、史書甚至小說都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本人學識淺薄，這類問題理解尚淺，希望對您有幫助。

開宗明義，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裡說：

“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

以抒情為主的《楚辭》對漢抒情賦的發展有哪些影響呢，或者說漢抒情賦繼承和發展了《楚辭》的那些藝術特色？總體而論，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影響：

1、 《楚辭》對漢抒情賦形式結構的影響；

2、漢抒情賦對《楚辭》藝術構思的繼承

3、漢抒情賦對《楚辭》抒情手法的繼承

我將從這三個方面回答問題。

01 《楚辭》對漢抒情賦形式結構的影響

《楚辭》除了《天問》以外（《卜居》《漁父》非屈原手筆）全運用楚地方言的語助詞“兮”字，形成了《楚辭》具有地方文學的重要特徵，以至後世帶“兮”字的詩和賦都被稱為騷體文學。

漢代抒情賦基本上沿襲了這種形式，與《楚辭》別無二致，漢賦“兮”字句式主要有三種形式。

一是隔句用兮字，這是從《離騷》、《九章》而來的，二是每句句中用兮字，這是從《九歌》而來的，三是間隔用兮字，詩騷參半，形式不定，這是漢賦的新發展。

同時，漢賦中“兮”字的作用也同《九歌》基本相同。聞一多先生在《怎樣讀“九歌” 》中發現了“ 兮”字有當作連詞“而”、結構助詞“的”、介詞“於”等不同的用法。

這在漢代抒情賦，如淮南小山的《招隱士》、王褒的《九懷》、王逸的《九思》等篇中，常常重現種用法。

圖：王褒《九懷》其三：危俊

如它們中的:“登九靈兮遊神，靜女歌兮微晨”、“指正義兮為曲，訿玉璧兮為石”，則當連詞“而”用，“桂樹叢生兮山之出”、“彌覽兮九隅，仿徨兮蘭官”、“周徘徊兮漢渚”、“沉玉躬兮湘汩”，這是當介詞“於”用；“桂水兮潺湲，揚流兮洋洋”、“求水神兮靈女方”、“悼屈子兮遭厄”，這是當結構助詞“的”之用。

另外，漢代抒情賦為何不像詠物賦那樣用四言，或敘事賦那樣用雜言句式，而要選擇《楚辭》騷體式呢？

這除了騷體多以六言適合鋪陳情感的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兮”字間出，節奏和緩，語氣沉鬱，最容易表達悲哀悽涼的情調。

《楚辭》抒情悲憤盈胸，如泣如訴，像《離騷》的哀訴、《山鬼》的哀思、《湘夫人》的哀怨、《國觴》的哀悼、《涉江》的哀嘆，無不是用兮字加強了情感語調。

圖：賈誼像

漢抒情賦幾乎篇篇凝結著哀怨悲愁，如賈誼悲“賢者之逢亂世”而成《惜誓》，嚴忌“哀時命之及古人”而作《哀時命》，董仲舒嘆“進退之惟谷”而成《士不遇賦》，司馬遷“悲夫士生之不辰”而作《悲士不遇賦》，劉歆作《遂初賦》只因“志意不得”，揚雄作《太玄賦》有感於“吉凶同域”，張衡作《思玄賦》“悲淑人之稀合”，這深沉悲婉之情皆由“兮”字呼之欲出。

運用相同的形式表達相同的感情，乃是文學史上常見的現象。

再者，楚辭中《離騷》和《九章》的篇章結構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結尾均用“亂曰”。“亂”詞在先秦韻文中有兩種含義，

一是音樂術語，表示一曲的終了。《禮記·樂記》就說過: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

二是篇末言志，王逸《楚辭章句》說：

“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

漢代抒情賦多沿襲這種形式，用“亂”詞收結篇意，所不同的有兩點。

一是，楚辭是能用楚聲歌詠的，所以“亂”詞的兩種作用兼而有之，而漢賦“不歌而誦”，不能歌詠則音樂的終結作用消失了，只有篇末歸正的意義了。

二是，漢賦除多用“亂”詞以外，又出現了新的術語，有的作“訊曰”（或“誶曰），如賈誼的《吊屈原賦》：

“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有的作“嘆曰”，如劉向的《九嘆》每節都是用“嘆”詞結尾：

“……嘆曰：譬彼流水紛揚磕兮，波逢洶湧濆壅滂兮……嘆曰：餘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羌幽悲兮……嘆曰：山中檻檻餘傷懷兮，征夫皇皇其孰依兮，經營原野杳冥冥兮，乘騏騁驥舒吾情兮……”

有的用“重曰”，如班婕妤《自悼賦》：

“……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董仲舒《上不遇賦》的“……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

還有用“系曰”的，如張衡《思玄賦》的：

“……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只懷憂。”

它們的作用與“亂曰”一樣，都是表明篇末點題，總攬賦中之意。

而且，漢代抒情賦出現了“九體”形式，每篇由九章組成完整的篇章，這種結構形式與《楚辭》也有淵源的關係。

圖：劉向像

“從《離騷》以揚意兮，猶未彈於《九章》。”

王逸不僅認為“《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他還在自作《九思》的序文中清楚地說明仿作《九章》的原因：

“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褒之徒，鹹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讃其志……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

由此可見，漢人作九體賦則自認為是承繼《九章》而來的，從這個意義來看，九體賦受楚辭的影響是順理成章的，甚至把它視為《九章》的續篇，也不為過。

02 漢抒情賦對《楚辭》藝術構思的繼承

《離騷》是浪漫主義的傑作，屈原以大膽奇異的想象，虛構了漫遊天國、出奔神界的幻境，形象地再現了詩人不幸的人生遭際。

漢代不少抒情賦作運用了這種構思方式，取其“天地百神之奇怪”，構造相同的幻境，曲折地表達各自的情懷。

比如，賈誼的《惜誓》首先構造登天高舉、馳騁杳冥的幻遊：驅朱鳥，駕蒼龍，載玉女，奔崑崙，涉丹水，與仙人同遊，逍遙自得，然後由幻境回到現實，無情地揭露了世俗“茲白黑之美惡”的昏暗。

嚴忌的《哀時命》，揚雄的《太玄賦》、張衡的《思玄賦》等，無不是以幻境的圖景向人們袒露了他們對現實不滿的情懷和對自由追求的願望。

圖：張衡《思玄賦》

由於時代的差異，決定了作者不同的處世態度，從而導致了幻境中的不同結局。屈原處於朝秦暮楚而仕官自由的戰國時代，只因摯愛故國而至死不奔他國，所以屈原的幻境總是悲劇，天國受阻，求女失望，神遊破滅，這種在追求中失敗，在失敗中追求，表現了詩人執著於理想的頑強精神和殘遭毀滅的人生不幸。

而漢代隨著帝國的統一，也結束了先前“楚才晉用”的用人制度，執政者的天地空前擴大，而文人的天地又是空前地縮小了，他們一時失志終生無望、一國獲罪無處逃生。

漢代賦家在失志之時，不再寄希望於現實，便渴求著離開生存的世界，因而漢賦的幻境是極樂世界，沒有欺壓，平等自由，如楊雄在《太玄賦》中寫道的：

“升崑崙以散發兮，踞弱水而灌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子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記宿……聽素女之清聲兮，觀伏妃之妙曲。茹芝英以御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排卿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騂騩以踟躕。載羨門與儷遊兮，永覽周乎八極。”

這就是漢代賦家“遠濁世而自藏萬的最佳人生選擇，這種同構幻境的不同結局，正表現了漢賦繼承發展的藝術價值。

這段賦裡的“聽素女”、“觀伏妃”、“排閶闔”、“覽八極”，同《離騷》中的“高丘無女”、“伏妃違棄”、“蜷局不行”，正是有意的逆反，體現了漢代賦家自覺地將前人的創作經驗融化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構造了特獨的藝術境界：仙遊幻境。

03 漢抒情賦對《楚辭》抒情手法的繼承

在抒情手法上，《楚辭》對漢抒情賦的直接影響，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 相同的描寫題材

屈原的《離騷》和《九章》是以描寫自我為題材的，可謂自傳性的詩篇。漢抒情賦不少作品是以描寫屈原為題材，可謂為屈原作傳記的賦作，他們善於融合《離騷》和《九章》的內容情節，重新構架，組成宏篇。

如賈誼的《吊屈原賦》中的“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吊先生”、東方朔《七諫》中的“願自沉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寧為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

圖：東方朔《七諫》其二：沉江

還有劉向《九嘆》中的“惜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遵江曲之逶移兮，觸石碕而衡遊。”王逸《九思》中的“悼屈子兮遭厄，沉王躬兮湘汨。何楚國兮難化，迄乎今兮不易”等等，都是為屈原鳴不平的佳作。

尤其是九體賦描寫詳細深刻，《九嘆》分述逢紛、離世、怨思、遠逝、惜賢、憂苦、憨命、思古、遠遊九節，《九思》陳述逢尤、怨上、疾世、憫上、遭厄、悼亂、傷時、哀歲、守志九章；展現了屈原的全部人生，它是《離騷》內容的具體分述，也是《九章》內容的鮮明再現。

賦家所以花大的氣力構造宏篇，並非是無病呻吟的文字遊戲，在文以教化的薰陶下，對屈原的深切同情，正是對美善的讚揚，對正義的頌歌，對黑暗的鞭撻，正表現出對醜惡的憤恨，對濁世的憂患，對人生的隱痛。

這類賦作只是運用相同的題材，而不是語言的抄襲，是藝術的再創作，而不是原本的抄襲，它們無不具有感召人心的藝術力量。

第二 相同的用典方式

在中國文學中“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的修辭手法，一直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周易》和《尚書》，不過那是“全引成辭，以明理者”。

先秦諸子散文不見抒情，大量地用典只是論證事理。引典抒情在先秦時代只見於詩歌，大量引用古人古事來抒寫個人情志的，《離騷》是第一次，其方式主要的是借古喻今，如用堯舜用賢治國與暴君桀紂亂國的正反歷史，表明自己所堅持的用賢治國之理想，用傅說、呂望等幸遇明君得志來反襯自己的懷才不遇，全篇的此類用典近30次。

漢抒情賦繼承了這種手法，普遍地“引古以自慰”。賈誼竭智遭讒，鬱憤難解，於是他在《惜誓》中連用“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梅伯數諫而至蘊”多個典故，諷喻時政的昏暗和文士的不幸。

董仲舒《士不遇賦》連舉卞隨、務光、伯夷、叔齊、伍員、屈原等遭世不遇來抒發生不逢時的感慨之情。

有的用典多到驚人的程度，如馮衍在《顯志賦》連舉四、五十個歷史事實以顯其志。

這些作家雖未明言是仿造屈原的用典手法，但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在賦家愛讀諳悉楚辭的生活實踐中加上相同的人生命運，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復蹈前人的筆法。

漢賦畢竟是大一統時代的產物，抒情用典的內容比《離騷》繁富得多，它既像《離騷》那樣運用古人古事，又大量地運用取自《詩經》、百家諸子散文等先秦典籍中的古語，起著表達思想情志和豐富文學語言的雙重藝術效果。

同時，漢賦抒情用典的一個新貢獻是將用事的修辭手法發展到詠史題材的創作，第一次出現了悼亡賦作，如賈誼的《吊屈原賦》，司馬相如的《哀秦二世賦》等，這為文學創作增添了新的題材，開闢了新的天地。

第三 相同的個性風格

《楚辭》開創了抒情個性化的道路，屈原在他的作品中第一次表現了作者的自我形象，這是中國抒情文學的巨大變化，文學從此開始由描寫外部的社會群體情感，轉向寫作者個體的內在志趣，這標誌著文學意識的覺醒。

這種文學意識的覺醒，對後世的抒情文學產生了很大的倡導作用，漢代抒情賦首當其衝。

如果說抒情文學的個性化，在先秦時代還僅限於楚國屈原的作品，那麼在漢代，尤其是漢武帝以後，已成為賦家創作的普遍風格了，個性鮮明的賦作大量湧現，這也是敘事大賦逐漸被抒情小賦取代的為在因素。

漢代抒情賦的個性化，又帶來了抒情題材的創新，呈現著繁富多采的新風貌。如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從社會的政治大背景看個人不可避免的命運，撥出了千古文人的良怨。

東方朔的《答客難》抒發了侍帝持久而官不過侍郎的牢騷，開創了對後世賦體以極大影響的答難體，劉歆的《遂初賦》仿效屈原《涉江》、《哀郢》的形式，以征途所見聽聞而感發個人的情懷，為述行題材的發端，

班婕妤的《自悼賦》是第一篇出於女作家之手的宮怨傑作；張衡的《歸田賦》以寫自身的遭遇和志趣，為文人開闢了描寫田園生活的新天地。

綜上所述，《楚辭》對漢代抒情賦的文體形成以至藝術風格的形成，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當然，漢抒情賦在承襲《楚辭》的藝術遺產的同時，也創造出了屬於自己獨特的美學風格與審美情趣。

回答完畢。

《楚辭》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也就是說，它開創了浪漫主義詩歌的新文風。這裡主要是運用楚地的文學樣式，地域風格，方言的音韻，略帶給後人深遠的影響。漢朝當朝之時，就開始推崇"楚辭"並有針對性的進行楚辭的蒐集與傳播。文字間透露出來了《楚辭》的兩種蒐集群體，其一是吳王劉濞及其招納的浮侉子弟;另一方是淮南王劉安及其門下士人，從這裡可以看出瀏覽者獨有的審美取向。道家神仙思想盛行賦予了漢朝文人崇尚虛無追求人格自由的精神境界以及與漢代抒情文學相契合的立足點，共同構成了詩歌在漢朝流行的源頭。另外，本人還持另一種看法，之所以受漢代學者歡迎，可能跟政治有一定的關係，官宦氏族的壓迫，相互猜疑，給了文人堂而皇之的理由，他們往往會脫離一種本能的思維，去尋求虛無以保自身平安，而美好的憧憬便在楚辭上友好呈現出來。不管是哪種原因可能性大，至少文學是漫無止境的，文學就是要被接受，要能達成共識，才能永恆傳播下去。

屈原的（楚辭）以文學著名於世，充滿了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對理想的追求，反應了屈原在現實中對理想的追求，對漢朝以後的作家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