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看從哪方面來說了、是指實際控制日本的幕府將軍，還是指民間情況。還是說對外的外交。

想簡明扼要的說日本德川幕府末期的歷史，是比較困難的。

但真要是想要幾個標題概括的話，筆者是那麼看的

鴉片戰爭後殖民者到來，美國黑船到日本，幕府妄想繼續鎖國到靠洋人來繼續統治日本，日本激進派從對洋人的敵視到對幕府的憎恨（尊皇攘夷），日本造反派（西南強藩）的改革。幕府的對維新派的戰爭失敗。

這幾個標題，大概是可以概括幕末歷史了。

所謂幕末時期指的是日本幕府時代末期——在日本歷史上由武士階級的領袖幕府將軍建立的政權稱之為幕府政權，這一政權和京都的天皇朝廷並存，然而整個日本的實際軍政事務都由幕府政權一手操控，而天皇朝廷僅僅只是作為國家最高象徵存在。自1192年源賴朝首創幕府制度以來在日本歷史上一共經歷了鎌倉、室町和江戶三代幕府政權，江戶幕府是由德川家康建立並有德川家族的後裔世代統治的，所以又稱德川幕府，這是日本歷史上最後一個幕府政權，所謂幕末時期也就是指的德川幕府統治末期。

這一時期的日本和中國的社會結構有些類似：國民被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所不同的是中國計程車指的是文士，因為中國是一個有悠久的文官政治傳統的國家；而日本計程車指的是武士，因為日本長期以來就是由武士階層開創的幕府在實際統治。其實在商之下還有兩個階層：一個叫穢多——就是非常髒的意思；還有一個叫非人——乾脆就不當人看了。

儘管農民階級受到武士階級的統治，不過他們並不是完全逆來順受的主。本來德川幕府的法令是禁止農民遷徙的，可在現實中因為躲避災荒和苛捐雜稅而自發的遷徙卻是始終無法禁止的，事實上日本歷史上也爆發過反抗幕府統治的農民起義，而且這些農民絕不是大字不識的烏合之眾。

江戶幕府時代末期日本的教育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並且形式多種多樣：日本當時的公立學校叫學問所，主要教授中國古代的哲學和文學研究，還教民間小孩們識字。地方上的各個藩也有自己的學校，藩校設立的最初目的是培養武士階層的文化水平——當時日本的軍隊系統實際由武士構成，包括部隊的文書、會計等文職工作也一概由武士擔任，這就要求武士必須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質。事實上在明治維新之前一些思想較為開放進步的藩校就已經開始增設外語、軍事、工程學等學科。1850年的日本男孩識字率為45%上下，女孩為13%左右，總識字率不僅超過了當時的清朝，即使和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也相差無幾。學生學習的內容除了儒家經典，還會學習《商業指導》、《百商教程》等使用技術。透過學習，學生能夠聽懂官方文告，學會開具發票、記明細賬、閱讀農學手冊等。

除了學問所和藩校之外，日本還有民間學塾和寺子屋——民間學塾主要是一些學者自己開辦的學校，傳播儒學、國學，後來轉而教授外語和技術。學生也不僅僅侷限於武士階層的子弟。江戶幕府末期和明治維新時期的高杉晉作、伊藤博文、福澤諭吉等風流人物都畢業於民間學塾。寺子屋則是進行兒童教育的民間學校，從城市到鄉村寺子屋隨處可見。

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商業已非常發達——這部分得益於德川幕府的參覲交代制度：各藩的諸侯大名們需要前往江戶替幕府將軍執行政務一段時間，然後返回自己領土執行政務。幕府執行這項制度的初衷是讓諸侯大名們在長期的往返中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從而削弱他們造反的實力。既然要讓諸侯大名們在路上耗費人力物力財力，幕府大力發展諸侯往返途中的商業貿易，希望諸侯們在沿途花的錢越多越好。事實上在明治維新之前大阪就已形成大米期貨市場，這是全世界最早的期貨市場。

當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生意剛剛起步，年輕的家族領袖們還在四處尋找商業機會的時候，日本的住友家族、三井家族早已經是富可敵國的一代豪商，而不為人知、依靠修築寺院賺取利潤的“金剛組”也存活了一千多年。這些不為外界所知的富豪們在深山老林裡攫取礦產，在繁華都市中經營金融業務，在鱗次櫛比的街道上販賣酒和白花花的稻米。儘管經歷了戰國時代的動盪，但大量的商業行為並沒有被無情扼殺，相反，混亂的時代推動了商人冒險精神的勃發，他們繼承了武士忠信、勇敢、不屈不撓的精神，爭先恐後地在時代的夾縫中創造財富。

他們甚至將這種精神不斷髮揚光大，走上了海盜的道路。諸多企業家精神百倍、目光如炬，和軍閥攜手作戰，順延著北韓和中國的海岸線一路掠奪，渴望發家致富。同時他們也熱情地與葡萄牙人、荷蘭人進行貿易、文化交流，他們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比驕傲自大、外表冷漠的大明朝更具有進取精神。這又像極了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和那些踐踏，同時也更新了東方文明的西方列強。但是他們的行為又不是盲目無依的，在這些商人的精神核心中，還有鮮為人知的“禪”性。早在大唐盛世，就有一個叫圓真的和尚從遙遠的國度取回真經，落戶在近江國滋賀郡（今日本滋賀縣內），他重建廟宇、再造金身，供奉大唐佛法。後來這個取經人把寺廟更名為“三井寺”，而其所在的村落也隨之改名為“三井村”。後來一代富商三井家族落戶於此，並且隨著村落的名稱改稱“三井”，再後來，近江國的商業力量不斷膨脹，像一股暗流湧動在全日本，乃至全世界。

農業、商業、教育、運輸......都在有條不紊的發展著，到了19世紀中葉日本實際上已走到一個十字路口，這時一次突發事件使日本人看到了一個嶄新世界的藍圖，隨即他們用奮鬥、激情、陰謀、侵略和殺戮去構建他們心中的藍圖——此舉不僅深刻的改變了日本自身，也震驚了世界——當然這種震驚既有進步性的一面，也有侵略性的一面，這種震驚甚至一直延續到了現在。這一突發事件發生在1853年。

1853年6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休·佩裡率領四艘渾身漆黑的美國蒸汽軍艦出現在江戶灣，佩裡向日本幕府遞交了美國政府的國書，表明了希望日本開放門戶的訴求。事實上這並不是外國軍艦第一次造訪日本：早在相當於中國明末清初之際已向東擴張到太平洋沿岸的沙俄不僅和中國爆發過雅克薩之戰，也和日本展開了對北方千島群島的爭奪，同時俄國船還曾一度到達日本本土想迫使日本開國。19世紀橫行全球的大英帝國也曾一度前來叩關，為此江戶幕府於1825年釋出過《驅逐外國船隻命令》。然而馬休·佩裡這次造訪日本卻成功打開了日本的國門，這和十多年前發生在中國的一場戰爭密切相關。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此前日本一直視中國為自己學習效法的物件，儘管也曾有豐臣秀吉挑釁中國的權威，儘管日本提出了”崖山之後無中華“的論點，但即使是對他們眼中的蠻夷——滿清王朝儘管在文化心態上蔑視，但在現實國力上仍是自愧不如的。可鴉片戰爭卻讓日本看到了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不到兩萬的侵略軍越過大半個地球在一個老大帝國的土地上擊敗這個帝國。儘管德川幕府和清王朝一樣執行鎖國政策，但一直要求那些獲得幕府頒發的朱印狀而出洋貿易的商船返國時必須提交一份關於外國情報的風說書。長崎作為通商口岸和中國、琉球、北韓、荷蘭等國保持著一定的貿易往來，與此同時日本也能透過這些國家的商船獲得關於海外的情報。事實上在佩裡艦隊還沒到達日本時日本幕府就已知道了這支艦隊的動向。

儘管知道這支艦隊的動向，但從沒見過西方蒸汽輪船的日本人真見到這支艦隊時從幕府到平民無不震驚，有的武士甚至拔出佩刀打算與美國軍艦交戰。這時在今天東京京橋區一家叫五月塾的培訓班裡一個留著山羊鬍子的黑瘦大叔卻不以為然地說道：”這幾條船早該來了，真不知道上面那群官老爺在怕什麼？”此人名叫佐久間象山。一位學生當即問道：“我大日本神國佔盡天公地道，怎會輕易輸給外夷？”佐久間象山不以為然道：“神國日本？你還沒睡醒吧？什麼是天公地道？當前只有大炮才是天公地道！你可知目前的日本造出一門大炮何其不易？眼下光這四艘黑船上就有百來門大炮，分分鐘可以把江戶打成一片火海，而在黑船的母國米利堅同等威力的大炮何止成千上萬？”學生沒再出言反駁，這位被老師駁斥得啞口無言的學生名叫吉田松陰。

佩裡艦隊在遞交國書後並未在日本過多逗留，日本方面懸著的心隨著艦隊的離去又放下了，儘管佩裡離開時留下了“我會回來”的話，不過日本方面卻是能拖一天是一天，說不定您老突發急性腦膜炎嗚呼哀哉來不了了呢？也不知道這幫小鬼子咋想的？就算佩裡真有三長兩短，美國不會再派新人帶隊前來？事實上佩裡並沒突發急性腦膜炎，他於第二年再度來到日本。幕府在審時度勢後還是認定自己無力和美國對抗，於是在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雙方於1854年3月31日簽訂了《美日神奈川條約》。儘管這一條約在中、日兩國的歷史教科書中都被定義為不平等條約，但其實日本既沒割地也未賠款，只是開放了下田和函館兩處港口為美國捕鯨船補給和避風。儘管是在美軍炮口下籤訂的條約，在面子上的確令日本很難堪，但其實並未對日本的國家主權有多少實質性侵犯，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開放港口對日本也並非是完全無利可圖的。

在與日本會談期間佩裡向日方贈送了火車模型和莫爾斯碼電報機，日本並沒像鄰國中國那樣將其視為奇技淫巧，而是迅速加以研究和仿製。日本人總是對新鮮事物充滿濃厚的興趣——事實上在佩裡即將離開日本時發生了一段小插曲：兩個日本人趁著月黑風高爬上了黑船並告知佩裡希望和佩裡一起去美國，去實地看看美國強大的原因。只想做生意而並不打算多生事端的佩裡叫來了官府的人。由於出洋是違反當時德川幕府的鎖國制度的，所以這兩個日本人被抓了起來。不久之後五月塾的佐久間象山也被官府抓捕，原來打算乘坐黑船偷渡美國的是一對師徒，其中的老師正是佐久間象山的弟子吉田松陰。

儘管吉田松陰試圖實地觀察美國的願望落空了，但日本的門戶開放已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安政5年（1858年）6月江戶幕府簽訂《日本國美利堅合眾國修好通商條約》，7月與荷蘭、俄國、英國，9月與法國締結類似條約及貿易章程。這些條約規定開放箱館、兵庫、長崎等五個港口，江戶、大阪闢為商埠，可派駐領事等，從翌年7月起實施。條約還規定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率制度等，因而是不平等條約。當然在這一過程中日本也不是完全逆來順受，當日本表現出不馴服時列強也會使用武力威脅：1862年英、法兩國以保護僑民為由駐兵橫濱。1864年英、法、美、荷四國組成聯合艦隊佔領下關炮臺，向幕府勒索300萬美元的賠款。1864年這四國又強迫幕府修改稅率。至此日本成為列強的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由於外國工業品充斥市場，手工工場和手工業者受到嚴重排擠，破產和失業者日益增多，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1859~1867年間日本爆發了96次農民起義，全國各地爆發了空前未有的市民暴動。

在空前的民族危機時刻日本官方主導下自發的改革也開始啟動了——過去中國一直將日本的明治維新同中國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進行對比並言之鑿鑿聲稱：中國近代化改革早於日本，理由就是中國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後開放的國門，而日本卻是在1853年黑船來航後才打開國門，比中國晚了13年。然而事實上日本的改革早在1853年之前就開始了：1841年幕府在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主持下實行天保改革，表面上看這次改革和之前中、日等東方國家傳統意義上的改革沒多大區別，似乎完全不能和近代化掛鉤，然而實際上這次改革是幕府在仔細分析了自前一年爆發的中英鴉片戰爭後為挽救自身統治危機為採取的應急手段。改革的要點內容大致如下：①鞏固幕藩領主制經濟基礎,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強迫外流的農民返鄉，嚴格限定農民外出做工期限，嚴禁農民從事副業生產。② 抑制物價上漲,實行公定價格，禁止奢侈，矯正風俗，嚴格限制城鄉人民生活，並且解散“株仲間”（同業公會），以廢除其對商品的壟斷權，實行自由交易，增加江戶商品進貨量。③為增強幕府經濟實力,穩定財政收入,1843 年9月釋出《上知令》（封地調換令），宣佈將江戶城周圍10（日）裡、大阪城周圍 4（日）裡範圍內的大名、旗本領地收作幕府直轄領地。④為避免重蹈中國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覆轍,緩和同西歐列強的緊張關係,幕府撤銷1825年的《異國船驅逐令》，釋出《燃料淡水供給令》，只要外國船隻有求，就可以供應燃料、淡水和食品。⑤實行富國強兵策，加強對江戶灣等戰略要地的警備，以鞏固海防。幕府的對內改革措施實質在於抑制商品經濟的發展，維護和加強封建領主所有制，因此未能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反而導致經濟混亂，引起社會各階層的不滿。1843年9月水野忠邦下臺，改革失敗。

在幕府改革前後地方藩主大名們也進行了改革，這其中以薩摩藩的改革最為典型：薩摩藩改革前負債累累，出身下級武士的家老調所廣鄉1827年上臺後，以賴帳的辦法實際上取消了對三都（江戶、大阪、京都）大商人的債務關係。為增加財政收入，致力於引進先進農業技術以提高產量，發展商品經濟，實行紅糖藩營專賣制度。軍事上採用洋式炮術，製造槍炮、火藥。其改革為以後藩主島津齊彬實行殖產興業、充實洋式軍備的政策開拓了道路。在長州藩，主持藩政改革的村田清風致力於新士風和武士教育，同時壓縮財政開支，以37年為期償還藩和武士借債，以整理借債。緩和專賣政策，減輕租稅,並加強以下關為據點的藩營商業和海運活動,獎勵洋學，採用洋式兵術。在肥前藩，藩主鍋島直正在農村實行均田制，推行陶器和煤炭的專賣政策，並鑄造大炮，建築炮臺，以增強軍備。在中下級武士參與並領導下，以整頓財政和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藩政改革基本上取得成功，奠定了左右幕末政局的經濟和軍事基礎，給予日後的樹立維新政權運動以重大影響。

除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之外，此時民間各種思想流派出現了大爆發的現象，而在1853年美國黑船造訪日本後這種現象就表現得更為明顯了：當時只有22歲的孝明天皇對一切進入日本的外華人和外國勢力都極為厭惡，並且他也敏銳地意識到在外國入侵的威脅之下自己有望擺脫幕府的控制而獨立發聲，於是他開始公開表明自己反對外國勢力的立場。此時在日本的地方藩主大名中水戶藩向來以鼓吹尊皇論而聞名日本，既然天皇陛下已表明了反對外國勢力的立場，於是水戶藩不失時機地提出一個新概念：攘夷——就是把一切外國勢力趕出日本的意思。對此有人給出了兩個字的評價：愚蠢，此人名叫佐久間象山。

佐久間象山在鴉片戰爭發生後不久就以魏源的《海國圖志》為藍本寫出一部《海防八策》。該文的主旨是：日本作為一個海洋國家必須要在以後的世界潮流中掌握海權，而當前儘管無法敵過西洋的堅船利炮，但也該有所準備——比如多造炮臺，儘可能不要進口大炮，而採用中國產武器等等。儘管佐久間象山對水戶藩的攘夷論調不以為然，但他也以攘夷派自居——他將自己的觀點歸結為大攘夷，將水戶藩的觀點嗤之為小攘夷。佐久間象山對大小的區別有過如下解釋：所謂大攘夷就是要潛心學習西洋一切先進學術，待自身變得比他們更強大時再以堅船利炮將之一掃而出。

佐久間象山的弟子吉田松陰則跑回來家開辦了松下村塾，教授學生們儒學經典、軍事理論以及尊王思想。吉田松陰還將尊王論調和攘夷觀點結合成為尊王攘夷論，不過他所宣揚的尊王攘夷論可謂是當時的日本最為激進最具侵略性的觀點。儘管水戶藩長期以來也鼓吹尊王和攘夷，但吉田松陰明顯要激進得多：水戶藩只是強調幕府要透過尊皇來獲得政治權力的授權背書，但還是承認幕府實際統治日本的地位；吉田松陰卻強調尊王就是要明確天皇是日本唯一的權力中心，換句話說吉田松陰已將尊王和幕府對立起來，由此為配合自己的尊王攘夷論調（簡稱尊攘）吉田松陰又提出了倒幕概念，所謂倒幕就是以武裝力量推倒幕府。與此同時吉田松陰又把攘夷和尊王兩個概念合二為一併賦予了新的解讀，而他這種解讀方式對中、朝等亞洲鄰國而言是一種充滿侵略性的解讀方式。

此前日本的攘夷論點無論是水戶藩那種直接排斥外夷一切事物的方式，還是佐久間象山那種潛心學習的方式，畢竟還都是立足於透過日本自身的實力反擊外夷的侵略。而吉田松陰卻公然提出了在亞洲各鄰國臭名昭著的論點：失之歐美，取償東亞。吉田松陰曾著有《幽囚錄》，在這本著作中吉田松陰明確指出：當今日本“繼續擴充武備，大造艦船”用於開拓北海道、奪取琉球並責令北韓前來朝貢，然後再進一步染指滿洲、臺灣、菲律賓。事實上後來日本對亞洲鄰國的侵略政策有相當部分延續的正是吉田松陰的路線。

然而思想的大爆發是一件利弊參半之事——當時的日本形成了四種政治思潮：尊王、佐幕、攘夷、開國。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主張是對國家和百姓最有利的，可有時愛國之心也會成為禍國亂國的根源——由於政見不同當時的日本街頭常有人拔刀互砍。直到一個叫坂本龍馬的土佐下級武士站出來大聲疾呼：”日本的問題不是軍事、經濟的問題，而是團結統一的問題，日本必須用同一個聲音在國際上發言“。他為實現這一目的而四處奔走，將原本政見各異的各路政治派別凝聚在一起。儘管當他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後就遇刺身亡，但被他凝聚起來的政治勢力推行了徹底改變日本命運的明治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