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說！現在難民問題成了歐盟內部衝突的導火索，法德軸心要求歐盟的邊境城市承擔更多的接收難民的責任，而後者則要求歐盟成員國共同承擔難民問題。

隨著歐洲難民人數越來越多，當初大量接收難民的國家正在顯得力不從心：一方面是財政壓力增大。以德國為例，現在德國的難民總量已經達到了100萬人，光這些人每月領的救濟金就是一大筆開銷，更不用算為他們建設的服務設施。

另一方面，難民造成的社會問題加劇，民眾對其反感程度越來越深。而這種反感情緒直接報復到了領導人的頭上，右翼政府上臺，政府的執政偏向民粹，最終造成了歐盟體系的震盪。

只要接收難民就會不斷地產生難民問題，這麼大的人口基數擺在那裡。只能說最終解決難民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停止接收難民，馬克龍和默克爾顯然不想這麼做，但是如果停止接收難民又會回到2015年前的難民偷渡潮，到時候災難又會發生。

在24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難民峰會上呼籲“採取措施體現對歐洲價值觀的尊重和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團結”，但很顯然，歐盟各國都有各自的小算盤。在法國和西班牙提出了“歐洲解決方案”後，義大利認為馬克龍的話顯示其脫離實際，並且稱馬克龍將會有使法國成為義大利頭號敵人的危險，義大利總理認為應對拒絕接受難民配額的國家進行制裁。

在接受難民第一線的國家裡，義大利和希臘已經將要被成千上萬的難民完全壓倒了，義大利內政部長也在一次採訪中強調了義大利在移民政策上的強硬立場，要求不再接受難民，並且還要把現有的一些難民送出去。

從2015年開始的難民危機截止到現在，後果要比想象中嚴重的多，不僅給歐洲帶來了經濟負擔，也造成了分裂，極右翼黨派崛起並且已經進入了超過10個國家的政府內部，歐洲的價值觀也正在遭遇危機，歐洲現在應做的是去思考為何引發了難民危機，否則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這是不可能的。歐盟擴張得太快，各城員國的境況參差不齊，德法調門最高，雖九死其猶未悔，但國內民粹勢力反彈很大，英華人脫歐就是為了獨善其身，希臘義大利西班牙等南歐國家經濟脆弱根本沒有多大意願接收難民，東歐新成員國小底子差，也對接收難民持消極態度。

歐盟難民問題引起歐洲各國的分歧，根本的陰影在於難民的湧現數量大，接納沒盡頭，給各國帶來很大的經濟壓力，並伴隨恐怖威脅和社會動盪等因素。特別是對本身就深陷經濟困境的一些國家(尤其是前華約國家)更是雪上加霜。所以，這些國家在這個問題上要達成共識，難度是很大的。如果認識暫時一致，大家都作點讓步，也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持久。不從源頭截斷難民潮，歐盟的任何對付難民的舉措都是揚湯止沸，治標不治本。

歐盟難民問題達成一致的可能性不大，表面上是難民的湧入導致了歐洲各華人民的反彈，進一步激起了歐盟內部關於安置難民的意見不統一，而本質上卻是難民的湧入激化了歐盟內部本來就難以調和的內部矛盾！起的作用僅僅是水落石出的作用！

歐盟內部的問題是，除了個別幾個核心國家依然有一定的工業能力，其餘大部分國家都陷入了產業空心化的境地，而高福利社會下的歐盟更是讓這些陷入產業空殼化的國家無法正視自己的問題，很多國家都在政府層面發行債券以獲得資金維持本國的高福利政策，而對於難民的湧入一方面會有攤薄原住民福利的可能，另一方面還有可能讓政府加大債務的發行量！

例如希臘的債務危機，本質上就是希臘強硬舉報奧運會產生的鉅額債務，而本國除了少數的手工業就是嚴重依賴旅遊產業支撐的經濟，更本沒有能力償還債務，但壓縮政府支出，又會激起公職人員因待遇降低而引起的抗議，因此希臘也沒有什麼可行的辦法，唯一的就是發行新的債券，以償還到期的債務和繼續維持本國的高福利！但如今的希臘誰還願意購買他的債券呢？主權信用評級的頻頻下調已經讓希臘這種自欺欺人的玩法無法繼續！

和希臘有同樣處境的在歐盟內部有不少國家，西班牙、義大利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法國，唯獨德國如今仍然在工業能力上有系統支撐，實際上歐盟在經濟方面的核心就是德國，但即使德國經濟在發達也不可能支撐起整個歐洲的產業空心化！

如今歐盟正在推動預算一體化，這無疑是德國不堪忍受這些空心化國家拖累的行動之一，但此時推行難民安置配額，無疑是雪上加霜，最近地中海那艘滿載難民的船隻一直在海上漂泊也能說明各國的基本態度，即使大家之前都簽署了安置難民的條約，那又如何呢！

謝謝邀請，德國《明鏡》週刊24日稱，為讓那些不配合國家回心轉意。馬克龍已經有了新提案。根據這一提案，歐洲將建立一個“封閉中心”，迅速確定這些難民，是否為真的經濟難民或真的需要庇護，然後透過此舉迅速遣返那些不能庇護的難民。

這是典型的治標不治本，難民的產生是和美國和歐盟對一些國家發動的顏色革命有關。顏色革命促成了很多國家的倒臺，在倒臺後沒有一個國家恢復到以前，相反造就了大量的難民。這些難民就去了號稱有包容之心的歐洲，給當地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這是美國和西方國家之前沒有想到的。他的根源就是國家亂了，生活沒有保障，只好去自詡為天堂的歐洲。這才是根源。

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歐洲放棄以前的干涉政策，讓各國以自己的方式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相反。這才是治本的方法，除此以外都是瞎掰呼。

難民危機是歐盟目前面臨的最主要的政治危機。解決的難度非常巨大，因為它涉及到一系列的地緣政治，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歷史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問題。

傳統的西歐大國現在都面臨大量流入的國際難民。首先我們必須明確，難民的救助是國際法規定的義務。所以這些國家需要接納和安置這些難民難民流入之所以成為危機，是因為地緣政治的動盪，導致短時間內流入大量的難民，超出了這些國家能夠接納的極限。而這些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非法移民的進入。

之所以說非法，是因為這些難民並不是透過正常的途徑進入到這些歐洲國家，而是透過偷渡流亡等等一系列非法的手段進入。向德國在內的一些西歐國家，會透過合法化的途徑，給這些難民合法的難民身份，但是這個過程耗時非常漫長，需要進行一系列的調查，同時沒有數量上的控制國家很難作出合理的安排。導致這些難民長期生活在收容所，沒有辦法真正融入到社會，形成一系列的社會和安全問題，比如強姦搶劫盜竊暴力犯罪等等。

非法移民的大量湧入，使得傳統的西歐國家政治平衡關係受到了影響。很多少數族裔非法滯留。逐漸形成了聚居區。進而影響到了政治秩序。出現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也會給執政黨以及各國政府帶來一定的壓力，甚至會改變政府之前奉行的人道主義政策。所以說難民危機的影響不僅僅是在當下，更多是在將來。

近年來，歐洲意識形態和社會思潮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越來越多的民眾，選擇拋棄基於西式普世價值的傳統白左意識形態，轉而投入帶有明顯新納粹色彩的極端右翼懷抱——在法國，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勒龐在去年大選中進入第二輪投票，與馬克龍一決雌雄；在德國，默克爾已經被逼的做出了不再競選基民盟主席的承諾；在義大利，成立僅僅數年的民粹主義震盪政黨——五星運動在今年大選中獲得三成投票率，成為該國第一大黨，並與聯盟黨一起組建聯合政府。雖然整體而言，當下的歐洲，依然是白左佔上風，但照此趨勢，在不久的將來，極右思潮成為主流，似乎已經不可避免。

歐洲之所以會極速右傾，與歐洲環境的變化密不可分。經濟的持續頹靡，移民、難民問題的爆發，社會治安的不斷惡化，這種種困境，對民眾的生活造成了嚴重的衝擊，而傳統的白左意識形態，以及基於此思想而構築的當下體制，對此卻束手無策。這種情況下，以極端國家民族主義為號召的極右思潮趁勢興起，並得到越來越多民眾的支援。

民眾之所以支援極右，雖然出發點各有不同，但目的歸根結底就是一個——希望生存環境變好。但問題是，極右如果真的上位，它真能滿足民眾的這個期待嗎？

首先，極右思潮的泛濫和相應政治勢力的上位，會對西式普世價值造成極大的衝擊，進而引發歐盟的分裂和解體。

西式普世價值，就其理念本身而言，是推崇無區別的博愛。在這種理念框架下，所有人都應當享受到平等的基本權利——而不受國家、民族、文化、階級等限制。基於普世價值理念的政府，應該在自己控制範圍所及，無差別的踐行這一原則。

而極右對應的是極端國家民族主義，它對享受權利的定義，是有明顯區分的，只有屬於這個國家、民族標準體系內的人群，才有資格享受。而不符合這一標準的人群，政府不僅無義務提供任何保障，相反還必須對其行為予以限制，以免其對“真正的”國民的生活構成衝擊。

如果普世價值，被基於國家。民族的極右思潮取代，那隨著這根共同紐帶的消失，維繫歐洲一體化的意識形態力量也就不復存在，歐盟解體的機率就大大增加。

而且極右的泛濫，也會重新加劇歐洲的內部衝突。歐洲（不含俄羅斯）本身地域並不遼闊，但國家卻有三四十個之多，各國山水相連，地緣關係緊密，這種緊湊的格局，本來就容易引發衝突。自古歐洲就內戰頻頻，尤其是近代化以後，隨著科技的進步，軍事衝突導致的破壞愈發明顯，兩次世界大戰，更是歐洲整體衰落的直接促因。後來歐洲內部之所以會化干戈為玉帛，除了美蘇崛起帶來的外部壓力，內部，歐盟（歐共體）體系的構建和普世價值的推廣，也在相當程度上壓制了矛盾，消弭了彼此之間的衝突。如果普世價值和歐盟不復存在，歐洲各國之間基於地緣引發的各種矛盾勢必重新抬頭，甚至極端國家民族主義，其本身就會使這種對立和衝突加劇。這樣一來，歐洲國家間的關係，很有可能退回到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頁。

退一步說，就算歐洲各國能保持相當剋制，但歐盟解體和普世價值崩塌，也會讓歐洲國家喪失自己一直享受的“大國溢價”和文明溢價。

二戰後，歐洲整體衰落。同時，隨著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和產業鏈條的複雜化，美蘇（俄）中等地緣大國強勢崛起，歐洲各國不僅受戰爭創傷，更重要的是單一國家的體量都相對較小，發展潛力受限，很難獨立應對地緣大國的競爭，其國際話語權面臨急劇下降的風險。

這種情況下，歐共體——歐盟應運而生。雖然歐盟不是一個國家，而僅僅是個主權國家聯合體，但它的出現，依然在相當程度上將歐洲整合到一起，形成合力，使得歐洲依然能作為一個世界級的存在，進而獲得足夠的國際話語權。

一旦作為國家聯合體的歐盟，被推崇極端國家民族主義的極右沖垮，歐洲各國將重回四分五裂的狀態，本身地緣狹小，體量有限，又沒了近代的文明先發優勢，這種情況下的歐洲各國，其國際話語權，自然會大大受限，再也不能像以前一致對外時那樣，獲得足夠的“大國溢價”。

文明溢價也是同一個道理。歐洲一直被視作人類文明的高地之一，引得千萬人的嚮往，歐洲也藉著這種外人的尊崇，收穫了不少實實在在的利益。歐洲之所以能有這種地位，除了歷史因素和現實實力以外，對西式普世價值不遺餘力的推崇，也有不小的功勞。如果極右上位，普世價值崩塌，那麼歐洲的意識形態吸引力就會大大削弱，“文明溢價”也會因此大打折扣。

以上都是從國際角度來說的。而就單一國家內部，極右思潮氾濫以及相應勢力上位，帶來的也未必是福音。

現在的歐洲各國，其國家體制以及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均是以白左理念為基礎構建的。鑑於極右與白左的針鋒相對，這種兩端之間的轉換，本身就很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引發內部對立和衝突。二者立場的全不相容，意味著這種衝突很難在體制框架內解決，這種情況下，衝突極容易外溢，發展成體制外鬥爭——也就是街頭衝突乃至革命。一旦發生，就意味著整個社會的重新洗牌，這個過程中社會將遭受極大的破壞。

當然，這只是一種可能而已，如果處理得當，也未必會發展到這種地步——比如二戰前的德國，也經歷了魏瑪共和國向納粹的轉換，這個過程其實整體而言還是比較平和的，未對社會造成太大直接衝擊和破壞。

但即便如此，也不代表社會動盪可以避免。就算歐洲各國主體民族內部的思想轉換能夠和平完成，但種族鬥爭卻無可避免。

極右之所以氾濫，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穆裔移民和難民的衝擊。而極右所推崇的極端國家民族主義，更是直指這些非我族類的群體。所以一旦極右成了氣候，那麼他們勢必向穆裔下手。

這就會引發衝突。現在的穆裔，和當年的猶太人可不一樣。首先經過幾十年移民和難民衝擊，穆裔在歐洲的人口比例已經達到了一定程度——遠超當年的猶太人。而且鑑於穆裔的超強繁衍能力，他們的人口構成中，年輕人比例十分之高——這意味著其反抗能力天然較強。再加上和猶太人有家有業不同，穆裔普遍貧窮，所以顧忌較小，反抗的慾望也天然強烈。再加上在歐洲之外，穆裔還有伊斯蘭世界這個龐大的後盾，綜合這種因素，極右化的歐洲各國要想向穆裔下手，遇到的阻力可以說是非常之大的，引發的衝突，以及給自身帶來的損失，都絕不是當年納粹清除猶太可以比擬。

而且，現代的歐洲，本身暴力機器也未必能適應這種內部清除。歐洲在二戰後受美國軍事庇護，本身軍事投入就已經和戰前不可同日而語，而且隨著蘇聯解體，最大外敵消除，在軍事投入方面就更是漫不經心。而穆裔不僅年輕人多，反抗能力強，最關鍵的是還背後還有伊斯蘭世界支援。對這部分人群，如果僅僅只是小規模限制，現行暴力機器或許還夠用，但如果上升到大規模，高強度排擠的地步，歐洲現有的暴力機器，未必能應付得宜。

所以，如果極右主導下的歐洲，真的要對穆裔下手，勢必加大暴力方面的投入。

這同樣是很困難的。歐洲為什麼軍備這麼爛？除了必要性下降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福利社會盛行——軍事投入很大部分都被拿去買選票了。極右上臺後，要履行政治承諾，樹立自身合法性，就必須清除極右——相應的就必須加大對暴力武裝的投入。而這種投入，又勢必佔用國家資源——這意味著給百姓的福利會因此受到影響。此外，排擠和反抗，這個過程本身，也意味著社會動盪的加劇和破壞的加深。

這就成了個兩難。民眾支援極右，本來就是為了社會更安寧，福利更有保障。可如果結果適得其反，那他們又豈能再予以支援？

當然，要是極右能夠做到快刀斬亂麻，短時間內將穆裔問題迅速解決，那民眾或許還能忍受；但鑑於穆裔的現有規模和增長趨勢，以及他們的超強反抗能力，以及背後伊斯蘭世界的力挺，這種鬥爭想短時間內結束，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就意味著極右踐行自己政治主張的過程，很可能會演化成一場政治自殺——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讓國內矛盾更尖銳，社會更動盪、遭受的破壞更嚴重。

退一萬步說，即便極右勢力真的短時間捏搞定了自己國家內部的穆裔，其接下來的發展，也會十分艱難。

穆裔可不是猶太人。猶太人畢竟有錢，當年納粹排猶，至少立馬就能撈到不少現實回報。穆裔窮的要命，就算把他們全攆回中東和北非，也最多能在未來給自己省點福利開銷而已——短期內得到的回報並不多。

但代價卻十分慘重，一旦極右興起，歐盟解體，歐洲單一國家的國際話語權不可避免的大跌，產業鏈也會出現波動甚至中斷（鑑於現代產業鏈的規模和複雜性，歐洲的先進產業大都需要跨國合作方能完成），而歐洲分裂後，在極端國家民族主義思潮的煽動下，各國彼此間矛盾勢必計劃，單一國家的地緣政治風險又會重新上升——這意味著軍事投入勢必增加；同時，排穆還會引發伊斯蘭世界的整體敵視——雖說伊斯蘭世界不能直接武力報復，但掐掉石油供應，還是做得到的。

這麼多麻煩擺在面前，每一個都是極右化的歐洲國家，難以邁過的坎。到那時，歐洲還想繼續混下去，那就只剩兩個選擇——要麼重新打內戰，要麼更深層次的依賴美國，借這個強大外力來強行維穩。

歐洲重燃內戰的後果，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而引入美國，這下場多半還不如現在——畢竟歐盟再怎麼磕磕絆絆，但總是自家人定自家事；而等美國徹底掌握主導權，這位大爺可不會這麼客氣，現在只是半蹲著的歐洲，沒準到時候就只能像日本那樣全跪著了——到那時，可是沒有後悔藥吃的！

總而言之，現在的歐洲人，越來越像身陷囚徒困境的盲流。他們感受到了環境的持續惡化，試圖透過逆轉來改變，但這種逆轉，卻有可能在未來，帶給他們更大麻煩。

當然，對這種逆轉風險，歐洲人也不是完全沒有擔心，但面對基本面的惡化和積重難返，他們既不願繼續苟延殘喘，又不願意承受徹底推倒重來的痛苦，所以也只能寄望於透過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改變，來奇蹟般的復甦。至於這種調整到底是砒霜還是蜜糖，帶給他們的到底是羅斯福新政的鳳凰涅槃，還是納粹希特勒的萬劫不復，歐洲人現在已經想不了那麼多了——因為，他們已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