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問題之前回答過了，司馬光是功是過，我個人想法就是，過大於功，至少王安石變法是為國圖強，即使政策不好，也比司馬光強，而司馬光到最後都是為西夏稱臣，沒有為自己的國家做過好的一件事

咳，司馬光啊，我對此人的生平不太瞭解，不過貌似課文裡的司馬光打破了水缸救出的那孩紙吧，雖然聰明卻沒派上用場，王安石變法為何失敗，是跟此人有關的，只是知道司馬光是個混蛋！當年曾看過一本書，王安石變法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司馬光總是反對，為了反對而反對，重黨組織，有一次新黨對西夏明明打贏了，佔據了不少土地，可是司馬光非要把佔據過的土地以及百姓都送給了西夏，可想而知，那些北宋百姓落到西夏手裡，下場是不好，宋神宗掛了以後，王安石的變法被廢除，當時的變法進行了十幾年左右了吧，影響很大的，明明是一項很好的政策，落到下方就變了樣，這其中幕後黑手…絕對有司馬光那貨

其實王安石變法，也有些政策不太好，司馬光就是個保守派的，跟變法派是死敵的，自古以來，保守派和變法派本來就是死敵

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宋神宗時期兩個名臣，司馬光小時候名氣很大，王安石年輕的時候便在政治上嶄露頭角。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進行了逐條的批駁。從技術層面上來說，王安石變法確實存在一些問題，變法的過程之中也存在著執行的問題。王安石變法就是在當時也並沒有得到多數人的支援，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一種改革，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又觸動了地主階級的利益。除了國家以外，大家都沒有得到好處，反而增加了負擔。司馬光在洛陽呆了15年，編輯了一部《資治通鑑》。宋神宗死後，司馬光把新法全廢了。就是當時的蘇軾也認為王安石變法，有一部分也是可取的。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政策忽左忽右，並最終損害了國家的利益。所以說司馬光並不是什麼國家的社稷之臣。

司馬光總體上來說，過大於功。寫《資治通鑑》的目的是給皇上上課，其實篡改了一部分歷史，目的性很明確，就是他自己思想的產物。他反對變法有兩個依據：一是祖宗之法不可變。二是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是變相的把人民的財富收斂到國家，反而會激起民變。司馬光造成的結果是大宋王朝自此喪失了變法以圖強的機會，成了大宋王朝本質上的掘墓人。

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

一、很難想象，那個機敏靈活的少年，會成為老頑固。

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傳頌很久，幾乎人人皆知。這個故事核心的意義就是靈活機敏，說明了司馬光會變通。而真實中的司馬光，確實才思敏捷，少年神童。與一般神童不同的是，他沒有小時神童，長大了了。反而勤奮好學，刻苦努力，博學多才。從他能獨自負責完成《資治通鑑》就可以看出來，此人是有大聰明，真才幹的。

不僅如此，他還剛正不阿，敢於堅持原則。可是你很難想象，這樣的人，竟然成為了那個喊出了“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老頑固！這句話恐怕稍有思辨能力的人都知道，歷史的車輪是滾滾向前的，拿今日一比，不知道司馬光會不會再氣活過來。如果祖宗之法不可變，大家今天都別生活了。你想短髮，西裝，裙子等等，什麼都不可能。所以，這句話差矣！誤矣！簡直誤國誤民！

二、真實的司馬光有一股狠勁，是那種不達目的不罷休的人。

其實砸缸的故事就透漏出了他性格的果決，裡面就帶著一股狠勁。後來為了皇帝能夠接受他的意見，別人都是上書了事，他狠，寫了一部書《資治通鑑》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可不是部普通的書，是一個系列，而且篡改了部分歷史，目的更是寫在書名裡，就是為了教育皇上的，讓皇帝看看，不聽大臣，忠臣建議的王朝，都是怎麼得的報應。

他最讓人詬病的是，此人虛偽至極。雖然他反對王安石變法，處處與變法作對，說白了就是宋朝的黨爭，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拼殺。可是他卻要標榜他和王安石私交很好，說明自己只是對事不對人。千古奸詐無過於此。同樣的蘇軾也反對王安石變法，可是反對的是真正的弊端，並不是全盤否定，變法圖強中的一些有益的做法，蘇軾是支援的。可是神宗之後司馬光上臺，卻不由分說的全面廢止了王安石的變法，於是蘇軾開始反對他，開始認識到司馬光真正的面目，絕不是那個只對事不對人的那種胸懷。

三、司馬光是一個細思極恐的人，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司馬光反對變法的目的是什麼？是有爭議的，因為畢竟是他的內心世界，別人的揣測都不能成為確切的證據。可是，歷史的檢驗是真的，到底誰對誰錯？還是一目瞭然的。既然如此，阻礙歷史的車輪是愚蠢的行為，你再看司馬光的行為，就是細思極恐！目的還是為了利益，個人的利益，集團的利益，而不是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其實在當時人民是分不清楚的。畢竟改革就是要觸動人民的惰性思維，打破慣性，一時很難適應，現今的改革依然如此。可是有了這一千多年的經歷以後，再回頭看，就比較清楚了。你再看司馬光的一言一行，他當時為什麼會那麼做？你就會明白，他真正目的是自己的名氣和地位。個人的利益，才是他真正的出發點。前文我說他大聰明，可是沒有說他有智慧，就是這個原因。

你再有聰明才智，可是不能利國利民，對我們有什麼用？試想如果變法一直實行下去，在困難中解決問題，在改革中不斷改革，中國極有可能進入一個文明的良性迴圈，那麼至少不會使華夏民族遭遇那麼多的磨難，死去那麼多的人民。

四、司馬光是一個改變了歷史程序的人，阻礙了歷史的發展。

能改變歷史的程序，有兩種可能，一種是變好了，一種是變壞了。這就像社會影響力一樣，正面的形象帶來了正能量，負面的形象也必然帶來了負能量。司馬光無疑是後者。他憑藉自己的能力，確實是改變了歷史的程序，不過不是改好了，而是改壞了。同時在此後樹立了負面影響作用。一旦遇到改革，保守派總要以司馬光的理論為依據，以他的辦法和手腕來對付改革派。這個對中國的影響就太壞了。

我們印象深刻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的重新崛起，給出了機會。可是時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專家學者認為改革是失敗的，不足的，是有問題的。可是這部分挑毛病的人，卻沒有自己富國富民的政策，如同不幹事的人，專門挑幹事人的毛病。不幹事當然不會出錯，幹事當然會出錯，可是幹事的人，卻要經常遭受不幹事的人的攻擊，這就是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司馬光執政以後，有的作為和效果，大家一目瞭然，他更加的差。

五、大奸似忠，千古奸詐無過於此！

說一套做一套，是此人真正的面目。他高呼祖宗之法不可變，可是他卻成為了大宋開國以來第一個支援後宮干政的重臣。正是在司馬光的支援之下，高太后才開始違反祖制執政，並推舉趙佶當了皇帝。這簡直就是個諷刺，你的《資治通鑑》是幹什麼的？這樣的皇帝就是你教育出來的？

他開啟了宋朝的黨爭，嚴厲的打擊政敵，使朝堂上一片烏煙瘴氣。還美其名曰，國家貧弱，司馬光“日力不足，夜以繼日”的苦幹，裝出為國為民操勞的樣子。他又歸還了無數將士用鮮血換回的西夏國土，使大宋再也沒有了北伐恢復河山的雄心，妥協退讓，委曲求全的龜縮政策，幾乎成了宋朝的代名詞。他溜鬚趙佶，開啟了奸臣之道，重用蔡京等，使得北宋輕易滅亡。

唉。我簡直就要收回我開頭的話，他功小於過了。因為說功，除了《資治通鑑》，真不知道從何說起。我只知道，後世的大奸似忠，正是由司馬光開始發揚光大的！大奸似忠，其實說白了就像一個母親，她非常的愛自己的孩子，可是她又沒有愛的能力，有時候反而因為她的愛心，結果愛死了自己的孩子。這種解釋還是相對來說比較慈悲的。

總結：如果用佛法解釋，就是魔。魔有多壞？他最擅長的就是裝佛菩薩迷惑你，看似給你關懷鼓勵，幫助你，面相又莊嚴，言行又慈悲，可是在關鍵的那麼一兩句話上，卻給你下藥了，讓你誤入歧途而不自知，反而深信不疑。魔，是防不勝防的。所以佛法上，尤其在《楞嚴經》上釋迦牟尼佛詳細的講解了二十四種陰魔的作為，供你明察。

如果你真正的修行正確了，佛你也不見，魔你也不見，你真正的做到了依法不依人。而司馬光，哪裡是依法不依人？所以越是表面上忠臣，其實越能誤國誤民，這才是真正的大魔頭，魔到欺世盜名，矇蔽善良。

所以我們評價歷史人物，一定要結合後世的影響和結果來看，你才能看明白。同時要依法不依人，只看他的法，對人民國家有沒有好處，對子孫後代有沒有福利，到底是為他自己還是為國為民，這就是佛說的，佛看發心。這個是看問題的根源。不能否認至今仍有一部分人認可司馬光，這是正常的。畢竟對錯都有個摻雜，可是本質上是什麼樣，一定要看清楚明白！

對於司馬光的功過問題。個人覺得司馬光的過大於功。

司司馬光一生溫良謙恭，剛正不阿，讓他節儉，正直，對財物和物質享受，看得很淡薄，沒有什麼愛好，對學問卻沒有不精通的。他最大的貢獻，莫過於主持編寫的資治通鑑。資治通鑑是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

但司馬光的政治生涯並不突出，司馬光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儘管他認為王安石的這個新法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實際上他對王石卻非常的不滿，所以他終其一生都是在反對王安石的這一個變法。

王安石下臺之後，司馬光上臺，把原先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保守派，全部都召回朝廷，司馬光基本上把王安石所提出的新法全部都廢除了。司馬光想盡辦法，廢除新法，但是他又沒有提出有效的政策方針。

我們知道，王石被稱為中國封建社會改革第一人。他的變法，雖然說在某種程度上，它帶有一點幻想性。但事實上，他的一些做法，你比如說變法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削弱了地主階級的一些權益。這是有積極意義的。雖然王安石的變法，他觸動了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但在當時情況下，他所提出的免役法，青苗法，都是有積極意義的。司馬光廢除新法之後。它所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國家財政又變得空虛，甚至比以前更差了。

人們所熟知的，司馬光對西夏的態度繼承了熙寧以前的妥協政策，把已經收復的一些地方，割讓給西夏，以求得苟且一時。這在當時激起了民憤。

所以司馬光的過大於功。

很多人一說到司馬光，肯定就是想到他砸缸救人的故事，我一想到司馬光就會想到我很喜歡的那句詩，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

我個人認為司馬光一部《資治通鑑》就足以流芳百世了，過呢主要在任宰相時提拔了蔡京這個大奸佞。

司馬光和王安石，他倆在一個朝上工作，共同一個君主，他們兩個人除了年齡不一樣，官職不一樣，但是在口碑和能力方面，尤其是文章上，那都是一等一的，他們也是互相欣賞對方的。至於支援或者反對變法，我認為兩個人沒有贏家，因為宋最後也亡於這次爭執，這個結果應該是兩個人都不願意看到的，

一個特殊的年代，往往會出現各色人等，由於其代表各自的勢力集團而標名千秋，雖然最後是殊途同歸，但在歷史舞臺留下的痕跡卻與世長存。

北宋晚期，由於儒家長期持續發展，由初期的作為，變為不作為，到僵化因循守舊，封建統治集團由藩鎮割劇勢力，到趙匡胤釆取趙普的“杯酒釋兵權”封建統治論得以實施，中央集權形成，社會財富，權力利益，宗族勢力重新洗牌，統治集團將天下利益瓜分殆盡，大地主成為最大贏家，天下財富，土地，人口被他們鯨吞噬盡，而過去用於防止軍閥掌握兵權，將府兵變為國兵，負擔由國家統一養起來的初期利益此時就變成了負擔，成為攪民，禍民的根源之一。到北宋晚期，政治腐敗，經濟凋敝，軍事虛耗，文化沒落，社會進入下行期，表面繁華，內裡已被大地主，大管僚，大商人，大豪強士紳及冗官，冗兵掏空。如不對政治經濟軍事動手術改制，北宋將加速滅亡。恰在此時，年輕的宋神宗在未登基時認識了銳意改制的王安石，兩人一見如故，宋神宗在仔細考察了王安石說的社會敝端後，決心改變國家命運，因此他上臺後就讓王安石上萬言書，交於朝臣討論，此論一出，石破天驚，以王安石為首的改制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展開論戰，最後王安石等在宋神宗的支援下，勝出，王安石變法得以展開，十年之間，中小地主階層官僚得以上臺，守舊的大地主，大官僚，大士紳，大商人及豪強勢力得以抑制，冗員也得以清除，政治風氣得以轉變，社會士子上升渠道得以開啟，經濟也大幅發展，生產力得以進一步釋放，軍事狀況也得以改善。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社會進入下行期難得一見的小中興。到王安石罷相時，國庫充盈，兵源充足，民兵得以發展，國家負擔減輕，仕子進仕得以增晉。正是王安石的變法觸動了整個大地主勢力，他們是一個體系，因此一旦支援變法的宋神宗下臺，由於沒有了最高統治者的支援，再加王安石變法時過於急功近利，在執行上難免過頭，到變法後期，後遺症也顯示出來，被對方抓住了把柄。宋神宗一病，王安石便被罷相，變法也以失敗而告終。隨之因循守舊的司馬光上臺，一切恢復舊制，變法人員被反攻倒算，變法成果成為舊勢的蛋糕很快被瓜分殆盡，社會快速下滑，腐朽沒落勢力充斥朝廷，因循守舊勢力到處橫行，變法也成為芸花一現而淹沒在歷史中。但王安石留下的改制歷史功績和經驗卻寫在歷史上，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改到經驗。

司馬光在反對王安石變法行為失敗後，主動去做了一件同樣標名千秋的大事，他在宋神宗支援下，著手編寫歷史，把中國的斷代史加以整理，進行編輯，動用全國的力量，選拔仕子，收集書籍，日以繼日，十九年間完成了鴻篇鉅著《資治通鑑》，囊括一千三百年曆史，是繼史記之後出現的中國歷史瑰寶。為寫《資治通鑑》耗盡了司馬光的心血，其政治主張，治國方式姑且不論，僅此一項，就名標青史。為編輯《資治通鑑》司馬光本人在上書皇帝表中說：他為此竭精禪慮，鬚髮皆白，發疏齒落，身體每況日下，可見他及他的同僚為以付出了多少汗水，時至今日我們開啟此書，彷彿看到他們在酷暑下，寒冬中，白天日賦萬言，夜晚掌燈疾筆，為我們留下了千古珍寶。

因此二人都是人中英傑。一個寫的是歷史活劇，功勳著天。一個秉筆直書，收集天下英才，囊括古今歷史，為我們留下了墨寶！

這樣評價二人最為恰當！

《資治通鑑》是中國古代著名歷史學家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範祖禹、及其子司馬康等人歷時十九年編纂的一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通史鉅著。《資治通鑑》按時間先後敘述史事，用記敘的手法說明史事的前因後果，系統地以政治、軍事等史實為主，藉以展示歷代君臣治亂、成敗、興衰、安危的事蹟，作為歷史的借鑑。鑑於往事，資於治道。意在參考歷史的經驗教訓，有資助於治國安邦，更好地解決現實矛盾，以及警示啟迪後人。

《資治通鑑》自成書以來，歷代帝王將相、文人墨客爭讀不止，成為歷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教科書，對《資治通鑑》的稱譽評價很高，史學家胡三省曾評價：為人君而不知《資治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資治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資治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毛主席曾十七次批註過《資治通鑑》，並評價說：‘’每讀都獲益匪淺，是部難得的好書。‘’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曾任地方官多年，很得百姓稱讚，他也在從政實踐中，發現了北宋所面臨的積貧積弱局面。親眼看到社會問題的嚴重性，冗官、冗兵、冗費的弊端愈演愈烈，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國家財政困難。而廣大農民由於豪強土地兼併、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繁重，各種矛盾正在醞釀激化。 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了弊政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就向皇帝上書，指出天下財力困窮，在於吏政敗壞。並提出理財方案：‘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變法主張，希望透過社會改革運動。變法維新，革除弊端，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適應時代變化發展。

但是變法觸犯和限制了地主官僚的利益，經濟利益矛盾歷來是社會矛盾和社會動盪的根源。構建社會和諧，必須縮小貧富差距，防止兩極分化，合理調整經濟利益，解決利益均衡問題。可這些封建官僚權貴只顧自己窮奢極欲，那管百姓窮困潦倒和國家長治久安。他們聯合起來共同反對阻撓變法，甚至對王安石展開人身與論攻擊，宋神宗駕崩，皇太后聽政，哲宗即位，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返回朝廷，各種反變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馬光打著“以母改子”的旗號，反對新法，排斥新黨。他把變法的責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接著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衊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新法大部廢除，變法派貶黜，直到後來，引發北宋朝廷嚴重的黨爭，投機分子藉機把持朝政，乘機騷擾百姓，貪贓枉法，敗壞國家。

司馬光是位歷史學者，雖熱心治國，但未能有更多的直接參與政事的機會，對北宋的國計民生了解甚少，後雖擔任相職，開始‘元祐更化’盡罷新法，但任職執政時間不長就逝去，後來的事情也不能全部怪他。不過輕信提拔蔡京卻很讓人失落，與此同時，司馬光 對西夏的妥協政策，把將士們浴血奮戰已收復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以偷安一時。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會上廣泛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