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地方上的藩王軍事根基非常弱，行政治理也是地方官員。而唐末那些節度使地方主官，軍政大權在握，而且都經營了數十年甚至更長。這是根本原因。所以歷史上抵抗最久的就是以張獻忠起義軍為最終軍事基礎的南明政權了。

唐朝軍隊有充分的自制，也就是節度使，而明朝依靠太監對軍隊進行嚴格控制，沒有自制權力。

唐朝打仗效率有多高呢？首先是軍事制度。唐朝前期，實行的是府兵制。這是一種兵農合一的制度，全國各地設有600多個軍府，每個軍府管轄府兵一千人左右。府兵不用繳納稅賦，平時務農，農閒的時候參加軍事訓練。一旦遇上戰事，府兵就要上陣打仗。府兵的武器和馬匹等全部自理，但他們可以參與戰利品的分配。

府兵制大大節省了軍事開支，也是支撐唐代前期戰爭的重要制度。但府兵制後來漸漸衰落，到了唐玄宗時期就被正式廢除了。這是為什麼呢？這就要說到唐代的對外擴張了。從唐朝建立到唐玄宗時期，唐朝一直在擴張。擴張就意味著前線離軍府越來越遠，府兵奔赴前線的成本越來越高，他們漸漸支付不起這個費用了。而且，府兵在戰爭打完以後，還得回到所屬的軍府。這一來一回，路上實在是太折騰了。你可能會問了，那唐朝為什麼不在前線附近設定新的軍府呢？這是因為府兵制的基礎是土地。唐朝的前線都已經深入草原和西域了，當地根本沒那麼多土地。到了唐玄宗時期，府兵制的問題就更為明顯了。唐玄宗特別熱衷於對外擴張，杜甫有一首詩叫《兵車行》，裡面有兩句“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意思是說，邊境都打得血流成河了，唐玄宗卻還想著開疆擴土。頻繁的對外擴張，導致府兵們再也無力支付戰爭的費用。加上當時的土地兼併又很嚴重，很多府兵的土地都被富人買走了，他們只有紛紛逃亡。於是宰相李林甫上了一份重要的奏摺，說各地軍府已經沒有府兵可供徵調了，乾脆把府兵制停了算了。唐玄宗准奏，府兵制就此退出了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所謂募兵制，就是國家按期發軍餉，招老百姓當兵打仗。老百姓參軍入伍以後，就成為職業軍人，長期當兵，不用務農，戰鬥力很強。募兵制不用土地做依託，招來計程車兵可以長期駐守邊疆。一切看起來都很完美，但安史之亂的禍根就這樣埋下了，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募兵制有很多好處，但也有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它容易導致軍閥的出現。我們可以拿府兵制來對比一下。府兵制下有一條規定，戰爭結束以後要“兵歸於府，將歸於朝”，就是士兵回到軍府，將領回到朝廷。這樣士兵和將領只在打仗的時候會聚在一起，將領很難把士兵變成自己的私人軍隊。但在募兵制下，士兵都是職業軍人，和將領朝夕相處。時間一長，帶兵將領就容易變成軍閥。而且，為了保證邊境士兵的生活，唐玄宗還在邊境劃出一些地區，專供軍隊和他們的家屬居住。這些地區就是所謂的“藩鎮”，藩鎮的統帥就被稱作“節度使”。

更要命的是，唐玄宗為了確保對外戰爭的勝利，又改變了財政體制。你想啊，募兵制需要定期給士兵發軍餉，但當時的金融技術比較落後，由中央政府先把錢收上來，再給藩鎮發軍餉，這樣效率太低。於是唐玄宗就說，不用這麼麻煩，以後藩鎮可以自行掌管地方財政，你們自己收錢，自己花。這樣做確實提高了效率，藩鎮不用再擔心軍餉的發放，但弊端也很嚴重，藩鎮手上又有兵，又有錢，很容易形成割據勢力。不過，在唐玄宗看來，效率是第一位的，而且他相信自己可以用政治手腕鎮住這些藩鎮。可惜事態的發展超出了他的預料。這是後話，我們一會再講。我先帶你看看，剛才說的這些事，和安祿山的崛起有什麼聯絡？唐玄宗在位時期，一共設立了九個節度使，其中河北地區就佔了兩個。這裡說的河北地區，是指太行山以東，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這兩個節度使，一個叫范陽節度使，范陽就是今天的北京市一帶。還有一個叫平盧節度使，位於今天的遼寧省和河北省交界地帶。安祿山擔任過的第一個高階職位，就是平盧節度使。

朱棣是透過造反上位的。他本來是駐守北部邊疆的燕王，後來發動兵變，率軍南下，奪取了皇位。朱棣的王府裡有好幾位能幹的宦官，在戰爭期間從事情報工作，立下了汗馬功勞，鄭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朱棣能夠奪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朝廷裡有內應。朝廷上的官員受到儒家忠君觀念的影響，不大可能做內應，宦官們沒有什麼心理負擔，看到朱棣在戰場上節節勝利，就私下和朱棣聯絡，暗中傳遞朝廷的最新動向。朱棣即位以後，為了投桃報李，開始重用宦官。當然，朱棣作為一代帝王，不可能僅僅出於感激，就打破朱元璋定下的規矩。他的這種做法，背後還有更深的政治目的，那就是用宦官去防範和壓制文武百官。

你想，朱棣透過造反登上皇位，朝廷上當然有人不服，所以朱棣登基以後，就對反對派大臣進行了血腥的屠殺。可是殺歸殺，倖存下來的大臣們，他們心裡會不會有怨言呢？這一點朱棣心裡可沒譜，畢竟皇帝都是以猜疑為天職的。於是，朱棣為了提防大臣，就開始重用宦官。那他具體是怎麼做的呢？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太監去做監軍。當時朱棣剛剛即位，全華人心不穩，他就派出幾員大將，去接管邊境地區的軍權。他對這些大將不太放心，就又派出幾名心腹宦官，跟過去監視他們，這就是宦官監軍的開端。後來，朱棣從京城的軍隊裡挑選出14萬精兵，組成了一支精銳部隊，叫作“十二團營”。統領十二團營的，居然是宮裡的宦官。於是，宦官監軍漸漸變成了正式的制度，宦官系統的最高權力機構司禮監，也漸漸取代了原來的兵部，成為最高軍事決策機構。到了明朝第九位皇帝也就是明孝宗朱佑樘在位期間，發生了這麼一件事。兵部的最高長官，兵部尚書馬文升，客客氣氣地去拜訪司禮監的最高長官，也就是掌印太監李榮，想和他商量一起去檢閱部隊的事。結果李榮那天大概是心情不好，拒絕見他，馬文升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你看，這件事說明，司禮監壓過兵部一頭，成了最高軍事決策機關。除了讓宦官監軍，明成祖朱棣還有一項制度創舉，那就是設定了東廠。東廠是一個特務機構，由宦官進行管理，專門負責監視文武百官，以及一般百姓。請注意，東廠還有一項重要的職能，就是監視錦衣衛。錦衣衛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它也是一個特務機關，是明太祖朱元璋設立的。朱棣覺得錦衣衛在皇宮外面辦公，他們平時都在忙些什麼，是不是對自己絕對忠誠，都不好判斷，於是他又設立了東廠，派宦官去做東廠的首領。這是因為他覺得，宦官是自己身邊的人，用起來最放心。東廠位於今天北京的東安門附近，大堂的入口處掛著一塊匾，上面寫著四個字：“朝廷心腹”，大堂上還供奉著南宋名將岳飛。這些都特別能反映東廠的本質：充當皇帝的心腹，對皇帝個人效忠。東廠的管轄範圍很廣，大到軍事將領們的不軌企圖，小到老百姓對於朝廷的私下議論，他們統統要管。明朝末年的魏忠賢就是東廠的首領，在他的領導下，東廠的權力登峰造極。魏忠賢利用東廠，不斷對士大夫進行政治迫害，還加強了對民間的監管。當時有這麼一個故事，一天晚上有四個人在房間裡喝酒，一個人喝醉了，就開始大罵魏忠賢，其他三個還比較清醒，靜靜地看著他罵，不敢出聲。那人還沒罵完，東廠的人就破門而入，把他們四個帶去見魏忠賢。大罵魏忠賢的那個被當場處死，其他三個人卻拿到了賞賜，但他們早已被嚇得魂不附體。你看，明朝皇帝利用宦官控制住了軍隊，也控制住了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對皇帝來說，宦官是最忠誠的奴僕，所以明朝皇帝又逐漸派宦官去幹別的活，比如在經濟活動中擔任職業經理人。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宦官和職業經理人，這兩種身份看上去完全不搭界啊，但明代宦官真的幹過這活，比如替皇帝打理皇莊。皇莊就是皇室成員的私家莊園，這裡說的皇室成員可不止是皇帝，還有皇子和各地的藩王。皇莊由宦官負責打理，比如嘉靖皇帝在湖北安陸府就擁有規模巨大的皇莊，這片皇莊包含了36個村子，還有兩個大湖，總面積達到了一萬多頃。安陸皇莊的管理者就是宦官。除了打理皇莊，宦官還經常替皇帝打理別的財源。我們經常說，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工商業當然比農業要掙錢，這一點明朝的皇帝其實很清楚。在當時，掙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開礦，尤其是金礦、銀礦，那開採出來就是錢啊。明朝的皇帝們不僅喜歡開礦，還主要派宦官去負責開礦，這些宦官被稱為“礦監”。皇帝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因為派宦官去開礦，所得的收入大部分屬於皇帝個人，不會被政府拿走。比如萬曆年間有一個名叫陳增的宦官，長期在山東地區採礦。他在當地受到官員和民眾的抵制，因為他如果判斷老百姓的房子和土地下面藏著礦產，就會對老百姓說：你家裡有礦啊，然後強迫老百姓搬走。於是，山東的官員經常向皇帝上奏摺告他的狀，但是萬曆皇帝從來只當沒看到，因為陳增是在替他賺錢。除了開礦，宦官們還致力於發展製造業和國際貿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長江下游的蘇州和松江一帶的紡織業。明朝在這些地區建立了不少紡織工場，並且僱傭了一萬多名工人來做工。負責管理這些工人的也是宦官。宦官為了討皇上開心，也為了給自己撈油水，當然是變著法子提高產量，拓展銷路。蘇州、松江一帶的紡織品不僅行銷國內，也成為大宗出口產品，為國家創匯。前幾年有一部電視劇口碑很好，叫作《大明王朝1566》，裡面有一個叫楊金水的宦官，就是江南紡織業的職業經理人。為了創收，他還親自出面，和外國商人談判，爭取外貿訂單。楊金水這個人物雖然是虛構的，但類似他這樣的人，在明代歷史上確確實實地存在著。

明末時長江以北都打爛了，千里無人煙萬里無雞鳴是真實寫照，北方沒割據的條件。長江以南經濟環境好些，但確是東林黨大本營，東林黨把持江南經濟命脈，控制下到販夫走卒上至文武百官的言論，而且東林黨自己又派系林立，沒有割據的社會基礎，強如李定國都被內耗耗死了。

唐末和明末，這兩個歷史節點，非常相似。但是唐朝的滅亡卻導致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軍閥割據混戰，而明朝滅亡後，卻被滿清迅速席捲，殘殺殆盡。

究其原因，我認為有以下幾點。

唐、明皆亡於農民起義，但唐失國體，明得大義。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公元880年，農名起義軍黃巢進軍長安，大肆屠滅唐朝宗室大臣，摧毀了唐朝的根基，朱溫逼迫“哀帝”退位取而代之，建號“大梁”，開啟五代十國的混亂割據；“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公元1644年起義軍李自成攻破北京城，逼死崇禎帝，大明帝國黯然謝幕。

兩朝從實際上來說皆是亡於農名起義。但不同的是，唐朝根基被黃巢摧毀之際，國體崩潰，朝廷威信早已喪失，至唐僖宗到唐哀帝基本成為傀儡，權力旁落於朱溫和李克用，導致其餘各藩鎮將領藐視朝廷，不聽調遣，自成一派，為割據埋下禍根。

而大明朝卻不一樣，崇禎接位天啟，鬥垮魏忠賢，開始獨掌大權，擁有調動天下兵馬的權力（至少名義上），朝廷始終擁有威信力。區域管轄內，始終奉“大明”為正統，不敢有逾越之禮，失去成為“割據”的思想土壤。所以從南明弘光、隆武到最後的永曆，皆是高舉“明”這面大義之旗，將領有架空之權，卻無獨自割據之本。

都面臨塞北外族威脅，但契丹剛興，滿族氣候已成。

唐朝末年，契丹族耶律阿保機兼併契丹七部，組成強大的塞外軍事集團，威脅中原，魚肉邊疆。而明末女真族努爾哈赤以十三胃甲起兵，建立後金，與明朝分庭抗禮。一個契丹，一個女真，建立的政權都對唐、明兩朝形成巨大的威脅。

但區別在於，契丹族在耶律阿保機的帶領下，直到907年朱溫取唐之後，才正式稱帝，建號大遼。當時的契丹族雖然擁有一定的軍事實力，但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尚不完善，內部並不穩定，不具備大舉南下，一統中原的實力。所以，唐末以來，契丹皆是作壁上觀，坐看中原政權“梁唐晉漢周”更替，從中獲得漁翁之利，巧奪燕雲十六州。直到宋朝，契丹也沒能南下，只能與宋分割而治。

而滿族在努爾哈赤的帶領下，攻戰必勝，從1616到1626短短十年時間，滿族南獵大明，蠶食北疆，在薩爾滸大敗明軍遼東主力，攻破熊廷弼和王化貞的遼東經略，緊接著佔領義州、錦州、大淩河等遼西之地，席捲整個東北，入主盛京（瀋陽）稱帝。西伐蒙古，統略喀爾喀，先後用編旗、聯姻、會盟、封賞，以及圍獵、賑濟、朝覲、重教等政策，加強對蒙古的統治。

同時，努爾哈赤建立了一套非常紮實而穩固的軍事體系——八旗軍制。八旗的核心是“兵民合一”戰時為兵，攜帶軍械糧草從屬征戰，平時則從事生產勞動，積累力量。這套體系，不僅解決了滿族初期的糧食儲備，還激起了滿族的戰鬥慾望。八旗兵只要獲得軍功，都會得到大肆封賞，八旗兵作戰越猛，獲得的利益則越多多，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越是努力訓練，打造武器裝備，如此良性迴圈，使得滿族擁有一支虎狼之師。

1626年-1644年，皇太極繼續發展壯大，實力越來越大，無論是經濟還是軍事，已然齊備，對山海關以南的花花世界充滿了渴望，全族（滿清）思想統一，求戰欲強，為席捲天下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唐、明軍事制度差異，導致最終結局不同

1.唐朝的節度使“募兵制”，為藩鎮割據埋禍根。

唐朝建國以“府兵制”為核心，府兵制的特點是兵農合一（“八旗兵制”與之不謀而合）。府兵平時為耕種土地的農民，農閒的時候才組織訓練，等到有戰鬥，府兵就帶上武器和馬匹，隨軍征戰，也就是所謂的“義務兵”。這套體制在建國初期戰爭頻繁的時候，具有強大的戰鬥力，但隨著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的到來，戰事匱乏，府兵無戰事，無封賞，再加上土地兼併，府兵窮困潦倒，地位低下，府兵制迅速崩潰。

繼而代之的是募兵制，募兵制最大的特點，募兵派響，打仗只要給錢就能打，軍隊只要給錢就能建立。這就給了全國地方藩鎮私募兵員的機會，尤其是從唐初就設立的邊疆制度——節度使。節度使具有全權排程，經略邊疆的權力，一州之地全憑他來調遣。隨著府兵制崩潰，募兵制大興，山高皇帝遠，節度使私募兵員組成軍事利益共同體，長此以往，逐漸形成以“節度使”家族為核心藩鎮勢力。這也是唐末的藩鎮割據形成的最為核心的一個原因。

節度使的存在，一直到宋朝建立才真正廢除。而且北宋開過皇帝趙匡胤就是節度使出身，兵權在握，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水到渠成。趙匡胤深知“節度使”的危害，所以建立宋朝後，廢除節度使，“重文輕武”，以文治國，削弱武將權力。

2.明朝編戶入軍的“軍戶制度”，和軍隊職業化的“募兵制”，使得明末缺乏藩鎮割據的土壤。

明朝採用的“軍戶制度”，明朝反思了宋朝“以募代賑”消耗大量財政的軍事制度，建立屯田與衛所相結合的“軍戶制度”。軍戶世襲，一邊鎮守邊疆，保證國家安寧，一邊開墾屯田，解決軍隊軍費問題。整個軍隊就是一套自給自足的體系，士兵世代為兵，價格低廉，屯田開墾，不愁吃喝，遇到豐收之年，說不定還有結餘。簡直完美至極，無怪乎，朱元璋自鳴得意：“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士兵世襲，世世代代為兵，失去了自由選擇，子女後代不能升官發財，不能經商富裕，人一生下來身份就已註定，就已經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永遠釘在“軍戶”柱上，沒有政治前途，人生灰暗。尤其是明中後期，將官腐敗，強徵士兵徭役，軍戶的生活水平遠遠低於普通老百姓。軍戶開始逃亡，或者是想方設法脫離軍籍。“軍戶制度”崩潰。

據《籌海圖編》統計，明嘉靖軍戶逃亡70%以上，剩下的皆是老弱病殘。所以明朝中後期，倭寇入侵，明朝士兵一觸即潰，甚至區區幾千流寇就能殺到南京，震驚朝野，可見軍戶制度已經爛到骨髓了。

於是為了抵抗倭寇，以戚繼光為代表的將領，展開“募兵制”，當然這個募兵制與唐末的募兵制有區別。唐朝的募兵制更趨向於朝廷失去地方藩鎮的控制，地方藩鎮的節度使等封疆大吏私自募兵。而明朝則是在朝廷的主導下實行募兵制，選拔強壯青年，加強訓練，組成職業化軍隊。所以我們才看到戚繼光的戚家軍，大殺四方，保衛沿海一方安寧。

明朝的的“募兵制”更像是徵兵，只選強壯，拒絕濫竽充數。但是軍隊的職業化，使得軍費高漲，隆慶時期，歲入230萬，邊響就達280萬，崇禎年間，三響加派共計1200萬兩，財政枯竭，經濟崩潰。所以才出現崇禎釋出“天下勤王”的政令後，居然沒有軍隊迅速趕來。沒錢沒響，士兵們自然不願打仗。

明朝的“募兵制”職業化軍隊，雖然極具戰鬥力（即便到了明末崇禎年間，關寧鐵騎依舊是一支強大的軍隊），但軍費是由朝廷負擔，隨著明朝財政的崩潰，由軍費養起來的軍隊迅速衰落。全國各地藩鎮既無權養兵，也沒有實力私募軍隊。所以，明末基本上很難出現像唐末一樣的零亂的藩鎮割據。

綜上所述。

唐末國家威信大失，由節度使私募士兵組成的利益共同體，為割據奠定了基礎，而契丹剛興起，不足以席捲中原，使得中原各藩鎮有了喘氣之機，最終形成了五代十國的割據事態。而明末從軍戶制度到朝廷主導的“募兵制”，缺失藩鎮割據的土壤，加上滿清氣候已成，具備席捲天下的勢力。崇禎自縊後，闖王的農名起義軍自廢武功，滿清乘虛而入。國內矛盾迅速轉向“滿漢”矛盾，地方割據勢力雖有心，卻無力，沒有正統大義，只能扶持大明宗室，以期“挾天子令諸侯”。但最終由於內部爭權奪利，被滿清逐個擊破。中國進入最後一個滿清封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