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從來沒有成為治國理念，也沒有哪個皇帝相信儒家，之所以儒家大行其道，是因為無論你怎麼治國，都需要一塊遮羞布，儒家就是這個作用。

法家才是治國的東西，每個皇帝都用這個，但是法家的東西不為道德人士所恥，不為老百姓接受，即使是現在，你看韓非子、商君書、君王論，都會覺得黑暗，都覺得毛骨悚然，

而像不懂法家的人，以為法家就是法律治國，依法治國、法制這類東西，就很喜歡法家，因為他們覺得像皿煮，

其實呢？法家無論是韓非、商鞅，都在儒家眼裡是邪惡變態的東西，不是正人君子該看的東西。

他主要講的是如何駕馭臣子，如何管理百姓，能做臣子的，沒有一個安善良民，皇帝是貓，臣子是鼠，皇帝沒有手腕，老鼠就會戲貓了，歷史上被臣子殺的皇帝佔了三分之一都不止，皇帝不看韓非，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有一次，晉元帝賜給太子一部《韓非子》，庾亮直接懟回去了，並對太子說：“申、韓冷酷無情，敗壞社會風氣，殿下不必去讀它。”

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資治通鑑.晉紀》

我們看的史書，二十四史等，基本都是按照儒家的價值觀去寫的，因為寫的人都是儒家的嘛，自然對法家詆譭了，皇帝也不敢明目張膽堂而皇之的用法家理論，只能躲在背後，明面上用儒家的東西。

比如曹操非要封田疇爵位，而田疇一再拒絕，按照法家理論，田疇拒絕封賞，這跟拒絕懲罰一樣，都是皇帝不能接受的，如果是姜子牙，馬上扔進監獄砍了頭，但是曹操不能用法家的理論是教育他吧？因為一旦你用法家理論，這類人馬上就就是一頓亂噴，你這玩權術太明目張膽了吧？曹操很捉急啊，

這時候有人就替曹操在儒家裡找到理論依據了。

鍾繇說：田疇雖然做的不合大義，但還是應該原諒。那什麼是大義呢？“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

所以，儒家只是一塊遮羞布，他的價值觀符合正人君子和老百姓的口味，皇帝是嗤之以鼻的，而法家才是皇帝和臣子看的東西，他們身體力行。

可以說，漢武帝儘管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但是實際上並不是真的純粹的用儒家治理國家，而是實行“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略。到了漢元帝時期，才真正的純任德教，以儒家的仁義來治國。

不過，在我看來，也正是因為漢元帝的此舉，才使得國家逐漸的由盛轉衰。當然，不置可否，漢元帝自身的儒學修養的深厚只是一個方面，當時的社會環境也使得不得不純粹的使用儒學來教化民眾，以達到緩解社會矛盾的目的。

土地兼併日趨加劇，農民紛紛破產，有的投入田莊淪為佃客和奴隸，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為假田農民（國家佃農），有的成為流民，而這些人原來所承擔的租稅賦役，又都轉嫁給編戶齊民，即自耕農身上。再加上政治腐敗，官吏貪殘，天災頻繁，各地不斷暴發反抗西漢統治的鬥爭。

所以說，純用德教來治國儘管只是形式所迫，但是我認為漢元帝的此種舉措著實是使用過頭了，從長久來看是具有很嚴重的社會弊端的。就連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評價元帝廣用儒生之事也說：“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能治理國家的人卻沒有當官，高談闊論的人卻不能辦實事，這又有什麼用呢？

並且，自此，歷史上的文人士子都以儒家思想為主，也完成了思想上的侷限，使得大多數的為官者治理國家就侷限在儒學禮教，而沒有變通，也著實是一大悲哀。

自有漢以來，中國的封建王朝都是採用外儒內法的建國理念。

電視連續劇《毛澤東》第一集中，毛澤東第一次進私塾開蒙時，就要跪拜“天地君親師”牌位。這一禮儀實際上就是外儒內法的典型！

跪拜儀式實際上是對人們施加法治勢術的方式納入制度體制中去。跪拜的內容，就是外在的儒家思想。

這是在社會教育結構上正確的體制，即道治、德治和法治的聯合統一共同發揮社會治理作用。

當今社會上，把法治與德治對立起來的認識和做法是極端錯誤的。

宋以前的大多數皇帝應該都算外儒內法，但凡有作為的君主都會拘泥於儒家思想的約束。但是儒家思想是維持國家架構穩定的有效武器，可以籠絡知識分子為其所用。華夏民族經過幾千年的征戰，亞洲最核心的地帶已經收入囊中，對於周邊的“莽荒地帶，統治者不感興趣，已經開化的先民也不太感興趣，在大一統的環境下人民建立軍功的慾望漸漸息微，這時法家那套富國強兵的思想自然就顯得不合時宜。

而且作為非宗教性的農耕文明，人民追求的是以人為基準的安居樂業。而儒家的君臣父子的一套倫理道德觀恰恰與社會現實相適應，因此統治者樂於推行。但是皇帝要駕馭群臣，僅僅用道德約束是不足夠的，必須要用到法家的霸王道雜才能有所作為。

自隋朝開始確立科舉制度，到唐朝基本完善，統治者用儒家思想籠絡文人的制度確立，對於文人來說學習儒道是最有利可圖的途徑，從那時起才是真正的“罷黜百家”，因此不是統治者不用法家治國，而是儒家治國的成本要比法家治國低得多。

到兩宋時期，由於經歷五代頻繁的政權更替，統治者對軍權的處理更加慎重，以至於出現文人領軍的局面。這顯然是君主的安全感缺失，在儒家思想中尋求慰藉。到程朱理學的出現進一步強化了儒家的地位。統治者在國家管理上透過進一步讓利，使得知識分子用倫理道德相互制約，從而減輕了文人階層對皇權的威脅。我們從歷史也可以看到，從兩宋開始再沒有出現權臣架空皇帝的情況。而明朝由於華夏經歷了百年的外族統治，迫切需要重建有序的倫理道德觀。從八股取士可以看出明朝進一步強化了儒家思想的影響。而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就更加需要儒家的倫理道德觀來支援。

所以並不是說法家不好，只是統治者更需要儒家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在古代國家集體利益的觀念並不清晰，統治者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所以用現在國家集體利益為基準的觀念去評價應該用法還是用儒是不合理的。

恰恰相反，漢宣帝是外法內儒。漢武帝才是外儒內法。

漢文帝重用儒家和道家。漢景帝重用黃老。漢武帝重用法家。漢宣帝一邊重用法家，一邊打壓法家。扶持儒家。漢元帝時儒家獨尊。

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張湯。重立漢文帝時已經廢除的暴秦惡法：告奸之法、誹謗之法、夷族連坐之法。這是中國法治史上一次巨大的倒退。

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羅織罪名，製造冤獄。把群臣和皇族屠戮殆盡。

儒家大師顏異因肚子裡罵漢武帝，被法家酷吏張湯以腹誹罪處死。

漢武帝寵信法家，作惡害人。使中國進入人整人、人治人、人吃人的邪惡時代。【法家的確是法治的頭號死敵】

漢宣帝既重用法家，又打壓法家。扶持儒家。法家是捍衛君權，奴役臣民。幫君主作惡害人。漢宣帝只用法家捍衛君權。不作惡害人。

漢宣帝時，儒家大師夏侯因誹謗先帝劉徹。法家酷吏欲誅之。漢宣帝暗示適可而止。天子不想殺夏侯。法家酷吏讓其下獄。後來漢宣帝使其位列三公九卿之列。

在朝堂之上，天子允許法儒並存。儒家永遠鬥不過法家。法家當權：其一法家會羅織罪名，製造冤獄。其二法家扼殺言論。以誹謗之法殺人。儒家當權：最多把法家罷黜官職。

漢武帝是外儒內法：一邊膜拜孔子是大聖人。一邊重用法家酷吏，扼殺思想和言論。羅織罪名，製造冤獄。屠戮皇族和群臣。

漢宣帝恰恰相反，是外法內儒。漢宣帝時雖然法家當權。在漢宣帝打壓和控制下，國家的政策，皆符合儒家思想：整肅吏治，使政治清明。減輕賦稅和徭役。民富國強。【法家是貧民、弱民、愚民、疲民、虐民、辱民：國強民弱，國富民貧。重賦稅和徭役。讓人民半死不活】

漢武帝后期，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國家千瘡百孔，已經到了滅亡的邊緣！

漢宣帝時，降服匈奴，平定西羌，建立西域都護府稱霸西域，正式將西域納入版圖，四夷賓服。漢朝國力疆域達到空前強盛。

漢元帝時，儒家獨尊。放開言論。再無一人因言獲罪。西漢在西域實行屯田。進一步加強了對西域的統治。漢元帝時，言論自由、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百姓安居樂業。漢朝國力最巔峰時期，正是儒家獨尊的漢元帝時期。

治國，“用”的，只能是具體的政權實體的典章制度，只能是行政工具和法律機器。儒家，沒法用來治國，就好像沒法用馬列主義、政治學、經濟學去“治國”。

是人治國，是人運用政治法律工具治國，工具尚且不能“治國”，更何況是一個具體學科。

另一方面，治國，要用到很多工具，用來做各自相應的工作。比如道德教育，技能訓練，這不同的工作用的工具顯然是不必要相同的。當然，還要用到法律工具、軍事工具、經濟工具、金融工具，各種工具的運用，需要遵循各自的規律、實現特定的目標。但是如何運用，是人的判斷和決策，不是工具的判斷和決策。

漢朝到漢元帝時已有一百多年。西漢初年秦二世而滅給漢朝的教訓深刻，只能實行黃老之術，無為而治，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國策，帝國恢復相當快，農業、手工業及商業空前繁榮，史稱文景之治。但文景之治背後，是地方豪強勢力開始強大。漢武帝敏銳察覺到地方豪強的威脅，並且也為了打擊匈奴，經濟採取上鹽鐵論，遷豪強至邊塞等等措施，加強了中央實力。在這過程中就放棄黃老之術，採用獨尊儒術，外儒內法的治國理論。這也是以後所有帝國的大政方針。

但儒家的道理不僅是說說而已，不僅僅是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套儀式；儒家也有宗教式的神聖性、排他性、唯一性；並且儒家的是根植於血緣紐帶，其理論是有深刻情感需求。我們現在仔仔細細想想，儒家之前的法家，秦始皇的法家嚴刑峻法，條理之中充滿了冷冰冰的殺戮，一切均講求利益，對普通人來講只有畏懼沒有親近；漢初的黃老之術的無為而治，是看穿一切的冷漠，情感是冷冰冰的旁觀者。儒家恰恰與此相反，後世雖說批評較多，但儒家在漢代被獨尊時，並不是簡單僅僅當做牌坊；儒家從此開始吸收諸子百家合理的東西，並開始逐步的影響到普通百姓的方方面面。其實儒家在漢武帝前已在民間有了廣泛的影響力，武帝的獨尊儒術只是使其正式的走向了朝堂成為治國的一部分。這種情況和同時期的基督教的在羅馬帝國確立有像是的地方。唯一的不同是基督教是一神論的宗教體系，儒家是血緣紐帶的倫理體系，但他們的功用是一樣的。

漢書裡記載著宣帝對當時的太子元帝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這句話被認為是對漢家治國的理論，並常常被用來說明帝王家並不怎麼看重儒家。但從這句話裡可以看出儒家的魅力以及其感召力。

事實上漢元帝最後也就真的重用儒家，並在元帝時形成儒臣、外戚、宦官的平衡體系。並且還真的在重用儒臣上帶來不可收拾的後果，後世就更加認可上面一句。

儒家士大夫們誤國。畢竟從先秦以後，無論如何區別，所謂文人都應該深受儒家是影響。所謂誤國，應該是指的文人之間的爭鬥，導致國事反而無人過問，任由事情糜爛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關於這一點，大家應該是看到很多，最開始的東漢的黨錮之禍，唐朝的牛李黨之爭，宋朝的王安石變法之後的新黨舊黨之爭，以及明朝的東林黨等等。以上這些可以看作是文人誤國的充分表現。但其實不然，其實不應該算是文人誤國，應該算作是儒家思想在治國方面的失敗。這是什麼道理呢？

儒家的基本核心體系就是論理道德，中間雖有發展變化，但基本上是圍繞著倫理道德展開的。從春秋孔子開始，一直講究的是禮儀道德。這所謂的禮應該是“吾從周”的禮。上升到國家層次的理論體系一般都認為是從董仲舒獨尊儒術開。在此之前，作為治國思想是不被認可的。但其實儒家從一開始就像基督教一樣，在春秋戰國到西漢初年，是在民間層次已經開始，廣泛的已經被大家接受。其實簡單想想也是，其他百家都在爭論普通老百姓不相干的東西，只有儒家在強調普通應該是如何如何。獨尊儒術應該是一種對這種現象的一種承認。儒家從一開始的先秦史的孔孟之道，到董仲舒獨尊儒術，以後又吸收了諸子百家思想，一路下來，到朱程理學、王陽明的心學等等一脈相承下來。應該是中國兩千年來的統治思想。

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儒家其實作為一種論理論理道德體系應該是非常的成功的。它可以用來作為調節普通人之間的人之間的關係。畢竟從秦朝的法家思想應用到普通人身上並不太適合，人和人之間的交往應該是以道德為主，不應該用嚴刑峻法來進行管理。本來倫理道德這一塊就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指向人心內部的，不是對外要求別人的，是自己要求自已應該做什麼的。儒家學說能成為一種顯學，並評為歷朝歷代所獨尊，主要的因素就是這一點。

但儒家學說作為一種治國理念，就有他先天的足。政治層面應該是各種利益的調節和再分配。但儒家學說沒有這方面的內容。中國是一個大國，一味的嚴刑峻法是無法管理這個國家的各個矛盾的，秦二世既亡的道理就是這個。從這一點來講，儒家學說可以作為一種教化體系來存在的。但是如果應用在政治領域，儒家把人分為小人和君子 以道德觀點來提拔人才這種辦法是非常不成功的一種做法。漢朝時察舉、薦舉等就已經暴露出這種辦法的弊病。

我們小時候看到的演義、戲曲、評書等等民間故事等，充滿了君子小人的這種善惡之分，好像整個歷史就是西宮娘娘和八王千歲的鬥爭。

儒家學說其實不僅僅簡單的是一種倫理道德，他有自己的一種企圖，他想利用儒家學說來解釋世界的萬事萬物。這是儒家最大的不成功之處。儒家的核心是倫理道德。為解釋世間萬物，儒家融入了陰陽家、道家等思想。八卦陰陽的理論就是為了解釋世界而建立的。所謂的天人感應，就是用道德理念來解釋世界。所謂的近君子遠小人，就是想用倫理道德來控制政治問題。所謂的浩然之氣，就是為了解決個人信仰問題等等，如此之類的東西，顯示出儒家的包容性，但是也顯示出儒家的蒼白性。

簡單的說，文人誤國其實是一種變相的對儒家學說治國理論失敗的一種解釋。儒家學說其實是一種類似於宗教性質的一種理論，和宗教一樣有著自圓其說的本事。儒家學說失敗了，並不認為是自己失敗了，而是認為是你們的沒有嚴格按遵守儒家理論所造成的後果。所以我們看史書，24史裡充滿了君子、小人之間的一種爭鬥，似乎只要大家都是謙謙公子就可以天下太平。其實不然，這種說法是自圓其說的謊話。

中國的史書本身就是儒家士大夫們寫的，史書裡記載的事實可能是那麼回事，但是事情的起因，結果，影響等反而不見得是那回事兒，

24史中，只有史記算是草創時期的史書記錄，多少還有一些的原創性和大膽。剩下的就都是官方修史，是要符合儒家觀點的。並且史書記載是以紀傳體為體例，這種體例是把歷史分成各個人物來介紹，介紹完每個人物，最後進行一番賢與孝的評價。這種評價在史記太史公當中還略算公平。但以後的記載，就多少有一些問題了。按照他們的記載，東漢就是亡於宦官、外戚等小人，唐朝亡於，重用宦官、楊國忠、楊貴妃；宋朝是亡於重用王安石等小人；明朝是亡於皇帝不聽好人話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其實不然，每個王朝的滅亡主要原因是經濟上的發展的不平衡，大統一的王朝管理不善所帶來的惡果，主要的因素應該歸結於經濟、技術和政治體制之間的不平衡，是和道德無關的。不是說大家都變成好人，這個世界就可以太平了。但在儒家的思想中，是無法考慮或反思這些東西。堅決的認為沒有嚴格意義按照孔聖人的說法來做才這樣了。所以中國曆來都喜歡推崇三代之治，向古人學習，靠古人靠齊。但我們仔細想一下古人好嗎？單從經濟水平來講的話，儒家三代時期，人穿的什麼吃的什麼？會比秦漢以後的好嗎？現代人絕對是比古人過得好。這種就是儒家的謬論和悖論。

儒家一再的認為，女人不好，小人不好，宦官不好啊，所以奸佞之類的不好。認為都是他們所造成的。實際當中是在掩蓋自己理論的失敗。

簡單的說就，儒家僅僅應該被限制在倫理道德範圍之內，用來調節普通人之間的關係，相當於村規民約；法家思想應用於法律體系內部，強調與規章制度的執行；道家思想應該作為文藝理論體系當中的一些對人性的解放，或者是思考；佛學思想應該作為一種信仰體系存在。儒家不應該作為政治理論體系、或者不應該摻入世界觀等東西。就是說社會的發展應該是逐步專業化。各有各自擅長的體系，內部不應該是雜七雜八的大雜燴東西。

西方也同樣存在這類問題。西方的倫理道德是宗教體系，宗教也一直想成為萬能的體系，建立政教合一政治國家。但執行中發現不可能，宗教改革時深刻反思了這類問題。發現不應該這樣做，就是說信仰歸信仰，政治歸政治，這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才進一步發展起來。

對於中國來講，也是這樣的道理，就是說儒家學說迴歸自己的體系當中，然後說治國理論是另外的東西，和你儒家是沒有關係的。就是相當於西方的政教分開.只有這樣專業化，社會才會進步，才會發展。文人誤國就是說儒家思想的企圖超過自己本身理論體系來解釋世間萬物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