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的本質不是錢的問題，甚至和道德無關，這完全就是崇禎御下無方的結果。

一個皇帝可以殘暴，可以荒淫無度，甚至可以是個傻子，可一旦管不住手下，他就是聖人轉世也離死不遠了。

崇禎就是那種啥都不懂，啥都想插一腳，乾的越多，錯的越多，出錯了，就拿辦事的人頂黑鍋。李闖眼看就到北京城下了，崇禎心裡想跑，無奈大臣們都知道他脾氣，一個都不敢提，好不容易有個頭鐵提出來了，被他頂黑鍋給殺了，結果後面真的要跑的時候，沒人敢給他開城門，只能吊死煤山。

找大臣拿錢也是這個道理，先不說人人都為自己利益不肯拿錢。你就是真拿大錢出來了，以崇禎好虛名的脾氣事後也有可能以貪汙罪的名義殺了，所以拿錢這事對大臣是絕對的賠本買賣。

愛好虛名，死要面子！最後葬送了明朝江山！

你人到中年，就會發現這樣的人特別多。而且寧死不掏錢都是有錢人，我以前認真我花錢爽氣弟兄多，最後發現不如摳門的人，有錢自然有朋友。潛移默化中教育了別人大手大腳花錢都是沒有好結果，是敗家子。這樣的情況下。連自己都不捨得花，怎麼肯捐給朝廷？.……後面我就不多說了。

這個問題要從崇禎和明朝的大臣們兩個方面看。

可能有人會說，崇禎不是抄了魏忠賢嗎？但是到底抄出來多少，我來分析一下。

先舉個例子：“東江鎮一年軍餉只有二十萬餘兩，東江鎮幾萬軍隊，二十餘萬遼民都吃不飽，毛文龍想貪汙都沒辦法。飢餓的人可是沒有理智的，兵變也不是鬧著玩的。”

同樣“閹黨”執政的三年，大明可謂是四處漏風，天災人禍不斷，那都需要錢，薊遼軍費每年就需要七百萬兩，期間還和後金打了幾次大戰役，物資消耗無算。國家形象工程三大殿總投資也有六百萬兩，在大明資金緊張，縮減預算、嚴格審查的情況下，能貪汙十幾萬兩銀子，已經算是有本事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天啟才是“操盤手”，老魏只是站在明面上吸引火力的靶子。他是天啟的忠僕，執行天啟的命令，老魏的行為是天啟的意志的體現。而天啟不會允許別人挖大明的根基，他對“閹黨”也是嚴密監視，有錯一樣處理，“閹黨”們也只能偷偷摸摸的貪，自然貪的不多了。

執行抄家的官員，也可能瞞報、虛報，截留大量的財寶，只以少量銀子充數，本來查抄的銀子可能就不多，再被貪汙一些，到崇禎手裡的，自然也就沒多少了。

抄家魏忠賢沒得到多少銀子，又沒有其他收入，崇禎自然是個窮鬼了。

這個問題的本質不是錢的問題，甚至和道德無關，這完全就是崇禎御下無方的結果。

一個皇帝可以殘暴，可以荒淫無度，甚至可以是個傻子，可一旦管不住手下，他就是聖人轉世也離死不遠了。

崇禎就是那種啥都不懂，啥都想插一腳，乾的越多，錯的越多，出錯了，就拿辦事的人頂黑鍋。李闖眼看就到北京城下了，崇禎心裡想跑，無奈大臣們都知道他脾氣，一個都不敢提，好不容易有個頭鐵提出來了，被他頂黑鍋給殺了，結果後面真的要跑的時候，沒人敢給他開城門，只能吊死煤山。

找大臣拿錢也是這個道理，先不說人人都為自己利益不肯拿錢。你就是真拿大錢出來了，以崇禎好虛名的脾氣事後也有大機率以貪汙罪的名義殺了，所以拿錢這事對大臣是絕對的賠本買賣。

崇禎要是個頭鐵暴君，直接大面積抄家，這錢也是能收上來的，關鍵還是他好虛名，鐵血手段用不出，錢自然收不上來。

崇禎要真的走感動大臣的路線，打感情牌，其實這錢也是能收的，真傻子晉惠帝（何不食肉糜那位）在嵇康之子嵇邵為保護他而死，血染了他一身他還能說出:此嵇侍中血，勿去。看看這話說的，怎麼都能感動幾個忠義人士誓死效忠。崇禎則是刻薄寡恩，你再哭窮，估計手下人心裡還在幸災樂禍。

崇禎聰明反被聰明誤，他自從當了皇帝，就一直與大臣們勾心鬥角，他們之間沒有信任。朝中的核心大臣們，也都是自打算盤，鼠目寸光，格局有限的草包。不知覆巢之下無完卵，最後銀子都被闖王抄了。其實舉全國之力，明朝不會亡。哪怕有個像于謙的大臣也行啊。事都是自己作的，只有死的那一刻才明白。

國家將滅，大臣們為什麼不捐錢救國？崇禎皇帝不做表率、不明人情，要負更大的責任。

崇禎皇帝這次連皇家臉面都不要了的募捐籌集了多少錢呢，答案是白銀20萬兩，公元1644年3月18日，闖王李自成進北京，搜刮白銀7000萬兩。那個哭喊“老臣安有萬金”的國丈周奎家裡，被抄出了奇珍異寶無數，拉了幾十車，光是現銀就有53萬兩之多。

大臣們為什麼不願募捐救國呢？大約要分以下幾種情況：

一、有錢，不願捐

首先，在封建社會只有“家天下”的概念，沒有民族國家的概念。對於多數大臣來說，國是你朱家人的，家才是我自己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在他們那裡是說不通的，你朱家天下亡了，我只要投奔新朝，依然可以做大臣，我還是那根最堅挺的毛。

只捐500兩的首輔魏藻德就是這種想法。李自成問他：“你為什麼不去殉死？”他答：“方求效用，那敢死。（我正準備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將劉宗敏指責魏藻德身為首輔而誤國，魏藻德辯稱：“我本書生，不懂政事，加上崇禎無道，才亡了國。”劉宗敏聽了大怒說：“你從一介書生到狀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禎哪點對不起你，你竟詆譭他”，說罷，命人掌其嘴數十下。最終魏藻德交出白銀數萬兩，在逼問家財時頭裂而死。

其次，由於崇禎皇帝不做表率，再加上平時摳門、對大臣只罰不獎的行為，一場捐資救國的義舉在大臣們眼裡可能已經變成皇帝又一次搜刮大臣的戲碼。所以，皇帝都不捐，我為什麼要捐。

募捐活動進展不順利，崇禎急啊，於是想樹個榜樣，想來想去想到了自己的岳父周奎。他覺得國難當頭身為國丈的周奎應該會有所擔當吧。於是他派太監徐高上門拜訪周奎，先給周奎封侯，然後說：“皇上希望你捐10萬兩銀子，給大家帶個頭。”周奎馬上哭得死去活來，說：“老臣安得多金？”，最後周奎加上皇后偷偷給的5000兩，才捐了1.3萬兩。

看過電視劇《大秦帝國》的朋友還記得山東六國圍攻秦國時秦孝公是如何募捐的嗎，先是秦孝公捐私庫，後是內宮捐嫁妝，感召全國捐款。

崇禎皇帝也有私庫，楊士聰在《甲申核真略》中的記載，說是李自成打進北京後，在宮中找到了崇禎的內帑3200萬兩白銀。雖然3200萬兩這個數字後來被證明不可信，但不管崇禎皇帝有多少私房錢，募捐活動最應該做表率的就是他自己。

二、有錢，不敢捐

崇禎皇帝不明人情，要是能設法保住大臣們的名利和性命，募捐的銀兩肯定多得多。

明朝官員的工資很低，勉強夠溫飽。官員過滋潤日子的錢哪來的呢，一部分是祖產，算是正常所得，更多的就是貪汙了。貪汙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晚明官場潛規則 ，是不能拿到明面上說的，現在皇帝讓捐款，這些貪官是不敢捐的。捐多了吧，別人要是問錢的來路，自己又說不清道不明，掩不住貪汙的事實，捐的多豈不是告訴別人自己貪的多嗎。

古代文人看重“名”，多捐落得個名利皆無，得不償失。再加上崇禎皇帝多疑、心胸狹隘，若讓他知道自己貪汙免不了秋後算賬之虞，輕則官位不保，重則性命難留。

三、沒錢，沒得捐

明朝那麼多大臣，肯定有憂國憂民、識大局的賢臣，這些人平日裡對自己要求高，也不是貪汙受賄之輩，滿心為國分憂，奈何囊中羞澀，空哀嘆。

還有一種就是像言官御史之類的，身處清水衙門，即使想貪也沒得貪，自然沒錢可捐。

沒錢的大臣在闖王進北京後最慘，因為實在交不出銀子，多被折磨致死。

在我們的印象裡，天下不都是皇帝一家的私有嗎？為什麼皇帝和他的大臣們還會各有各的錢袋子呢？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封建（封邦建國）制度便被推翻了，這時就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皇室與政府之間是不是一體的呢？答案是否定的！華人向來信奉一句話，“公私分明”，皇室是皇室、政府是政府，皇室的領袖是皇帝，政府的領袖是宰相，皇帝又高宰相一個等級，這即是制度的大一統性，所以人們又把皇室稱作內廷，政府稱作外廷。

延伸到財政制度上，兩者也分的清清楚楚，比如在漢代，管政府經濟的就叫大司農，管皇室經濟的就叫少府，收支也是各論各的，財政收入的大頭是田賦，歸政府，有時候藉以太倉稱呼，為公支出，財政收入的小頭是工商稅，歸皇室，藉以內庫，內帑稱呼，為皇室服務，故而，皇帝有皇帝的錢袋子，大臣們有大臣們的錢袋子。

還是因為兩個字，沒錢！

國庫收入的大頭是什麼？是田賦！明朝的田賦實際上是很低的，但因為人多、戶多，人均負擔在理論上便不重，剛好能滿足國家財政支出的需求，但到了明中後期，土地兼併加劇，土地十之八九（不是準確資料）集中在了不需要交稅的人手中，而小頭則是集中在了需要交稅的人手中，這就好像把一座金字塔倒立過來一樣，最大的義務承壓在了少數的自耕農身上，很多人便日漸不堪重負，隨即就產生了逃籍現象，逃的人越多，留下來的人便負擔越重，慢慢就陷入一種死迴圈當中。

“餉加而田日荒，徵急而民日少”

這直接導致了國家的財政收入越來越低。

收入越來越低，可支出卻不降反增，越來越高，例如皇帝要大興土木，國庫得出錢，地方發生了天災，如水澇災害，地震，需要朝廷酌情減免賦稅，更兼有大大小小的戰爭，包括萬曆三大徵、抗倭，北面的韃靼、東北的滿清，都是吞巨金獸，這是其二

當時在整個世界大範圍內，發生了一場通貨危機，白銀的購買力大大降低，崇禎年間的金銀價比竟為1:13，銀賤物貴，而且明朝還是個貧銀國，白銀的存量全靠外部輸出，恰逢新大陸，也就是南北美洲的白銀出口量銳減，加之日本政府切斷了與明朝的貿易往來，導致了流入國內的白銀根本滿足不了市場流通需求，這些都使得明朝的財政危機愈演愈烈，這是其三

其四便是官員的貪汙，闖軍從京城的達官貴人處拷走了近七千萬兩白銀，按京官的正常收入水平來講，不可能有這麼多，惟一的解釋就是這些人貪腐了，並且這七千萬兩隻是流動資金，不難想見，這些官員的不動產又該是多麼地驚人。

我們往前回溯一下，嘉靖朝，嘉靖皇帝有一個壞名聲，“嘉靖嘉靖，家家皆淨！”這個名聲是怎麼來的呢？原來就是嘉靖迷戀上了方術、道教、長生不老這些東西，土木繁興，花了很多錢，戶部尚書在給皇帝的報告中指出，用以大興土木的費用自嘉靖即位以來，累計高達600萬兩白銀，這筆資金並不是內帑來出，而是太倉出，所以導致了太倉時常會出現空空如也的現象，故而人們給嘉靖安上了一個這樣的壞名，但他的內帤可不窮，在幾代皇帝的積累和吝嗇下，嘉靖時期的內帑真應了一個詞，金銀山積！

到了萬曆朝，萬曆帝將祖傳的貪婪發揮到了盡致，為了斂財，為了滿足自己的一己私慾，萬曆帝派出了大量的礦監、稅使，傳索帤金，甚至激起了民變，但在萬曆持續幾十年的努力下，內帑之充韌達到了一種亙古未有的程度【摘自明史十講】。

而之後的泰昌、天啟二帝，因為在位時間短，揮霍的也不多，故而傳到崇禎這裡，內帑依然是金銀山積。

但問題總得解決吧，那麼崇禎皇帝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呢？

加！徵！三！餉！

朱由檢彷彿沒有與明朝命運相縛的覺悟似的，在即位後不顧社會予盾的激烈，以“部帑匱絀、國庫空餉不足”為由，多次加派三餉，崇禎初年，加遼餉，每廟加徵九釐，計得520餘萬兩，崇禎四年（1631），再次加徵遼餉，每畝加徵三釐，計得165萬餘兩，崇禎十年（1637）加徵剿餉280萬兩，崇禎十二年（1639）加徵練餉730萬兩，三餉加在一起，每年竟有1700餘萬兩之巨，當年的田賦加在一起也不過六七百萬兩，甚至更低。

崇禎缺錢嗎？不缺！可他就是捨不得！

黃仁宇在他的《明代財政管理》中說道

1644年，軍餉欠款已達數百萬兩，而從南方來的稅款只有幾萬兩，國家的糧倉現在實際上空了。沒有足夠的大米充軍糧，戶部就買雜糧湊數......一個將軍報告說：“你鞭打一個士兵，他站起來；但與此同時，另一個又躺下了。”王朝快完了，這是不令人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時還沒有完。

這就好像一個人的生命一樣，年輕的時候，小夥子的身體很好，可以連做200個俯臥撐不大喘氣，走路的步子也很輕快，乾淨利索，但當年齡愈來愈大的時候，先是身體的各項機能出現了衰減，比如經常生病，眼睛老花，耳朵聽不太清，走路變的拖拖拉拉，腳老是拿不起來，接著就是心力的衰弱，大腦感受不到對身體的控制感，最後的結局就是死亡。

1644年4月25日，明思宗吊死在煤山上，臨死之前，他將亡國責任全然推給了他的臣子們。

闖軍進入北京以後，為籌集軍費，對士大夫集團執行了一項名為追贓索餉的政策，據說闖部的劉宗敏為此打造了近五千套夾棍，準備要讓北京城計程車大夫們“主動捐餉”，最後，這些夾棍用了幾何，我們不清楚，但拷略出來的軍餉還是有大致數量的，約七千萬兩白銀！每年的田賦+三餉也不過二千萬兩，這些貧官汙吏、亡國之臣竟富裕到這個程度！可最後還是給李自成作了嫁衣裳，真可謂是明朝跌倒、闖王吃飽。

接著，闖軍又從朱由檢的內帤中，找出白銀近三千萬兩、黃金近一百五十萬兩（《甲申紀事》注：本觀點非定論），莫大的諷刺！每逢國庫缺錢，大臣伸手來要的時候，朱由檢都要哭窮，而後喊道：“自今帑藏空虛！”，死都不肯往外掏錢，轉過來，當朱由檢向與國同休的勳貴們、大臣們、宦官們化緣時，也是同樣的境遇，不敢不獻，但獻出來的資金籠共加起來不過十幾萬兩，據說朱由檢的岳父周奎為朱由檢貢獻的一萬三千兩白銀裡，有五千兩竟是從宮裡拿的，拷餉過後，闖軍從周奎的家裡搜出白銀五十三萬兩，此外還有家資無數！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