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國近代史研究者認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期間，英軍曾在攻打天津時使用過名為“列底炮”的毒氣炮，進而將最早在世界戰爭中使用毒氣炮的時間從一戰前推至1900年前後。2009年7月，《蘭臺世界》雜誌刊登了一篇名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的毒氣彈問題》的文章（以下簡稱《毒氣彈問題》）。該文將國內中國近代史學者關於“列底炮”的觀點和所用資料進行了彙總，得出了“侵略聯軍在這場戰爭中違背國際公法，數次使用當時極具毀滅性殺傷力毒氣炮”[1]48的結論。
類似的觀點還零星散見於此前發表的一些論文中，如陳振江《庚子百年祭》[2]、姚恆《義和團運動後期直隸軍民的反抗鬥爭》[3]等。陳文堅稱八國聯軍在天津戰場上多次使用世界上剛剛發明不久的“毀滅性殺傷武器”，“兇狠地殘殺數以千萬計的中國軍民”[2]2；姚文則指責“聯軍用施放毒氣彈的慘絕人寰的卑劣手段佔據了北塘的7座炮臺，這又一次證明了侵略者的‘文明’”。[3]陳振江甚至還在文末推知了這種毒氣炮的結局：“愛國清軍在北倉戰鬥中用自己的勇敢、智慧和精確的射擊技術一舉摧毀了英軍的毒氣炮，殲滅了曾經逞兇一時的毒氣炮隊。”[2]5
儘管上述文章作者對這一結論深信不疑，但是，人類首次在戰爭中使用毒氣發生在1915年4月的伊普雷戰役，使用火炮發射毒氣彈則是在當年更晚些時候，並無資料顯示1900年之前曾出現過炮射毒氣彈，是為軍事史和科技史學者的共識。而更為關鍵的問題在於，上述文章中所引用的史料根本無法支援其觀點。透過與外文史料對比，可以發現所謂英軍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使用過“毒氣炮”一事完全是誤傳。
一、問題的由來
儘管最終的結論有悖事實，但上述作者的推論總體上亦有史料為據，並非空穴來風、任意捏造。欲正本清源，即需要分析梳理史料的型別和成分。以《毒氣彈問題》為例，其用於支撐觀點的中國史料主要有如下幾條：
敵人之攻天津城何以民人竟死亡殆盡，曰此用氯氣炮之故也。考氯氣一物，醫家用之解毒，然其性實甚毒烈，入口鼻可立斃。西人取以實炮中，不待彈及其身，但使其氣吸入口鼻中，罔有不迷濛而僕者，然其殘忍實出情理之外，故泰西戰陣之上鮮有用以斃敵人者。（1）
本日（六月十四日，即公曆7 月10日） 下午從英國新運到大炮二尊，名列低炮，此炮自制就以來，只於非洲交戰時用過一次，據聞炮彈開放後，在一百碼地內之人，一聞其氣，無不暈死。（2）
發列底炮數次，馬軍（馬玉崑所統之武衛左軍）死者無數，乃退扎楊村、北倉等處。……此次英國鐵甲船到津運此炮二尊，放過數次，有一次，中一炮臺，臺人一時均死；又一次，適軍中購馬600 匹，中之即死。
華屍以千計，俱系毒氣炮所斃，城內人亦多系毒氣炮薰死，死時家人婦女尚聚坐一堂也。華兵倚牆立，持槍如欲開放狀，近視之亦為毒炮薰斃。（3）
七月十一日（公曆8月5日），各國聯軍在北倉與亂兵、團匪及李鑑帥勤王師血戰良久，華軍奮勇異常，西軍死傷不下兩千人，旋經英國兵隊用列低毒藥炮攻之，華軍始不支而敗。（4）
至十六日（公曆7月12日），津郡城廂內外，已無華兵蹤跡，城內唯死人滿地，房屋無存，且因洋兵開放列低炮之故，各死屍倒地者，身無傷痕居多。蓋列低炮系毒藥摻配而成，炮彈落地，即有綠氣冒出，鑽入鼻孔內者，即不自知其殉命。甚至城破之後，洋兵猶見有華兵若干，擎搶倚牆，怒目而立，一若將欲開放者，然及牆近視之，始知已中炮氣而斃，只以其身倚站在牆，故未仆地，列低炮之殘毒，有如此者。[4]148
以此觀之，在中文史料中，作者引用了《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等史料彙編和《申報》等報刊記載。外文史料方面，作者未引原文，而是引用了幾條已翻譯出版的外華人的回憶資料：
6月26日，聯軍開始用剛剛從德蘭士瓦運來的像個瘦長的英華人的“湯姆叔叔”大炮進行回擊。……這門大炮曾經在德蘭士瓦打過布林人，在這門大炮上寫著“從勒迪斯馬特到北京”的字樣。[5]209
七月十一日早晨從三點半到七點半這一段時間內，華人的炮擊非常可怕。架設在土圍子上的“阿爾及靈”艦的四英寸大炮正在向天津城傾瀉苦味炸藥，而這時，華人正在想盡一切辦法用他們最好的克虜伯大炮努力壓住英國大炮的火力。[6]195
（七月十一日）天拂曉時，我首次聽見“阿爾及靈”號四英寸口徑的快炮向敵人傾瀉苦味火藥的隆隆聲。
（七月十四日）共打了二百七十發，大致說來有一半是苦味火藥炮彈。[7]389、396
對照陳振江、姚恆的論文等文章，其史料來源不外乎《毒氣彈問題》所引幾種。唯姚文中還有9月20日北倉之戰中聯軍用“列低炮”施放毒氣彈致清軍“乃始不支而退”[4]94的記述，未見於他處。《毒氣彈問題》等文以此為據，欲將所謂英軍在華使用化學武器的罪行“刻在中華民族歷史的恥辱柱上”[1]49，其愛國熱情固然值得肯定，但在歷史認知上卻出現了諸多紕漏。
二、真實戰爭中的“列底炮”
根據歷史學的基本原則，要透過文字證明史事的真實性，宜有歷史親歷者對所涉問題的直接記錄。以《毒氣彈問題》一文所引史料看，中國作者中無一人親眼看到了所謂的“列底炮”及其發射時的情況，僅僅是透過傳聞知道了有這樣一種武器；全程參與戰爭的外國作者則未在文中提及任何與“毒氣”相關的字樣。換言之，上述史料中無一兼有親歷者身份和“毒氣炮”記載這兩大要素，故結論大多建立在作者的主觀猜測和臆想之上，可信度自然大幅下降。 實際上，中文文獻中記載的“列底炮”確有其物，也為英軍在1900年的戰爭中使用過，但並非傳聞中的“毒氣炮”。《毒氣彈問題》一文認為外文史料中所說的“從德蘭士瓦運來的大炮”就是“毒氣炮”，而苦味酸炸藥就是用來產生毒氣的化學物質，顯然是因為缺乏軍事和科學知識而產生的誤解。
首先，英國於19世紀末研製出一種稱為“立德炸藥”的苦味酸炸藥，[8]其成分中並不含氯。這種炸藥在爆炸的化學反應中會產生有毒的黃綠色煙霧，可能是毒氣炮傳說的由來。事實上，任何火藥爆炸後都會產生有毒氣體，但通常所說的毒氣彈，是專指裝填有毒劑和毒氣的彈藥。苦味酸炸藥之所以特別引人注意，以至於被認作毒氣彈，主要是因為這種當時還較少使用的炸藥爆炸產生的煙霧顏色與眾不同。
其次，被文章作者當成“毒氣炮”的火炮其實是當時英國海軍投入使用不久的3英寸口徑速射炮。這種火炮比同口徑陸軍炮身管更長，外形十分醒目。英布戰爭期間，由於其射程遠、威力大，參戰的軍艦曾將部分這種火炮卸下，由水兵炮組攜帶上岸支援陸軍作戰，在著名的萊迪史密斯山圍攻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為使其行動更加靈活，英國海軍著名炮術專家珀西·斯科特還專門為這種火炮和口徑更大的4.7英寸速射炮設計了供陸上使用的炮架。珀西·斯科特後來率領英國海軍巡洋艦“可怖”號從南非戰場直接駛往中國，艦上運載的3英寸口徑速射炮被運送登陸，參加了聯軍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戰役。珀西·斯科特的回憶錄《我在皇家海軍五十年》中的記述，應該可以被視為考察“列底炮”在中國戰場使用情況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回憶錄中所記與《八國聯軍目擊記》、《華北作戰記》、《中國與聯軍》等其他外文史料在時間、地點和具體描述上多有吻合，更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這一歷史程序中的某些闕如之處。
《毒氣彈問題》一文所引《八國聯軍目擊記》中，提到的那門寫著“從勒迪斯馬特到北京”（“勒迪斯馬特”即為南非萊迪史密斯山的另一種音譯。下引《天津——插圖本史綱》文中“累迪斯米思”亦同）的大炮，就屬於珀西·斯科特所指揮的“可怖”號巡洋艦上的3英寸口徑速射炮中的一門。據珀西·斯科特的回憶錄記載，他在南非的作戰任務完成後，率“可怖” 號於1900年5月8日抵達香港[9]134-135。此時艦上已備好了4門隨時可供登陸使用的3英寸速射炮，炮手都參加過英布戰爭。大約十天後，斯科特“接到了關於拳亂嚴重的情報，預計海軍會再次被召去支援陸軍，因此將4門12磅長炮（即3英寸口徑速射炮）準備就緒”[9]137，隨時等待命令北上。6月21日，“可怖”號抵達大沽，斯科特提議將4門大炮全部用於登陸作戰，但收到了時任英軍代理總司令布魯斯海軍少將的不同意見。斯科特在回憶錄中記載如下：
然而，令我感到驚詫的是，布魯斯少將告訴我只要一門炮就足夠了。這門炮將在早晨登陸，之後加入（俄華人）斯托塞爾指揮的援軍縱隊。[9]138
於是，在“可怖”號抵達大沽的次日，即6月22日，“包括1200名俄軍，30名意軍，150名美軍和550名英軍（300名皇家威爾士燧發槍兵，150名水兵，100名陸戰隊員，配備1門遠射程12磅炮”[9]138的聯軍縱隊正式前往天津，參加為西摩爾解圍的戰鬥。前文所引俄國《邊疆報》隨軍記者楊契維茨基於6月26日在天津見到的“從德蘭士瓦運來的像個瘦長的英華人的‘湯姆叔叔’大炮”即是這門先期上岸的3英寸口徑速射炮。此時已在天津的英艦“奧蘭度”號准尉G. 吉普斯在其《華北作戰記》中，對此事亦有記載，可相參證：
星期六（六月二十三日）上午，約摸十一點左右，有水兵、海軍陸戰隊及威爾斯明火槍團組成的援救軍隊的先頭部隊來到了中街……後來，在傍晚的時候，我帶領一隊苦力去搬運“恐懼”號（6）運來的行李和一門十二磅炮。這座炮是華勇一團從離天津約十二英里的火車站搬來的。（5）
俄軍於星期六（二十三日）上午一點時在離天津更近五英里處駐紮了。“恐懼”號的陸戰隊從塘沽帶來十二磅炮和炮手，在上午三點時到達。[10]41
《天津——插圖本史綱》和《義和團戰爭中的世界海軍》兩書作者也著重記載了此事：
（六月二十四日）今天下午，我們聽說“香港團”、“華勇營”、“香港工兵隊”以及“恐懼”號的一支強大分隊到達天津…… “恐懼” 號分隊帶著他們有名的四·七英寸口徑（7）的大炮，炮上寫著“從累迪斯米思到北京”，這真是對英華人的利益和責任無所不在的一個極好的評價。[7]355
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一場驚喜。營地在午夜時分被火車汽笛聲驚醒，威海衛團的150名士兵和由德拉蒙德海軍上尉指揮的1門“可怖”號上的12磅速射炮到達了。下車後，中國團隊加入了23日凌晨3點出發的部隊，一支大約50人的護衛隊和大炮則留在後面保護營地，以備部隊遇挫撤退之需。[11]
雖然3英寸炮威力巨大，但因為布魯斯少將生怕功勞被斯科特搶走，因此遲遲不同意另外3門炮上岸，而將“可怖”號調往離戰場較遠的芝罘和威海衛。[9]139-140隨著天津戰事的日趨緊張，布魯斯的這一舉動遭到了英國國內的非議。
在斯科特的反覆要求和輿論的強大壓力下，這3門炮終於在7月上旬和中旬登陸，加入天津的戰鬥。此事在《華北作戰記》、《中國與聯軍》和《天津——插圖本史綱》中都有記載，考之如下：
其一，《華北作戰記》：
星期三（七月四日）……傍晚，又從“恐懼”號上運來兩門十二磅炮。（8）
其二，《中國與聯軍》：
到四日早晨……從“恐懼”號開來八十名海軍陸戰隊和兩門十二磅大炮。陣地上又多了兩門十二磅大炮向華人開炮了。[6]190
其三，《天津——插圖本史綱》：
（七月四日）我們迫切地等待著十二磅海軍重炮的到來，在今天至少可能運到一門。中午，“蒼鷺”號輪船到達，她帶來了八十名“恐懼”號上的官兵和兩門萬分盼望的十二磅重炮。[7]376 其四，《天津——插圖本史綱》：
（七月十二日）“恐懼”號的一門四·七英寸口徑的大炮今天運到了，但沒有帶炮架。[7]391
在半個多月的天津圍城戰役中，這幾門從軍艦上卸下的“列底炮”是聯軍進攻的利器，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導致破壞和傷亡的冷酷殺手，從以下史料中可見一斑：
（六月二十五日）十二磅炮從被燒的織絨廠攻擊西局子。第二發炮彈就擊中了這個建築物。燃燒了一個早晨，在濃厚的黑煙中看不清燒得怎樣，恐怕這座有歷史意義的大廟和他那著名的大鐘都成灰燼了。（9）
（六月二十六日）接著“恐懼”號的帶著著名的斯格特式炮架的十二磅炮被轉移到陣地上。……海軍戰士們值得驕傲，因為他們打了幾炮，每打一次接近目標一點，他們擊中了一個巨大的磚石建築，轟然倒塌。[7]357
星期三（六月二十七日）……“恐懼”號的十二磅炮從鐵道路基處向東局子猛烈炮擊……上午十一點左右，東局子一個大彈藥庫發生爆炸，頓時升起巨大的煙柱，扶搖上升，直上雲霄。同時，碎片、彈片、破磚爛瓦等物四處飛散……似乎華人有些被這些爆炸嚇慌了，他們的炮火大大地減弱了。[10]45
（七月十一日）然而，十二磅炮繼續向中國的四英寸口徑的大炮和黑炮臺開炮。大約下午四點，我們看見黑炮臺上華人當作嘹望塔的一座高塔起火，不久，高塔就傾墜於地了。[10]59
與此同時，英艦“阿爾及靈”號上的兩門4英寸口徑速射炮也從大沽運抵天津（10），即《毒氣彈問題》中所引“向天津城傾瀉苦味炸藥”者。在此後的天津圍城戰中，這些海軍速射炮充當了7月13日至14日攻打天津城的主力。“七月十三日，我們集中了兩門四英寸口徑的速射炮、四門十二磅速射炮、六門哈氣開式速射炮在上午五時同時開火，炮聲驚天動地。炮聲的迴響像阿爾卑斯山的雷聲一樣在遠處吼叫著，聲音漸漸減弱。”[7]396透過這段慘烈的戰爭記述，前引中文史料中所刻畫的戰後殘酷悲涼的場景也就不難想見了。
天津失陷後，“由於認識到了火炮在戰鬥中的價值，這4門炮又被編入參加了進攻北京的隊伍”[9]141，8月3日離開天津，8月15日抵達北京使館區，最後於9月7日完成任務後返回“可怖”號[9]142。這也解釋了前引中文史料中所謂清軍在北倉之戰“經英國兵隊用列低毒藥炮攻之”，“始不支而敗”之事出現的原因。而所謂“愛國清軍在北倉之戰中一舉摧毀英軍毒氣炮”和“9月20日英軍調來毒氣炮攻佔北塘炮臺”的說法不攻自破了。
綜上，筆者認為，所謂“列底炮”就是英軍的3英寸海軍速射炮，“列底”極有可能是立德炸藥（Lyddite）的音譯，也有可能是這種火炮於英布戰爭中的揚名之地萊迪史密斯（Ladysmith）的音譯。由於這種“列底炮”外形獨特，加之苦味酸炸藥的巨大威力和炮手的精準操作（11），給初見此物的中國軍民造成了巨大的震撼，甚至產生了“綠氣飛舞，聞者輒斃”[4]94的幻象，這才有了“毒氣炮”的傳說。
三、餘 論
至此，關於“列底炮”在中國戰場的基本史事已經理清，而“八國聯軍在天津使用毒氣炮”這一結論出現的原因，更是值得深入思考、重新審視的問題。應該說，《毒氣彈問題》等文作者未對中外史料詳悉甄核，以至張冠李戴、取去失中，是人為塑造英軍使用所謂“毒氣炮”傳說的關鍵所在。
《毒氣彈問題》等文作者雖然援引了大量戰爭前後的報刊記錄和時人著作，但未分析作者的身份和經歷。其所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京津蒙難記——八國聯軍侵華紀實》、《義和團檔案史料（上）》上的史料，最早皆出於《萬國公報》。當時，《萬國公報》和《申報》這兩家出版於上海的報紙都沒有派駐前線的記者，《萬國公報》的新聞來源多為嚮往來天津人員打探而得，故文前都注有“天津洋行司會計之粵人某”、“據津友雲”、“新濟輪船大副報稱”（12）云云，以示傳聞之意。即使是“以所撰遇難日記付刊中外日報”的“天津洋行司會計之粵人某”（13），亦只是天津戰役的受害者，並非所謂“毒氣炮”的受害者。收於《庚子國變紀》中的《西巡迴鑾始末記》作者名姓尚無法稽考，僅由當時民間傳言輯成，更不可視為信史。上述史料的作者無一親眼看到了所謂“毒氣炮”，亦無一親身遭受了所謂“毒氣攻擊”，只是透過傳聞知道了有這樣一種武器。如僅僅囫圇吞棗般地對上述文字記錄一概收取採用，又忽視了英方關鍵當事人珀西·斯科特留下的原始史料，自然難免以訛傳訛。
《毒氣彈問題》文末提到：“雖然我們的證據還不充分，但英華人在八國聯軍對華戰爭中對中國軍民使用毒氣炮的事實是不容其抵賴的。”[1]49這一自相矛盾的說詞正好揭示了出現“毒氣炮”傳說的癥結所在。需要說明的是，上述探討的只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命題，帝國主義國家聯合發動對華戰爭的侵略本質以及這場戰爭帶給中國的屈辱與傷痛，都是不應置疑也不容忘卻的。無論英軍在天津作戰中有無使用“毒氣炮”，戰爭中重型武器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都是異常巨大的，都給天津帶來了近乎毀滅性的浩劫，給天津無辜平民留下了極其悲慘的記憶。正視戰爭傷害的同時，力圖還原歷史細節，求索歷史真相，方為探究這一問題的初意。
從一些資料看，1900年英軍在天津使用的列低毒炮，是從非洲用軍艦直接運到天津並使用的。這就說明英軍在天津施放的毒氣彈與它在英布戰爭中使用的毒氣彈是完全一樣的。
一些中國近代史研究者認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期間，英軍曾在攻打天津時使用過名為“列底炮”的毒氣炮，進而將最早在世界戰爭中使用毒氣炮的時間從一戰前推至1900年前後。2009年7月，《蘭臺世界》雜誌刊登了一篇名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的毒氣彈問題》的文章（以下簡稱《毒氣彈問題》）。該文將國內中國近代史學者關於“列底炮”的觀點和所用資料進行了彙總，得出了“侵略聯軍在這場戰爭中違背國際公法，數次使用當時極具毀滅性殺傷力毒氣炮”[1]48的結論。
類似的觀點還零星散見於此前發表的一些論文中，如陳振江《庚子百年祭》[2]、姚恆《義和團運動後期直隸軍民的反抗鬥爭》[3]等。陳文堅稱八國聯軍在天津戰場上多次使用世界上剛剛發明不久的“毀滅性殺傷武器”，“兇狠地殘殺數以千萬計的中國軍民”[2]2；姚文則指責“聯軍用施放毒氣彈的慘絕人寰的卑劣手段佔據了北塘的7座炮臺，這又一次證明了侵略者的‘文明’”。[3]陳振江甚至還在文末推知了這種毒氣炮的結局：“愛國清軍在北倉戰鬥中用自己的勇敢、智慧和精確的射擊技術一舉摧毀了英軍的毒氣炮，殲滅了曾經逞兇一時的毒氣炮隊。”[2]5
儘管上述文章作者對這一結論深信不疑，但是，人類首次在戰爭中使用毒氣發生在1915年4月的伊普雷戰役，使用火炮發射毒氣彈則是在當年更晚些時候，並無資料顯示1900年之前曾出現過炮射毒氣彈，是為軍事史和科技史學者的共識。而更為關鍵的問題在於，上述文章中所引用的史料根本無法支援其觀點。透過與外文史料對比，可以發現所謂英軍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使用過“毒氣炮”一事完全是誤傳。
一、問題的由來
儘管最終的結論有悖事實，但上述作者的推論總體上亦有史料為據，並非空穴來風、任意捏造。欲正本清源，即需要分析梳理史料的型別和成分。以《毒氣彈問題》為例，其用於支撐觀點的中國史料主要有如下幾條：
敵人之攻天津城何以民人竟死亡殆盡，曰此用氯氣炮之故也。考氯氣一物，醫家用之解毒，然其性實甚毒烈，入口鼻可立斃。西人取以實炮中，不待彈及其身，但使其氣吸入口鼻中，罔有不迷濛而僕者，然其殘忍實出情理之外，故泰西戰陣之上鮮有用以斃敵人者。（1）
本日（六月十四日，即公曆7 月10日） 下午從英國新運到大炮二尊，名列低炮，此炮自制就以來，只於非洲交戰時用過一次，據聞炮彈開放後，在一百碼地內之人，一聞其氣，無不暈死。（2）
發列底炮數次，馬軍（馬玉崑所統之武衛左軍）死者無數，乃退扎楊村、北倉等處。……此次英國鐵甲船到津運此炮二尊，放過數次，有一次，中一炮臺，臺人一時均死；又一次，適軍中購馬600 匹，中之即死。
華屍以千計，俱系毒氣炮所斃，城內人亦多系毒氣炮薰死，死時家人婦女尚聚坐一堂也。華兵倚牆立，持槍如欲開放狀，近視之亦為毒炮薰斃。（3）
七月十一日（公曆8月5日），各國聯軍在北倉與亂兵、團匪及李鑑帥勤王師血戰良久，華軍奮勇異常，西軍死傷不下兩千人，旋經英國兵隊用列低毒藥炮攻之，華軍始不支而敗。（4）
至十六日（公曆7月12日），津郡城廂內外，已無華兵蹤跡，城內唯死人滿地，房屋無存，且因洋兵開放列低炮之故，各死屍倒地者，身無傷痕居多。蓋列低炮系毒藥摻配而成，炮彈落地，即有綠氣冒出，鑽入鼻孔內者，即不自知其殉命。甚至城破之後，洋兵猶見有華兵若干，擎搶倚牆，怒目而立，一若將欲開放者，然及牆近視之，始知已中炮氣而斃，只以其身倚站在牆，故未仆地，列低炮之殘毒，有如此者。[4]148
以此觀之，在中文史料中，作者引用了《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等史料彙編和《申報》等報刊記載。外文史料方面，作者未引原文，而是引用了幾條已翻譯出版的外華人的回憶資料：
6月26日，聯軍開始用剛剛從德蘭士瓦運來的像個瘦長的英華人的“湯姆叔叔”大炮進行回擊。……這門大炮曾經在德蘭士瓦打過布林人，在這門大炮上寫著“從勒迪斯馬特到北京”的字樣。[5]209
七月十一日早晨從三點半到七點半這一段時間內，華人的炮擊非常可怕。架設在土圍子上的“阿爾及靈”艦的四英寸大炮正在向天津城傾瀉苦味炸藥，而這時，華人正在想盡一切辦法用他們最好的克虜伯大炮努力壓住英國大炮的火力。[6]195
（七月十一日）天拂曉時，我首次聽見“阿爾及靈”號四英寸口徑的快炮向敵人傾瀉苦味火藥的隆隆聲。
（七月十四日）共打了二百七十發，大致說來有一半是苦味火藥炮彈。[7]389、396
對照陳振江、姚恆的論文等文章，其史料來源不外乎《毒氣彈問題》所引幾種。唯姚文中還有9月20日北倉之戰中聯軍用“列低炮”施放毒氣彈致清軍“乃始不支而退”[4]94的記述，未見於他處。《毒氣彈問題》等文以此為據，欲將所謂英軍在華使用化學武器的罪行“刻在中華民族歷史的恥辱柱上”[1]49，其愛國熱情固然值得肯定，但在歷史認知上卻出現了諸多紕漏。
二、真實戰爭中的“列底炮”
根據歷史學的基本原則，要透過文字證明史事的真實性，宜有歷史親歷者對所涉問題的直接記錄。以《毒氣彈問題》一文所引史料看，中國作者中無一人親眼看到了所謂的“列底炮”及其發射時的情況，僅僅是透過傳聞知道了有這樣一種武器；全程參與戰爭的外國作者則未在文中提及任何與“毒氣”相關的字樣。換言之，上述史料中無一兼有親歷者身份和“毒氣炮”記載這兩大要素，故結論大多建立在作者的主觀猜測和臆想之上，可信度自然大幅下降。 實際上，中文文獻中記載的“列底炮”確有其物，也為英軍在1900年的戰爭中使用過，但並非傳聞中的“毒氣炮”。《毒氣彈問題》一文認為外文史料中所說的“從德蘭士瓦運來的大炮”就是“毒氣炮”，而苦味酸炸藥就是用來產生毒氣的化學物質，顯然是因為缺乏軍事和科學知識而產生的誤解。
首先，英國於19世紀末研製出一種稱為“立德炸藥”的苦味酸炸藥，[8]其成分中並不含氯。這種炸藥在爆炸的化學反應中會產生有毒的黃綠色煙霧，可能是毒氣炮傳說的由來。事實上，任何火藥爆炸後都會產生有毒氣體，但通常所說的毒氣彈，是專指裝填有毒劑和毒氣的彈藥。苦味酸炸藥之所以特別引人注意，以至於被認作毒氣彈，主要是因為這種當時還較少使用的炸藥爆炸產生的煙霧顏色與眾不同。
其次，被文章作者當成“毒氣炮”的火炮其實是當時英國海軍投入使用不久的3英寸口徑速射炮。這種火炮比同口徑陸軍炮身管更長，外形十分醒目。英布戰爭期間，由於其射程遠、威力大，參戰的軍艦曾將部分這種火炮卸下，由水兵炮組攜帶上岸支援陸軍作戰，在著名的萊迪史密斯山圍攻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為使其行動更加靈活，英國海軍著名炮術專家珀西·斯科特還專門為這種火炮和口徑更大的4.7英寸速射炮設計了供陸上使用的炮架。珀西·斯科特後來率領英國海軍巡洋艦“可怖”號從南非戰場直接駛往中國，艦上運載的3英寸口徑速射炮被運送登陸，參加了聯軍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戰役。珀西·斯科特的回憶錄《我在皇家海軍五十年》中的記述，應該可以被視為考察“列底炮”在中國戰場使用情況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回憶錄中所記與《八國聯軍目擊記》、《華北作戰記》、《中國與聯軍》等其他外文史料在時間、地點和具體描述上多有吻合，更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這一歷史程序中的某些闕如之處。
《毒氣彈問題》一文所引《八國聯軍目擊記》中，提到的那門寫著“從勒迪斯馬特到北京”（“勒迪斯馬特”即為南非萊迪史密斯山的另一種音譯。下引《天津——插圖本史綱》文中“累迪斯米思”亦同）的大炮，就屬於珀西·斯科特所指揮的“可怖”號巡洋艦上的3英寸口徑速射炮中的一門。據珀西·斯科特的回憶錄記載，他在南非的作戰任務完成後，率“可怖” 號於1900年5月8日抵達香港[9]134-135。此時艦上已備好了4門隨時可供登陸使用的3英寸速射炮，炮手都參加過英布戰爭。大約十天後，斯科特“接到了關於拳亂嚴重的情報，預計海軍會再次被召去支援陸軍，因此將4門12磅長炮（即3英寸口徑速射炮）準備就緒”[9]137，隨時等待命令北上。6月21日，“可怖”號抵達大沽，斯科特提議將4門大炮全部用於登陸作戰，但收到了時任英軍代理總司令布魯斯海軍少將的不同意見。斯科特在回憶錄中記載如下：
然而，令我感到驚詫的是，布魯斯少將告訴我只要一門炮就足夠了。這門炮將在早晨登陸，之後加入（俄華人）斯托塞爾指揮的援軍縱隊。[9]138
於是，在“可怖”號抵達大沽的次日，即6月22日，“包括1200名俄軍，30名意軍，150名美軍和550名英軍（300名皇家威爾士燧發槍兵，150名水兵，100名陸戰隊員，配備1門遠射程12磅炮”[9]138的聯軍縱隊正式前往天津，參加為西摩爾解圍的戰鬥。前文所引俄國《邊疆報》隨軍記者楊契維茨基於6月26日在天津見到的“從德蘭士瓦運來的像個瘦長的英華人的‘湯姆叔叔’大炮”即是這門先期上岸的3英寸口徑速射炮。此時已在天津的英艦“奧蘭度”號准尉G. 吉普斯在其《華北作戰記》中，對此事亦有記載，可相參證：
星期六（六月二十三日）上午，約摸十一點左右，有水兵、海軍陸戰隊及威爾斯明火槍團組成的援救軍隊的先頭部隊來到了中街……後來，在傍晚的時候，我帶領一隊苦力去搬運“恐懼”號（6）運來的行李和一門十二磅炮。這座炮是華勇一團從離天津約十二英里的火車站搬來的。（5）
俄軍於星期六（二十三日）上午一點時在離天津更近五英里處駐紮了。“恐懼”號的陸戰隊從塘沽帶來十二磅炮和炮手，在上午三點時到達。[10]41
《天津——插圖本史綱》和《義和團戰爭中的世界海軍》兩書作者也著重記載了此事：
（六月二十四日）今天下午，我們聽說“香港團”、“華勇營”、“香港工兵隊”以及“恐懼”號的一支強大分隊到達天津…… “恐懼” 號分隊帶著他們有名的四·七英寸口徑（7）的大炮，炮上寫著“從累迪斯米思到北京”，這真是對英華人的利益和責任無所不在的一個極好的評價。[7]355
夜間唯一的消遣是一場驚喜。營地在午夜時分被火車汽笛聲驚醒，威海衛團的150名士兵和由德拉蒙德海軍上尉指揮的1門“可怖”號上的12磅速射炮到達了。下車後，中國團隊加入了23日凌晨3點出發的部隊，一支大約50人的護衛隊和大炮則留在後面保護營地，以備部隊遇挫撤退之需。[11]
雖然3英寸炮威力巨大，但因為布魯斯少將生怕功勞被斯科特搶走，因此遲遲不同意另外3門炮上岸，而將“可怖”號調往離戰場較遠的芝罘和威海衛。[9]139-140隨著天津戰事的日趨緊張，布魯斯的這一舉動遭到了英國國內的非議。
在斯科特的反覆要求和輿論的強大壓力下，這3門炮終於在7月上旬和中旬登陸，加入天津的戰鬥。此事在《華北作戰記》、《中國與聯軍》和《天津——插圖本史綱》中都有記載，考之如下：
其一，《華北作戰記》：
星期三（七月四日）……傍晚，又從“恐懼”號上運來兩門十二磅炮。（8）
其二，《中國與聯軍》：
到四日早晨……從“恐懼”號開來八十名海軍陸戰隊和兩門十二磅大炮。陣地上又多了兩門十二磅大炮向華人開炮了。[6]190
其三，《天津——插圖本史綱》：
（七月四日）我們迫切地等待著十二磅海軍重炮的到來，在今天至少可能運到一門。中午，“蒼鷺”號輪船到達，她帶來了八十名“恐懼”號上的官兵和兩門萬分盼望的十二磅重炮。[7]376 其四，《天津——插圖本史綱》：
（七月十二日）“恐懼”號的一門四·七英寸口徑的大炮今天運到了，但沒有帶炮架。[7]391
在半個多月的天津圍城戰役中，這幾門從軍艦上卸下的“列底炮”是聯軍進攻的利器，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導致破壞和傷亡的冷酷殺手，從以下史料中可見一斑：
（六月二十五日）十二磅炮從被燒的織絨廠攻擊西局子。第二發炮彈就擊中了這個建築物。燃燒了一個早晨，在濃厚的黑煙中看不清燒得怎樣，恐怕這座有歷史意義的大廟和他那著名的大鐘都成灰燼了。（9）
（六月二十六日）接著“恐懼”號的帶著著名的斯格特式炮架的十二磅炮被轉移到陣地上。……海軍戰士們值得驕傲，因為他們打了幾炮，每打一次接近目標一點，他們擊中了一個巨大的磚石建築，轟然倒塌。[7]357
星期三（六月二十七日）……“恐懼”號的十二磅炮從鐵道路基處向東局子猛烈炮擊……上午十一點左右，東局子一個大彈藥庫發生爆炸，頓時升起巨大的煙柱，扶搖上升，直上雲霄。同時，碎片、彈片、破磚爛瓦等物四處飛散……似乎華人有些被這些爆炸嚇慌了，他們的炮火大大地減弱了。[10]45
（七月十一日）然而，十二磅炮繼續向中國的四英寸口徑的大炮和黑炮臺開炮。大約下午四點，我們看見黑炮臺上華人當作嘹望塔的一座高塔起火，不久，高塔就傾墜於地了。[10]59
與此同時，英艦“阿爾及靈”號上的兩門4英寸口徑速射炮也從大沽運抵天津（10），即《毒氣彈問題》中所引“向天津城傾瀉苦味炸藥”者。在此後的天津圍城戰中，這些海軍速射炮充當了7月13日至14日攻打天津城的主力。“七月十三日，我們集中了兩門四英寸口徑的速射炮、四門十二磅速射炮、六門哈氣開式速射炮在上午五時同時開火，炮聲驚天動地。炮聲的迴響像阿爾卑斯山的雷聲一樣在遠處吼叫著，聲音漸漸減弱。”[7]396透過這段慘烈的戰爭記述，前引中文史料中所刻畫的戰後殘酷悲涼的場景也就不難想見了。
天津失陷後，“由於認識到了火炮在戰鬥中的價值，這4門炮又被編入參加了進攻北京的隊伍”[9]141，8月3日離開天津，8月15日抵達北京使館區，最後於9月7日完成任務後返回“可怖”號[9]142。這也解釋了前引中文史料中所謂清軍在北倉之戰“經英國兵隊用列低毒藥炮攻之”，“始不支而敗”之事出現的原因。而所謂“愛國清軍在北倉之戰中一舉摧毀英軍毒氣炮”和“9月20日英軍調來毒氣炮攻佔北塘炮臺”的說法不攻自破了。
綜上，筆者認為，所謂“列底炮”就是英軍的3英寸海軍速射炮，“列底”極有可能是立德炸藥（Lyddite）的音譯，也有可能是這種火炮於英布戰爭中的揚名之地萊迪史密斯（Ladysmith）的音譯。由於這種“列底炮”外形獨特，加之苦味酸炸藥的巨大威力和炮手的精準操作（11），給初見此物的中國軍民造成了巨大的震撼，甚至產生了“綠氣飛舞，聞者輒斃”[4]94的幻象，這才有了“毒氣炮”的傳說。
三、餘 論
至此，關於“列底炮”在中國戰場的基本史事已經理清，而“八國聯軍在天津使用毒氣炮”這一結論出現的原因，更是值得深入思考、重新審視的問題。應該說，《毒氣彈問題》等文作者未對中外史料詳悉甄核，以至張冠李戴、取去失中，是人為塑造英軍使用所謂“毒氣炮”傳說的關鍵所在。
《毒氣彈問題》等文作者雖然援引了大量戰爭前後的報刊記錄和時人著作，但未分析作者的身份和經歷。其所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京津蒙難記——八國聯軍侵華紀實》、《義和團檔案史料（上）》上的史料，最早皆出於《萬國公報》。當時，《萬國公報》和《申報》這兩家出版於上海的報紙都沒有派駐前線的記者，《萬國公報》的新聞來源多為嚮往來天津人員打探而得，故文前都注有“天津洋行司會計之粵人某”、“據津友雲”、“新濟輪船大副報稱”（12）云云，以示傳聞之意。即使是“以所撰遇難日記付刊中外日報”的“天津洋行司會計之粵人某”（13），亦只是天津戰役的受害者，並非所謂“毒氣炮”的受害者。收於《庚子國變紀》中的《西巡迴鑾始末記》作者名姓尚無法稽考，僅由當時民間傳言輯成，更不可視為信史。上述史料的作者無一親眼看到了所謂“毒氣炮”，亦無一親身遭受了所謂“毒氣攻擊”，只是透過傳聞知道了有這樣一種武器。如僅僅囫圇吞棗般地對上述文字記錄一概收取採用，又忽視了英方關鍵當事人珀西·斯科特留下的原始史料，自然難免以訛傳訛。
《毒氣彈問題》文末提到：“雖然我們的證據還不充分，但英華人在八國聯軍對華戰爭中對中國軍民使用毒氣炮的事實是不容其抵賴的。”[1]49這一自相矛盾的說詞正好揭示了出現“毒氣炮”傳說的癥結所在。需要說明的是，上述探討的只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命題，帝國主義國家聯合發動對華戰爭的侵略本質以及這場戰爭帶給中國的屈辱與傷痛，都是不應置疑也不容忘卻的。無論英軍在天津作戰中有無使用“毒氣炮”，戰爭中重型武器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都是異常巨大的，都給天津帶來了近乎毀滅性的浩劫，給天津無辜平民留下了極其悲慘的記憶。正視戰爭傷害的同時，力圖還原歷史細節，求索歷史真相，方為探究這一問題的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