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一個國家的富有，只需要獨裁就可以了，當然現在也有一個比較好聽的詞來代替，叫專政。

而決定國民富有的，就只有民主了，當然也有一個比較難聽的詞來代替，叫美帝。

為什麼有的國家那麼富有而有些卻很窮？比如歐美，人均收入都是4-5萬美元，給流浪漢提供的最低保障比很多國家的國民正常收入都高几倍；非洲很多國家人民連飯都吃不飽，絕大多數人一生赤貧；

為什麼同一個民族貧富差距會那麼大？比如南韓和他的兄弟，一個富得流油，一個在溫飽線以下掙扎；

為什麼同一個國家有的時候很窮，有時又很富有？比如日本，南韓等國家以前都窮的叮噹響，現在很富有？

到底是什麼決定財富的多少？要理解這些問題，必須理解這個經濟世界執行的底層邏輯。

一 創造財富的效率決定了不同文明階段的富裕程度

在狩獵時代，人類幾乎每天都要出去打獵，一天不打獵就可能意味著捱餓，根本沒有多少剩餘食物。

8000多年進入農耕時代，土地可以同時種植和養殖，食物的供給更加穩定了，開始出現剩餘財富，於是富有階層出現了。人類的農耕時代維持了近8000年，但是除了少數皇族，貴族階級，絕大部分人都是處於赤貧狀態，整個社會的財富並沒有出現很大的累積。

從18世紀進入工業革命後，社會的財富累積水平開始高速增長，出現了很多世界級的鉅富，比如美國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鋼鐵大王安德魯·卡耐基，鐵路大王範德比爾特等，他們的財富幾輩子都用不完。

進入資訊化時代後，財富創造速度比工業化時代又高出了幾個數量級，創業者幾年創造的財富比過去人們一輩子的財富都多，比如拼多多從創業到上市才幾年時間，創始人已經身價幾十億，很多普通員工加入拼多多才一年多時間就已經有幾千萬的財富。

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財富的創造速度越來越快。

為什麼狩獵文明，農耕文明，工業化時代和資訊化時代財富創造的速度會截然不同？關鍵是二個字：效率。

在狩獵時代，幾個人出去幾天也許能打一頭或者幾頭獵物，也許會空手而歸，所以男人的勞動能養活的人是非常少的。在這種狀態下不可能有剩餘財富出現，這是生存技術落後造成的。

到了農耕文明時代一個家庭可以同時種幾十畝地，養幾十頭牲口，幾百只家禽，所以生產的效率比狩獵時代大大的提高了，富有階層開始出現。

工業化時代因為出現了機器，機器提供了的動力不僅僅廉價而且源源不斷，所以替代了牲口，出現了大規模生產，效率比過去農耕時代提升了幾個數量級，所以財富的創造速度也比農耕時代高了幾倍。

而資訊化時代因為網際網路的出現，效率的極大提高，成本極大降低，所以財富創造的速度又提高 了很多倍。

二 決定一個國家財富創造效率的三個方面

1980年中國的GDP總量為4587億。

1980年華人口9.87億，人均GDP為464元錢，可想而知有多窮。

為什麼同樣的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幾十年後卻可以成為全球經濟第二？

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的依然是效率，也就是說中國創造財富的效率比過去大大的提高了。

是怎麼提高的？關鍵是改革開放，主要帶來了以下三個方面的改變，這些改變大大的提高了財富創造的效率。

1 財富觀念的改變

小平同志曾經三次感謝一個普通人，他就是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年廣久。年廣久沒有讀過多少書，但是卻學了一個手藝：炒瓜子，不但好吃而且價格便宜，有時候還買一送一，在那個年代是很奇葩的事情，所以別人都叫他傻子，他的瓜子也變成了傻子瓜子。

因為做瓜子生意被定性為投機倒把，被抓進去過，放出來後繼續做。因為生意越來越好於是請人做事，後來僱傭了13人，這個事情驚動了當地的領導，因為按照以前的法律，傻子瓜子年廣久請的人超過了規定，是在搞資本主義那一套，是在剝削勞動人民，是要被抓起來的，但是當地的領導也拿不準怎麼辦，於是請示了小平同志，最後批示是“先看看再說”。

這是一個時代變遷中微不足道的案例，但是卻透露出決定一個國家貧窮還是富有的重要因素：人們是如何看待商業的。

在農耕文明時代，社會劃分等級“士農工商”，首先是當官，接著是農業，排在最後，也是最低賤的是商業。商人在中國歷史上地位是極低的，根據吳曉波在《激盪二千年》中考證，史料中記載妓女的文獻都比商人多，在儒家文化中談錢是可恥的，商人讓人看不起的。

因為商人是不直接從事勞動的人 ，尤其是不從事農業活動，這在農耕文明時代是不可忍受的。

所以儒家文化蔑視從商者，國家在制度層面打壓從商者，人們從觀念上看不起從商者，在這種狀況下商業不可能發展起來。

但是商業創造財富的效率遠非農業活動可以比的，比如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錢的朝代，就是因為允許人們自由從事商業貿易

我們對商業，財富，金錢的看法，在改革開放前基本和幾千年的農耕時代差不多。

而改革開放給華人的財富觀念帶來了巨大沖擊，對於商人，對於經濟，對於賺錢的看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像馬雲這樣被全社會崇拜的企業家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今天全社會最被崇拜的就是這樣能夠不斷為社會創造財富的人。

正是這種觀念的變化激勵著全華人去追求財富，所以必然拉動整個經濟的增長。

這種改變正是改革開放與世界接管帶來的。看看西方社會如何看到商人，貿易，和賺錢這件事情。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一個麵包店老闆早上5點起來烤麵包給別人吃，並不是他有一顆高尚的心，而是追逐利潤，這在西方文化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也是被鼓勵的事情。

一個社會財富觀念決定了這個社會的商業是否發達。

為什麼商業創造財富的效率比農業高？核心是商業會產生高度發達的社會分工。

2 社會分工提高財富創造的效率

農業時代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一戶人家同時種水稻，種菜，養雞鴨，養豬，牛，羊等等，分工非常不充分，導致效率低下，自給自足最多是養活自己，但是肯定不會變得富有，大多數會比較窮。

一個麵包師要如何才能利益最大化？是同時從事麵包生意和做理髮師二個職業更賺錢？還是隻做好麵包更賺錢？答案肯定是隻做麵包，因為他最擅長的就是做麵包，當把時間精力都集中投入到一個事情上，他做這件事情就會比別人厲害，效率就更高，這就是專業化分工的優勢，財富創造的效率就比農業社會的小農經濟高出很多，這個道理對一個人，對一個企業，對一個國家都同樣有效。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很窮，美國已經發展200年了，但是中國和美國比依然有優勢，比如美華人生產一件衣服需要40美元，因為他的人工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很高，而同樣的衣服中國只需要10美元，那麼在這個情況下美華人還不如放棄生產衣服，而直接購買華人生產的，因為這樣他們可以節省30美元。

這就是中國相對美國而言的優勢，叫做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正是依靠比較優勢才不斷的發展經濟。

這種優勢發揮出來之後，中國參與到了全球的產業分工之中了，接著全球的技術，資金，人才都蜂擁而至，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在全球的競爭力更強了。

中國在國際貿易中透過專業化分工提高財富創造的效率，和麵包師透過專業分工提高生產效率是一個道理。

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富有的不是自然資源，而是商業貿易是否發達，社會分工是否發達。比如島國日本，彈丸之地以色列，南韓等缺乏自然資源的國家也可以很富有，而自然資源豐富的非洲國家卻很窮。

3 效率和技術進步有關

一個原始人徒手去捕魚可能一天只能抓幾條，如果做一個網一天可能抓幾百斤，而現代工業船捕魚一天可以抓上萬斤。農耕時代一個農民用牛耕田，一天也許能耕地二三畝地，而現在機械化一天可以耕地上百畝。一個富士康流水線上的工人一天可以計件生產500個，但是一個機器人可以生產5000個，而且還不要工資。

人類在幾乎每一個領域都在運用工具帶來生產效率的提升，他的本質是技術的進步。

但是技術創新又是什麼決定的？透過技術創新來提高生產效率本質是人類的認知不斷突破原有邊界，所以技術創新與一個東西有關，那就是教育。

這也是重視教育的民族經濟往往發達的原因，因為教育會提高人的認知，進而提高生產效率，創造更多的財富。

富有的國家沒有不重視教育的，美國，日本，以色列，德國，包括華人，華人對教育的重視在全世界都是排在前列的，現在一箇中國家庭最大的開支就是孩子的教育問題，再苦不能苦孩子深入人心，舉全家人之力送一個孩子上大學司空見慣。這種投入最終提升了整個華人的勞動力水平，所以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了。

效率決定一個國家財富創造速度，也決定了一個國家貧窮還是富有，效率與文化觀念有關，所以那些主流文化排斥商業，排斥人們追求財富的國家，老百姓就不想去從事商業，而不商業不發達必定社會分工不發達，導致效率低下，社會貧窮。

比如一些非洲國家的人民從來不追求財富，他們過好了今天從來不去想明天的事情，加班費即使是平時工資的幾倍也沒有人願意加班，週末商店都關門。

在這種文化裡，老百姓沒有追求財富的根本動力，商業不會發達，專業分工就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協作就沒有可能，而沒有商業環境，沒有分工協作，科學技術的創新就失去了土壤，社會就幾十年如一日的停留在原地，所以這樣的社會普遍很窮。

三 制度的決定性作用

財富觀念，社會分工，技術創新三者決定一個國家財富創造的效率，而制度卻能夠決定一個社會有什麼樣的財富觀念，會不會產生社會分工，有沒有技術創新的土壤。

在農耕時代從制度層面打壓商業，比如明朝閉關鎖國讓中國開始落後於世界，不再與外界發生貿易，文化交流，那麼世界上先進的東西就不會流入中國。

在這種狀況下整個社會對商業的認知，老百姓的觀念裡必定會不喜歡商業活動，整個社會都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明朝的做法本質上就是拒絕更先進的財富創造方式，這必然會讓國家陷入到落後貧窮之中。

一個活生生的現代版本就是南韓和他分開的兄弟，曾經的東德和西德，同樣的民族卻一個富有，一個貧窮。

正面的例子是中國，曾經的中國也是很窮，但是改革開放後參與到了世界貿易體系中，產生了全球化分工協作，所以分享到了全球的產業鏈的價值分配，所以全世界的資金，技術都流入中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商品銷往全世界，同時加上國內巨大的需求共同拉動經濟30多年強勁增長，一直到今天成為全球第二。

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個變化的起點，就是十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正是這個根本性的改變讓塑造了今天的中國。

如果沒有這個基礎，人們的觀念還會停留在傻子瓜子時代，商業不發達，沒有分工協作，沒有技術創新，生產效率就不會大幅度提高，財富的創造速度也不可能像改革開放後那麼快。

世界上很多沒有任何資源優勢的國家之所以富的流油，就是因為在制度層面保護了與財富創造效率有關的三個方面，沒有這個一切可能性都消失了。

總結一下，從經濟學的底層邏輯講，決定一個國家財富創造速度的是生產效率，國家的競爭比的就是誰生產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而人們對待商業和財富的觀念，決定了商業是否發達，是否會產生大規模的分工協作，同時也決定了有沒有技術創新的土壤。

一個國家的貧窮與富有和這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和傳統文化有關係。如果國家的社會制度是造福人類服務社會，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幸福，那國家就會日益昌盛。傳統文化是人們要相信科學，尊老愛幼，遵紀守法，廉潔自律，有民族信仰，但是也不排斥別的宗教信仰，無論信仰什麼，都要與人為善，不爭鬥不排斥，有包容的心，俗話說得好: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看到這個問題，我的第一反應是人民的文化程度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事實上這兩項說明的是同一個問題，國家的經濟程度靠的還是老百姓。人民才是國家財富的創造者，從古至今很多文章都提到了這一點。比如《荀子.哀公》篇中提到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荀子·君道》中也提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在太平盛世時，也就是國家經濟繁榮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是百姓安居樂業，穩定的增加著個人和國家的財富。反之，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熱，民不聊生，那麼無論國家收取多麼高昂的稅，我們也不能稱這個國家是一個富有的國家。

因此國家的富有和百姓創造財富的能力是正面影響的關係，而百姓創造財富的能力的前提是國家的安定和和諧以及政府的清廉無私。

謝謝邀請！我認為決定一個國家的貧窮和富有決定因素在於：經濟體制，人口，政治制度，地理位置，國際地位，科學技術。“經濟制度是決定一個國家繁或富有的關鍵，而政治和:政治制度又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制度。”人們普遍有個誤區，以為只要經濟增長，並且將增長成果合理地進行分配，國家就會富有，經濟和社會成功就會隨之而來。但事實上，只要“攫取性”制度始終在執行，財力的增長和產權的保護都將無法挽回國家最終失敗的命運。歷史教訓告訴人們，沒有找對政治制度，就難以找對經濟發展之路。

文化和教育。

希特勒說毀滅一個民族首先要毀滅其文化。文化是一個民族立足根本，沒有文化的民族如同原始社會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

文化凝聚人民的力量，團結一致才能對抗外來入侵。文化代代相傳，便有了教育。教育是人立足之本，教育使人懂得禮義廉恥。

知識改變命運，發達國家對教育都是鼎力支援。孩子是祖國的未來，在美國生下的孩子就是美國公民。私家車必須給校車讓道。因為不知道那一輛校車裡坐著未來的美國總統。

感謝邀請！決定一個國家的貧窮和富有，最根本的是制度，最關鍵的是政策，最主要的是教育，最得力的是領導，最覺悟的是人民。而貧窮和富有是雙重的、兩方面的，即物質的和精神的。兩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物質的富有而精神的空虛，是將致命的貧窮，精神的豐富而物質的缺乏，是有希望的富有。衡量一個社會的物質文明，要看它的窮人過的怎麼樣;衡量一個社會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的怎麼樣。一個精神振奮，不斷努力上進的國家和民族是大有希望的，反之，一個驕奢淫逸，腐化墮落的國家和民族是必然失敗的。

我非常願意回答這個問題。

我覺得，決定一國家貧富的根本因素是文明程度。就是說自由，民主，法治程度的高低。社會財富是創造出來的，所以，開啟民智，啟用社會創造力是第一要務。而獨立人格，自由思想是創造力的跟本保障。我不相信一個不能有思想，這也不能說，那也不能想的國家會有超常創造力，能真正富強起來！民主程度的高低則決定了社會的公平。透過平等協商開決定社會命運，資源分配。各階層相互博奕，相互制約，創造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環境，無疑有能釋放社會創造力。法治是社會公正，正義的保障。如果沒有了法制的保障，整個社會將會失序，弱肉強食，腐敗氾濫，把社會帶進災難深淵。

我覺得，權衡一個國家窮與富的標準，不是GDP有多高，也不是有多高樓大廈，或多少土豪鉅富，而是老普通貧民是否過得自由幸福。

最關:鍵的是社會制度，它能決定國家的貧窮和富有。在紙上寫出制度的優秀，或在網路上宣傳，那是紙上談兵。趙括紙上談兵，被敵人俘虜四十萬兵卒，都被殺害，十萬人換來成語的一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不要只誇自己，要看到自己的短處，和別人的長處。取長補短。

再就是所處的地理環境。還有人材的

利用。千萬不要任人為親，接班制，血統關係，比如三國時有個蜀國接班制，用了兒子阿斗，是一個無能之輩，各個重要單位都不許接班。一選拔賢能，…接班制是反動的，是血統論。或考試製，或選舉制，由民主推選良方。

在地理環境方面很主要，比如日夲國的土地貧脊，但他們在人民努力下，改變了貧窮。

謝邀。簡答。這個問題怎麼說呢?貧窮和富裕沒有一定的極限也沒有一定底限，誰能說現在就是富，誰又敢說現在就是窮，並不能說有那麼多財產就是富，更不能說什麼都沒有就是窮。從廣義來講榮華富貴，萬貫家財就是富。貪慾無盡，晝夜忙碌無休止，反過來講更窮。從道義來講吃飽肚子什麼也沒有，天天自在，無需知足，足而之樂。反過來講就是富。富和窮，人的精神是決定富和窮的因素。人的精神能夠激發於共同化，就是富的向徵，人的精神驅於衰落化就是窮的產生。一個江山的秀美，一個家庭榮華，這是人的精神力量，眾人的精神託就一個家庭和江山富華。一但人的精神處於退落，富將轉於窮。歷史有過富，歷史上有過窮，返返復復，人的精神共同化時富的因素極高，社會繁榮，江山秀美，家和泰盛，富於平安。人的精神激化時，暴亂重生，相爭事發，外強入侵，內奸外入，窮之又生。人的精神是富窮的決定因素，守得住富有也是人的精神所為，激發不好人的精神在富也將變為窮。人的精神是富與窮的支柱。國家的富強，也同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