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的洋槍指的是什麼。簡單說，16到17世紀西方流行火繩槍，明朝在1558年引進列裝，一直被清朝用到1860年代。18世紀到二鴉之前西方用的是燧發槍，所以一鴉的時候英軍是燧發槍，清軍是火繩槍，清軍沒有肉搏的訓練，拿燧發槍一樣輸

鴉片戰爭時的清軍已經百分之七十使用了火器，而並不是像如今歷史宣傳的那樣。鴉片戰爭清軍的失敗，是敗在了刺刀上，因為外軍的槍上有刺刀，而清軍的槍上沒有刺刀，這也是清軍不敢打近戰，最後導致失敗的原因。

鴉片戰爭時期清軍冷兵器主要是刀矛和弓箭，火器主要是鳥槍和抬槍。鳥槍就是鳥銃，中國的火藥在13世紀經由阿拉伯人傳入歐洲後，歐洲很快便產生一種“火繩槍”，火繩槍在嘉靖年間經由日本傳入明朝，明朝經過改進更名為“鳥銃”。到了清末時期鳥銃也沒多大變化。抬槍只是大一號的鳥銃。

鳥銃長度射程大概100米，每分鐘可以發射1到2發子彈。臺槍雖然射程較遠，殺傷力也比較大，但是射擊精度奇差，使用不方便，要兩個人同時操作。英軍的一份報告指出，抬槍子彈四處亂串，除非運氣奇差才能撞上。

英軍使用的是前裝燧發滑膛槍，有效射程為300碼，大約270米，但是超過100米的時候命中率非常低。英國一個上校曾寫過一段話:“想用一支槍射200碼以外的人，你不如改射月亮，因為命中率是一樣的。”

雖然1840年也出現了帶有膛線、射程遠、準確率高的來復槍，但是由於剛剛出現，造價又比較昂貴，所以尚未在軍中大規模使用。在實戰中英軍的單兵武器較好，但是也沒有達到一面倒的地步，這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距。

這種精確度奇差的火槍只能靠著佇列整齊齊發，才能發揮出效果。英軍在戰鬥是一般三隊依次排開，第一對裝填彈藥，第二隊發射，第三隊準備。清軍還是冷兵器時代的那種排兵佈陣，恨不得排成十幾隊，根本不能發揮火器的優勢。

但是英軍最大的優勢在於火炮，英國在工業革命後冶鐵技術有了很大提升，鑄造了高質量的火炮。英國已經開始使用鐵模工藝，並且是標準化的工業製造。再加上化學的發展，英國已經掌握了火藥最佳配方。英軍已經可以使用爆破彈，而清軍還是那種最原始的實心彈。別人是魔法(化學)攻擊，清軍純屬物理攻擊。清朝的鑄鐵工藝有很大雜質和氣泡，很容易造成炸膛，手工打造的炮彈精度又不夠，炮彈打到哪和蘭運氣差不多。火藥含硝量高，不易儲存，易受風雨侵蝕。

相比於火器，清軍更喜歡用弓箭。古代弩弓最大射程可達300米，有效射程也可到達150米，使用方便，操作簡單。但是容易疲勞，擊中後殺傷力不如火槍。有時候被弓弩擊中只要稍微處理一下傷口還可以繼續戰鬥。弓弩在冷兵器時代很好用，畢竟越靠近殺傷力越大。而火器不管遠近，只要能造成傷害，殺傷力一樣很大。

實際上英軍最大的優勢是海上，英國的堅船利炮牢牢控制了制海權，英軍可以決定戰爭的地點，大小，以及時間。清軍往往疲於奔命，英軍在船上度個假，就到了下一個地點，往往可以以逸待勞。

為了防範英軍，清軍不得不在從盛京到廣東漫長的海岸線一路設防，每個防線都要分兵把守。1841年，英國攻佔寧波，清軍從四川調兵前往浙江，經過兩千公里的急行軍，英軍已經在海上休整了半年了。而且即便你到了，英軍願不願在那和你打還要看他心情。

清軍無論在制度，裝備還是在士氣上都遠遠落後於英軍，戰爭呈一面倒的情況也不足為奇。

有的，而且還不少。到鴉片戰爭時，清軍雖沒有完全從冷兵器過度到火器，但大概也有一半計程車兵在使用火器，主要是鳥槍和抬槍。

鳥槍，是根據明朝時從西方引進的鳥銃仿造的。槍長大概2左右，射程約為100米，一分鐘可以射擊1-2發。屬於滑膛槍，是用火繩發生的。

抬槍，一種重型鳥槍，長2.5米，重30斤，相當笨重，需要兩個人操作，一個人充當槍架，一個人瞄準射擊。但抬槍的裝藥量、射程和殺傷力遠遠的高於鳥槍，據說射程可達2千多米，清朝中後期十分盛行。

清軍的鳥槍和抬槍在射擊速度、射程和精確度上，較英軍來說是要差一些，但這個差距並不是不可彌補的。

英軍當時配備的輕武器是前裝燧發滑膛槍，算不上什麼先進的武器。射程在200-300之間，但能夠瞄準射擊的距離不到100米，超過一百米還能被打中的人，那就是點低了。用英國陸軍上校的話說就是：“200碼以上，射人和射月亮的命中率是一樣的。”這種槍是前膛槍，沒有現代意義的子彈，每個士兵都要隨身攜帶火藥桶和彈頭袋，射擊時要先向槍管裡倒火藥，然後用通條將火藥壓瓷實了，最後將彈丸放進去，然後再射擊。所以射速塊不到哪裡去，一位優秀的射手，一分鐘也不會超過三發。而且由於射擊的程式繁瑣，士兵經常會出現一些忘記裝火藥就裝彈頭，或是裝填後忘記將通條拿出，一扣扳機，通條就不知飛到哪裡去了，這個士兵就要退出戰鬥行列了。

所以，鴉片戰爭時，清軍在火器上的差距是完全可以透過我大中華人口多的優勢來彌補的。

另外，沒有裝備火器的另一半清軍，也是裝備了弓弩的，而且他們的弓弩在戰場上的表現並一定比當時的火器差。

古時候的普通的弩弓最大射程大概在300米左右，宋朝特製的神臂弓能達到五百米，雍正皇帝又自詡清朝的弩弓是歷史上最厲害的，所以清朝弩弓的射程至少是在200米-300米之間。弩弓的操作十分簡便，射速大概是每分鐘三四發，而且精確度很高，一個訓練有素的弩手，可以準確的撂倒200米以內的人。

所以，如果清軍訓練有素，鴉片戰爭是可以與英國一搏的。

普普通通的對歷史有些興趣的草根一枚，有不對的地方請各路大神指正。

前面幾個回答沒有一個答對的。樓主所說的洋槍應該是指同時期歐洲軍隊使用的火槍，至少是不輸給英軍的火槍。所以回答說當時中國有土槍鳥槍火銃的，根本就是答非所問。

而且樓主沒有問清楚到底是哪一次鴉片戰爭，鴉片戰爭有兩次，第一次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如果是第二次鴉片戰爭，那麼清軍不但已經裝備了洋槍，而且裝備的還比較多。

如果是第一次鴉片戰爭，那可以說初期應清軍確實沒有裝備洋槍。但是到了中期後期，清軍中裝備的洋槍洋炮，其實數量是比較多的。當時清軍論裝備和英軍的差距沒有那麼大，清軍主要是輸在訓練、組織和作戰意志上。

清軍的洋槍洋炮來自何方？主要來自進口。鴉片戰爭開戰之後，清軍迅速發現自己和英軍的武器裝備差距。於是清政府開始重金收購先進的西式槍炮。大清帝國當時還有不少銀子，重金求購之下，就有很多歐洲冒險家（這其中甚至還包括不少英華人）穿過英軍的封鎖線，偷偷把軍火賣給大清帝國。尤其是來自那些和英國有宿怨的國家，比如說法國、荷蘭等等，更加樂於見到裝備新式武裝的清軍能給英軍添點麻煩。

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清軍裡面裝備西式洋槍洋炮的就更多了，因為當時清軍面臨一個更加嚴峻的挑戰，那就是太平天國。當時的會黨和起義軍，已經可以透過各種途徑，搞到走私的西式洋槍洋炮。尤其是上海的小刀會，利用上海通商口岸之便，裝備洋槍洋炮最普遍，其中甚至有當時美國新發明的柯爾特左輪手槍。這種半自動的短程火器，讓官兵防不勝防。俗話說，洋人是蘚疥之疾，反賊才是心腹大患。現在就連反賊都已經裝備西式槍炮，清軍自然更加不遺餘力地用西式槍炮武裝自己的軍隊。

詳情可見興河的《天朝師夷錄》。

清軍已經很長時間沒接觸過外國火器了，所以這個時期並沒有洋槍。

由於訓練的廢弛，清軍如果選擇使用弓箭的話，命中和射程都沒有可靠保證，所以清軍一般使用更容易上手的鳥槍。

單從武器上說。清朝的火藥加工水平較英國差，火器身管多氣孔容易炸膛，清軍一來火藥燃燒速率低，二來為了保障安全減裝藥，所以火器的射程要比英軍低。不過差距沒那麼大，至少不是沒有反抗之力的，武器差距並非主要差距。比如說鎮海，雖然死了幾千人，但英軍也死了幾百人，這才是正常的交換比，鴉片戰爭時清軍明顯出現了大問題。

這種題目我都不知道見了多少個了，本來不想回答，但是看到一群二百五在信口開河，就勉為其難的回答一下。

總體來說，清軍火器戰術處於歐洲三十年戰爭時期的水平。這其實也不賴清朝，實際上是引進大量的西洋火器的結果。我們都知道，明清都允許葡萄牙租借澳門作為東西方貿易點，雖然澳門很小，但是並不能排除澳門在歷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比如，在鴉片戰爭前，清朝一直透過澳門進口西洋火器。西式火炮、火槍曾經大量透過澳門湧進這個國家。

以我目前接觸到的資料來看，兩次鴉片戰爭時期洋人都記錄清軍用火槍和火炮與他們對射，即便是在排隊槍斃時候傷亡達到30%也一直堅守陣線，直到洋人發起豬突衝鋒後在肉搏戰中崩潰。呵呵，是不是顛覆了歷史認知。同樣，兩次鴉片戰爭聯軍都記錄他們繳獲的戰利品中有不少火器，其中也有製造精良的西洋火器。比如說，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就繳獲了清軍裝備的西洋重型加農炮以及中型加農炮；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聯軍記錄中也有戰利品中有不少製作精良的歐洲野戰炮這種記載。

清朝入關後部隊就全部火器化，大量的西式槍炮分別從澳門和中央的火器製造機構分發至各地的軍隊，甚至到了後來不僅軍隊全火器，民間老百姓只要去官府登記就可以買一杆火繩槍玩。不僅如此，騎兵作戰除了長矛、馬刀、弓箭之外還要揹著火槍、彈丸和火藥，從郎世寧創作的《阿玉錫持矛蕩寇圖》就可憐一般，同樣，晚清湘軍名將塔齊布作戰時候也是揹著這幾樣東西衝鋒陷陣。

而且，鴉片戰爭時期中國和洋人的槍炮沒有代差，但是卻存在質量上的差距。因為英國工業革命後火器都是在工廠標準化生產，而當時中國的火器製造由於中央的火器鑄造勸下放，導致大量火器都是在手工作坊裡生產出來的，所以在質量上自然沒法和洋人相比。

總結：所謂清軍用大刀長矛和洋人作戰，就和波蘭騎兵馬刀砍坦克一樣，屬於別有用心、愚弄大眾的謠言。拿這種謠言四處招搖撞騙的人，其心可誅。

那指定有啊，不過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清軍用的洋槍，是200多年前，帶有葡萄牙火繩槍基因的火器，就是俗稱的”土槍土炮”。更多的是用刀矛弓箭。因為“土槍土炮”也實在不太多，可不就得用刀矛弓箭去抵抗侵略麼，難道還棄用最後的冷兵器，等待束手就擒嗎？

這些老式“洋槍”，也就是鳥槍，與英軍相比，儘管在外觀上大體相似，但在效能上，卻落後了2個世紀。換句話說，那槍就是明朝年間葡萄牙產洋槍的中國改進型。這種鳥槍槍身太長，點火裝置落後、射速慢、射程近，不僅在作戰時，其裝藥、填彈、射擊都非常不便，槍彈還易受天氣影響而受潮，槍身又太長，無法加裝刺刀，白刃槍時也大大吃虧。

從鴉片戰爭到19世紀初，落後愚昧的清王朝先是做著泱泱天朝之夢。自以為天朝上國、八方來朝、天下莫不山呼臣服。等到裝備精良的英軍以及各路列強，用先進的槍炮和生產工藝，教會了清王朝什麼才是真正的天朝上國之後。清王朝又為了一己之私，無視國家聲譽，卑躬屈膝、低聲下氣地向列強割地賠款。在苦難中煎熬，並盲目行軍的大清子民啊！

有人會問，當時清朝有八旗兵20萬。綠營兵60萬，而英軍才區區的兩萬人，為何泱泱大國會敗的那麼慘？為何死板地進行取勝無望的陣地戰，而不進行靈活的趨長避短的夜襲戰、麻雀戰之類的游擊戰術，去狠狠地打擊英軍和各路列強呢？這個問題比較大，但觀點比較簡潔，無非是探討技術進步和兵力調動。我們試著自上而下地分析一下，為什麼清朝在鴉片戰爭起到19世紀初，混的那麼慘？

一，中華文化的結構傾向的影響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博採眾長。中華文華的博大精深，主要的充實、交融、提升階段，是在唐宋之際，其開放相容的態度，才造就了中華文化的博採眾長。不可否認的是，任何文化都有它的長處和弊端。就中華文化的結構而言，基本特徵就是“重格局、輕作為”；”重文理、輕技術”；”重義理、輕藝事”，宏觀格局上的高屋建瓴，必然會導致微觀上的粗糙，這是任何文化在結構構築上，資源導流所造成不可避免的顧此失彼和不平衡。

比如在某種文化之中，如技術佔領導地位，文化底蘊就肯定不會太厲害，比如當今的美國；文化的格局很高，文理獨佔鰲頭，那麼微觀上的技術，就會比較死板和粗糙，比如封建時代的中國。技術、義理、藝事在中華文化的結構中，屬於微觀的層面，歷來頗受輕視。這不僅可以從中國的科舉考試科目的設定中得窺玄機，而且從歷來的文化導向，都是學而優則仕，而不是鼓勵學子去做技術工作，就可一知短長。

這種文化結構的傾向性，顯然大大地限制了幾千年來封建社會的中國，對武器研究製造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的發揮。在鴉片戰爭以前，由於工業化還未得到充分發展，及航海的限制，中華帝國還接觸不到厲害的敵人；一旦工業化得到了大力發展，以及航海限制的逐漸解除，這些率先工業化的國家，便會乘坐先進的艦船，四處尋釁、八方尋找商品傾銷的國度，大清王朝便只有大吃特吃列強先進武器的苦頭。

二，清王朝冶國理念和軍制的束縛

經歷了鴉片戰爭之敗後，清王朝依然在渾渾噩噩中美夢未醒。未對政制進行相應改革，在軍制上，也沒有什麼頗有看點的改革。這種囿於統治階級害怕切割既得利益的惰性，使中國在清朝失去了”師夷長技以制夷”，進而騰飛於世界前列的時間視窗。反觀當時，像林則徐、魏源等一批有識之士遭到排擠、流放。把持洋務運動的李鴻章李中堂，雖文才卓異、卻見識不高，是個僅靠買洋人武器，妄圖去戰勝洋人的貨。更有些聰明人，看到朝廷不接受技術改革的思想，為避言禍，便急流勇退作壁上觀。中華民族是個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但很可惜，我們的民族，因為清王朝中晚期的短視和侷限，失去了這次起飛的機會。

也不能說清王朝在近代化的程序中毫無作為、混吃等死。畢竟天天被人圍毆、賠款割地不是什麼值得高興之事。所以湘軍、準軍也買了很多的洋槍洋炮，北洋海軍的致遠、定遠艦的鐵甲厚度和主炮口徑也不是鬧著玩的，善於騎射的八旗兵也知道，大清鐵弓的射程遠比洋槍洋炮短，官企老總、紅頂商人盛宣懷還創設了很多”中國第一”的工商學礦，這些事，如沒有清王朝的首肯和授意，是不可想象的。

工業化、近代化、技術化思維象蔓藤一樣，攀援上大清王朝，這棵已生長了數千年古樹的粗枝大幹之上，並慢慢地勒緊了它的主幹，所催生的資本主義思想，最後勒死這個在末期苦逼加丟人、不思進取的大清王朝。

縱觀清末，既然工業化和近代化的光芒，沒有率先垂青於華夏大地，那麼，清皇庭和士紳階層因受限於冶國理念，對近代化、技術化還頑固地表現出一種對”奇技淫巧”的好奇、遠觀的態度，說明這種對工業化、技術化所謂的師習，是淺至膚表的“東施效顰”和典型的”口服心不服”，這不是一個奮力追趕者，所應表現出來的好徵兆。從對近代火器本質的理解，這點來說，整個清末王朝統治階級的見識，甚至還不如“暴民組織”——太平天國的領導層來的透徹。

從軍制來說，滿清麾下有八旗兵20萬，綠營兵60萬，而英軍在鴉片戰爭時，也就攏共2萬士兵而已。而從英國陸軍，並未寇以“皇家”榮譽稱號的原由來看，由於君主體制之內互掣的關係，陸軍都是從各郡臨時抽調、集訓、參戰的國民兵，實際上就是農民、工人、小商販、流民編組而成的民兵。與“皇家海軍”的專業、常設的軍制根本沒法比。就是這樣的”本土作戰、人數佔優”的絕對優勢，清軍還是因為軍制的原因，輸得一塌糊塗。

原因何在？散駐各地的兵力和調兵的龜速，抵消了我們的優勢。除了京營10萬人，駐京畿的10萬人外，其餘數千、數百的，全散駐在各地。這既出於經濟上的考慮，更是富有政治上的忌憚。一是防將帥擁兵自重，二是清庭防民甚於防川。他們深知，列強僅傷於膚表，暴民卻致斃於命脈。每當在兵力不濟的情況下，從內地抽調兵力支援沿海。其調兵速度之緩慢，每每讓固守待援的清軍，處於雪上加霜的困境。

比如史載有記，道光21年4月，浙東反擊失敗後，道光帝經前線主帥奕經的請求，調廣西兵1千名增援浙江。6月底，該部第一、二部份共有550人到達，後兩批450名尚在途中。而英軍此時已放棄寧波，攻陷乍浦，吳淞，正循勝而擊，駛進長江。奕經聞訊連忙將該部，再派往江蘇。一直到戰爭結束，該部竟疲於奔命、未參加任何戰鬥， 將帥無能，累死三軍。

清軍軍制受制於腐朽呆板的政制，決定了清軍身兼國防軍、警察之職。連看守囚犯、協查走私，這類屬警察職責的事情，也要清庭國防軍去擔任。這在相當程度上，平抑了國防軍的能力蓄備。同時，清朝人口從明末的一個億，迅速增加到道光時期的4個億，官府對百姓的管理難度成倍增加。清軍更多的是，被牢牢地綁在駐地，行使著警察的職能，卻無暇兼顧本職。真是社稷將傾、妖事盡出，外敵陷國，國防軍竟無力兼顧國防，令人笑裡帶淚、羞赧得不敢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