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戰敗後，日本一心一意發展經濟，在美國的扶持下迎來了第一次經濟繁榮。美國當時和日本專門簽署了北韓戰爭的特需訂貨計劃，美國在北韓戰爭中所需的武器全部交由日本生產。

技術方面美國對日本也是毫不避諱，索尼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到美國出差，引入電晶體技術，用於製造當時的高科技產品——收音機，很快成為爆款，其它公司相繼使用電晶體造收音機，由於日本國內消費能力有限，於是他們就向美國出口。

1959年日本向美國出口收音機400萬臺，1965年達到2400萬臺。一心培養“亞洲代言人”的美國並未將此事放在心上，因為收音機是低端產品，難以對美國構成威脅。

隨著經濟逐漸恢復，日本為了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根據國際的實際形勢，結合國內各項資源稀缺的現實情況，開始將重工業、化學工業作為加工貿易的主要行業。這一策略讓日本更加“親”美，先是美國文化風靡日本社會，如《且聽風吟》中描述的那樣，當時的日本年輕人崇尚搖滾、爵士、無政府主義、酒吧、點唱機，他們在今天也被稱為“垮掉的一代”；再是在經濟發展上有樣學樣：美國剛剛做出第一塊積體電路，日本就緊隨其後做出一塊積體電路。美國推出DRAM（俗稱電腦記憶體）晶片，日本NEC也立即推出自己的DRAM晶片。

直到卡西歐生產的計算機佔到全美80%的市場，才讓美國驚醒。1972年，美國藉口計算機傾銷，拒絕再給日本提供核心IC積體電路，日企步入深淵，市場份額飛速下降，短短兩年時間，日本企業生產的計算機在美國的市場份額降至27%。

經濟學家李斯特曾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體系》一書中提出“踢開梯子”的說法，意思是“一個人攀上高峰後，就會把身後的梯子一腳踢開，以免別人跟上來，以此來保證自己的優勢”。誠如美國一腳踢開梯子，但嘗過甜頭的日本哪肯善罷甘休，於是1974年，在日本政府的牽頭下，各企業組成國家隊，成立“DRAM製法革新”的國家專案，確立以趕超美國積體電路技術為目標。

日本先是透過“賽馬”模式攻下上千件專利，即各大企業派人手一起研發某個專案，互相PK，最後誰能做出來，這個專案和專利就歸誰；再由政府發放補貼和接近於零的低息貸款；最後保護國內市場，提高關稅抵制美中國產品。

1980年，日本產品的良品率遠遠高於美中國產品，龍頭公司NEC、東芝、日立甚至比部分美國著名公司高出6倍。這一年，日本在半導體行業實現反超，成為霸主。1986年，日本在DRAM的份額佔80%。

日本九州島，曾集中了日本絕大部分半導體晶片企業

日本半導體的崛起讓矽谷哀鴻遍野。1981年，美國國家半導體虧損1100萬美元，而一年前，這個產品賺了5200萬美元。1983年，英特爾被逼裁員。1985年，英特爾宣佈退出DRAM儲存業務，虧損1.73億美元，創下上市以來的首虧。多虧IBM的援助，才救下這家晶片巨頭，IBM購買了英特爾12%的債券保障其現金流。

矽谷的科技公司們組成半導體行業協會（簡稱SIA）應對日本的攻擊，但雙方研發模式相差甚遠，日本企業政府的同仇敵愾讓矽谷的科技公司們根本無力還招。矽谷方面多次請求美國政府出面援助，但也只是得到了減稅和推動養老金進入風投領域的答覆。

直到“國家安全”四個字的出現，讓美國政府開始重視這一問題。SIA提出，日本電子產業的成功，是因為美國提供了市場，為了保護美國電子產業的競爭力，美國政府必須介入。在當時，美國對於高科技的壟斷地位才是美國霸權的基礎，電子、晶片對國家安全有巨大的戰略意義。

美國國防部還為此做了調查，最後認為“美國所有的先進武器系統，都建立在無比先進的晶片技術上，所以，美國必須保護本土晶片業的商業市場。”

美國政府同意了SIA的立場，晶片之戰正式開啟。

第一步：1985年美國利用政府力量干預匯市，引導美元相對世界幾大主要貨幣（日元、馬克、英鎊、法郎）有序貶值。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這五個國家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在美國紐約的廣場飯店中籤下協議。（當時無WTO，各國之間的貿易全靠談判）

第二步：SIA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就日本電子產品的傾銷提起了訴訟，這也是著名的301條款。

第三步：利用“九人委員會”影子操縱芯片價格和市場份額的傳言逼迫日本簽署《半導體協議》，協議內容包括：日本停止在美國市場的傾銷，要保留成本記錄，制定公平價格，日本貨在美國市場只能等於或者高於公平價格；美國企業將獲得日本20%的市場份額。

三步環環相扣，先迫使日本貨幣升值，但是晶片產業不能低於成本價出售老產品，導致產品週期延長，也就是賣不出去。日本企業之間競爭慘烈，都在壓低自己的價格。日本政府出手保護國內市場，對企業的出口規定了統一的最低價。

美國繼續回擊，走出第四步：1987年3月，美國以日本沒有執行協議為名，對日本進行3億美元的進口產品實行100%懲罰性關稅，限制包括日本產的電視、計算機等等，但是不包括晶片。

這種對市場的挑動徹底打亂日本的節奏，日本晶片產業聯盟內鬥越來越嚴重。

美國的第五步，“照貓畫虎”——14家廠商組成“美國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在政策和資金雙向支援下補上技術短板。

時至今日，《廣場協議》都被認為是美國為了整垮日本而佈下的一個驚天大陰謀

至此，日本半導體晶片產業徹底落入深淵。曾經風光無限的DRAM業務從全球市場份額80%跌至10%。由於此前有很多企業已經放棄DRAM，矽谷沒有再執著於此，那70%的市場份額落入南韓手中，三星主動與美國交好，並表示將一直壓制日本在這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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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40餘年，已經少有人記得那場在日美之間爆發的晶片戰爭。

這一戰，日本人輸得乾乾淨淨，從高峰時佔據全球近80%的DRAM（俗稱電腦記憶體）份額，跌到現在的零。這場晶片戰爭完美詮釋了什麼叫國際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競爭理論在大中國產業PK中，只是一個美好的童話。1. 垂井康夫

1980年代前五年是日本半導體晶片企業的高光時刻。

矽谷的英特爾、AMD等科技創業公司在半導體儲存領域，被日本人追著打，然後被反超，被驅離王座，半導體晶片領域（當時主要是半導體儲存佔據主流）成為日本企業後花園。

美國的科技公司敗在了模式上。

矽谷的發展模式是，透過風險投資為創業公司注入資金，創業公司獲得資金支援後，進行持續的技術創新獲得市場，提升公司估值，然後上市，風險資本賣出股票獲利退出。這種模式以市場為導向，效率高，但體量小，公司之間整合資源難，畢竟大家都是一口鍋裡搶飯吃的競爭對手。

九州島被稱為日本的“矽島”，曾集中了日本絕大部分半導體晶片企業

日本人的玩法截然不同：集中力量辦大事。1974年，日本政府批准“超大規模積體電路（俗稱半導體晶片）”計劃，確立以趕超美國積體電路技術為目標。隨後日本通產省組織日立、NEC、富士通、三菱和東芝等五家公司，要求整合日本產學研半導體人才資源，打破企業壁壘，使企業協作攻關，提升日本半導體晶片的技術水平。

日本的計劃也差一點兒夭折，各企業之間互相提防、互相拆臺，政府承諾投入的資金遲遲不到位。關鍵時刻，日本半導體研究的開山鼻祖垂井康夫站了出來，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將各懷心思的參與方們捏合到一起。

垂井康夫的說辭簡單明瞭：大家只有同心協力才能改變日本晶片基礎技術落後的局面，等到研究成果出來，各企業再各自進行產品研發，只有這樣才能扭轉日本企業在國際競爭中孤軍奮戰的困局。2. 美華人被嚇壞了

計劃實施4年，日本取得上千件專利，一下子縮小了和美國的技術差距。然後，日本政府推出貸款和稅費優惠等措施，日立、NEC、富士通等企業一時間兵強馬壯，彈藥充足。

一座座現代化的半導體儲存晶片製造工廠在日本拔地而起。隨著生產線日夜運轉，日本人發起了飽和攻擊。

美華人的噩夢開始了。1980年，日本攻下30%的半導體記憶體市場，5年後，日本的份額超過50%，美國被甩在後面。

矽谷的高科技公司受不了市場份額直線下跌，不斷派人飛越太平洋到日本偵察，結果讓人感到絕望。時任英特爾生產主管的安迪.格魯夫沮喪地說：“從日本參觀回來的人把形勢描繪得非常嚴峻。”如果格魯夫去日本參觀，他也會被嚇壞的：一家日本公司把一整幢樓用於儲存晶片研發，第一層樓的人員研發16KB容量，第二層樓的人員研發64KB的，第三層人員研發256KB的。日本人這種研發節奏簡直就是傳說中的三箭齊發，讓習慣了單手耍刀的矽谷企業毫無招架之力。

讓美華人感到窒息的是，日本的儲存晶片不僅量大，質量還很好。1980年代，美國半導體協會曾對美國和日本的儲存晶片進行質量測試，期望能找到對手的弱點，結果發現美國最高質量的儲存晶片比日本最差質量的還要差。

而且，日本人還拍著胸脯對客戶保證：日本的儲存晶片保證質量25年！3. 英特爾差點翹辮子

在日本咄咄逼人的進攻下，美國的晶片公司兵敗如山倒，財務資料就像融化的冰淇淋，一塌糊塗。

1981年，AMD淨利潤下降2/3，國家半導體虧損1100萬美元，上一年還賺了5200萬美元呢。第二年，英特爾被逼裁掉2000名員工。日本人繼續擴大戰果，美華人這邊繼續哀鴻遍野，1985年英特爾繳械投降，宣佈退出DRAM儲存業務，這場戰爭讓它虧掉了1.73億美元，是上市以來的首次虧損。在英特爾最危急的時刻，如果不是IBM施以援手，購買了它12%的債券保證現金流，這家晶片巨頭很可能會倒閉或者被收購，美國資訊產業史可能因此改寫。

英特爾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左）聯合其它矽谷企業成立了SIA，目標是應對日本半導體企業的競爭

英特爾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哀嘆美國進入了“帝國衰落”的程序。他斷言，這種狀況如果繼續下去，矽谷將成為廢墟。

更讓美華人難以容忍的是，富士通打算收購快捷半導體公司80%的股份。快捷半導體公司是矽谷活化石，因為矽谷絕大部分科技公司的創始人（包括英特爾和AMD）都曾經是快捷半導體的員工。在矽谷人心中，快捷半導體神一般的存在，現在日本人卻要買走他們的“神”，這不是恥辱麼？有一家美國報紙在報道中寫道：“這筆交易透過一條訊息告訴我們，我們已經很落後了，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對此做出應對。”

快捷半導體在矽谷人心中地位神聖

幾年前，矽谷的科技公司成立了半導體行業協會（簡稱SIA）來應對日本人的進攻，經過幾年遊說，成果如下：將資本所得稅稅率從49%降低至28%，推動養老金進入風險投資領域。但政府就是不願出面施以援手。

苦捱到1985年6月，SIA終於炮製出一個讓華盛頓不淡定的觀點，一舉扭轉局面。4. 神奇邏輯扭轉局面

SIA的觀點是：美國半導體行業削弱將給國家安全帶來重大風險。

日本不是美國的盟友麼，日本半導體崛起，美國半導體衰落，看著就是左口袋倒右口袋的遊戲，怎麼會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呢？

SIA的邏輯鏈是這樣的：

因為超級武器技術離不開超級電子技術，超級電子技術又離不開最新半導體技術（這話沒毛病）；

如果美國的半導體技術落後，美國軍方將被迫在關鍵電子部件上使用外中國產品包括日本貨（有點意思）；

外國貨源不可靠，戰爭時期會對美國斷貨，非戰爭時期還會向美國的對手蘇聯供貨（日本人看到這裡，估計要哭了）；

所以，美國放任日本在半導體晶片領域稱霸，就等於犧牲國家安全……（日本人的心此刻在滴血）。

此前，SIA遊說7年，得到政府的迴應總是：美國是自由市場，政府權力不應染指企業經營活動。

美華人砸日本的半導體收音機發洩不滿

這次，SIA的“國家安全說”一出，美國政府醍醐灌頂，從原來的磨磨唧唧變成快馬加鞭，效率高得驚人：

1986年春，日本被認定只讀儲存器傾銷；9月，《美日半導體協議》簽署，日本被要求開放半導體市場，保證5年內國外公司獲得20%市場份額；不久，對日本出口的3億美元晶片徵收100%懲罰性關稅；否決富士通收購快捷半導體公司。

美華人這一波操作至少開創了兩個記錄：第一次對盟友的經濟利益進行全球打擊；

第一次以國家安全為由，將貿易爭端從經濟學變成政治經濟學問題。

負責和日本交涉的美國在亞洲地區的首席貿易代表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一面指責日本的半導體晶片產業政策不合理，一面又對它讚歎不已，“所以我對美國政府說我們也要採取和日本相同的政策措施。”

對這種雙重標準，曾在日立製作所和爾必達做過多年研發的湯之上隆在自己的書中氣憤地說：“這人實在是欺人太甚！”5. 三星補刀

隨著《美日半導體協議》的簽署，處於浪潮之巔的日本半導體晶片產業掉頭滑向深淵。

日本半導體晶片產業從1986年最高40%，一路跌跌不休跌到2011年的15%，吐出超過一半的市場份額，其中的DRAM受打擊最大，從最高點近80%的全球市場份額，一路跌到最低10%（2010年），回吐近70%。

可以說，和美華人這一戰，日本人此前積累的本錢基本賠光，舉國辛苦奮鬥十一年（從1975年到1986年），一夜被打回解放前。

但日本人吐出的肉，並沒有落到美華人嘴裡，因為矽谷超過7成的科技公司砍掉了DRAM業務（包括英特爾和AMD），1986年之後，美華人的市場份額曲線就是一條橫躺的死蚯蚓，一直在20%左右。

那麼，這70%的巨量市場進了誰的肚子？

答案是南韓。

在日本被美國胖揍的1986年前後，南韓DRAM趁機起步，但體量猶如蹣跚學步的嬰兒，在全球半導體晶片業毫無存在感。而且和日本相比，以三星為代表的南韓半導體晶片企業完全是360度無死角的菜雞：根本打不進日本人主導的高階市場，只能在低端市場靠低價混飯吃；市場體量上，兩者就是螞蟻和大象的區別。

但三星深諳所有的貿易摩擦問題都屬於政治經濟學範疇，藉機幹翻了日本大象。

李健熙抓住日美進行晶片戰的絕佳機會，帶領三星半導體成功逆襲上位

1990年代，三星面臨美國發起的反傾銷訴訟，但其掌門人李健熙巧妙利用美華人打壓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機會，派出強大的公關團隊遊說克林頓政府：“如果三星無法正常製造晶片，日本企業佔據市場的趨勢將更加明顯，競爭者的減少將進一步抬高美國企業購入晶片的價格，對於美國企業將更加不利。”

於是，美華人僅向三星收取了0.74%的反傾銷稅，日本最高則被收取100%反傾銷稅，這種操作手法簡直是連樣子都懶得裝。

三星抱上美國的大腿，等於從背後給了日本一刀，讓日本徹底出局。6. 決勝關鍵

如果沒有三星補刀，日本半導體晶片尚有走出困境的希望。

美華人用《美日半導體協議》束縛日本人，並揮動反傾銷大棒對其胖揍，但日本半導體儲存晶片產業受的只是皮肉傷，因為矽谷的企業超過七成退出了半導體儲存晶片行業，市場仍然牢牢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熬過去後，又是一群東洋好漢，畢竟在全球半導體晶片產業鏈上，日本還是一支難以替代的力量。

三星加入戰團並主動站隊美國後，難以替代的日本人一下子變的可有可無，南韓人由此成為新寵。隨後，三星的DRAM“雙向型資料通選方案”獲得美國半導體標準化委員會認可，成為與微處理器匹配的記憶體，日本則被排除在外。這樣，三星順利搭上微處理器推動的個人電腦時代快車，領先日本企業。

日本丟失的半導體晶片份額，幾乎都進了以三星為首的南韓企業嘴裡

從上面的DRAM份額圖中可以發現，日本的份額呈斷崖式下跌，南韓的則是一條陡峭的上升曲線，一上一下兩條線形成一把巨大的剪刀，剪掉的是日本半導體晶片的未來。

此後，即使日本政府密集出臺半導體產業扶持政策，並投入大量資金，但也無力迴天，日本半導體晶片出局的命運已定。

東芝半導體插標賣掉後，標誌著日本半導體晶片徹底出局

直到今天，仍有觀點認為，南韓半導體晶片的崛起，日本半導體晶片的衰落，是產業轉移的結果。這是不準確的，因為產業轉移是生產線/工廠從高勞動力成本地區向低勞動力成本地區遷移，日本的半導體晶片企業並沒有向南韓遷移生產線，而是直接被替代。美華人實際上聯手南韓，重組了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將日本人從供應鏈上抹去，使一支在全球看起來不可或缺的產業力量消失得乾乾淨淨。

縱觀日美晶片戰，是否掌握重組全球產業鏈的能力，才是貿易戰中決勝的關鍵，市場份額的多寡不構成主要實力因素，這也是日本輸掉晶片戰爭的關鍵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