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中衰，是指清朝在嘉慶道光時期國是日非日漸衰落。

清朝在乾隆年間之後，吏治迅速敗壞，官無不貪，吏無不惡，清朝國勢日非。乾隆五十九年，北韓使者記錄：“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 洪亮吉陳述乾隆末年時說：“士大夫漸不顧廉恥，”“十餘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則有站規、有門包，常時則有節禮生日禮，按年則又有幫費，升遷調補之私相饋謝者尚未在此數” 。

　　嘉慶、道光時期，在清朝統治下的封建社會中，土地高度集中，財政極度匱乏，吏治極端腐敗，軍備嚴重廢弛，這個封建國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隨之而來的，則是在全國範圍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同時又面臨著一系列的社會危機：如南方的白蓮教，京畿的天理教，東南海上的騷動，採礦的封禁，錢糧的虧空，八旗生計，鴉片的流入，河漕的難題等等。但是嘉慶都把上述問題作為個案看待，他沒有也不可能從制度上去加以解決。

　　道光即位之初，中國正面臨最重的內外危機。在內已經走下坡，史稱“嘉道中衰”，其突出表現在吏治腐敗，武備張弛，國庫空虛，民眾反清鬥爭頻頻;在外，西方列強勢力東侵，鴉片荼毒國民。道光頗想有一番作為，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圖中興。他雖然朝綱獨斷，事必躬親，以儉德著稱。但內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運，禁菸等均無起色。勤政圖治而鮮有作為 。

　　清代封建統治集團的奢侈腐化之風實自乾隆朝開始。乾隆帝當政六十餘年，既為清朝建立了不世功業，亦留下了衰落疲敗的種因。乾隆中期以後，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億之侈，驛騷之繁，轉十倍於康熙之時”。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歲生辰，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十餘里中“剪綵為花，鋪錦為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每數十步間一戲臺，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撫之貢物，爭奇鬥巧，“廣東所構翡翠亭，廣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 慶道光時，河吏的奢侈，是當時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風的明顯例證。清代漕運依賴運河，故而列朝對河政十分重視，國家財政撥款也很充裕。然而，乾隆末年以後，國家每年費帑數百萬，真正用於運、黃、淮河治理之費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悉皆供河吏揮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饌。為燒一碗豬肉，要殺五十餘頭豬，取其背肉一臠，餘皆棄之。一盤駝峰，必得殺三、四峰駱駝。河督終日置酒高會，參加河督宴會的人，鮮有能終席者。因為每次宴會，往往歷經三晝夜而不能畢。官場中的奢侈不是個別現象。道光時，一個陝西糧道在他迎來送往時，“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錢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 。

　　在官場中的奢侈之風日益蔓延時，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慶時某閣臣，其家“奢汰異常，輿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 。京師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瑰麗，人遊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麗亦相仿”。懷柔郝氏，乾隆曾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及輿僮奴隸，皆供食饌，一曰之餐，費至十餘萬” 。乾隆帝的驕奢淫逸，開一代奢侈之風，而貴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奢靡之風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慶帝、道光帝曾力加矯正，然無濟於事。

　　吏治敗壞與清王朝幾乎是相始終，這與清王朝直接承接明朝末年腐敗的官場文化有關。清王朝既是少數民族，必須對中原士子大加籠絡。康熙年間就有所謂的南北黨爭。清代的貪汙問題是長期的，康熙晚年，官場奢侈腐敗之風已經興起。雍正時大力改革使得吏治稍得控制Zxjg。乾隆時，奢靡之風又捲土重來且愈來愈甚。乾隆六巡江南，地方沿途大興土木，豪華與排場空前，糜費特甚。可謂極盡奢華之能事。

　　乾隆中葉以後，吏治的嚴重敗壞成為清朝封建統治極端腐敗的明顯象徵。當時，權臣專擅，結黨營私，欺矇粉飾;官吏昏聵無能，貪贓枉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權臣的專擅，前有和珅，後有穆彰阿。和珅，滿洲正紅旗，少貧無籍，為一普通官生。後來，依靠祖先功業，承襲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1757年，爆發雲貴總督恆文和雲南巡撫郭一裕的“金爐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被挑選入鑾儀衛，充當了皇帝轎旁的一個小侍從。因他相貌英俊，口齒伶俐，應對乖巧，深得皇帝賞識。從此，他官運亨通，平步青雲，在短短的十來年中，竟從一個轎旁小侍從變成了“寵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乾隆帝寵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寵威福由己，植黨營私，內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門。和珅恃寵肆意排斥異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納賄者則為周旋” 。和珅的專橫跋扈，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囂張。當時，乾隆帝雖禪位於嘉慶帝，但仍以太上皇名義執掌朝政，政務完全依賴於和珅，和珅成為出納帝命之人。和珅恃寵專擅“甚於前日，人皆側目，莫敢誰何雲” 。

　　道光朝的大學士穆彰阿，固寵竊權，“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摸以逢主意”。穆彰阿在朝廷內呼朋引類，廣植私黨，“門生故吏遍於中外” 。清中葉以後，龐大的封建官僚機構，因大批官員的尸祿保位和昏憒無能而運轉不靈。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為保位貪榮而故作庸懦者。嘉慶時，各部院衙門“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甚至問一事，則推諉於屬員，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書吏” 。各省督撫“或於應辦事件，藉口行查，經年累月尚未完結，其廢弛積習，猶為牢不可破” 。

　　道光時的大學士曹振鏞津津樂道於“多磕頭，少說話”的為官之道，將國事政事置諸腦後，以保一身一姓之尊榮富貴。在嘉慶道光時期的大批朝廷官員中，還有大批不學無術的庸劣之輩。道光時的閩浙總督慶瑞，與司道幕友宴會，“較力唱曲，俗語村言，無所不說，不學無術，殊不自重” 。直隸總督桂良，“其胸中蘊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屬如市井” 。

　　封疆大吏如此，道府官員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陝西雁平道章荊凡，終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即使遇到京控發審案，亦令書吏在外勸言，從不提審。即便提審，也是“兩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鈍言澀，獄不能折” 。穆彰阿當政時，因各地知府率兼稅收，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員為外任，而旗員“多不識字，聽信幕友家丁，恣為奸利” 。乾隆中期以後，官場中更形成了種種層層相因的陳規陋習。當時下級官員覲見上司時，要饋送銀錢;年節生辰，要進送禮品;官員外放，要通賄吏部官員及京中大員;欽差及督撫大員赴任途經地方，地方官員必須饋贈盤費。這樣，上至閣老大員，下至胥吏差役，都從這種陋習中獲取厚利。因為“州縣有千金通融，則胥役得乘而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 。於是，各級官員層層受賄，狼狽為奸，幾乎是無官不貪汙，無吏不行賄。正如時人所說，清中葉以後的官員，廉與不廉的分別，只在於“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 。

　　因此，乾隆中期以後，揭出不少的大貪汙案。乾隆寵臣和珅，在當政的二十多年中，攬權納賄，積聚起驚人的財富。當和珅在乾隆帝死後，被嘉慶抄家時，對和珅家產總數的最低估算也達“數千萬兩之多，最多達到億兩左右” 。還有些官吏，為了填滿欲壑，竟到了玩視民瘼的令人髮指的地步歷.史.網。嘉慶時，廣東英德縣知縣陳寅，於審辦案件並不隨時完結，以致數年之內，在押病斃人犯共有數十餘名。這種情況並不是廣東一省才有。地方官員推遲案件的審結，是因為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贓，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牽連眾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輾轉追求，公差四出。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詐使費，有錢則正犯縱令他逸，無錢則旁人亦被牽連，必至賄賂已通，欲壑已滿，始肯審結一案。而由縣詳府，由府詳司詳院。一杖責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長途解送，因此拖斃人命” 。

　　1790年禮部侍郎尹壯圖上疏道：“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臣經過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嘆。各省風氣，大抵皆然” 。及至乾嘉之際，隨著王朝的盛極而衰，吏治腐敗問題表現得更加突出。嘉慶時期，爆發了白蓮教、天理教等農民抗爭，社會衝突激化，更使政府財政大受衝擊。嘉慶五年八月曾談到追賠的原因：“年來辦理軍務需用浩繁，目下大功將次完竣，一切善後事宜均需籌撥款……理應按限完交” 。嘉慶帝無奈地說：“大不法小不廉，吏治不清，民生何賴?甚至大缺一萬，中缺八千，形諸白簡，此非彰明較著者乎?…… 朕澄敘官方，首先責己，力行節儉，永杜貢獻。諸大吏受任既重，養廉又優，貢獻之費已除，權門之索又絕，必應清白乃心，為國宣力。然而風氣未移，俗態猶故，時有在朕前藉端嘗試，巧言利國，實皆利己，似此者不一而足。” 這時鴉片開始流入中國， 而中國的白銀開始大量外流，使中國對外由出超國變為入超國。嘉慶帝屢申禁令，一旦案發，“失察賣放之監督及委員吏役人等一併懲辦不貸” 。道光四年進口鴉片高達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九箱，“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道士、僧尼，隨在吸食，置買菸具，為市日中” 。至道光年間終於發生鴉片戰爭。

　　乾隆末期以後，“盛世”之謂已徒有虛名。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預示著清皇朝日漸衰落的命運。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激化了國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後，農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Iug。白蓮教川楚陝農民大起義，從嘉慶元年開始，歷時九年，使清廷耗銀二萬萬兩，嚴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

“嘉道中衰”是指清朝在經乾隆後，國家開始走上下坡路，吏治腐敗、武備廢弛、國庫空虛。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開啟了西方殖民主義侵華的序曲，國勢進一步衰退。

對於主要原因主要在以下幾點：

一、吏治敗壞，貪腐嚴重。清朝在乾隆年間之後，嘉道時期吏治的腐敗，無官不貪，官僚階級奢侈腐化，導致了社會不安因數的增加，使國力逐漸的空虛，階級矛盾的激化，使得政權基礎動搖。

二、軍務廢馳。嘉慶年間，清政府引以為傲的八旗鐵騎和由漢軍組成的綠營均已腐敗，喪失戰鬥力。嘉慶曾閱兵所見得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墜地”。可見當時的軍務有多鬆弛。

三、土地高度集中，兼併。乾隆後期，隨著地主階級地位得穩固，各種貴族、官僚、地主、商人開始大量兼併土地，導致廣大農民丟失土地，流離失所。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階級對農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剝削，將廣大農民逼得走投無路，也極大地束縛、摧殘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正是清中葉以後，社會經濟凋敝、社會動盪的根本原因。

四、起義四起。由於清政府的無為通知，導致民不聊生，使得清政權不穩固，各地起義不斷，比較有代表性的有：白蓮教起義、天理教民變、瑤民起義、先天教起義。

乾隆後期的“盛世”早已虛有其表，在加上後期領導者沒有加以控制和改善，所以嘉道中衰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關於“嘉道中衰”的問題，有他的國運大勢，也有他的規律，當然這是與乾隆之後，當政者貪汙腐敗，無所作為，好大喜功，無不沒有關係，大清王朝處處擺面子，聽不進下層的呼聲，最終斷送了國家。

再就是後來的八旗子弟，平時嬌生慣養，直到帶兵打仗時，卻不能勝任，這樣的政權交給他很難維繼，最終走向下坡路，難以挽回。

嘉道中衰的直接原因，就是康雍乾盛世。

為什麼這樣說？

.康雍乾盛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許多資源的透支和涸澤而漁上。

康熙朝政局未穩，平三藩、準部和臺灣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同時人心不固，需要採取各種手段安撫，康熙對士大夫階層採取了增加官員員額和擴大科舉取士範圍、數量的方法，而對民眾則以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來安撫，前一種手段會大幅增加開支，而後一種手段則會大幅減少收入，這種狀況維持既久便難以為繼，到了康熙末年就不得不想方設法逼迫官員儘快歸還欠款，而雍正則不但繼續加大催還欠款力度，且推行紳民一體當差，到了乾隆朝，不僅繼承了乃祖南巡的遺風，而且大搞十全武功和各種形象工程，這些都是要花錢的，但雍正、乾隆兩朝官員、科舉錄取編制繼續擴大，更實行攤丁入畝讓田賦收入從此成為一個固定值，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得不降低捐官門檻，同時把各種原本各級官吏私下貼補收入的各種陋規官方化、合法化，但這樣一來，原本只有貪官治理下的地方才有的陋規，在“火耗歸公”體制下變成只要是個地方就都有，而先“歸公”再“養廉”，其中又增加層層提留和大量損耗，結果清官固然同樣不能減少一方負擔，貪官則更讓地方負擔變本加厲，而捐班花錢買官，清朝官員正俸之低又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他們接下來會做什麼不言而喻。

“十全武功”中最豈有此理的大小金川之役

攤丁入畝不但讓官方最穩定的基本收入——田賦固定化，而且刺激了民間生育水平（反正生幾個都是一樣的稅負，而男丁多搶東西也方便，這個年頭很多東西不搶是沒有的），即便不出大事，這架越來越沉重的天平遲早也會因這頭或那頭突然增減分量而傾覆——然後乾隆偏還是個多事的人，待負擔和開支上去，而收入不見增加時，皇帝就只有“壓榨官僚”和“在田賦外增加雜捐”這兩條正途可以救急，雍正選擇前一條，結果是各級官吏大多變成唯唯諾諾的算盤珠，且“肅貪”之類舉措至死不絕，而乾隆選擇後一條，結果把川楚白蓮教之變留給了“嘉道”。哦，還有第三條路，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捐班，您覺得如何？

一言難盡的攤丁入畝

壓榨官吏的結果，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吏治不見整肅，行政效率卻變得更加低效，發展到嘉慶、道光，就變成了租破官服上朝的把戲，且官吏被壓榨後仍然會把負擔轉嫁給百姓，反倒平白增加了一道負擔；壓榨百姓的結果，就是攤丁入畝增加了人口，大量增加的雜捐又把剛降下去的負擔重新提上來，結果必然造成大量社會閒散人口，滋生不安定因素——然後這些不安定因素都積澱到嘉道去總爆發了。

川楚白蓮教之變

此外，康雍乾三朝將中央集權弄到無以復加，唐代中樞三省六部並列，到宋只剩一省，明把六部直屬皇帝，取消宰相，設立大學士當秘書，同時設六科加以監督和平衡，清代倒好，連大學士都架空，另設南書房、養心殿的“小秘書”團隊，同時把科道的監督權儘量壓縮，正常的奏、題功能也被“各級都和皇帝單線聯絡”的密摺制度所取代。即便是精力充沛、幹勁十足且能力相對較強的雍正，如此行事也是掛一漏萬，且把自己和自己唯一的絕對親信允祥先後累死，精力充沛、幹勁十足但能力弱得多的乾隆就開始到處挖坑，再傳到幹勁、精力都遜色很多，能力同樣不怎麼樣，且繼承了乾隆滿地大坑的“嘉道”，您覺得還能怎樣？

所謂“康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最後一個迴光返照的時期，在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在位的130多年之中，中國的封建專制社會走向了極致，此時的清政府社會一片太平之色，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盛世之一。然而好景不長，在乾隆皇帝去世之後，清朝的諸多問題都集中爆發了出來。在嘉慶、道光皇帝之爭的時候，清朝內部已經千瘡百孔，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清朝會迎來“嘉道中衰”呢？難道是因為皇帝不給力嗎？

實際上，在嘉慶皇帝剛剛上臺的時候，他也是想要有一番作為的，比如懲治大貪官和珅，對清朝官員們的貪汙行為嚴懲不貸。然而在嘉慶皇帝大張旗鼓的進行改革的時候，下面的官員卻依然風氣未改，揹著嘉慶皇帝進行貪汙受賄。在此期間，貪汙受賄最為嚴重的地方就是分管河道的官吏了，他們在某些方面的奢侈程度可以說讓皇帝也大為驚訝，比如河道總督請客的時候，殺掉五十頭豬，將豬背上最嫩的一塊肉取下來，其他肉竟然全部扔到，可見當時的吏治已經敗壞到何種地步了。

從嘉慶皇帝和道光皇帝的所作所為來看，他們真的不是昏君，只是因為一來他們的治國能力確實不如前面三位皇帝，二來是因為從乾隆皇帝開始，官員貪汙成分的陋習就已經埋下了深深的禍根，並且在嘉慶和道光兩位皇帝在位的時候結出了惡果，一切政策的實施和執行都要皇帝身體力行，可以說此時的清朝已經是日薄西山了。

此外，由於和平的日子過得太久，清朝所仰仗的八旗鐵騎的素質也開始下降。由於八旗子弟什麼都不用幹就能領到朝廷的銀兩供奉，因此這些人就沉溺在醉生夢死的環境之中漸漸墮落，到了嘉慶年間，這些八旗子弟根本無法承擔“保家衛國”的責任，清朝的軍務也就這樣荒廢了。

最後，從嘉慶年代開始，中國的人口數目激增，而此時又發生了嚴重的土地兼併。俗話說得好，中國農民抗爭幾千年，只是為了一塊能夠養家餬口的土地，而在嘉慶年間，大量的土地落在了少數地主手中，廣大農民忍受著極其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一旦遇上天災人禍，那麼農民們只能拿起手中的農具造反了，嘉慶年間的白蓮教起義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而失去了民心的支援，清朝也自然進入到了“嘉道中衰”的局面，最後在風雨飄搖之中走向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