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曾寫過兩篇有關吃的小文章，一篇題名《吃相兇惡》，一篇題名《吃的恥辱》。原本是為應付約稿隨筆塗鴉，沒承想發表之後，竟被幾個江南才子當著我的面劈頭蓋臉一陣誇獎，弄得我暈頭轉向、不辨真假，回來就發揚"小車不倒只管推"的精神，繼續吃下去，準備一直吃倒胃口為止。
我也清楚這等雞零狗碎的破事不值得寫，我也很想寫點高雅的東西，我也很想讓自己的文章透出一點貴族氣息或是進步氣息，但烏鴉怎能叫出鳳凰的聲音？禿鷹怎能走出仙鶴的舞步？那麼，請正人君子原諒，請與我同志者笑讀，咱這就開吃。
"吃"字拆開，就是"口"和"乞"，這個字造得真是妙極了。我原以為"吃"是"契"的簡化，查了《辭海》，才知"契"是"吃"的異體。口的乞求，口在乞求，一個"吃"字，饞的意思有了，餓的意思有了，下賤的意思也有了。
想這造"吃"的人，必是個既窮又餓的，如果讓林黛玉或是劉文彩造這個字，不會是現在這樣子。因為他們一天到晚都腹脹得難受，應該是食物乞求他們的口：小姐呀，老爺呀，求求你們吃掉我們吧。由此可見，語言文字確實是有階級性的，不僅僅是些抽象的符號。
忽然記起，某人給某報寫創刊某某週年的賀詞時，竟把這張報紙稱為"你?搖"，原來報紙也分公母，真是妙極了。
言歸正傳：話說"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的時候，我在單位聽領導傳達中央檔案，檔案的內容是一位中央首長的講話，講話的主要內容是華人的吃飯問題。首長說人人都有一個口，張口就是一個洞，十億人民齊張口，想想是個多大的洞吧，大概比天安門廣場還要大，你說可怕不可怕！
我們領導借題發揮道：如果說這些口都是些櫻桃小口，倒進去一茶盅米湯便能灌滿，問題也還不算十分嚴重，可這些口偏偏以魯智深、豬八戒式居多，三大海碗米湯灌進去只是個半飽，所以呀，我們領導說：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對絕大多數華人來說，吃飽，還是飢餓，就成為一個問題。
現在還是不是一個問題？將來會不會成為一個問題？
上邊所寫，東拉西扯，就算是一個"帽"吧，進入正文，還是要寫我的"吃"史。頻頻談我，令人生厭，生厭就生厭，我也沒法辦，你吃白麵餅，我吃山藥蛋。山藥蛋真是一種雅俗共賞的美好食物，皇上愛吃百姓也愛吃，燒著好吃煮著也好吃，煎著好吃熬著也好吃，山藥蛋哦，你的名字叫美麗！
哦，山藥蛋，多少謊言假借了你的名字，如果你就是土豆的話。話分兩頭，拋下這土豆咱暫且不說，還是說我：截止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活了四十二歲，換言之，已經吃了四十二年。儘管我好用工筆寫文章，但要我把這四十二年裡塞到肚子裡的東西全部羅列出來，那我就去吃耗子藥拉倒，因此我只能擇其要者而記之。
孔夫子說"食色性也"，應該是對成年人而言。對小孩子來說，"色"還不成為一個問題（西方人被弗羅伊德得早熟另當別論）。對我這樣的人來說，二十歲以前，"色"也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從我有記憶力起，就一直飢腸轆轆。這樣說很可能又要招致一些好漢們的痛罵，給我扣上一頂"給社會主義抹黑"的大帽子。
但事實如此，餓肚子既不光榮也不美好，何必假造。但有沒有炫耀"苦難"的意思呢？有，的確是有，這是我跟著你們學的。
我生於1955年，那是新中國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據老人們說，那時還能吃飽肚皮。但好景不長，很快就大躍進了，一躍進就開始捱餓。我記得最早的一件事是跟著母親去吃公共食堂。端著盆子提著罐，好幾個村的人擠在一起排隊，領一些米少菜多的稀粥，很少有乾糧。
我記得我家鄰居的一個男孩把一罐稀粥掉在地上，罐碎粥流。男孩的母親一邊打著那男孩一邊就哭了。男孩高喊著：娘哎，別打了，快喝粥吧！他忍著打趴在地上，伸出舌頭，舔地上的粥吃。他說，娘，快喝，喝一點賺一點。他的母親，聽了他的話，跪在地上，學著兒子的樣子，舔粥吃。
在場的人，無不誇獎那男孩聰明，都預見到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果然是人眼似秤，那當年的男孩，現在已是我們村的首富。他靠養蟲致富。養蠍子，養知了猴，養豆蟲，高價賣給大飯店和公家的招待所。他看準了有錢的人和有權的人嘴巴越來越尖，口味越來越刁，他們拒絕大魚和大肉，喜歡吃奇巧古怪，像可愛的小鳥。眼光就是金錢。
他說下一步要訓練貴人們吃棉鈴蟲。
公共食堂垮臺後，最黑暗的日子降臨了。那時不但沒飯吃，連做飯吃的鍋都沒有了。好多人家用瓦罐煮野菜。我家還好，大鍊鋼鐵期間我從廢鐵堆裡撿了一個日本兵的破鋼盔戴著玩，玩夠了就扔到牆旮旯裡。祖母就用鋼盔當了鍋。瓦罐不耐火，幾天就炸；弄得灰飛煙滅，狼狽不堪。
我家的鋼盔系精鋼鑄造，傳熱快捷，堅硬無比，不怕磕碰，不怕火燒，真是一件好寶貝。祖母用它煮野菜，煮草根，煮樹皮，煮了一盔又一盔，像喂小豬一樣喂著我們兄弟姐妹，度過了可怕的饑饉之年。
很多文章把三年困難時期寫得一團漆黑，毫無樂趣，這是不對的。起碼對孩子來說還有一些歡樂。對飢餓的人來說，所有的歡樂都與食物相關。那時候，孩子們都是覓食的精靈，我們像傳說中的神農一樣，嚐遍了百草百蟲，為擴充人類的食譜作出了貢獻。那時候的孩子，都挺著一個大肚子，小腿細如柴棒，腦袋大得出奇。
我是其中的一員。我們成群結隊，村裡村外地覓食。我們的村子外是望不到邊的窪地。窪地裡有數不清的水汪子，有成片的荒草。那裡既是我們的食庫，又是我們的樂園。我們在那裡挖草根挖野菜，邊挖邊吃，邊吃邊唱，部分像牛羊，部分像歌手。我們是那個時代的牛羊歌手。我難忘草地裡那種周身發亮的油螞蚱，炒熟後呈赤紅色，撒上幾粒鹽，味道美極了，營養好極了。那年頭螞蚱真多，是天賜的美食。
村裡的大人小孩都提著葫蘆頭，在草地裡捉螞蚱。我是捉螞蚱的冠軍，一上午能捉一葫蘆。我有一個訣竅：開始捉螞蚱前，先用青草的汁液把手染綠，就是這麼簡單。油螞蚱被捉精了，你一伸手它就蹦。我猜它們很可能能聞到人手上的味道，用草汁一塗，就把味道遮住了。它們的彈跳力那麼好，一蹦就是幾丈遠。
但我的用草汁染綠了的手伸出去它們不蹦。為了得到奶奶的獎賞，我的訣竅連爺爺也不告訴。奶奶那時就搞起了物質刺激，我捉得多，分給我吃的也就多。螞蚱雖是好東西，但用來當飯吃也是不行的。現在我想起螞蚱來還有點噁心。
吃過螞蚱，不久就是夏天。夏天是食物最豐富的季節，是我們的好時光。60年代雨水特別多，莊稼大都澇死。窪地裡處處積水，成了一片汪洋。各種魚從天上掉下來似的，品種很多，有的魚連百歲的老人都沒見過。
我捕到一條奇怪的魚。它周身翠綠，翅尾鮮紅，美麗無比。此魚如養在現在的魚缸裡，必是上品，但吃起來味道腥臭，難以下嚥。窪地裡的魚雖多，但飢餓的人比魚還要多，那時又沒有現在這麼先進的捕魚工具，所以後來要捕到幾條魚也就不容易了。捕不到魚，也餓不死我們。我們從水面上撈浮萍，水底撈藻菜，熬成鮮湯喝。所以老人說，水邊上餓不死人。
秋天是收穫的季節。魚蝦不多照樣有，又有螃蟹橫行來。秋風涼，豆葉黃，蟹腳癢。成群結隊的螃蟹沿河下行，爺爺說它們要到海里去產卵，我認為它們更像去開什麼重要會議。螃蟹形態笨拙，但在水中運動起來，如風如影，神鬼莫測，要想擒它，絕非易事。
要想捉螃蟹，必須夜裡去。身披蓑衣，頭戴斗笠，手提馬燈，悄悄前行，最忌咋呼。我曾跟著六叔去捉過一次螃蟹，神秘新奇，趣味無窮。白天，六叔就看好了地形，用高粱秸在河溝裡紮上一道柵欄，留上一個口子，在口子上支上一貨口袋網。夜氣濃重，細雨朦朧，身體縮在大蓑衣裡，耳聽著蛐蛐的聲音，藉著昏黃的燈光，看著螃蟹的大隊沿著柵欄爬上來……
這樣的經歷終生難忘。螃蟹好吃，但捨不得吃。將它們用細繩綁成一串，讓它們吐出團團泡沫，噼哧噼哧地細響著。把它們提到集上去，三分錢一隻賣給公社幹部，換來錢買些黴高粱米、棉籽餅什麼的，磨成粉，摻上野菜，能頂大事兒。過苦日子，決不能貪圖嘴巴痛快，要有意識地給嘴巴設定障礙、製造痛苦。
秋天，草籽成熟。最好吃的草籽是水的種子。這東西很像穀子，帶著殼磨碎，做成窩頭蒸熟，吃到嘴裡嚓嚓響，很是精彩。
秋天好吃的蟲兒很多，除了形形色色的螞蚱，還有蟋蟀。深秋的蟋蟀黑得發紅，肚子裡全是子兒，炒熟了吃，有一種奇異的香氣。捉蟋蟀比捉螞蚱難度大一些，這蟲兒不但蹦得好，還會鑽地洞。還有一種蟲兒，現在我知道它們的名字叫金龜子，是蠐螬的幼蟲，像杏核般大，全身黑亮，趨光，晚上往燈上撲，俗名"瞎眼撞"。
這蟲兒好聚群，停在枝條或是草棵上，一串一串的，像成熟的葡萄。晚上，我們摸著黑去擼"瞎眼撞"，一晚上能擼一面口袋。此蟲炒熟後，那滋味又與蟋蟀和螞蚱大大的不同。還有豆蟲，中秋節後下蟄。此物下蟄後，肚子裡全是白色的脂油，一粒屎也沒有，全是高蛋白。
進入冬天就慘了。春夏秋三季，我們還能搗弄點草木蟲魚吃吃，冬天草木凋零，冰凍三尺，地裡有蟲挖不出來，水裡有魚撈不上來。但人的智慧是無窮的，尤其是在吃的方面。大家很快便發現，上過水的窪地地面上有一層乾結的青苔，像揭餅一樣一張張揭下來，放在水裡泡一泡，再放到鍋裡烘乾，酥如鍋巴。吃光了青苔，便剝樹皮。
剝來樹皮，用斧頭剁碎、砸爛，放在缸裡泡，用棍子拼命攪，攪成糨糊狀，煮一煮就喝。吃樹皮的前半部分的工序和畢昇造紙的過程差不多，但我們造出來的不是紙。從吃的角度來說，榆樹皮是上品，柳樹皮次之，槐樹皮更次之。很快，村裡村外的樹都被剝成裸體，十分可憐的樣子，在寒風中顫抖著。在這危急的關頭，政府不知從哪裡調撥來救濟糧。
所謂救濟糧，根本不是糧，而是一些發黴的蘿蔔葉子一類的東西，擠壓成件。現在拿那樣的東西餵豬，豬也不會吃。但在當時確是貨真價實的寶貝。分配時人人都紅著眼，盯著秤桿，一星一點，秤高秤低，都十分計較。這種東西也不是常有的，總是在人們餓得即將停止呼吸時，才會發放一次，可見國家也是相當的困難。
發放救濟糧的鐘聲敲響時，連躺進棺材裡的人也會蹦出來。這當然是誇張。那時候，人死得太多，哪裡還有什麼棺材。死了，好歹拖出去，讓狗吃了拉倒。那是狗的黃金歲月，吃死人吃的，都瘋了，見了活人也往上撲。有人可能要說：你們為什麼不去打狗吃呀？狗肉營養豐富，味道鮮美。你問得好，你這念頭，我們早就想到了，可我們腿腫得如水罐，走兩步就喘息不迭，根本不是狗的對手。
與其說去打狗，勿寧說去給狗加餐。如果有槍，勾一下扳機的力氣還是有的。但在那種情況下，老百姓手裡要有了槍，什麼樣的壞事幹不出來呢？公社書記和公安人員手裡倒是有槍，但他們有糧吃，不必去打狗吃。他們嫌吃死人的狗太髒，提著槍去打野兔、大雁、水鴨子什麼的佐餐。
大概是1961年的春節吧，政府配給我們每人半斤豆餅，讓我們過年。領取豆餅的場面真是歡欣鼓舞的場面。有的人，用衣襟兜著豆餅，一邊往家走，一邊往嘴裡塞。我家鄰居孫大爺，人沒到家，就把發給他家的豆餅全都吃光了。
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給包圍了，罵的罵，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開，把豆餅扒出來。可見愛在飢餓的人群裡，要大打折扣。孫家大爺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淚汪汪，一聲不吭，任憑老婆孩子撕擄踢打。孫家大爺當天夜裡就死了。他吃豆餅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給脹死了。
那時我們的胃壁薄得如紙，輕輕一脹就破了。孫大爺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沒掉一滴眼淚。多少年後提起來，孫大奶奶還恨得牙根癢癢，罵老頭子吃獨食，連一點人味都沒有，死不足惜。這次年關豆餅，脹死了我們村十七個人，教訓很深刻。
後來我在生產隊飼養室裡喂牛，偷食飼料豆餅時，總是十分節制，適可而止，生怕蹈了孫大爺的覆轍。
那幾年裡，母親經常對我們兄弟講述她的一個夢。她夢到自己在外祖父的墳墓外邊見到了外祖父。外祖父說他並沒有死去，他只是住在墳墓裡而已。母親問他吃什麼，他說：吃棉衣和棉被裡的棉絮。吃進去，拉出來；洗一洗，再吃進去；拉出來，再洗一洗……母親狐疑地問我們：也許棉絮真的能吃？
度過60年代初期，往後的歲月還是苦，但比較起來就好多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村裡經常搞憶苦思甜運動，大家一憶苦，總是糊糊塗塗地憶到1960年。一憶到1960年，幹部們就跳起來喊口號，一是要打倒蘇修，二是要打倒劉鄧，幹部們說1960年的饑荒是劉鄧串通了蘇修卡華人的脖子造成的。我們明知道這是胡說，但誰也不去裝明白。
一直到了70年代中期，還是不能放開肚皮吃，但比較1960年那是好多了。我從小飯量大，嘴像無底洞，簡直就是我們家的大災星。我不但飯量大，而且品質不好。每次開飯，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著別人的飯碗號啕大哭。母親把自己那份省給我吃了，我還是哭。一邊哭著，一邊公然地搶奪我叔叔的女兒的那份食物。
那時我們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在這樣的大家庭裡，母親是長媳，一直忍辱負重，日子本來就很難過，我的無賴，更使母親處境艱難。奪我堂姐的食物吃，確是混賬。我嬸嬸的臉色難看，說出的話像毒藥一樣，一句句都是衝著母親來的。母親只好罵我，向嬸嬸賠禮道歉。這是我一生中最壞的行為，至今我也不能原諒自己。長大後我曾向堂姐說起過此事，她淡然一笑，說不記得了。
母親常常批評我，說我沒有志氣。我也曾多次暗下決心，要有志氣，但只要一見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乾乾淨淨。沒有道德，沒有良心，沒有廉恥，真是連條狗也不如。街上有賣熟豬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賣肉人一刀差點把手指砍斷。村裡幹部託著一隻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幹部一腳踢倒，將瓜砸在頭上，弄得滿頭瓜汁。
那些年裡，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見人厭，連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飽了時，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見好吃的，立刻便恢復原樣。長大後從電視上看到鱷魚一邊吞食一邊流淚的可惡樣子，馬上就聯想到自己，我跟鱷魚差不多，也是一邊流淚一邊吃。在家裡如此，出去也如此。我去偷生產隊裡的馬料吃，被保管員抓住，將腦袋按到漚料的缸裡，差點嗆死。我去偷拔人家的蘿蔔，被抓住，當著數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畫像請罪。
我去生產隊的花生地裡偷扒剛種下的花生吃，中了藥毒，差點要了小命--花生米是用劇毒農藥浸泡過的。至於偷瓜摸棗，更是常事。有時被捉住，有時捉不住。被捉住就挨頓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個大勝仗。有一次我去偷臨村的西瓜，被看瓜人發現，那愣頭青端起土炮就摟了火，撲通一聲巨響，驚天動地，打倒了一片玉米，嚇得我屁滾尿流。
想跑，腿挪不動，被人家當場活捉，用土炮押送到學校去，成了轟動學校的新聞。與吃有關的噁心經歷窩囊事，寫成文那真叫罄竹難書。這幾年在遠離家鄉的地方，偶爾也敢人模狗樣一下，但一回到家鄉，馬上就像一條捱了痛打的狗，緊緊地夾起尾巴，生怕一翹尾巴引起鄉親們的反感，把我小時候那些醜事抖摟出來。
有人硬說我對軍隊沒有感情，這是讓我不能接受的。掛在嘴上的感情多半虛假，藏在心裡的才有質量。我當兵之後才真正填飽了肚子，有了一些人的尊嚴，就衝著這一點，也不敢對軍隊沒有感情。當兵臨走前，村裡的幾個復員兵來給我傳授他們在部隊積累的寶貴經驗。他們說：如果吃麵條，第一碗撈半碗，連吹帶攪和，涼得快，吃得也快。
吃完這半碗，再去狠狠地盛來冒尖一碗，慢慢地吃。如果第一碗就盛得很滿，等你吃完再去撈時，鍋裡就只剩下湯水了。如碰上吃米飯，萬萬不可咀嚼，只要一咀嚼，南方兵就發笑。我到了部隊，才發現那些復員兵純粹是在胡說八道。新兵連生活差一些，分到新單位，簡直就是上了天堂。
我們那單位，只有十幾個人，卻種了五十多畝地，每年種兩季，一季小麥，一季玉米。小麥磨成精粉（我們只吃精粉），玉米用來餵豬。你就想想我們那單位的生活吧。戰友的父親來隊吃了幾天，感嘆不已，道：什麼是共產主義？這就是了。我從新兵連下到新單位，第一頓吃了八個饅頭，自覺不好意思，更怕給領導造成不良印象，影響了進步，才意猶未盡地住了嘴。就這樣也把炊事班長嚇了一跳，跑去向管理員彙報情況，說管理員大事不好了！
管理員說有什麼大事不好了，難道是鬼子又進了村子嗎？炊事班長說鬼子倒是沒有進村，但是來了幾個新兵，個個都是飯桶，吃得最少的那個，一頓飯還吃了八個饅頭。管理員說我就怕他們不能吃，能吃的兵必能幹，不能吃的也不能幹，我們的糧食大大的有。明天就給我殺豬，給這幾個小子油油腸子。
第二天果然宰了一頭大肥豬，切成拳頭大的塊兒，紅燒了半鍋。饅頭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豬肉燉得稀爛，入口就會融化。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這就是了。這頓飯吃罷，我們幾個新兵，走起路來都有些搖搖晃晃，吃豬肉吃醉了。我個人的感覺是肚腹沉重，宛若懷了一窩豬崽。
又過了幾十年，當我成了所謂的"作家"之後，在一些宴席上，又吃到了螞蚱、蟋蟀、豆蟲等昆蟲，又吃到了當年吃壞了胃口的野草、野菜，滿桌的雞鴨魚肉反而無人問津。村裡的首富，竟是一個養蟲的專業戶。我想，怪不得哲人們說兩極相通，原來餓極了和飽極了都要吃草木蟲魚，就像北極和南極都是冰天雪地一樣。
數年前曾寫過兩篇有關吃的小文章，一篇題名《吃相兇惡》，一篇題名《吃的恥辱》。原本是為應付約稿隨筆塗鴉，沒承想發表之後，竟被幾個江南才子當著我的面劈頭蓋臉一陣誇獎，弄得我暈頭轉向、不辨真假，回來就發揚"小車不倒只管推"的精神，繼續吃下去，準備一直吃倒胃口為止。
我也清楚這等雞零狗碎的破事不值得寫，我也很想寫點高雅的東西，我也很想讓自己的文章透出一點貴族氣息或是進步氣息，但烏鴉怎能叫出鳳凰的聲音？禿鷹怎能走出仙鶴的舞步？那麼，請正人君子原諒，請與我同志者笑讀，咱這就開吃。
"吃"字拆開，就是"口"和"乞"，這個字造得真是妙極了。我原以為"吃"是"契"的簡化，查了《辭海》，才知"契"是"吃"的異體。口的乞求，口在乞求，一個"吃"字，饞的意思有了，餓的意思有了，下賤的意思也有了。
想這造"吃"的人，必是個既窮又餓的，如果讓林黛玉或是劉文彩造這個字，不會是現在這樣子。因為他們一天到晚都腹脹得難受，應該是食物乞求他們的口：小姐呀，老爺呀，求求你們吃掉我們吧。由此可見，語言文字確實是有階級性的，不僅僅是些抽象的符號。
忽然記起，某人給某報寫創刊某某週年的賀詞時，竟把這張報紙稱為"你?搖"，原來報紙也分公母，真是妙極了。
言歸正傳：話說"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的時候，我在單位聽領導傳達中央檔案，檔案的內容是一位中央首長的講話，講話的主要內容是華人的吃飯問題。首長說人人都有一個口，張口就是一個洞，十億人民齊張口，想想是個多大的洞吧，大概比天安門廣場還要大，你說可怕不可怕！
我們領導借題發揮道：如果說這些口都是些櫻桃小口，倒進去一茶盅米湯便能灌滿，問題也還不算十分嚴重，可這些口偏偏以魯智深、豬八戒式居多，三大海碗米湯灌進去只是個半飽，所以呀，我們領導說：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對絕大多數華人來說，吃飽，還是飢餓，就成為一個問題。
現在還是不是一個問題？將來會不會成為一個問題？
上邊所寫，東拉西扯，就算是一個"帽"吧，進入正文，還是要寫我的"吃"史。頻頻談我，令人生厭，生厭就生厭，我也沒法辦，你吃白麵餅，我吃山藥蛋。山藥蛋真是一種雅俗共賞的美好食物，皇上愛吃百姓也愛吃，燒著好吃煮著也好吃，煎著好吃熬著也好吃，山藥蛋哦，你的名字叫美麗！
哦，山藥蛋，多少謊言假借了你的名字，如果你就是土豆的話。話分兩頭，拋下這土豆咱暫且不說，還是說我：截止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活了四十二歲，換言之，已經吃了四十二年。儘管我好用工筆寫文章，但要我把這四十二年裡塞到肚子裡的東西全部羅列出來，那我就去吃耗子藥拉倒，因此我只能擇其要者而記之。
孔夫子說"食色性也"，應該是對成年人而言。對小孩子來說，"色"還不成為一個問題（西方人被弗羅伊德得早熟另當別論）。對我這樣的人來說，二十歲以前，"色"也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從我有記憶力起，就一直飢腸轆轆。這樣說很可能又要招致一些好漢們的痛罵，給我扣上一頂"給社會主義抹黑"的大帽子。
但事實如此，餓肚子既不光榮也不美好，何必假造。但有沒有炫耀"苦難"的意思呢？有，的確是有，這是我跟著你們學的。
我生於1955年，那是新中國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據老人們說，那時還能吃飽肚皮。但好景不長，很快就大躍進了，一躍進就開始捱餓。我記得最早的一件事是跟著母親去吃公共食堂。端著盆子提著罐，好幾個村的人擠在一起排隊，領一些米少菜多的稀粥，很少有乾糧。
我記得我家鄰居的一個男孩把一罐稀粥掉在地上，罐碎粥流。男孩的母親一邊打著那男孩一邊就哭了。男孩高喊著：娘哎，別打了，快喝粥吧！他忍著打趴在地上，伸出舌頭，舔地上的粥吃。他說，娘，快喝，喝一點賺一點。他的母親，聽了他的話，跪在地上，學著兒子的樣子，舔粥吃。
在場的人，無不誇獎那男孩聰明，都預見到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果然是人眼似秤，那當年的男孩，現在已是我們村的首富。他靠養蟲致富。養蠍子，養知了猴，養豆蟲，高價賣給大飯店和公家的招待所。他看準了有錢的人和有權的人嘴巴越來越尖，口味越來越刁，他們拒絕大魚和大肉，喜歡吃奇巧古怪，像可愛的小鳥。眼光就是金錢。
他說下一步要訓練貴人們吃棉鈴蟲。
公共食堂垮臺後，最黑暗的日子降臨了。那時不但沒飯吃，連做飯吃的鍋都沒有了。好多人家用瓦罐煮野菜。我家還好，大鍊鋼鐵期間我從廢鐵堆裡撿了一個日本兵的破鋼盔戴著玩，玩夠了就扔到牆旮旯裡。祖母就用鋼盔當了鍋。瓦罐不耐火，幾天就炸；弄得灰飛煙滅，狼狽不堪。
我家的鋼盔系精鋼鑄造，傳熱快捷，堅硬無比，不怕磕碰，不怕火燒，真是一件好寶貝。祖母用它煮野菜，煮草根，煮樹皮，煮了一盔又一盔，像喂小豬一樣喂著我們兄弟姐妹，度過了可怕的饑饉之年。
很多文章把三年困難時期寫得一團漆黑，毫無樂趣，這是不對的。起碼對孩子來說還有一些歡樂。對飢餓的人來說，所有的歡樂都與食物相關。那時候，孩子們都是覓食的精靈，我們像傳說中的神農一樣，嚐遍了百草百蟲，為擴充人類的食譜作出了貢獻。那時候的孩子，都挺著一個大肚子，小腿細如柴棒，腦袋大得出奇。
我是其中的一員。我們成群結隊，村裡村外地覓食。我們的村子外是望不到邊的窪地。窪地裡有數不清的水汪子，有成片的荒草。那裡既是我們的食庫，又是我們的樂園。我們在那裡挖草根挖野菜，邊挖邊吃，邊吃邊唱，部分像牛羊，部分像歌手。我們是那個時代的牛羊歌手。我難忘草地裡那種周身發亮的油螞蚱，炒熟後呈赤紅色，撒上幾粒鹽，味道美極了，營養好極了。那年頭螞蚱真多，是天賜的美食。
村裡的大人小孩都提著葫蘆頭，在草地裡捉螞蚱。我是捉螞蚱的冠軍，一上午能捉一葫蘆。我有一個訣竅：開始捉螞蚱前，先用青草的汁液把手染綠，就是這麼簡單。油螞蚱被捉精了，你一伸手它就蹦。我猜它們很可能能聞到人手上的味道，用草汁一塗，就把味道遮住了。它們的彈跳力那麼好，一蹦就是幾丈遠。
但我的用草汁染綠了的手伸出去它們不蹦。為了得到奶奶的獎賞，我的訣竅連爺爺也不告訴。奶奶那時就搞起了物質刺激，我捉得多，分給我吃的也就多。螞蚱雖是好東西，但用來當飯吃也是不行的。現在我想起螞蚱來還有點噁心。
吃過螞蚱，不久就是夏天。夏天是食物最豐富的季節，是我們的好時光。60年代雨水特別多，莊稼大都澇死。窪地裡處處積水，成了一片汪洋。各種魚從天上掉下來似的，品種很多，有的魚連百歲的老人都沒見過。
我捕到一條奇怪的魚。它周身翠綠，翅尾鮮紅，美麗無比。此魚如養在現在的魚缸裡，必是上品，但吃起來味道腥臭，難以下嚥。窪地裡的魚雖多，但飢餓的人比魚還要多，那時又沒有現在這麼先進的捕魚工具，所以後來要捕到幾條魚也就不容易了。捕不到魚，也餓不死我們。我們從水面上撈浮萍，水底撈藻菜，熬成鮮湯喝。所以老人說，水邊上餓不死人。
秋天是收穫的季節。魚蝦不多照樣有，又有螃蟹橫行來。秋風涼，豆葉黃，蟹腳癢。成群結隊的螃蟹沿河下行，爺爺說它們要到海里去產卵，我認為它們更像去開什麼重要會議。螃蟹形態笨拙，但在水中運動起來，如風如影，神鬼莫測，要想擒它，絕非易事。
要想捉螃蟹，必須夜裡去。身披蓑衣，頭戴斗笠，手提馬燈，悄悄前行，最忌咋呼。我曾跟著六叔去捉過一次螃蟹，神秘新奇，趣味無窮。白天，六叔就看好了地形，用高粱秸在河溝裡紮上一道柵欄，留上一個口子，在口子上支上一貨口袋網。夜氣濃重，細雨朦朧，身體縮在大蓑衣裡，耳聽著蛐蛐的聲音，藉著昏黃的燈光，看著螃蟹的大隊沿著柵欄爬上來……
這樣的經歷終生難忘。螃蟹好吃，但捨不得吃。將它們用細繩綁成一串，讓它們吐出團團泡沫，噼哧噼哧地細響著。把它們提到集上去，三分錢一隻賣給公社幹部，換來錢買些黴高粱米、棉籽餅什麼的，磨成粉，摻上野菜，能頂大事兒。過苦日子，決不能貪圖嘴巴痛快，要有意識地給嘴巴設定障礙、製造痛苦。
秋天，草籽成熟。最好吃的草籽是水的種子。這東西很像穀子，帶著殼磨碎，做成窩頭蒸熟，吃到嘴裡嚓嚓響，很是精彩。
秋天好吃的蟲兒很多，除了形形色色的螞蚱，還有蟋蟀。深秋的蟋蟀黑得發紅，肚子裡全是子兒，炒熟了吃，有一種奇異的香氣。捉蟋蟀比捉螞蚱難度大一些，這蟲兒不但蹦得好，還會鑽地洞。還有一種蟲兒，現在我知道它們的名字叫金龜子，是蠐螬的幼蟲，像杏核般大，全身黑亮，趨光，晚上往燈上撲，俗名"瞎眼撞"。
這蟲兒好聚群，停在枝條或是草棵上，一串一串的，像成熟的葡萄。晚上，我們摸著黑去擼"瞎眼撞"，一晚上能擼一面口袋。此蟲炒熟後，那滋味又與蟋蟀和螞蚱大大的不同。還有豆蟲，中秋節後下蟄。此物下蟄後，肚子裡全是白色的脂油，一粒屎也沒有，全是高蛋白。
進入冬天就慘了。春夏秋三季，我們還能搗弄點草木蟲魚吃吃，冬天草木凋零，冰凍三尺，地裡有蟲挖不出來，水裡有魚撈不上來。但人的智慧是無窮的，尤其是在吃的方面。大家很快便發現，上過水的窪地地面上有一層乾結的青苔，像揭餅一樣一張張揭下來，放在水裡泡一泡，再放到鍋裡烘乾，酥如鍋巴。吃光了青苔，便剝樹皮。
剝來樹皮，用斧頭剁碎、砸爛，放在缸裡泡，用棍子拼命攪，攪成糨糊狀，煮一煮就喝。吃樹皮的前半部分的工序和畢昇造紙的過程差不多，但我們造出來的不是紙。從吃的角度來說，榆樹皮是上品，柳樹皮次之，槐樹皮更次之。很快，村裡村外的樹都被剝成裸體，十分可憐的樣子，在寒風中顫抖著。在這危急的關頭，政府不知從哪裡調撥來救濟糧。
所謂救濟糧，根本不是糧，而是一些發黴的蘿蔔葉子一類的東西，擠壓成件。現在拿那樣的東西餵豬，豬也不會吃。但在當時確是貨真價實的寶貝。分配時人人都紅著眼，盯著秤桿，一星一點，秤高秤低，都十分計較。這種東西也不是常有的，總是在人們餓得即將停止呼吸時，才會發放一次，可見國家也是相當的困難。
發放救濟糧的鐘聲敲響時，連躺進棺材裡的人也會蹦出來。這當然是誇張。那時候，人死得太多，哪裡還有什麼棺材。死了，好歹拖出去，讓狗吃了拉倒。那是狗的黃金歲月，吃死人吃的，都瘋了，見了活人也往上撲。有人可能要說：你們為什麼不去打狗吃呀？狗肉營養豐富，味道鮮美。你問得好，你這念頭，我們早就想到了，可我們腿腫得如水罐，走兩步就喘息不迭，根本不是狗的對手。
與其說去打狗，勿寧說去給狗加餐。如果有槍，勾一下扳機的力氣還是有的。但在那種情況下，老百姓手裡要有了槍，什麼樣的壞事幹不出來呢？公社書記和公安人員手裡倒是有槍，但他們有糧吃，不必去打狗吃。他們嫌吃死人的狗太髒，提著槍去打野兔、大雁、水鴨子什麼的佐餐。
大概是1961年的春節吧，政府配給我們每人半斤豆餅，讓我們過年。領取豆餅的場面真是歡欣鼓舞的場面。有的人，用衣襟兜著豆餅，一邊往家走，一邊往嘴裡塞。我家鄰居孫大爺，人沒到家，就把發給他家的豆餅全都吃光了。
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給包圍了，罵的罵，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開，把豆餅扒出來。可見愛在飢餓的人群裡，要大打折扣。孫家大爺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淚汪汪，一聲不吭，任憑老婆孩子撕擄踢打。孫家大爺當天夜裡就死了。他吃豆餅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給脹死了。
那時我們的胃壁薄得如紙，輕輕一脹就破了。孫大爺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沒掉一滴眼淚。多少年後提起來，孫大奶奶還恨得牙根癢癢，罵老頭子吃獨食，連一點人味都沒有，死不足惜。這次年關豆餅，脹死了我們村十七個人，教訓很深刻。
後來我在生產隊飼養室裡喂牛，偷食飼料豆餅時，總是十分節制，適可而止，生怕蹈了孫大爺的覆轍。
那幾年裡，母親經常對我們兄弟講述她的一個夢。她夢到自己在外祖父的墳墓外邊見到了外祖父。外祖父說他並沒有死去，他只是住在墳墓裡而已。母親問他吃什麼，他說：吃棉衣和棉被裡的棉絮。吃進去，拉出來；洗一洗，再吃進去；拉出來，再洗一洗……母親狐疑地問我們：也許棉絮真的能吃？
度過60年代初期，往後的歲月還是苦，但比較起來就好多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村裡經常搞憶苦思甜運動，大家一憶苦，總是糊糊塗塗地憶到1960年。一憶到1960年，幹部們就跳起來喊口號，一是要打倒蘇修，二是要打倒劉鄧，幹部們說1960年的饑荒是劉鄧串通了蘇修卡華人的脖子造成的。我們明知道這是胡說，但誰也不去裝明白。
一直到了70年代中期，還是不能放開肚皮吃，但比較1960年那是好多了。我從小飯量大，嘴像無底洞，簡直就是我們家的大災星。我不但飯量大，而且品質不好。每次開飯，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著別人的飯碗號啕大哭。母親把自己那份省給我吃了，我還是哭。一邊哭著，一邊公然地搶奪我叔叔的女兒的那份食物。
那時我們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在這樣的大家庭裡，母親是長媳，一直忍辱負重，日子本來就很難過，我的無賴，更使母親處境艱難。奪我堂姐的食物吃，確是混賬。我嬸嬸的臉色難看，說出的話像毒藥一樣，一句句都是衝著母親來的。母親只好罵我，向嬸嬸賠禮道歉。這是我一生中最壞的行為，至今我也不能原諒自己。長大後我曾向堂姐說起過此事，她淡然一笑，說不記得了。
母親常常批評我，說我沒有志氣。我也曾多次暗下決心，要有志氣，但只要一見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乾乾淨淨。沒有道德，沒有良心，沒有廉恥，真是連條狗也不如。街上有賣熟豬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賣肉人一刀差點把手指砍斷。村裡幹部託著一隻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幹部一腳踢倒，將瓜砸在頭上，弄得滿頭瓜汁。
那些年裡，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見人厭，連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飽了時，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見好吃的，立刻便恢復原樣。長大後從電視上看到鱷魚一邊吞食一邊流淚的可惡樣子，馬上就聯想到自己，我跟鱷魚差不多，也是一邊流淚一邊吃。在家裡如此，出去也如此。我去偷生產隊裡的馬料吃，被保管員抓住，將腦袋按到漚料的缸裡，差點嗆死。我去偷拔人家的蘿蔔，被抓住，當著數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畫像請罪。
我去生產隊的花生地裡偷扒剛種下的花生吃，中了藥毒，差點要了小命--花生米是用劇毒農藥浸泡過的。至於偷瓜摸棗，更是常事。有時被捉住，有時捉不住。被捉住就挨頓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個大勝仗。有一次我去偷臨村的西瓜，被看瓜人發現，那愣頭青端起土炮就摟了火，撲通一聲巨響，驚天動地，打倒了一片玉米，嚇得我屁滾尿流。
想跑，腿挪不動，被人家當場活捉，用土炮押送到學校去，成了轟動學校的新聞。與吃有關的噁心經歷窩囊事，寫成文那真叫罄竹難書。這幾年在遠離家鄉的地方，偶爾也敢人模狗樣一下，但一回到家鄉，馬上就像一條捱了痛打的狗，緊緊地夾起尾巴，生怕一翹尾巴引起鄉親們的反感，把我小時候那些醜事抖摟出來。
有人硬說我對軍隊沒有感情，這是讓我不能接受的。掛在嘴上的感情多半虛假，藏在心裡的才有質量。我當兵之後才真正填飽了肚子，有了一些人的尊嚴，就衝著這一點，也不敢對軍隊沒有感情。當兵臨走前，村裡的幾個復員兵來給我傳授他們在部隊積累的寶貴經驗。他們說：如果吃麵條，第一碗撈半碗，連吹帶攪和，涼得快，吃得也快。
吃完這半碗，再去狠狠地盛來冒尖一碗，慢慢地吃。如果第一碗就盛得很滿，等你吃完再去撈時，鍋裡就只剩下湯水了。如碰上吃米飯，萬萬不可咀嚼，只要一咀嚼，南方兵就發笑。我到了部隊，才發現那些復員兵純粹是在胡說八道。新兵連生活差一些，分到新單位，簡直就是上了天堂。
我們那單位，只有十幾個人，卻種了五十多畝地，每年種兩季，一季小麥，一季玉米。小麥磨成精粉（我們只吃精粉），玉米用來餵豬。你就想想我們那單位的生活吧。戰友的父親來隊吃了幾天，感嘆不已，道：什麼是共產主義？這就是了。我從新兵連下到新單位，第一頓吃了八個饅頭，自覺不好意思，更怕給領導造成不良印象，影響了進步，才意猶未盡地住了嘴。就這樣也把炊事班長嚇了一跳，跑去向管理員彙報情況，說管理員大事不好了！
管理員說有什麼大事不好了，難道是鬼子又進了村子嗎？炊事班長說鬼子倒是沒有進村，但是來了幾個新兵，個個都是飯桶，吃得最少的那個，一頓飯還吃了八個饅頭。管理員說我就怕他們不能吃，能吃的兵必能幹，不能吃的也不能幹，我們的糧食大大的有。明天就給我殺豬，給這幾個小子油油腸子。
第二天果然宰了一頭大肥豬，切成拳頭大的塊兒，紅燒了半鍋。饅頭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豬肉燉得稀爛，入口就會融化。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這就是了。這頓飯吃罷，我們幾個新兵，走起路來都有些搖搖晃晃，吃豬肉吃醉了。我個人的感覺是肚腹沉重，宛若懷了一窩豬崽。
又過了幾十年，當我成了所謂的"作家"之後，在一些宴席上，又吃到了螞蚱、蟋蟀、豆蟲等昆蟲，又吃到了當年吃壞了胃口的野草、野菜，滿桌的雞鴨魚肉反而無人問津。村裡的首富，竟是一個養蟲的專業戶。我想，怪不得哲人們說兩極相通，原來餓極了和飽極了都要吃草木蟲魚，就像北極和南極都是冰天雪地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