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在位二十多年，就兩件事，外撫匈奴，內事農桑！跟匈奴繼續和親，只要匈奴不過分的軍事行動，文帝是能忍就忍。家裡對內黃老之學，勸課農桑，寬刑法。二十年間，豐給人足。千尺之樓，起於累土。文帝就是漢帝國後面一系列軍事行動的後勤駐基之人！

三代在中國歷史上指的是夏、商、週三個朝代。這三個朝代的歷史可考證的不多，故而人們只能對其有個大概的瞭解，外華人研究中國歷史，大都是從東周或秦漢開始，即便是中國的學者，講歷史人物也很少涉及到三代的，因為關於那個時期的史料太少了，而且聽起來很神話。所以每當歷史學家評價一個人在歷史長河中的表現時，總喜歡加上一句“三代以來”，比如有人對諸葛亮頂禮膜拜，大不了稱他為“三代而後第一人”，也不會說他有史以來最厲害。今天說的這個人物，是位帝王，被稱為三代以來第一賢君，他是誰呢？

不是秦皇漢武，也不是唐宗宋祖，而是漢朝第五位皇帝劉恆。劉恆是劉邦的第四個兒子，在他即位之前，他的兄長漢惠帝劉盈因病去世，呂后先後立了前少帝劉恭、後少帝劉弘，但隨著呂后的去世，呂家勢力被跟著劉邦一起打天下的權臣們消滅。呂氏既滅，她立的皇帝自然也就不算數了（史稱陳平、周勃等人認為劉弘非劉盈親生子）。那麼接下來應該立誰為皇帝呢？

在消滅諸呂的行動中，除了陳平、周勃外，還有一個人來自劉氏家族，他是整個行動中穿針引線的關鍵人物，其功勞甚至在陳平周勃之上，他叫劉章，是當時齊王劉襄的弟弟，他理所當然地推舉劉襄為帝，不過最後被陳平等人賣了，他們決定迎立當時身為代王的劉恆為帝。

這個時候的劉恆已經在代地經營了十幾年，當他接到長安來的通知時，第一反應不是喜出望外，而是膽戰心驚。他認為這裡面可能有什麼陰謀：為什麼是我？

這個問題對陳平周勃之流很簡單，他們當然要迎立劉恆，不然呢？迎立劉襄可不是上策，劉襄對皇位已經虎視眈眈，他摩拳擦掌以為大局已定，迎立這樣的人當皇帝，陳平周勃的功勞會大打折扣，迎立劉恆則不然，劉恆未有非分之想，突然收到這樣一份厚禮，他能不感恩戴德？

但對於劉恆則不然，他認為這可能是個陷阱。陳平等人可是當年隨高祖打天下的人物，他們的心思深不可測，目前已經消滅了諸呂，下一步消滅諸劉然後列土封王重回諸王時代也不是不可能之事，但不去又無異於將帝位拱手讓與別人，所謂“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此行是劉恆的鴻門宴。

劉恆一面派人到長安探聽虛實，一面緩緩而行，抵達長安時，周勃要求私下跟劉恆講幾句話，但被拒絕。後人已經無法知曉周勃想跟劉恆單聊些什麼，但肯定是見不得光的，也許是想講些條件，但私下單聊這種事，極易引起外界不必要的誤會，以劉恆的小心謹慎，是不會接受。

劉恆即位後，廣施仁政，將百姓的租稅降到了歷史最低，又廢除了一系列擾民的措施，又廢肉刑，又提倡簡樸的生活，身體力行，據說當時的社會達到了小康水平。

在儒家的學說裡，小康是一種社會狀態，這種社會雖達不到大同的標準，但大家懂禮儀，知守法，民風淳樸，也是很不錯的了。歷史上想留美名的帝王都想使自己治下的社會達到小康，但也許只有漢文帝劉恆做到了，所以雖然漢文帝一沒有平定天下，二沒有開疆拓土，但他治下的老百姓生活地輕鬆自在，這不就是老百姓圖的嗎？後世皇帝崇尚無為而治而又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能有幾個？曾國藩甚至這樣評價漢文帝：

其德為三代後僅見之賢主。

史書記載；在公元前180年，漢朝有史以來狠毒殘暴的女人呂后去世之後。張蒼，周勃和陳平聯合劉氏宗室等誅殺呂后叛亂一族，還政於代王劉恆。劉氏宗室一族和大臣們思慮再三一致決定推選代王劉恆繼位。選擇他的原因就是劉恆母親薄姬，出身卑微，朝中無人做官，不至於上演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局面。

我們現在說說；文帝劉恆即位，文景之治成為了中國歷史一位著名的皇帝，文帝劉恆開啟了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盛世王朝。文帝劉恆實行輕徭役薄賦稅，發展生產安撫百姓無為而治的政策。

文帝劉恆開創的文景之治是古代封建時期很少出現的國富強民的繁榮景象。劉恆即位之初就大力推行解決爭議，安撫邊疆，減少戰禍，勤儉節約，苛政廢除，勤儉勤政愛民如子，以身作則為大臣們做出良好的榜樣。並修改律法祛除暴刑，體恤百姓仁政待民。

漢文帝是自劉邦立國建漢以來，首位掌握大權的聖賢之君。

劉邦去世後，漢惠帝劉盈即位，劉盈在位只有短短的七年，由於呂后的原因，劉盈這個皇帝沒有太多的權力，政權大多出自呂后，劉盈去世後，呂后相繼立了幾個小皇帝，仍然還是呂后自已掌握朝政，對於一個正統的王朝來說，太后掌權，皇帝弱勢，這無疑對剛剛建立不久的大漢王朝是一種威脅。

呂后死後，朝中的功臣聯合劉姓皇族，剷除了諸呂勢力，重新扶持了劉姓皇族，立代王劉恆為帝。

在外戚集團與功臣集團相繼掌權的時期，而作為帝國正統的皇帝，一再弱勢的話，這個新生的王朝，就存在改朝換代的危險，而劉恆作為漢文帝出現的最大意義就在於剪除了這種危險，穩定了朝政。

想想東漢，外戚與宦官相繼掌權，互相爭鬥，最後就導致了東漢王朝的皇權衰弱，直到最後走向滅亡，而漢文帝作為劉邦正統的子孫，加強了皇權，從某種意義上說，使大漢王朝開啟了新的生命。

漢文帝劉恆為何會被稱三代以來的第一賢君，個人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1、加強皇權，穩定朝政。在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如果一個皇帝不能掌握政權，那麼這個朝代就是危險的，封建社會加強中央集權，是對整個國家穩定最基本的因素。

漢文帝之前，劉邦之後的漢朝，嚴格意義上說是外戚掌權，如果這種情況不能制止而延續下去的話，遇到一個有野心的外戚掌權，那麼改朝換代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那麼大漢王朝就有滅亡的可能。

在功臣集團剷除諸呂勢力後，功臣、皇族又作為新的政治勢力崛起，他們選擇劉恆當皇帝，不是因為劉恆英明，而不是看中劉恆軟弱，當然這軟弱是表面的，漢文帝上臺後，駕御功臣、打擊皇族，把權力集中皇帝手中，並且從漢文帝之後的數代大漢皇帝，都是因為漢文帝加強皇權的動作，而掌握大權，這個政治遺產到漢武帝時達到頂峰，皆出自漢文帝的功勞。

想想要不是漢文帝英明，讓功臣集團控制的話，數十年後，當野心家出現，這大漢天下就可能不會姓劉了。

2、維護統一，首開削藩。漢文帝是西漢第一個首次開始削藩的皇帝，自劉邦分封以來，諸候國的勢力一天天強大起來，成為漢朝中央政府的巨大威脅，漢文帝在位時期，就有兩起諸侯王叛亂事件，漢文帝在賈誼的建議下，認識到諸侯國的危害，採取柔性削藩政策，保證大漢天下穩定，為後面的景、武二帝解決諸侯王問題提供基礎。

對外漢文帝面對匈奴，忍辱負重，實力不如人家就和親，以低姿態維護國家統一，對於南越國，漢文帝採購派遣使者說服，不動用武力，以南越再次臣服。

3、廢除酷刑，改革刑法。眾所周知，漢承秦制，秦法嚴苛，漢法同樣嚴苛，漢文帝因為緹縈救父的事件而感動，下令廢除肉刑，之後又陸續廢除一些刑法，如廢除連坐法，讓漢朝的刑法逐漸擺脫嚴酷，漢文帝是西漢歷史上第一個改革刑法的皇帝，為漢朝後世提供了很好的榜樣，亂世用重典，但和平時期刑法不得過重。

4、減輕徭役，以民為本。漢朝自建立之初飽受戰亂，到了漢文帝時期，國力仍然不強，漢文帝繼承了漢初的黃老學說，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採取了賈誼的治國方針：牧民之道，務在安之。意思是治理人民的方法，就是要專心致力於使他們安定。而採取了一系列的減少徭役、租賦的政策，讓百姓安居樂業，漢文帝在位的23年，是百姓安居業的23年，同時也是文景之治打下基礎的23年，使西漢國力進一步恢復。

能做到這些的皇帝，就是聖賢之君，而漢文帝無疑是一位，也是西漢開國以來的第一位。

如果以單純的好和壞來對古代皇帝/君王進行分類的話，“好皇帝”中也可以分為三種，一種是在當時和後世來說都是好皇帝；一種是當時是好皇帝，在後世是壞皇帝；一種是在當時是壞皇帝，在後世又成了好皇帝。

在第一種來說，典型的就是三代的聖君了，其中周武王在平定天下之後“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即周武王救濟天下貧困的百姓、刀槍入庫以宣告國家永遠不再打仗、牛放桃林以宣告國家永遠不再過分地徵勞役和賦稅。這種帝王當然是受百姓愛戴，並且也足以成為後世典範的。

第二種帝王不太容易找出典型，大家見仁見智，可能會存在較大的爭議，比如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國家還是比較安定的，相比於之前的朝代，他也可以說是延續了一個“盛世”，但是在後世看來，他不能說是一個積極進取的好皇帝，反而對中國的歷史程序起到了阻礙的作用。

第三種皇帝就比較多了，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等人，在當時來說他們幾乎調動全國的百姓以達成自己的政治追求，所以普遍不受百姓的喜歡，並且引發了國內較大的動盪，甚至亡國。但是對後世來說，他們便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成了“罪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好皇帝了。

而漢文帝，在當政時期與民休息，無為而治，在漢朝從戰爭時期轉向和平時期的關鍵人物。從這一方面來說，他也算是撿了一個大便宜，畢竟“寒者利短褐,飢者甘糟糠”，此前的老百姓已經經歷了持續數百年的戰爭，竟然在漢文帝時期得到了長期的和平，他們當然對漢文帝感恩戴德。但是與後世皇帝做一個縱向對比，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漢文帝的人品、城府和政治能力，應該是可以排在唐宗宋祖之上的。

俗話說，打天下容易，守江山難。歷史上諸如秦朝，西晉和隋朝，開國之君打天下時所向披靡，然而由於第二代國君沒有選擇好，或者經營不善，導致大一統帝國二世而亡，不得不令人深思。

一個王朝壽命的長短其實與他二三四位的君主的關係很大。而漢文帝就是這樣一位穩固了天下，是大漢綿延四百餘年的柱石級人物。

漢文帝劉恆本被封為代王，在功臣派剷除諸呂的行動中，因沒有勢力而被他們推上了皇位。然而劉恆的韜光養晦使得他成功瞞過了眾人，登基之初就迅速掌控了政權，開始了他一代仁君的帝王生涯。

漢文帝一生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本來想修一座鹿臺，在從大臣處得知花費的費用是幾十戶人家一年的收入的時候就停止了，對於勞民傷財的事情，他始終不肯為之。

面對西漢王朝的百業待興，漢文帝採取了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策略，讓百姓們自由發展經濟，官府很少參與老百姓的生產生活，使得漢朝國力不斷上升，開啟了“文景之治”，如果沒有他，漢武帝不可能有反擊匈奴，開疆拓土的經濟支援。

漢文帝一生仁慈，廢除了殘酷的刑法，寬以待人，嚴於律己，是士大夫們最理想的君主模板。而且漢文帝是一個孝子，“親嘗湯藥”就被“二十四孝”收錄在故事之中而被廣泛流傳，作為皇帝，他做出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所以，漢文帝雖無開疆拓土，定鼎中原的功績，但他作為承上啟下者，成功的穩固了漢朝統治的根基，為後世之君留下了一個繁榮富強的國家，這些都不是一個平凡的君主所能達到的。

平定天下，開疆拓土的帝王不一定會被稱為賢君。所謂賢，有兩種意思：1.是有德才的人，既要有德，還要有才；2.是受人尊敬的意思。這兩個意思可以結合起來就是，因為有德有才被人尊敬的人。

那麼，賢君，就是有德有才被世人尊敬的皇帝。平定天下，開疆拓土，是有才能的人，但不一定有德，所以這樣的皇帝不一定稱之為賢君。而漢文帝，是一個既有德、又有才的帝王，如果漢文帝是第二賢君，那麼，應該沒有人敢稱第一賢君。

那麼，漢文帝的賢，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一、漢文帝擁有高超的治國理政的才能。

作為一代帝王，治國理政的能力是第一位的，如果沒有能力，再多麼有德，也不能成為一個好皇帝。

漢文帝劉恆，7歲封王，9歲離京就任代王位。其母薄太后出身低微，因此劉恆的封地，是一個偏遠之地。由於劉恆在眾多皇子中地位低下，加上他們母子二人行事低調，韜光養晦，迷惑了呂太后，躲過了殺身之禍。同時朝中掌權派也認為劉恆容易被控制，因此被迎立為皇帝，實際上有點把他當傀儡的意思。

但他們低估了劉恆的能力。

公元前180年9月29日，劉恆只帶了六個隨從，輕車簡從，入京就職。在長安渭橋，丞相以下眾大臣由太尉周勃帶領出京迎接。周勃見到劉恆，向前一步，與劉恆耳語，想單獨和他密談。密談什麼？無非是仗著他們人多勢眾，多年浸淫朝廷，欺負劉恆年輕，想做些交易，換取更大的權力。

代王劉恆一個眼色，中尉宋昌馬上站出來說，“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要談公事，擺在桌面上談，要談私事，對不起，免談。

宋昌代表劉恆說的這些話，一下子打亂了周勃的計劃，方寸大亂。大庭廣眾之下，只好匆忙跪地，奉上大印，無條件交權。而此時的代王，沉著冷靜的說：“到我府上再說。”皇帝的玉璽怎麼能在大路邊上交接呢？周勃他們又陷入被動，最後乖乖被劉恆牽著鼻子走。劉恆有理、有力、有節的應對，化解了猶如虎狼的大臣們的刁難，同時又樹立了權威。

二、漢文帝具有發展經濟，強國富民的才能。

漢文帝非常重視農業，鼓勵老百姓耕種、打漁，免除了農民的各種稅賦，同時他也鼓勵商人經商，並促進手工業發展。漢文帝時期，老百姓生活富裕，糧庫裡的糧食一年一年的吃不完，儲存了很多，都要溢位來了。百姓幸福指數很高，六七十歲的老人也像小孩一樣高興的遊戲玩耍，無憂無慮。國家經濟強盛，國庫存放的錢財多到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

三、漢文帝以德服人，深得民心愛戴。

漢朝許多法律沿用自秦朝，嚴刑酷法非常之多，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漢文帝即位之後，很快就廢除了一系列殘忍的法律和刑罰。比如有名的三除：“除收孥相坐律令”，“除誹謗妖言之罪”，“除肉刑”，廢除了連坐、敞開了言論，廢除了肉刑。

關於廢除肉刑，有一個有名的典故，緹縈救父。文帝十三年，13歲民女緹縈上書請求免除其父的肉刑，給有罪過的父親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漢文帝知道後非常震驚，親自主持，廢除了殘斷人體肢體的肉刑。

另外，文帝也非常重視司法的公平和公正，也很善於聽取直言納諫。張釋之作為當時的最高大法官，斷案量刑始終嚴格按照法律辦事，即便是犯人觸犯的是皇上，也依法量刑，而不擅自加重刑罰。曾經有一次，一個鄉下人在漢文帝經過一座橋時，突然跑出來，驚了皇帝的馬。漢文帝很生氣，要治這個人重罪，但是張釋之只是罰款了事。漢文帝很生氣，張釋之告訴他，我是依法辦事，那個人只是觸犯了戒嚴令，法律規定就是罰款，我不能因為那人觸犯物件是皇上，就擅自加重刑罰。如果擅自加重，就不能服眾，法律也就沒有權威了。

漢文帝事後冷靜下來，支援張釋之的裁判，使得當時全國上下依法辦案的風氣蔚然成風。此舉也使漢文帝深得民心。

除此之外，漢文帝還廣開言路，開明政治，躬行節儉。

作為漢朝當時國家的一家之主，漢文帝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會過日子的人，既能用各種法律和規定處理家中內部事務，又能帶領漢王朝這個大家庭發家致富奔小康，難怪被司馬遷奉為“仁君”。

北宋大臣邱濬說：三代以下，稱帝王之賢者劉恆也。

明代學者謝肇淛說：三代以下之主，漢文帝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

清代學者湯諧說：孝文為三代以後第一賢君，史公在孝武時作《孝文紀》，故尤極無窮慨慕也。

曹丕仰慕漢文帝，李世民自愧不如漢文帝，但是我們去查閱歷史，就會發現這位被後世推崇的帝王，既不是開國之君，也沒有開疆擴土，那麼為什麼能收到後世的如此推崇呢？

首先得益於漢文帝的品德，漢文帝是有名的孝子，對自己的母親非常孝順，而且中國“以孝治國”的文化就是由漢文帝確立。漢文帝還是非常節儉的皇帝，他在位23年，車騎服御之物都沒有增添，平時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絲綢做的衣服，劉恆為自己預修的陵墓，也要求從簡。在中國曆代帝王中，劉恆是一生都注重簡樸為世人稱道的皇帝。

其次漢文帝時期減輕了農民負擔，使農民過上了比較好的生活，在中國歷史啊真正能使農民不愁吃穿的朝代只有漢文帝時期和隋文帝時期。漢文帝透過“無為而治”的原則，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生產量大大增加，農民的生活也好了，這份功業不是後來帝王可以比擬。

漢文帝是一個非常懂得與臣子處理關係的君王，由於漢文帝是在大臣的支援之下登上帝位，但是漢文帝並沒有一次就受到大臣的脅迫，而是建立了一個共治的局面，上下一心，帶領大漢朝走向昌盛。相比較後來的歷代君王，無不追求中央集權，造就至高無上的 皇權，但是也容易出現決策失誤。

漢文帝對外休戰、對內安民，雖然沒有開疆擴土，但是在他的治理之下，國家進入了一個經濟發展時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這是後世很少有能達到的生活水平。而漢文帝自身節儉，對待臣子又大度，創造了一個輕鬆積極的政治氛圍，所以成為第一賢君是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