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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劍已出鞘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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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小齊大世界
焚書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都是封建統治者為樹立統治權威,加強中央集權而實行的文化專制政策。相對而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中華文化傷害更大。
看到“焚書”一詞,很容易讓人想到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焚書坑儒事件。以前很多人總是誇大秦始皇焚書事件,說秦始皇燒燬了多少書。其實,秦始皇只是下令燒燬他認為不利於秦朝統治的一些私書。而秦法嚴苛,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難免會過度執法,把一些有用的書也燒燬,引起人們的不滿。秦朝實際上是非常重視儲存書籍的。它專門建有“圖書館”——博士館藏書,還有專門的“圖書管理員”——秦朝博士收掌書籍。不僅如此,書籍一般都分正副本。正本一般不允許借閱,只有副本才允許借閱。
真正大肆焚書的是西楚霸王項羽,這個在戰爭中經常屠城的暴躁狂,一把火把咸陽連同秦朝官府藏書焚燬殆盡。歷史上大規模焚書與此類似,多為戰爭中的狂暴行為。其他的焚書一般遠沒有戰爭中破壞性大,尤其是散落在民間的私書,百姓完全可以跟你玩“貓和老鼠”的遊戲,要想都搜查出來難度相當大。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打擊面就巨大了。除了保留儒家思想學說,其他學說全部焚燬、一個不留,直接斷了其他學說的根基,封死了其他學說的發展。這種做法對從春秋戰國以來形成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中華優秀燦爛文化傷害空前巨大。其他學派的優秀思想漸漸失傳,大大壓縮了華人的哲學思維。以至於儒學思想的條條框框越來越多,走向了極度保守。直到陳獨秀、李大釗和魯迅等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發起了新文化運動,才沉重打擊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傳統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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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把自己養好
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文化總是伴隨著時代的興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春秋戰國時代正式宣告結束。
席間,文人領袖周青臣對秦始皇的郡縣制大加讚賞,認為郡縣制可以免去了諸侯紛爭,天下終將得以安寧。
可是由於守舊派反對郡縣制,對分封制念念不忘。守舊派淳于越當場就對周青臣的話進行反駁,說郡縣制會出現齊國田常那樣的亂臣賊子。
秦始皇聽了淳于越的話很惱火,心中還未拿定主意,這時丞相李斯建議:為了防止守舊派老是拿史書記載的制度來攻擊現行制度,把凡是不屬於秦國曆史的書籍,不是官方收藏的《詩經》、《尚書》以及諸子百家的書籍通通燒掉。
秦始皇接受了這個建議。
一時間,竹木簡燃燒的噼啪聲響遍全國,秦以前的歷史和百家學術思想成果毀於一旦,文人一遍哀嚎。
以前只有舊派思想的人對秦始皇有意見,這一把火,連擁護秦始皇的文人也很是不滿。但面對秦始皇對文化的殘暴扼殺,這些文人只能私下議論,最後這種議論都引來殺身之禍,造成460名文人學士遭到坑殺。
這次焚書坑儒不但是一次文化暴行,秦王朝在沒有文化建設的靈魂空虛中僅僅只撐了差不多五年,就土崩瓦解。
而漢朝在開國以來,處處以亡秦為鑑。他們繼承秦朝的政績成果,卻摒棄秦王朝的暴政與殺戮,讓社會生產生活很快得到回覆和發展。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劉徹繼位。
漢武帝是一位雄心勃勃的皇帝,他一上臺就重用了精通儒家學說的董仲舒。
董仲舒為了迎合漢武帝的大一統思想,把儒家與其他各家思想以及陰陽五行進行雜揉,弄出了一套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帶宗教色彩的理論,向漢武帝提出“天人三策”(大概意思是皇帝是上天授予的,人世間的事物服從了皇帝就服從了天道)的用人策略。他還建議制定“三綱五常”,讓人們嚴格遵守上下尊卑的禮節,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那些教條之中。
後來,漢武帝還把這種雜揉過的儒家學說作為人才任用,仕途進取的標準,進一步鞏固了這種學說的發展。
從那時開始,在封建制度的政權下,兩千多年來,這種思想一直成為統治階級的工具,維護著統治階級的利益。
想突破這種思想禁固的人很多,但是不敢。如司馬相如之類有才能的文人也只能寫《天子游獵賦》這樣的誇飾之文,吹捧皇家遊獵的華麗場面。
試圖衝破這種禁固的人也有,但在社會上卻無前途可言。就如不拘於俗的王符,敢於寫《潛夫論》,卻只有終生不入仕途。
所以要想突破這種思想,就得推翻封建統治制度。可見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對後世影響是多麼深遠。
”焚書”對中國文化的危害是毀滅性的,如生命的謀殺;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製作了一間牢籠,把人們的思想進行關押,但值得慶幸的是,生命還在。所以,說到對中華文化的傷害,”焚書”要遠大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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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難安居士
焚書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發生在秦漢時期非常有影響力的重要歷史性事件,這兩個事件發生的目的都是統治者為了統一思想,也無一例外對中華文化造成了傷害,如果說哪個更厲害,兩相比較,個人感覺可能焚書可能嚴重一點。
焚書和罷黜百家的細節不再贅述,單就後果作個比較。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丞相李斯的建議下,下令除《秦紀》、醫藥、卜筮、農家經典、諸子和其他歷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銷燬。這一舉措不僅禁錮了思想,而且使先秦以來形成的各種文化典籍毀之一炬,很多經典著作難以留傳下來,是一場文化的浩劫。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是將儒學作為正統思想,作為統治階層的指導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思想,不利於學術文化的發展,但並沒有發生焚書或坑殺其他學派的浩劫。因此兩相比較,焚書對中華文化的傷害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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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最後的談話
樓主你好,
其實這兩次事件對中國文化的傷害都很大。
因為這兩次事件都是當時的統治者為了自己的
江山永固所採取的極端行為。這兩次事件對中
國不僅僅是文化上的傷害,而是對中國思想多
元性、豐富性、創造性的巨大的閹割。但是我
們在分析具體事件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事件的
主角們都是都是受當時的社會水平所影響的。
秦始皇焚書是因為聽取了李斯的建議,要推行
的郡縣制受到了以淳于越為代表的儒生們的強
烈抵制。淳于越代表的儒生們希望秦始皇能效
法周朝,推行分封制。 從天下一統,長治久
安,以及中央集權的角度來說,秦始皇必然選
擇郡縣制。 所以秦始皇聽取了李斯的建議,
下令焚燒了除秦國意外所有的史書,以及所有
民間的書籍。但是百家所有經典全部都在秦宮
留有備份,只不過不允許百姓閱讀。至於之後
大量的百家經典流失則是因為秦漢時期有著太
多的戰爭。所以我們可以發現秦始皇焚書的確
導致百了家思想在民間失傳,但是又是為百家
經典留有了後路。
秦始皇焚書之後有兩個方士對秦始皇說可
以為他練出長生不老藥。秦始皇起初信以為真
給錢,給地,好好對待,但是那兩個方士根本
就不能練出所謂的長生不老藥。 秦始皇發現自
己被騙了想要殺了那兩個騙子,但那兩個騙子
逃跑了。秦始皇勃然大怒查出與這兩個方士有
牽連的四百餘人,全部坑殺。 其實這些人大都
是方士、術士,或者說江湖騙子。 秦始皇坑殺
這四百餘人的事,到了漢代的司馬遷手裡就變
成了坑儒。其中的原因可以細細品味。
漢朝初期文帝、景帝採用的是黃老之術,
也就是老子那一派的分支的意見。漢朝初期主
張無為而治,修養生息,經濟自秦漢之爭之後
開始恢復,史稱文景之治。但到了漢武帝的時
候,發生了叛亂,因此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
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
者的迫切需要。 因為漢朝初期政治的寬鬆使得
包括儒家在內的各家思想得以恢復。特別是儒
家的董仲舒提出了精研已久的系統理論體系。
他以滔滔不絕的口才和充足的理論準備,藉助
於可以自由闡發的“春秋公羊學”繼承漢初儒學
傳統,汲取道家理論精華,融會陰陽五行觀
念,收納法治的合理因素,終於建構起一個“天
地”“陰陽”“有為”,諸家學說與儒家三綱五常的
大一統理論。實力強大的“黃老之學”這時不僅
喪失了政治優勢,而且在理論上也明顯被儒家
征服。這樣各家的精髓成了儒家的血肉,孔子
當時“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宏願,孟子當年“如欲
平治天下,捨我其誰”的狂想,終於在漢武帝時
在董仲舒身上得以實現,就此形成了百家罷
黜,儒術獨尊的局面。董仲舒學術思想的提出
正滿足了漢武帝在先輩六七十年休養生息所奠
定的雄厚經濟基礎上,變垂拱無為的寡慾政治
為擴張皇權的多欲政治,變約法省禁為王霸雙
管齊下,變輕徭薄賦為“賦斂繁多,律外而
取”的理論需求,正中武帝下懷,因此得到迅速
推行。
所以對於焚書坑儒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兩個
歷史事件究竟誰對中國文化的傷害更大,其實
背後包含的問題是究竟誰對中國思想的傷害更
大。即使在再多的方面進行比較也難以判斷。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縱觀整個歷史程序,統治者
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而犧牲中華民族思想的發
展是不可取的,中華民族思想的犧牲就是更長
遠的中華民族歷史命運的犧牲。 願我們現在
的政府能少一些愚民政策,因為畢竟民智已
開。
最後祝願樓主在新時代得新興福,快快樂樂,享受生命自然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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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步武堂
在中國的歷史上,“焚書坑儒”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都是有著重大影響的大事件。秦漢兩朝透過這兩個有決定性的“決策”,奠定了中國從形式上到思想上的“大一統”的走向,
但同時這兩個“決策性”的事件,也造成了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的思想禁錮,同時這種思想禁錮恰恰是中國文化(嚴格意義上講是傳統文化)的因循守舊和固步自封,使“正統”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旋律。
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講,正是這種“千年不變”固步自封才使得中國的大一統社會得以延續兩千多年。很難想象一個“百家爭鳴”的文化和思想環境可以長期維持一個大一統的國度。
應該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其實是由兩個階段的文化和思想組成,即先秦文化和儒家文化組成。而在漢代,儒家文化逐漸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重要最核心的組成部分,這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中國“大一統”社會形態的需要。從這個角度來看,秦始皇“焚書坑儒”和“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是異曲同工。都是為了鞏固“大一統”社會形態的需要。
但僅僅從文化的角度來講,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似乎顯得功利心更強一些,針對性更強一些而鞏固“大一統”社會形態的目的更明確。秦始皇時期的焚書坑儒其實是一種“強行統一”治理的思想基礎和手段,採用的是“法家”的治理理念,之所以最終既沒有真正的“焚了書”也沒能徹底的“坑了儒”,最主要的原因是“法家”只能提供治理手段,而無法去建立像儒家那樣的“文化道德體系”。
法家的“法,術,勢”本身說到底僅僅是“手段”,而儒家的“君臣父子”和“仁義禮智信”作為法家的“法、術、勢”的理論基礎的時候,法家的法、術、勢則有了靈魂而成為了儒家思想的統治手段。
從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來看,我個人認為“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力是決定性的(談不上傷害)。而焚書坑儒其實僅僅是一種對中國傳統文化並未造成實質性影響的短視的手段而已。當然焚書坑儒帶來的惡劣影響還是不容忽視,那就是焚書坑儒造成的一種文化霸權現象——以暴力對待文化的多樣性。
而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選擇,決定了中國兩千年的文化的歷史走向,這個走向,站在當今的視角來看其實是有利有弊,但這也僅僅是“事後諸葛亮”式的評價,儘管有很多人對於這種利弊極其比例分成極力分析爭論不休,但這些其實並不能改變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方向。
大一統的文化,因為沒有了比較因此就沒有優劣,直到西方的堅船利炮開啟我們這個看起來極其厚重但其實已經非常的孱弱的國門的時候,西方文化的傳播才給中國的傳統文化帶來了一個可以比較的另一個文化體系。這個時候再談優劣,再談先進和落後就有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參照系。
可以說,建立在農耕文化基礎上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建立在工業文明基礎之上的西方文化其實是沒有什麼可比性的,但有一點相同,那就是都具有極其強烈的排他性和大一統特徵。所以,大一統的文化本身並非文化缺陷,恰恰相反,它很可能是一種文化的基石。西方文化的傳播者和鼓吹者(並非貶義)極力推銷的一種觀點,那就是所謂的“普世價值觀”。這其實是另一種“文化霸權”。
所以,無論是焚書坑儒還是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中國傳統文化都沒有也不會造成什麼傷害,但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和走向產生過影響,獨尊儒術的影響力更大一些。
中國的先秦文化是一個真正的“百家爭鳴”的文化,而先秦時期的文化環境也是相當的寬鬆和包容,諸子百家的爭鳴帶來的是先秦諸侯的爭霸,換句話說就是諸侯的爭霸帶來的是“百家爭鳴”。
在那個時期,所謂的諸子百家的爭鳴其實是帶有相當明顯的實用主義和功利性,就連當時的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也在積極的向各路諸侯推銷自己的主張,孔子的運氣看樣子不好,周遊列國的成果很慘淡,這說明孔子極其所代表的儒家在那個諸侯爭霸的背景下其實是沒有什麼市場的。諸侯深信“仁義禮智信”無法解決“地盤,稅賦,戰爭”的問題,無法給諸侯帶來現實的利益,這個時期諸侯們慢慢接受的也就只有法家的“法、術、勢”。秦國的成功就是法家的“法、術、勢”非常好使的鐵證。
於是,嚐到了甜頭的秦始皇,對於法家的主張深信不疑,焚書坑儒是法家的“霸權手段”,更是秦始皇支援法家“一家獨大”的實際行動。
在這個意義上講,焚書坑儒和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有異曲同工之妙,殊路同歸之意。其核心都是為了維護“大一統”的社會形態,從實際效果來看,似乎在大一統的社會結構背景下,儒家思想(儒術)似乎更有用些。
對於傳統文化,我個人的觀點是“敬畏和尊重”,我由衷的敬仰包括儒家文化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這是值得我們驕傲的文化,無論是傳承,發展,改變甚至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審視都應該首先尊重這個給我們帶來兩千年繁榮的文化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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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書”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相比,誰對中華文化的傷害更大。這是一個太過宏大的命題,沒有十萬字以上的專題論文,難以述說明白。但即使十萬字的專題論文,也難以區分出哪種對中華文化的傷害更大。理由如下:
1、從國家統一、民族融合角度看,“焚書”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都有其進步意義。我稱之為“惡中之善”。古人說,欲亡其國,先亡其史。“焚書”首當其衝的是焚六國之史,六國之史既滅,剩下的只有記憶。三十年五十年後,口口相傳的關東諸國的歷史將煙滅於時間的主埃之中。從而有利於秦帝國最終的大一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大儒董仲舒提出的,被漢武帝釆納為御天下萬民之術。此術上升為國家治理層面,結束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的百家爭鳴局面。它雖然禁錮了思想,卻也維繫了一個龐大帝國的思想統一、政治統一和社會規範統一。
2、“焚書”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都存在“善中之惡”,其惡各不相同。“焚書”之惡在於,西周和東周包括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歷史、百家的子學著作皆被焚燬,這場文化浩劫,導致歷史事實存在了巨大的空白,各子之學說大多煙沒無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惡,重點在於禁錮了思想,子家學說和學問日暮途窮、日漸式微。
3、如果非要裁判誰的傷害更大,我個人認為“焚書”對中華文化的傷害更大。因為一個民族的幼年文明中文字和歷史舉足輕重。而“焚書”首要焚燬的正是由文字記載的歷史。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僅僅是導向,而非是對百家學說和子學書籍的禁燬。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秦代的“焚書”,單單西漢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不能禁絕子學各家,更不會讓歷史書籍成為塵煙。
4、政治家和文化學者可能對“焚書”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善、之惡意見分歧很大。因為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有時候你不假設,還真就沒法討論問題,否則會陷入“存在即合理”的窠臼。假設沒有“焚書”,秦帝國可能會更短,六國士子必會以其國史教化該地域之黎民,那這樣教化的結果是,楚人想楚之故國,齊人想齊之故國,沒有人願意臣服於秦。最後,逐漸地可能會在中國疆域內分化出若干國家,真的成了“小國寡民”。當然,反對者會說“多個小國寡民共存,有什麼不好?西歐小國林立,不是都挺好嗎?”這恐怕又是另一個辯題了,即“大國與小國,哪種更好?”政治家可能更看重一個國家的政治統一、國富民強,而文化學者更看重文化多元、思想包容。孰優孰劣,還真不能下非此即彼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