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反感林語堂，我並不認為在國際上、在學術界有多高成就，就一定人品好，就德高望重，撤掉光環，他也只是個普通人，

我反感他的原因，主要是留洋回來後，就覺得中國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寫《蘇東坡傳》，居然用英文寫，蘇軾的詩詞也是英文版，然後別人回譯成中文，這就有點過了，

其次搶了梅貽琦的南洋大學校長的職位，和讓一家人都在南洋大學任高官的事就不談了。

你如果讓我寫《魯迅傳》或者《梅貽琦傳》，那肯定也要把他寫進來，而且是反面。

當然，我說的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寫《蘇東坡傳》也是一樣，你抬高蘇軾，肯定會拿出王安石作反面人物的，就是《岳飛傳》永遠離不開秦檜一樣。

蘇軾和王安石不是一個派系，蘇軾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受到打壓是必然的，何況在當時，新黨上臺，舊黨就下臺，舊黨上臺，新黨就下臺，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蘇軾這個人，新黨舊黨都不喜歡他，當然，倒不是他人品有問題，反而是他人品太好了，不參與黨爭，喜歡就事論事，所以，無論誰上臺，他都沒機會，都被打壓。

這跟王安石沒多大關係，但千百年來，王安石名聲並不好，究其原因，就是他“變法”，沒有一個變法者的名聲是好的，下場是好的。

林語堂想抬高蘇軾，就打壓王安石，很正常的事，就如秦檜跪了近一千年一樣，是不是真相不要緊，要緊的是，岳飛的形象高大了。

踩了王安石，他的《蘇軾傳》裡的蘇軾，自然也就高大了，這只是寫作手法罷了。

至於王安石的為人，這個毋庸置疑，可以說，有奸臣會去“變法”嗎？

北宋覆滅最大禍根是沒有堅持王安石的變法。王安石變法後財政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在位期間國庫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不但抑制了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併問題，而且透過很多措施減少了農民負擔。

軍事是一個國力最好的提現，在王安石新政時間。北宋熙寧六年，在王安石指揮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徹底扭轉了宋對西夏的局勢，並培養了一大批軍事人才。蔡上翔評價王安石政績：

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裡，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

王安石新政期間國家無論是財力還是軍事，都是宋朝的巔峰。事實擺在眼前，還有什麼好爭辯的。只可惜王安石罷相之後，變法也隨之終止了。變法之人肯定要得罪很多人，不是不通人情，而是變法就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不能通情。

在生活中王安石並非是不通人情的，相反是一個不拘小節的人。他夫人為他娶了一個小妾，他把人家送了回去，而且還幫她還了債。若他把小妾送回去你可以說他不通人情，但是人家替人把債還了，才送回去說明他不但通人情，而且還有良好的品質。關於王安石的人品他的老對手司馬光就曾說過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譭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可見詆譭王安石的不是近代才有，而是自古就有，司馬光都看不下去了。梁啟超先生也曾悲痛後人對王安石不公平的評價

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王安石得罪的人太多，黑他的人更多。然而他的政績擺在那裡，那麼多黑他的人也沒見能救得了宋。

我不評判林語堂的人品如何，僅就事論事。林語堂寫《蘇東坡傳》貶低王安石很正常，因為蘇東坡是保守派，而王安石是改革派，兩人在政治立場上完全是對立的。問題是，林語堂似乎非常推崇蘇洵對王安石的看法，而蘇洵更是作《辨姦論》對王安石進行了強烈抨擊，而林語堂顯然認為蘇洵的說法是對的。

蘇東坡和王安石的矛盾

蘇東坡和王安石的矛盾自然在於變法。宋神宗在啟用王安石變法之後，由於變法內容觸碰到了保守派和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最終導致了“新舊黨爭”。蘇東坡由於自己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和新學格格不入，加之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全部站在舊黨一方，所以他和王安石之間爆發矛盾簡直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蘇東坡更是曾經以《上神宗萬言書》對新法進行全面抨擊，更是直指王安石本人，這種情況下，由於宋神宗是站在王安石一方的，為了新法的推行，蘇東坡遭貶簡直正常不過。

蘇洵的《辨姦論》

蘇洵顯然也是屬於保守派，在《辨姦論》中對王安石進行抨擊也很正常，當然《辨姦論》是否為蘇洵所作至今存疑。但是我們看《辨姦論》的內容，以諸如“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這類的言論對王安石進行抨擊顯然帶有濃烈的個人情感在裡面，《辨姦論》通篇內容根本不是對王安石變法內容的討論，而更像是作者由於討厭王安石本人，從而針對王安石個人形象、行為、性格等進行的全方位攻擊。

林語堂的《蘇東坡傳》

從林語堂為蘇東坡立傳就可以看出，他顯然是比較喜愛蘇東坡此人的，所以在書中對蘇東坡的正面形象進行提升很正常，可是提到蘇東坡顯然無法繞過王安石，由於“新舊黨爭”的影響，蘇東坡的多次遭貶顯然由此有關，因此對王安石進行貶低也就很正常了。這並不能代表王安石就是這樣，只是林語堂從抬高蘇東坡的一種方式而已，或許這就是愛屋及烏吧。

關於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是失敗了，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更引起了“新舊黨爭”，但不可否認王安石的出發點是好的，也不能否認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更不能以此就斷定王安石就是奸佞，而將宋朝滅亡的責任推給王安石更是大謬。

將北宋滅亡的責任推給王安石的都是什麼人？最早這種說法出自於變法的反對派，到了南宋之後更是透過修史的方式對王安石的改革內容進行了全面反駁和定性，並指出王安石變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滅亡。而正是由於南宋的修史，基本決定了後世對王安石變法的定性，雖然陸九淵等人對此進行過爭辯，但畢竟不是主流。

南宋以後，王安石變法總體上依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北宋的覆滅跟王安石沒一點關係，禍根全在太祖當年定下的政治軍事制度，重文輕武倒至北宋的覆滅，倒是王安石的變法差點挽救了北宋王朝。

北宋熙寧三年，王安石拜相，主持變法。變法主要內容有.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稅法等。其中以方田均稅法最有名，以青苗法爭議最大。

新法施行後，對社會經濟和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國防軍隊變強了，人民負擔減輕了，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但是，新法變革觸動了大地主官僚的利益，他們利用各種手段阻止破壞新法，加上王安石用人不當，以至新法變革變了味，最終好事變成壞事，終在元祐元年，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得勢，新法廢除，王安石鬱悶逝於鐘山。

林語堂在其《蘇東坡傳》書中指責王安石變法昃北宋國力衰竭的罪魁，把王的變法說得一無是處，王本人推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往前是王莽，住後是希特勒。真是評價的讓人氣憤。倒是導師列寧說得好: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很多人讀歷史都會犯一個很低階的錯誤，覺得一個王朝的毀滅都怪昏君奸臣，殊不知，很多時候，忠臣、能臣、賢臣的危害比昏君奸臣更大。君不見東林黨人在明朝覆亡過程中起了多少推波助瀾的作用。當然，一個王朝的覆滅肯定不能只歸咎於一個人。

言歸正傳。這還真沒林語堂什麼事，王安石是北宋覆滅的禍根這個說法，甚至可以說是清末以前的主流思想，甚至一度將王安石與南宋奸相賈似道並列。只是由於清末以後為了體現封建王朝的腐朽沒落，才刻意抬高了王安石變法。當然這並不是說王安石是什麼“十惡不赦的奸臣”。他的私德沒什麼問題。關鍵在於他有四個字“一意孤行”，缺的也是四個字“循序漸進”，正是這種性格觸發了導致北宋滅亡的一個最大的原因“黨爭”！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說法，但這卻是事實。

我們現在提到王安石變法，似乎都是說他多麼好，多麼超前。但是問題在於，太超前了！我們知道他的思想是對的，他的法令是好的。但能執行嗎？如果不能執行，是不是就說明，有些不切實際？

王安石的思想或許是對的，但是在當時受到了幾乎全部士人階層的反對。我們現在好像覺得這些人都是迂腐的。他們或許沒有王安石想得長遠，但他們是惡人嗎？我們看看他們是誰：歐陽修、韓琦、司馬光、富弼、文彥博、蘇軾、蘇轍。多少名士、名相、名將，他們都是惡人嗎？都是奸臣嗎？

然後面對這些人的反對，王安石是怎麼做的？一個字：貶！全貶了，只要反對他的人全貶了。這就有問題了。人都讓你貶完了，誰來做事？重新選新人，結果選了什麼人？奸佞小人、貪官酷吏。這些人怎麼執行王安石的新法？看看青苗法的例子。青苗法本是好法令，目的是遏制高利貸，改由官方提供低息貸款。結果呢？這群酷吏在執行的過程中，只要完成王相公的指標，強行攤派。那些不需要借貸的百姓也被逼迫分到份額，更不要說這些人在執行過程中層層盤剝，後來青苗法的利息早就比當時的民間高利貸更嚇人了。老百姓還不起錢，最後一個個被逼的流離失所，甚至落草為寇，看看上面那圖的話吧。如果你沒有能力執行，這個法就算是好的，有什麼用呢？

更嚴重的是，由於王安石盡貶“舊黨”，啟用一大批新人，後來司馬光復出後，矯枉過正，盡除新黨，為了廢新黨，又啟用了一批奸佞，而之後每當朝政出現問題，都有大臣打著“新黨”或是“舊黨”的旗號來攻擊政敵，實際上後來的兩黨都是互相攻擊，根本不是什麼真心為朝政出力了。這裡面最著名的就是奸相蔡京。他就是當年王安石啟用的“新黨”，之後的政治生涯中，他頻繁揣摩聖意，不斷變化陣營。朝廷就在這群黨爭小人的互相攻擊中每況愈下。這一切的開端，就是王安石對群臣的一通貶。所以說，北宋黨爭真的是源於王安石。

當然，一個王朝的覆滅不可能歸罪於一個人。司馬光也有責任，後來那些新舊兩黨領袖都有責任，皇帝也有責任。但不應對王安石變法一味吹捧，其中的問題還是非常明顯的。客觀務實、循序漸進、日拱一卒式的改革或許才是正道。

不管結果如何，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富國強兵，必須點贊。在那個頑固守舊的大宋，貴族認為家族的利息高於一切，王安石動了貴族的蛋糕，那他就要滾蛋，所以宋神宗過後，王安石的好日子就到頭了。恰如後來的清末百日維新，變法失敗是需要犧牲品的——其實不管成敗都得要犧牲品，如商鞅變法成功了商鞅亦被車裂。不管某些文人如何看待王安石，我是喜歡王安石詩詞的，厚實中有淡雅，如泊船瓜洲，元日，梅等。不像某些詩人，整日放浪於花柳之間，雖然詩詞優雅，但。。。

關於主導熙寧新政的王安石是不是間接導致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時至今日依舊爭論不休。林語堂先生著的《蘇東坡傳》，不失為一本優秀的人物傳記作品，但在文中對王安石的描寫略帶主觀臆斷的成分。

寫蘇東坡傳記，一個繞不開的人物便是王安石，兩個同時代的文壇巨匠本身就有無盡的話題，更別說在政壇上的碰撞了。

蘇東坡的貶逐流放和他反對王安石變法有直接關係，林語堂在書中毫不掩飾對蘇東坡的喜愛以致欽慕，愛屋及烏，自然而然的將造成蘇東坡政治失意的對手王安石大加貶損，雖沒有明顯的攻擊言語，但口口聲聲圍繞在王安石身旁的是一幫小人，可見他心裡將王安石早歸結為小人之流。

我認為林語堂對王安石的看法有失偏頗，拋開變法結果，他選擇性忽略王安石變法的初衷，以及變法政策中對國家人民有利的內容，完全站在蘇東坡的角度來批判變法，他可能太美化蘇東坡了，認為他所有都是完美的，包括政治才能，換個思維，假如讓蘇東坡在宰輔的位置上，改變當時宋朝冗兵冗員，積貧積弱的現狀，恐怕他沒有王安石那樣大無畏的勇氣和宏大的志向吧，這一點應該毋庸置疑。正如以後哲宗登基，司馬光當政，蘇軾官至禮部尚書，元祐黨人除了不遺餘力的廢除王安石新法外，其他並無建樹。

對王安石的文學水平，林語堂在書中竟然說蘇軾超過王安石很多，這句話，讓我難以認同，恐怕蘇軾也不敢說這樣的話，蘇軾對王安石的博學應該是心悅臣服才是，王安石去世後蘇軾為其寫的《王安石贈太傅制》一文中，對王安石才華德行表示了極大的欽佩。歐陽修認為王安石可以接替自己領導文壇，雖政見不同司馬光也對王安石才華品德惺惺相惜。

王安石的想法是超前於他那個時代的，其他人無法理解，包括蘇軾，面對巨大的阻力，王安石執拗的艱難前行，他太需要朋友了，但朋友都站在他的對面，他為了儘快給搖擺不定的皇帝樹立信心，未加嚴格考察便快速提拔了一些迎合他的小人，加大步伐，開足馬力，想將形式儘快穩定下來，所以用獨裁的方式罷逐反對他的人，這樣的作風讓蘇軾等人憤怒，也讓蘇軾忠實擁躉的林語堂憤怒，將所有人禍天災一股腦推到王安石頭上。最終變法因各種原因導致失敗，王安石成了受眾人唾棄的獨裁者。

王安石若是個自私自利的奸佞小人，那麼把北宋亡國的根源追溯到他身上或許爭議不大，事實上王安石的才華品德連政敵都挑不出瑕疵來，又不戀棧權位，他只想實現為國為民的偉大抱負，這樣的人該如何評價？至於林語堂說他禍國殃民導致北宋最終滅亡的說法，有待商榷。梁啟超對王安石推崇備至，認為他是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垢。

林語堂跟王安石肯定沒有仇沒有怨。導致北宋滅亡的，恰恰不是革新黨“王安石”，是保守黨“司馬光”。

都說民國出了一大批國學大師，其中就包括“林語堂”。民國時期，所謂的一大批“國學大師”，嚴格地來說都是“西學大師”。這批人，有的很小就去國外留學，有的成年後去國外留學，很多人去過好幾個國家，在西方學習了很多東西。這一批人，對西方文化相當瞭解，而對中國文化了解並不深。

民國時期的所謂大師們，都有一個通病，就是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全盤“西化”。比如，魯迅把中國落後捱打的責任，全部歸咎到中國傳統文化，魯迅曾說過很極端的話:“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陳寅恪等人，也都發表過一些奇談怪論。

究其原因，甲午戰爭的失敗，證明了“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人們開始從人種、文化、思想、制度等方面，尋找近代中國落後的原因。“新文化運動”，首當其衝就是砸爛“孔家店”，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劣根性”。民國時期的一批留過洋的所謂“大師們”，他們對西方的瞭解遠比中國更瞭解，他們為中國傳播先進科學思想，真的是“功不可沒”。

但是像林語堂們少小就留洋，年輕的時候對中國傳統文化並不太瞭解，到了中年以後再回頭研究“國學”的時候，“西化”的思想加上“有色眼鏡”看歷史，一切以西方的標準為標準，他們這批人不能正常的看待“國學”，語出驚人和研究成果怪誕不經，那是必然的結果。

林語堂50歲以後，於1947年寫成《蘇東坡傳》，說實話林語堂的研究成果不敢恭維，他對中國歷史的瞭解，不是膚淺的問題，而是純粹的“混血文化”，他對王安石的指責，是非常不明智和膚淺的，而他對蘇東坡的吹捧，也有點過頭了。

北宋軟弱的原因，在開國皇帝趙匡胤身上，重文輕武導致北宋對外戰爭中，總是“小勝而大敗”，1004年，宋對遼的“澶淵之盟”，1044年的慶曆合議，北宋每年送給遼和西夏銀30萬兩，絹25萬匹（摺合白銀150萬兩）。這兩項歲貢成為北宋沉重的經濟負擔。

到了神宗時期，北宋的經濟已經接近破產，這才催生了“王安石變法”。新法儘管不太完善，在實施過程中也有點問題，但是，王安石變法本身並沒有錯。錯就錯在，神宗死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徹底廢除了新法，北宋徹底失去了最後一次“變法圖強”的機會，北宋的經濟到徽宗時期，也就徹底的崩潰了。

王安石死後，蘇東坡等人也認識到司馬光廢除新法的弊端，蘇東坡就和司馬光決裂了，但是，蘇東坡也是迴天無術了。蘇東坡從京官貶為地方官，在惠州、瓊州（海南）為別駕時，朝廷共欠蘇東坡奉銀600多兩銀子。可以想見的是，作為地委書記、副書記的工資，都拖欠成這個程度，實際上北宋經濟已經徹底破產。

北宋亡於司馬光廢除王安石“新法”，廢除新法後北宋財政破產，財政破產後必然橫徵暴斂。梁山泊的“下湖稅”，直接導致漁民和官兵的對抗，拖欠餉銀造成部分官兵反叛，橫行河朔、數萬官軍不敢擋的“宋江起義”爆發了。宋徽宗在江南搜刮“花石綱”，催生了“方臘起義”。數年後，僅僅七萬金兵，就攻破東京汴梁，徽欽二宗都做了俘虜，北宋滅亡了。

說實在的，民國時期的留過洋的所謂“國學大師”，都是混血型的專家，他們對西洋文化的瞭解，遠遠的多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瞭解。因此，林語堂、魯迅、陳寅恪們，才會語出驚人，故作“大師”之狀。這些全盤西化的“大師們”，把他們稱為“西化大師”更恰當，張大千毀掉的敦煌壁畫，比他創作的“國畫”，值錢的太多了。

我很反感林語堂，我並不認為在國際上、在學術界有多高成就，就一定人品好，就德高望重，撤掉光環，他也只是個普通人，

我反感他的原因，主要是留洋回來後，就覺得中國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寫《蘇東坡傳》，居然用英文寫，蘇軾的詩詞也是英文版，然後別人回譯成中文，這就有點過了，

其次搶了梅貽琦的南洋大學校長的職位，和讓一家人都在南洋大學任高官的事就不談了。

你如果讓我寫《魯迅傳》或者《梅貽琦傳》，那肯定也要把他寫進來，而且是反面。

當然，我說的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寫《蘇東坡傳》也是一樣，你抬高蘇軾，肯定會拿出王安石作反面人物的，就是《岳飛傳》永遠離不開秦檜一樣。

蘇軾和王安石不是一個派系，蘇軾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受到打壓是必然的，何況在當時，新黨上臺，舊黨就下臺，舊黨上臺，新黨就下臺，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蘇軾這個人，新黨舊黨都不喜歡他，當然，倒不是他人品有問題，反而是他人品太好了，不參與黨爭，喜歡就事論事，所以，無論誰上臺，他都沒機會，都被打壓。

這跟王安石沒多大關係，但千百年來，王安石名聲並不好，究其原因，就是他“變法”，沒有一個變法者的名聲是好的，下場是好的。

林語堂想抬高蘇軾，就打壓王安石，很正常的事，就如秦檜跪了近一千年一樣，是不是真相不要緊，要緊的是，岳飛的形象高大了。

踩了王安石，他的《蘇軾傳》裡的蘇軾，自然也就高大了，這只是寫作手法罷了。

至於王安石的為人，這個毋庸置疑，可以說，有奸臣會去“變法”嗎？

北宋覆滅最大禍根是沒有堅持王安石的變法。王安石變法後財政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在位期間國庫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不但抑制了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併問題，而且透過很多措施減少了農民負擔。

軍事是一個國力最好的提現，在王安石新政時間。北宋熙寧六年，在王安石指揮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徹底扭轉了宋對西夏的局勢，並培養了一大批軍事人才。蔡上翔評價王安石政績：

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裡，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

王安石新政期間國家無論是財力還是軍事，都是宋朝的巔峰。事實擺在眼前，還有什麼好爭辯的。只可惜王安石罷相之後，變法也隨之終止了。變法之人肯定要得罪很多人，不是不通人情，而是變法就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不能通情。

在生活中王安石並非是不通人情的，相反是一個不拘小節的人。他夫人為他娶了一個小妾，他把人家送了回去，而且還幫她還了債。若他把小妾送回去你可以說他不通人情，但是人家替人把債還了，才送回去說明他不但通人情，而且還有良好的品質。關於王安石的人品他的老對手司馬光就曾說過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譭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可見詆譭王安石的不是近代才有，而是自古就有，司馬光都看不下去了。梁啟超先生也曾悲痛後人對王安石不公平的評價

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王安石得罪的人太多，黑他的人更多。然而他的政績擺在那裡，那麼多黑他的人也沒見能救得了宋。

我不評判林語堂的人品如何，僅就事論事。林語堂寫《蘇東坡傳》貶低王安石很正常，因為蘇東坡是保守派，而王安石是改革派，兩人在政治立場上完全是對立的。問題是，林語堂似乎非常推崇蘇洵對王安石的看法，而蘇洵更是作《辨姦論》對王安石進行了強烈抨擊，而林語堂顯然認為蘇洵的說法是對的。

蘇東坡和王安石的矛盾

蘇東坡和王安石的矛盾自然在於變法。宋神宗在啟用王安石變法之後，由於變法內容觸碰到了保守派和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最終導致了“新舊黨爭”。蘇東坡由於自己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和新學格格不入，加之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全部站在舊黨一方，所以他和王安石之間爆發矛盾簡直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蘇東坡更是曾經以《上神宗萬言書》對新法進行全面抨擊，更是直指王安石本人，這種情況下，由於宋神宗是站在王安石一方的，為了新法的推行，蘇東坡遭貶簡直正常不過。

蘇洵的《辨姦論》

蘇洵顯然也是屬於保守派，在《辨姦論》中對王安石進行抨擊也很正常，當然《辨姦論》是否為蘇洵所作至今存疑。但是我們看《辨姦論》的內容，以諸如“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這類的言論對王安石進行抨擊顯然帶有濃烈的個人情感在裡面，《辨姦論》通篇內容根本不是對王安石變法內容的討論，而更像是作者由於討厭王安石本人，從而針對王安石個人形象、行為、性格等進行的全方位攻擊。

林語堂的《蘇東坡傳》

從林語堂為蘇東坡立傳就可以看出，他顯然是比較喜愛蘇東坡此人的，所以在書中對蘇東坡的正面形象進行提升很正常，可是提到蘇東坡顯然無法繞過王安石，由於“新舊黨爭”的影響，蘇東坡的多次遭貶顯然由此有關，因此對王安石進行貶低也就很正常了。這並不能代表王安石就是這樣，只是林語堂從抬高蘇東坡的一種方式而已，或許這就是愛屋及烏吧。

關於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是失敗了，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更引起了“新舊黨爭”，但不可否認王安石的出發點是好的，也不能否認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更不能以此就斷定王安石就是奸佞，而將宋朝滅亡的責任推給王安石更是大謬。

將北宋滅亡的責任推給王安石的都是什麼人？最早這種說法出自於變法的反對派，到了南宋之後更是透過修史的方式對王安石的改革內容進行了全面反駁和定性，並指出王安石變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滅亡。而正是由於南宋的修史，基本決定了後世對王安石變法的定性，雖然陸九淵等人對此進行過爭辯，但畢竟不是主流。

南宋以後，王安石變法總體上依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北宋的覆滅跟王安石沒一點關係，禍根全在太祖當年定下的政治軍事制度，重文輕武倒至北宋的覆滅，倒是王安石的變法差點挽救了北宋王朝。

北宋熙寧三年，王安石拜相，主持變法。變法主要內容有.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稅法等。其中以方田均稅法最有名，以青苗法爭議最大。

新法施行後，對社會經濟和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國防軍隊變強了，人民負擔減輕了，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但是，新法變革觸動了大地主官僚的利益，他們利用各種手段阻止破壞新法，加上王安石用人不當，以至新法變革變了味，最終好事變成壞事，終在元祐元年，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得勢，新法廢除，王安石鬱悶逝於鐘山。

林語堂在其《蘇東坡傳》書中指責王安石變法昃北宋國力衰竭的罪魁，把王的變法說得一無是處，王本人推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往前是王莽，住後是希特勒。真是評價的讓人氣憤。倒是導師列寧說得好: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很多人讀歷史都會犯一個很低階的錯誤，覺得一個王朝的毀滅都怪昏君奸臣，殊不知，很多時候，忠臣、能臣、賢臣的危害比昏君奸臣更大。君不見東林黨人在明朝覆亡過程中起了多少推波助瀾的作用。當然，一個王朝的覆滅肯定不能只歸咎於一個人。

言歸正傳。這還真沒林語堂什麼事，王安石是北宋覆滅的禍根這個說法，甚至可以說是清末以前的主流思想，甚至一度將王安石與南宋奸相賈似道並列。只是由於清末以後為了體現封建王朝的腐朽沒落，才刻意抬高了王安石變法。當然這並不是說王安石是什麼“十惡不赦的奸臣”。他的私德沒什麼問題。關鍵在於他有四個字“一意孤行”，缺的也是四個字“循序漸進”，正是這種性格觸發了導致北宋滅亡的一個最大的原因“黨爭”！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說法，但這卻是事實。

我們現在提到王安石變法，似乎都是說他多麼好，多麼超前。但是問題在於，太超前了！我們知道他的思想是對的，他的法令是好的。但能執行嗎？如果不能執行，是不是就說明，有些不切實際？

王安石的思想或許是對的，但是在當時受到了幾乎全部士人階層的反對。我們現在好像覺得這些人都是迂腐的。他們或許沒有王安石想得長遠，但他們是惡人嗎？我們看看他們是誰：歐陽修、韓琦、司馬光、富弼、文彥博、蘇軾、蘇轍。多少名士、名相、名將，他們都是惡人嗎？都是奸臣嗎？

然後面對這些人的反對，王安石是怎麼做的？一個字：貶！全貶了，只要反對他的人全貶了。這就有問題了。人都讓你貶完了，誰來做事？重新選新人，結果選了什麼人？奸佞小人、貪官酷吏。這些人怎麼執行王安石的新法？看看青苗法的例子。青苗法本是好法令，目的是遏制高利貸，改由官方提供低息貸款。結果呢？這群酷吏在執行的過程中，只要完成王相公的指標，強行攤派。那些不需要借貸的百姓也被逼迫分到份額，更不要說這些人在執行過程中層層盤剝，後來青苗法的利息早就比當時的民間高利貸更嚇人了。老百姓還不起錢，最後一個個被逼的流離失所，甚至落草為寇，看看上面那圖的話吧。如果你沒有能力執行，這個法就算是好的，有什麼用呢？

更嚴重的是，由於王安石盡貶“舊黨”，啟用一大批新人，後來司馬光復出後，矯枉過正，盡除新黨，為了廢新黨，又啟用了一批奸佞，而之後每當朝政出現問題，都有大臣打著“新黨”或是“舊黨”的旗號來攻擊政敵，實際上後來的兩黨都是互相攻擊，根本不是什麼真心為朝政出力了。這裡面最著名的就是奸相蔡京。他就是當年王安石啟用的“新黨”，之後的政治生涯中，他頻繁揣摩聖意，不斷變化陣營。朝廷就在這群黨爭小人的互相攻擊中每況愈下。這一切的開端，就是王安石對群臣的一通貶。所以說，北宋黨爭真的是源於王安石。

當然，一個王朝的覆滅不可能歸罪於一個人。司馬光也有責任，後來那些新舊兩黨領袖都有責任，皇帝也有責任。但不應對王安石變法一味吹捧，其中的問題還是非常明顯的。客觀務實、循序漸進、日拱一卒式的改革或許才是正道。

不管結果如何，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富國強兵，必須點贊。在那個頑固守舊的大宋，貴族認為家族的利息高於一切，王安石動了貴族的蛋糕，那他就要滾蛋，所以宋神宗過後，王安石的好日子就到頭了。恰如後來的清末百日維新，變法失敗是需要犧牲品的——其實不管成敗都得要犧牲品，如商鞅變法成功了商鞅亦被車裂。不管某些文人如何看待王安石，我是喜歡王安石詩詞的，厚實中有淡雅，如泊船瓜洲，元日，梅等。不像某些詩人，整日放浪於花柳之間，雖然詩詞優雅，但。。。

關於主導熙寧新政的王安石是不是間接導致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時至今日依舊爭論不休。林語堂先生著的《蘇東坡傳》，不失為一本優秀的人物傳記作品，但在文中對王安石的描寫略帶主觀臆斷的成分。

寫蘇東坡傳記，一個繞不開的人物便是王安石，兩個同時代的文壇巨匠本身就有無盡的話題，更別說在政壇上的碰撞了。

蘇東坡的貶逐流放和他反對王安石變法有直接關係，林語堂在書中毫不掩飾對蘇東坡的喜愛以致欽慕，愛屋及烏，自然而然的將造成蘇東坡政治失意的對手王安石大加貶損，雖沒有明顯的攻擊言語，但口口聲聲圍繞在王安石身旁的是一幫小人，可見他心裡將王安石早歸結為小人之流。

我認為林語堂對王安石的看法有失偏頗，拋開變法結果，他選擇性忽略王安石變法的初衷，以及變法政策中對國家人民有利的內容，完全站在蘇東坡的角度來批判變法，他可能太美化蘇東坡了，認為他所有都是完美的，包括政治才能，換個思維，假如讓蘇東坡在宰輔的位置上，改變當時宋朝冗兵冗員，積貧積弱的現狀，恐怕他沒有王安石那樣大無畏的勇氣和宏大的志向吧，這一點應該毋庸置疑。正如以後哲宗登基，司馬光當政，蘇軾官至禮部尚書，元祐黨人除了不遺餘力的廢除王安石新法外，其他並無建樹。

對王安石的文學水平，林語堂在書中竟然說蘇軾超過王安石很多，這句話，讓我難以認同，恐怕蘇軾也不敢說這樣的話，蘇軾對王安石的博學應該是心悅臣服才是，王安石去世後蘇軾為其寫的《王安石贈太傅制》一文中，對王安石才華德行表示了極大的欽佩。歐陽修認為王安石可以接替自己領導文壇，雖政見不同司馬光也對王安石才華品德惺惺相惜。

王安石的想法是超前於他那個時代的，其他人無法理解，包括蘇軾，面對巨大的阻力，王安石執拗的艱難前行，他太需要朋友了，但朋友都站在他的對面，他為了儘快給搖擺不定的皇帝樹立信心，未加嚴格考察便快速提拔了一些迎合他的小人，加大步伐，開足馬力，想將形式儘快穩定下來，所以用獨裁的方式罷逐反對他的人，這樣的作風讓蘇軾等人憤怒，也讓蘇軾忠實擁躉的林語堂憤怒，將所有人禍天災一股腦推到王安石頭上。最終變法因各種原因導致失敗，王安石成了受眾人唾棄的獨裁者。

王安石若是個自私自利的奸佞小人，那麼把北宋亡國的根源追溯到他身上或許爭議不大，事實上王安石的才華品德連政敵都挑不出瑕疵來，又不戀棧權位，他只想實現為國為民的偉大抱負，這樣的人該如何評價？至於林語堂說他禍國殃民導致北宋最終滅亡的說法，有待商榷。梁啟超對王安石推崇備至，認為他是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垢。

林語堂跟王安石肯定沒有仇沒有怨。導致北宋滅亡的，恰恰不是革新黨“王安石”，是保守黨“司馬光”。

都說民國出了一大批國學大師，其中就包括“林語堂”。民國時期，所謂的一大批“國學大師”，嚴格地來說都是“西學大師”。這批人，有的很小就去國外留學，有的成年後去國外留學，很多人去過好幾個國家，在西方學習了很多東西。這一批人，對西方文化相當瞭解，而對中國文化了解並不深。

民國時期的所謂大師們，都有一個通病，就是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全盤“西化”。比如，魯迅把中國落後捱打的責任，全部歸咎到中國傳統文化，魯迅曾說過很極端的話:“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陳寅恪等人，也都發表過一些奇談怪論。

究其原因，甲午戰爭的失敗，證明了“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人們開始從人種、文化、思想、制度等方面，尋找近代中國落後的原因。“新文化運動”，首當其衝就是砸爛“孔家店”，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劣根性”。民國時期的一批留過洋的所謂“大師們”，他們對西方的瞭解遠比中國更瞭解，他們為中國傳播先進科學思想，真的是“功不可沒”。

但是像林語堂們少小就留洋，年輕的時候對中國傳統文化並不太瞭解，到了中年以後再回頭研究“國學”的時候，“西化”的思想加上“有色眼鏡”看歷史，一切以西方的標準為標準，他們這批人不能正常的看待“國學”，語出驚人和研究成果怪誕不經，那是必然的結果。

林語堂50歲以後，於1947年寫成《蘇東坡傳》，說實話林語堂的研究成果不敢恭維，他對中國歷史的瞭解，不是膚淺的問題，而是純粹的“混血文化”，他對王安石的指責，是非常不明智和膚淺的，而他對蘇東坡的吹捧，也有點過頭了。

北宋軟弱的原因，在開國皇帝趙匡胤身上，重文輕武導致北宋對外戰爭中，總是“小勝而大敗”，1004年，宋對遼的“澶淵之盟”，1044年的慶曆合議，北宋每年送給遼和西夏銀30萬兩，絹25萬匹（摺合白銀150萬兩）。這兩項歲貢成為北宋沉重的經濟負擔。

到了神宗時期，北宋的經濟已經接近破產，這才催生了“王安石變法”。新法儘管不太完善，在實施過程中也有點問題，但是，王安石變法本身並沒有錯。錯就錯在，神宗死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徹底廢除了新法，北宋徹底失去了最後一次“變法圖強”的機會，北宋的經濟到徽宗時期，也就徹底的崩潰了。

王安石死後，蘇東坡等人也認識到司馬光廢除新法的弊端，蘇東坡就和司馬光決裂了，但是，蘇東坡也是迴天無術了。蘇東坡從京官貶為地方官，在惠州、瓊州（海南）為別駕時，朝廷共欠蘇東坡奉銀600多兩銀子。可以想見的是，作為地委書記、副書記的工資，都拖欠成這個程度，實際上北宋經濟已經徹底破產。

北宋亡於司馬光廢除王安石“新法”，廢除新法後北宋財政破產，財政破產後必然橫徵暴斂。梁山泊的“下湖稅”，直接導致漁民和官兵的對抗，拖欠餉銀造成部分官兵反叛，橫行河朔、數萬官軍不敢擋的“宋江起義”爆發了。宋徽宗在江南搜刮“花石綱”，催生了“方臘起義”。數年後，僅僅七萬金兵，就攻破東京汴梁，徽欽二宗都做了俘虜，北宋滅亡了。

說實在的，民國時期的留過洋的所謂“國學大師”，都是混血型的專家，他們對西洋文化的瞭解，遠遠的多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瞭解。因此，林語堂、魯迅、陳寅恪們，才會語出驚人，故作“大師”之狀。這些全盤西化的“大師們”，把他們稱為“西化大師”更恰當，張大千毀掉的敦煌壁畫，比他創作的“國畫”，值錢的太多了。

和王安石肯定有點關係，但王絕不是北宋滅亡的禍根，北宋滅亡，可說是皇帝太蠢，大臣太賤的後果！靖康之恥前，北宋抵抗讓金軍遭受很大損失，可廢儒賤臣接受金軍懲治抗戰將軍的條件議和，抗戰派將軍遭到清洗，甚至給士兵發命令，敢向金軍發箭者斬，等到宋把自己的抵抗勢力收拾的差不多了，金軍又來了，於是外圍根本沒有抵抗就被打到了東京，東京本來也是可以守住的，可比豬還蠢的皇帝要和金人親自和談，結果被扣，後面就是滿城搜刮錢財女人送給金人抵賬，贖皇上！宋朝是一個比清朝更下賤，更愚蠢的朝代！也是一個因為把儒家推向高峰，被儒狗吹捧的最多的朝代！

王安石目睹官僚，豪紳，地主對農民欺凌壓榨，使大批農民失去土地，生計艱難，國防和財政呈現嚴重危機。這些情況促使他立志改革政治，為以後變法打下思想基礎，王安石推行變法引起了大地主官僚集團的強烈反對，他們反對原因有損他們的利益，在反對派的竭力誹謗和攻擊下，使他受到很大打擊，又身體多病，一年後便離職回江寧。

王安石跟林語堂八竿子打不著。

他們又不是同時代的人，能有什麼仇呢？有的只是世界觀的不同，做事的方式和方法不同。

王安石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改革家，功不可沒。王安石乃真正的偉丈夫，人品沒有問題，他和蘇東坡矛盾只是政見的不同。沒有其他烏七八糟的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