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曾經出現過近600位皇帝。這些大大小小的皇帝，良莠不齊，魚目混雜。

如果說到待老百姓好的皇帝，也能列出一長串來，比如李世民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他了解到百姓的重要性；劉秀非常的體恤百姓，在位期間，減少了賦收，讓百姓好好修養、並嚴厲地打擊了貪汙惡霸；朱元璋對手下官員很殘忍，特別是對待貪官，動不動就剝皮萱草，但對百姓卻很不錯，他登基後實行了很多有利於農民發展的政策——築堤防洪、減免賦收、注重教育等等；隋文帝則是以一項制度的改革而名垂青史，那就是他開創的科舉制度，這一制度，真正改變了底層人民的命運，普通百姓的孩子可以透過讀書來改變命運。

但是我們今天說的這位皇帝一閃亮登場，必定秒殺前面幾位，他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

在其後漫長的60多年的統治生涯中，他多次減免農民的農業稅。他在乾隆十一年、三十五年、四十二年、五十五年、嘉慶元年，先後五次，普免全國錢糧。共少收農民白銀1.4億萬兩，糧食1200萬石。這白花花的銀子和沉甸甸的糧食，原本都是他愛新覺羅家的法定收入，本來是可以歸他任意支配的。如此手筆，不可謂不大器。

據《清代國家與社會》一書提供的數字。乾隆一朝所減免的農業稅總數為2.0275億兩白銀，是中國曆朝之冠。按可比價格計算，約合今天幣值405億人民幣。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我們用更直觀的比例數做一個比較。乾隆減免的農業稅，佔當時財政總收入的百分之7.57%，佔乾隆朝所應收的農業稅總額的11.4%。

中國於2005年宣佈免除全部農業稅，其佔全國稅收收入的比例為百分之1.7%。

乾隆剛執政不久，就從制度上保障農民的利益，在《大清律例》裡新加了一條：各省官員不得重新丈量百姓土地，也不得強令農民向官府彙報自己開墾的荒地。這就明白著說，以後開的田地都免稅。乾隆一朝，全國耕地超過了10億畝，但朝廷始終只按7億畝收稅。這就是“但令小民於正供之外，留一分盈餘，即多一分蓄積，所謂藏富於民”民本思想。

《清實錄》記載，十七世紀是中國自然災害的頻發期，學術界稱之為“明清宇宙期” ，除了氣溫低，旱災最為嚴重。清朝乾隆年間的山東、河南人多地少，加上十年九災，人民的吃飯成了大問題。到處“餓盈路，死亡枕籍”，農民紛紛外出逃荒、要飯。

公元1785年，乾隆皇帝對軍機大臣說：

“河南近年屢經大旱，莊稼缺水，顆粒無收，災民遍地，餓殍遍野，這是朕的罪過，也是你們軍機大臣的罪過。我聽說福建那邊盛產一種名叫番薯的東西，這種東西既能充飢，又能耐旱，不知道能不能在河南推廣一下。如果推廣成功，或許能成為河南老百姓的救命糧，緩解那裡的災情。我已經下旨給福建巡撫，讓他培植一批番薯秧苗，派人從水路緊急運到河南，交給河南巡撫下發民間……”(《乾隆實錄》卷1232)

乾隆所說的番薯，是一種什麼作物呢？

甘薯原來寫作甘藷。原產美洲中部墨西哥、哥倫比亞一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才傳播到其他各國。所以最初傳入中國時稱為番薯，又有紅薯、紅苕、山芋、地瓜等名稱。

甘薯的傳入中國，有多種說法。一種是廣東東莞縣人陳益。《陳氏族譜》記載，陳益於公元1580年去安南，1582年夏設法帶著薯種回東莞，在家鄉試種成功。以後很快向各地傳播。

還有一種也有記載。明萬曆初年，福建長樂縣人陳振龍到呂宋（今菲律賓）經商，看到甘薯，想把它傳入祖國以代糧食，於公元1593年五月用重價買得幾尺薯藤回國（呂宋不準薯種出國）。

振龍的兒子陳經綸向福建巡撫金學曾推薦甘薯的許多好處，並在自家屋後隙地中試栽成功。金學曾於是叫各縣如法栽種推廣。第二年遇到荒年，栽培甘薯的地方，減輕了災荒的威脅。後來經綸的孫子以桂把它傳入浙江鄞（yín）縣。

還有一些零星的傳說。這說明番薯的引進應該是多渠道的。但是不管這麼說，在南方几省已經試種成功。

由於皇帝親自過問，政府極為重視，所以番薯在京畿地區和河南、山東等地進行大規模地推廣，此項工作非常順利。

甘薯產量高，增產潛力大，在較好的栽培條件下，能夠大面積獲得折糧（5：1）畝產 500 公斤以上的高產。由於甘薯適應性強，抗旱、耐 瘠、抗風、抗雹，可以在水稻、小麥不能種植的山地耕種，從而把原來大片不可耕種的土地變成可耕種的土地，使得中國的可耕地面積擴大了四倍多。

耕地面積的擴大，促進糧食產量的增加。客觀上為人口的增長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中國曆代糧食產量資料：

中國曆代口糧總量發展，呈現總的上升趨勢。其中，秦漢為417億斤，唐代為626億斤，宋代為835億斤，明代為1392億斤。到清乾隆晚期，一躍達到2088億斤，是歷史最高水平。《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吳賓；黨曉虹 （《中國農史》2008年 第1期）

中國歷史上的人口，據學術界的有關研究，人口較多時約在6000萬人以內，只有明朝永樂年間在冊的人口達到6700萬口，有的研究者據此認為明代實際人口已超過1億。經明末大規模戰亂，人口銳減，清入關時全華人口總數最多不超過1億。

康熙平定“三藩之亂”後，國家呈現出天下太平景象，人口緩慢增長，公元1741年，全國在冊人口總數有史以來第一次突破1億大關，公元1762年、1790年的統計，人口相繼突破2億和3億，國內人口進入一個爆炸式增長時期。(梁方仲：《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51-252頁)。

在辭典工具書中的資料是公元1741年，在籍人口總數第一次達到143 411 559人。公元1794，全華人口總數為313 218 795人。

（ 《人口科學辭典》吳忠觀 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1997）

兩個專著的統計資料基本吻合，所以這個資料應該具有權威性。

正是農業的成績，使乾隆朝的人口發生爆炸，支撐各項社會經濟發展指標，達到中國歷史的峰值。人口數量的增長為“康乾盛世”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再看看我們建國以後的人口數量，剛解放時，是四萬萬同胞，也就是4億人口；60十年代，“六億神州盡舜堯”，人口6億；70年代，七億人民七億兵，人口7億......到今天，近14億人口。70年的 時間段，人口翻了三倍多。

乾隆執政60年，人口增長兩倍多，在過去那個年代來說，不能不算是一個奇蹟了。

結論：古代人口數量的減少，除了生產力低下，老百姓生活在溫飽線以下外，還有各種自然災害的影響，比如洪災、旱災、蝗災等等。

但是，國家的動盪和戰爭，是人口減少的最重要因素。我們看看歷史上幾次較大的人口減少統計：

1.東漢末年公元157年時，全華人口約5600萬，經過黃巾起義到三國鼎立時，全華人口為魏國443萬（公元263年），蜀國94萬（公元263年），吳國200萬（公元280年），共計約730萬，人口損失率達到87%。

2.隋朝末年，各地起義軍反叛中央政權，整個隋朝內亂不斷，傷亡無數。公元611年時隋末時期，全華人口約4600萬，到唐太宗貞觀10年公元639年時，全華人口約1235萬，人口損失率73%。

3.明朝末年，各地起義軍氾濫， 再加上滿清入關 。明朝末年1620年時，全華人口約5200萬，在清朝初年1652年時，全華人口僅有1450萬，人口損失率達到72%。

4.公元前755年，為了爭奪唐朝統治權，安祿山與史思明發動叛亂。安史之亂是從公元755年至763年，人口記載在公元755年時唐朝全華人口近5300萬，在764年時全華人口僅1690萬，人口損失率達68%。

5.元始五年(公元5年)，西漢漢平帝病逝厚，王莽攝政，隨後改年號，立新朝，改新政，激起各地農民起義。西漢末期公元2年時，全華人口約6000萬，經過長時間的混亂後，到光武帝時期公元57年，全華人口僅有2100萬，人口損失率65%。

結語：在乾隆朝，除了對外的幾場戰爭外，在國內老百姓過得是和平的生活。再加上許多惠農政策，人口呈爆炸性增長，這是誰都否認不了的歷史功績。所以說，歷史上的“康乾盛世”不是傳聞，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

當然，由於 乾隆時期清朝延續明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 在西方工業革命進行的時候，使帝國的科技水平越來越落後於西方後，最終在乾隆死後半個世紀以後，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清朝封閉的大門，中國的老百姓再次淪落到悲慘的境地，這才是我們今天要反思的重點。

參考資料：

《乾隆實錄》

《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梁方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人口科學辭典》吳忠觀 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1997

《清代的國家與社會研究》常建華 人民出版社 2006年

《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吳賓；黨曉虹 （《中國農史》2008年 第1期）

不邀自答。

清朝和歷朝歷代一樣，都以小農經濟作為主要經濟生產方式，所以不管是為了國家財政收入還是為了安定民生，皇權都要向老百姓，尤其是農民做出一定的讓步。尤其是清朝又是少數民族當統治者的王朝，所以清帝出於維護統治的角度，就必須要向老百姓做出更多的讓步。

舉個例子，清代皇家工程以及公共工程都是給錢的，不管是提供原材料的商人，還是提供技術保障的工匠，抑或是提供勞動力的民工都有報酬拿，比如乾隆大興土木的經費不少都作為報酬發了出去。另外，晚清時期慈禧為什麼要修園子，因為北京周邊貧民實在太多了，透過修園子來讓貧民幹活領報酬，也是緩解社會矛盾的一個手段。

而且皇權不僅要向老百姓讓步，還要用來壓制貴族，免得他們禍害老百姓過頭。比如中世紀歐洲城市發展，就是因為王權的支援，因為城市可以吸引莊園農奴，瓦解貴族的勢力。再有一點，俄國沙皇雖然壞透了，但是俄國農民把沙皇稱為農民的慈父，要是沒有沙皇，那幫貴族老爺還不知道怎麼禍害農民。而且拿破崙的侄子路易競選法國總統的時候，法國農民聚成了歡慶的隊伍，歡呼著拿破崙萬歲把路易送上了總統的寶座，又把路易送上了皇帝的御座，不為什麼，因為當年的拿破崙雖然對工人比較嚴厲，但是對農民可是溫情脈脈。同理古典中國也一樣，皇權不僅要讓步，還要壓制貴族，比如說打擊土地兼併以及蠲免賦稅，這樣只要皇帝不太過分，就足夠建立老百姓對他們的崇拜。

好了，言歸正傳，乾隆的一系列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清朝的歷史慣性。因為清朝對自己的滿洲人的身份比較敏感，擔心有人打著華夷之辨的旗號挑動老百姓造反；同時由於清朝延續了小農經濟的歷史關係，所以由不得清朝不對農民做出大幅讓步。

清朝的一系列讓步政策，誕生於康熙年間，構建於雍正年間，最終於乾隆時代完善成型。如果總結一下，可以分成以下幾點：

第一、鼓勵老百姓勞動積極性。這不是隻鼓勵農民的勞動積極性，而是所有勞動人民的勞動積極性。比如說康熙將沒收前朝的王莊官田以及因戰爭而拋荒的土地退給無地的農民耕種，並且解放明朝的農奴、依附農為佃農或者自耕農，同時還規定新開墾的土地三年不升課，這一條到了乾隆年間被改成了永不升課，因為人口爆炸了，乾隆必須要鼓勵老百姓開墾耕地。

再者，康熙還廢除了明朝的衛所制度，使衛所兵丁自謀職業，因為衛所兵丁適合當農民，適合當廚子，適合當工匠，就是不適合當兵，現在新朝新氣象，你們以後世世代代就不用服軍役了，愛幹啥幹啥去吧。而且康熙還廢除了明朝的匠籍制度，明朝的匠籍制度是束縛工匠人身自由以及階級固化的工具，也就是把工匠世世代代變成了國家奴隸，不僅使得勞動無法創造價值，也使得工匠喪失了勞動的積極性。康熙解放匠籍，讓工匠在市場上視價值來勞動，這對於工匠的勞動積極性是一個不小的激勵，因為勞動可以創造價值。

第二、透過攤丁入畝對老百姓讓步，透過官紳一體納糧來抑制土地兼併，保護老百姓。攤丁入畝就是廢除人頭稅，因為古典時代朝廷的正課是田賦，所以歷朝歷代都希望把老百姓綁在土地上當農奴，所以透過收取定稅，也就是人頭稅來控制人口流動，藉以穩定稅源。而清朝廢除人頭稅，就表明清朝不再透過控制人口流動來穩定稅源。而且攤丁入畝原意是把人頭稅攤到田賦裡，並永為定製，也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官紳一體納糧是對朝廷稅收制度的調整，也可以說是抑制貴族，保護老百姓。因為清朝廢除了前朝勳貴、士紳不上稅不納糧的特權，明朝就是因為皇室以及勳貴圈佔了大量的土地，導致老百姓大量破產，因此激化了社會矛盾，最終爆發明末農民大起義。所以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訓，把稅收和財產劃等號，也就是誰財產多誰多交稅，誰財產少誰少繳稅，沒有田產的佃農繳稅繳的更少。

這兩套政策組合的效果就是，朝廷的財政收入並沒有因此而減少，反而財政收入因為合理化的調整之後大幅增加，同時老百姓的收入也因之而增加，極大的緩解了社會矛盾。

第三、發展工商業。發展工商業可以帶動商品經濟的興起，商品經濟相比於農耕經濟的好處是，農耕經濟是在固定的地域內獲取收益，而商品經濟是跨地域獲取收益，而且商品經濟透過商品交換可以帶來財富增值，而且這個財富增值不僅僅是單純的增長，而是幾何增長。既然如此，發展工商業就可以透過收取商業稅來增加財政收入，而且還可以壓低田賦，降低農民的負擔。

而且，清朝對於海外貿易也持開放的態度，沿海四個通商口岸分別對應西洋、東洋以及南洋的海外貿易，乾隆年間清朝鼎盛期間，清朝海外貿易總量達到了三千多萬兩白銀，清代海關平均稅率為3.9%，那麼可以抽稅一百多萬兩白銀。

而且乾隆還非常有現代經濟學的頭腦，乾隆大興土木實際上相當於現代央行放款，把貨幣投入到市場刺激商品流通，透過商品流通來刺激消費，進而增加朝廷商業稅的收入。再加上清代田賦稅率長期維持在2%到4%這一區間，以及之前對稅收的合理化調整，老百姓可以大量消費。因為透過現有的資料來看，清代18世紀奢侈的標準被重新定義，比如山東這個經濟不是特別發達的窮省家家戶戶都有餘糧，每逢新年家家戶戶都有酒有肉。乾隆年間作家蒲松齡就曾經在其詩文中描述了一幅家給人足的美景，如果蒲松齡沒見過這種景象，那麼他上哪去描寫？根本編不出來。

第四、蠲免賦稅。乾隆年間有四次大規模蠲免賦稅，這還沒包括應對自然災害的時候蠲免災民的賦稅，這四次大規模蠲免總額達到了一億兩白銀，這一點歷朝歷代無出其右。因為乾隆年間朝廷國庫存銀達到了六千萬兩白銀，足夠支付朝廷開疆拓土以及皇家、公共工程的相關開支。所以對乾隆來說，國家財政足夠用了就沒必要收稅，還不如讓老百姓消費。

第五、政府儘量不去幹涉民間，讓民間自行去調節。這也是比較符合現代管理學理念，用西方國家比較時髦的話來說就是自由貿易主義。因為清朝放開了對人口流動的控制，不打壓工商業的發展，刺激商品經濟等措施，使得民間始終保持著活力，這樣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也正因於此，清朝在乾隆年間達到了全盛。

也正因於此，乾隆可以大把的花銀子用來開疆拓土、大興土木以及南巡，卻不需要向老百姓橫徵暴斂，甚至一邊大把的蠲免。而歷朝歷代只有乾隆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哪個皇帝也沒做到乾隆這種銀子隨便花的地步。所以指責乾隆奢侈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有錢為什麼不花，銀子又不能下蛋，存在國庫里根本就沒用。所以還不如花出去刺激消費，而花出去的銀子還能再收回來。這就好比今天中國政府到處投資搞基建，除了增加工作崗位之外，還可以刺激經濟發展。所以，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清代會在乾隆年間重新定義奢侈了，因為老百姓有了錢自然會消費，生活水平必然提高。

舉個例子，馬嘎爾尼伯爵在他的回憶錄中稱讚清朝老百姓生活富足、富於朝氣，還說行走在中國彷彿身處英格蘭。馬嘎爾尼使團的隨員安德遜也在日記中寫到，清朝集市上有著豐富的商品，人民富於朝氣。

所以回到題目，乾隆是否惠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乾隆透過完善清朝得一系列對老百姓的讓步政策，富裕了老百姓，也實現了清代的全盛，把康乾盛世推向了頂峰。

但是再怎麼輝煌，那也不過是古典中國的一次迴光返照而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