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屆戛納金棕櫚獎提名作，第一部以動畫形式拍攝的紀錄片。

是一部“大膽之作”，導演試圖透過動畫還原的方式，向觀眾呈現他對1982年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的記憶。

讓我們看到了宏大歷史下的人性掙扎。

一部真正讓人看了不寒而慄的動畫。

這部動畫是歷史上第一部以動畫形式拍攝的紀錄片，裡頭髮生的事件是真實存在的——

首先，它可以說是一部拿獎拿到手軟的動畫，很多知名國際大獎的獲獎名單上，都刻有它金光閃閃的名字：2008年間，該動畫一舉斬獲了愷撒獎最佳外語片、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美國影評人協會獎最佳影片等多項大獎。此外，它還提名了第81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第61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等。豆瓣上一萬多人為它打出的8.7也是實打實的高分。

那麼，這一切，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想，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可多得的真實。它的故事基於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1982年，以色列向黎巴嫩發動進攻，很快便佔領了其三分之一的土地，而後又在短短三天之內，屠殺了難民所中上萬的難民。所作所為，令人髮指。動畫它的特殊之處在於，導演福爾曼就是這場大屠殺的親歷者。19歲時的他作為以色列士兵，親眼目睹了大屠殺的發生。動畫以福爾曼本人的第一視角展開，主要講述了戰後對大屠殺一事失憶的福爾曼為了找回那段記憶，四處尋訪過去一起參加戰爭計程車兵友人的故事。隨著福爾曼的記憶被逐步喚起，1982年黎巴嫩戰爭的慘象得以還原。

圍繞它，人們一直以來都有一個爭論。

那就是，它到底算紀錄片，還是動畫片？

為了避免回答這個問題，奧斯卡評委會索性將它提名為“最佳外語片”。這也不怪大家，實在是因為它除了採用的是動畫的形式，其餘各方面都太像紀錄片了。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導演福爾曼藉由卡通形象直接出現在動畫裡，並用自己的聲音為其配音。就外貌而言，角色與真人的相似度起碼有99%。其次，不僅導演自己“半真人出鏡”，動畫中出現的其他角色，特別是那些接受採訪的人，九位中有七位都是由真人轉描的，他們和導演福爾曼一樣，都是那場戰爭的見證者。

採訪得到的內容成為了福爾曼製作這部動畫的寶貴素材。動畫製作歷時四年，光是素材研究就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紀錄片強調以真實生活為創作素材，以真人真事為表現物件。

從製作過程到故事內容，這部動畫都貼合了一部紀錄片對於“真實”這兩個字的要求。

02

有人或許會問：你說導演要追求真實感，那直接拍成紀錄片不久好了？幹嘛還要做成動畫，豈不是多此一舉？這話說得沒錯，普通的紀錄片在表現客觀真實方面，確實要比帶有抽象性的動畫更勝一籌。然而，這恰恰是體現導演福爾曼獨創性的地方。因為福爾曼所追求的，本來就不是絕對的客觀真實，更多的是一種個人對於真實歷史事件的主觀敘述。這種敘述所依靠的主要是人的記憶。正如動畫中所說，“記憶是不斷變化的，是活的”。因此，記憶既能夠儲存過去的部分真實，同時也會在時間流逝、人為干預等因素的作用下發生改變。

這種亦實亦虛的感覺，用實拍是很難表現的。

更何況這部動畫中除了記憶，還有很多關於夢境、幻覺的橋段。要向觀眾傳達這種種個人化的體驗，相較於真人實拍，動畫必然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一直以來，這部動畫開場惡犬追人的戲碼都為人稱道。昔日戰友在酒吧裡，向福爾曼訴說自己每天晚上都會做的一個噩夢，夢中他被26條惡犬追殺。動畫採用低飽和度的色調、流暢的動作場面，將那種激烈緊張的氣氛渲染得恰到好處。觀眾一下子就被代入了到情境之中。另一位接受福爾曼採訪的軍人，說起戰爭期間自己的海上經歷，說他因為暈船，“吐得像豬一樣”。終日的惶恐不安，還讓他出現了幻覺：眼前一個巨大的女人從海中浮現，張開雙手錶示要帶他走。於是，他安然地趴在女人的肚子上，緩緩遊向遠處。這部動畫作為第一部動畫形式的紀錄片，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在此之前，很多人都會下意識地覺得，紀錄片表現的都是真實的，動畫表現的都是虛構的，兩者就好比兩條永遠不會相交的平行線。然而，導演福爾曼告訴我們，動畫和紀錄片其實是可以融合的，虛實之間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涇渭分明。徘徊於真實與虛像之間，福爾曼的這部動畫做到了。

03

反戰，是這部動畫的主題，這是毫無疑問的。

只不過它並不追求對戰爭的宏大敘事。

它所做的，是透過收集一個個戰爭經歷者的記憶碎片，拼湊出那個人間地獄的形成始末，從而帶領我們回到歷史現場。有人以為，這部動畫不過是福爾曼自我開脫的偽善之作。

然而，單就動畫本身而言，我以為我們在觀看的時候大可撇開這樣的質疑，因為它本身就是一部個人化的紀錄作品。再者，正如福爾曼自己所說，“普通士兵永遠都是政治領袖的棋子而已”。我們可以看到，動畫中接受採訪的人，他們參加軍隊的理由單純又好笑。

有的人是為了向他人證明自己的堅強和力量，

有的人只是因為剛被女朋友甩掉，想用自己戰死沙場的訊息，讓對方一輩子後悔傷心……

戰爭是什麼？渾渾噩噩的人們不知道，甚至不曾真正想過。

然而，報應從未停下他的腳步。戰爭結束後，人們開始被無休無止的噩夢環繞。

之前講的那個反覆夢到被26條狗追殺的人，就曾經在戰場開槍打死了一群狗。

一共26條，不多也不少。

有的人為了擺脫噩夢，開始自欺欺人，暗示自己，戰爭那不過是一場華爾茲舞罷了。

因此，就有了動畫標題所謂的“和巴什爾跳華爾茲”的一幕：

他舉槍瘋狂地朝著敵人、空中射擊，姿勢宛若跳華爾茲舞，頭頂則是黎巴嫩當選總統巴什爾的巨幅海報。

還有的人，比如福爾曼自己，一開始抹除了自己關於黎巴嫩大屠殺的記憶。

他無法再次直面那樣的黑暗。

動畫中最讓人膽戰心驚的，要數後頭對大屠殺中難民們鮮血淋漓慘狀的表現。特別是最後50秒的真實鏡頭，也是本片唯一的真實鏡頭。關於這50秒的真實鏡頭，福爾曼解釋道，他不希望聽到觀眾看完片子後，只是簡單地覺得自己看了一部很酷的動畫電影。他為每一個觀看者敲響了警鐘——這一慘絕人寰的屠殺是真實存在於這個現實世界的。不得不承認，《和巴什爾跳華爾茲》是一部具有先驅性質的作品。

將動畫和紀錄片完美融合的它，既為我們重新定義了動畫，拓展了動畫的邊界，也註定會成為紀錄片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給人的觀感是沉重的，但是“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

這是一部殘酷的動畫片。

很多人從中解讀出了戰爭和平、生存死亡的主題，確實，這是一部殘酷的動畫片，有別於《我在伊朗長大》的另一種殘酷。尤其是片子中加入了真實的記錄鏡頭，於是這到底是動畫片還是紀錄片，抑或我們可以說是動畫紀錄片？

個人不太喜歡動畫片過於殘酷，但這又不能剝奪掉動畫片承載歷史、政治等的權利。尤其我覺得，當動畫的因素介入了較為殘酷的主題，就顯出比真人電影更為震撼的力量。我覺得這相當一部分源自於動畫人物以及動畫可以特別營造的風格。類似於該片的影像風格，動畫片中無論長短，可謂不少；但到了真人電影裡面，一時想起來的竟只有戰爭片和《愛比死更冷酷》，哦，或許《紅高粱》對色彩的處理也可以算其一。

大家好！《和巴什爾跳華爾茲》由阿里福爾曼導演創作。此作品歷經四年時間得以展現。

故事劇情是：1982年6月，以色列對黎巴嫩進行大規模武裝入侵，佔領黎三分之一的領域，重兵圍困貝魯特。9月15日，多名巴勒斯坦難民於遭到以色列侵略軍和黎巴嫩基督教民兵的殘暴屠殺。

以色列導演阿里·福爾曼當時是以色列軍隊裡的一名士兵，他目睹了這場戰役。影片選擇在以色列建國60週年拍攝上映，以動畫形式還原了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的殘酷歷史。

創作方式

影片：《和巴什爾跳華爾茲》來自於導演親歷的薩布拉·夏蒂拉大屠殺，他以個人視角揭開了歷史的隱痛。片名跟導演本人沒有直接關係，而是來自於他的一個受訪者，他在黎巴嫩戰爭時期的步兵團指揮官，那個指揮官陷入包圍之後，信手抄起一把重機槍，在黎巴嫩民選總統巴什爾·格瑪雅爾的巨幅海報下“跳起一曲瘋狂的華爾茲”，戰爭總是殘酷，引以為戒。祝願和平是阿里導演需要表達的。

影片以福爾曼的友人以及過去一起參加戰爭計程車兵們的採訪為基石，所有采訪皆收錄並作為這部動畫片的旁白。

剪下內容主要是色列軍隊開著裝甲運兵車去接任務，他們在行車路上對著菜園無目的地進行掃射，接到的任務是他們要運送成批的傷兵死屍（有死的有活的），然後扔掉。原片中特別強調了，是扔掉，無論死的或是半死的。在回去的路上他們依然無目的又不停止地進行掃射，其中一個人質疑為什麼要一直開槍，原對話如下：

“我們幹什麼？該幹什麼？你倒是告訴我們該幹什麼啊？”“開槍。”“朝誰？”“我怎麼知道朝誰？開槍就是了。”“那祈禱不是更好嗎？”“那就邊祈禱邊開槍。”

隨後他們到達機場，看到直升機的光芒在夜晚照射下遍地的死者。

另一個精彩的情節是一隊士兵在街道兩旁行軍時被高樓上的狙擊火力壓制，傷亡很重且無法前進，紀錄片中主角的採訪物件就是士兵中一員。他原本是個機槍手，但後來換了一把突擊步槍，因為習慣了作為火力壓制手，突然用一把威力相比機槍遜色許多的步槍，以至於他覺得自己幾乎失去了戰鬥力。所以他搶走了隊伍裡機槍手手裡的武器，衝到街道兩旁朝大樓掃射。另一位採訪物件當年也在，他回憶起那名搶奪機槍的人，就像是跳舞一樣，邊跳著華爾茲邊把子彈洩到四面八方，而不遠處的高樓上貼著巴什爾的巨幅頭像，彷彿這名槍手在與巴什爾共舞。這種病態的戰爭美學讓我想起了啟示錄中最後殺死那名美軍叛變軍官的宗教性場面。

這只是鳳毛麟角。從開頭二十六條惡狗在肖邦音樂的背景下衝向主角的家，到結尾導演特地安排一段真實影像去反映貝魯特大屠殺受害人家屬（多為妻子或母親）痛苦喊叫的畫面、遍地死屍以及死屍身上的蚊蟲，題材已不單純是反戰。反戰本身可能並沒有太大的意義，戰爭永遠不會消停，無論和平和諧的觀念如何如何深入人心。宗教式的屠殺和對屠殺的報復性的再屠殺，對異教徒的虐待與迫害以及受迫害的異教徒的反擊，再到利用宗教挑逗敏感的政治神經繼而引發政權爭奪。戰爭作為一個悲觀不可避免的事實，人作為參與者或是見證者，又能怎麼做？電影中有一個記者，他非常勇敢，每次報道戰事都衝在最前面。因為他把眼前的槍林彈雨血肉橫飛視作一幅專門為自己展現的畫卷，而自己是置身度外的觀眾。以至於他甚至有些享受。直到看到了阿拉伯人的馬在體育場被屠殺，將死未死的馬因痛苦而扭曲時，記者崩潰了。

紀錄片的主角最終也未打算為死者發聲、或是譴責戰爭（如果紀錄片中導演也算作一個角色或是一個資訊輸出埠，那這樣一種任務應該是導演來完成的）。他只想躲開，他因為自己內心受到各種戰爭後遺症的困擾而向別人求助。他不否認自己是間接地、非常間接地參與者，因為上級命令他們為屠殺行方便：在夜晚發射照明彈，使長槍黨的人們能夠“順利完成工作”。但他也未曾表示過什麼。其實這樣的事也太多了，不值得表示；即使做了，恐怕也無足輕重。

他只是害怕自己變成和納粹一樣的人。

不過主角的擔心是多餘的，從來沒有什麼納粹。屠殺之所以能被人順利執行，勢必先在心裡否定人的概念。先把生命物化，事情都會好辦的多。

電影裡有這樣一首歌曲：

《我每天都炸貝魯特》我今天炸了賽依達在晨曦中迎接著朝霞我差點坐著棺材回家我今天炸了賽依達我今天炸了貝魯特如果我離死亡不遠了，我要說我天天都炸貝魯特扣動扳機的時候我們將陌生人送進地獄當然了我們在大路上會傷及無辜如果我離死亡不遠了，我要說我每天都炸貝魯特

“轟炸”是一種同時並行著武力和誇張的概念，再用“每天”這樣一個頻度副詞強化其誇張性。就像基督徒要求自己右臉被打一樣，誇張對方的非法行動權力而使權力失去作用。儘管戰爭的意義沒有了，但戰爭不會沒有。數十年之後，當人們看見盧安達成堆的白骨，或許還會詫異貝魯特的屍體為什麼這麼少。

《和巴什爾跳華爾茲》是由法國、德國、以色列、美國合拍的動畫紀錄片，由阿里·福爾曼執導，動畫《華爾茲》的特殊之處在於，導演福爾曼就是這場大屠殺的親歷者。19歲時的他作為以色列士兵，親眼目睹了大屠殺的發生。其實不得不承認，《和巴什爾跳華爾茲》是一部具有先驅性質的作品。

將動畫和紀錄片完美融合的它，既為我們重新定義了動畫，拓展了動畫的邊界，也註定會成為紀錄片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它給人的觀感是沉重的，但是“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

令人印象最深的兩幕是像僵片一樣群狗瘋跑的開場以及抱著機槍像跳華爾滋那般瘋狂掃射方向不明的那幕。到是最後那５０秒對於導演至關重要的真實鏡頭的影響力被削減的不剩多少實感，因為整個影片都是由夢和記憶構成。配樂相當的出色。而以動畫的媒介來製作紀錄片，到底出於怎樣的心態呢，真的很想知道。

最初瞭解到這部片子是在B站上看到了紀錄片中的部分影片剪下。

剪下內容主要是色列軍隊開著裝甲運兵車去接任務，他們在行車路上對著菜園無目的地進行掃射，接到的任務是他們要運送成批的傷兵死屍（有死的有活的），然後扔掉。原片中特別強調了，是扔掉，無論死的或是半死的。在回去的路上他們依然無目的又不停止地進行掃射，其中一個人質疑為什麼要一直開槍，原對話如下：

“我們幹什麼？該幹什麼？你倒是告訴我們該幹什麼啊？”

“開槍。”

“朝誰？”

“我怎麼知道朝誰？開槍就是了。”

“那祈禱不是更好嗎？”

“那就邊祈禱邊開槍。”

隨後他們到達機場，看到直升機的光芒在夜晚照射下遍地的死者。

另一個精彩的情節是一隊士兵在街道兩旁行軍時被高樓上的狙擊火力壓制，傷亡很重且無法前進，紀錄片中主角的採訪物件就是士兵中一員。他原本是個機槍手，但後來換了一把突擊步槍，因為習慣了作為火力壓制手，突然用一把威力相比機槍遜色許多的步槍，以至於他覺得自己幾乎失去了戰鬥力。所以他搶走了隊伍裡機槍手手裡的武器，衝到街道兩旁朝大樓掃射。另一位採訪物件當年也在，他回憶起那名搶奪機槍的人，就像是跳舞一樣，邊跳著華爾茲邊把子彈洩到四面八方，而不遠處的高樓上貼著巴什爾的巨幅頭像，彷彿這名槍手在與巴什爾共舞。這種病態的戰爭美學讓我想起了啟示錄中最後殺死那名美軍叛變軍官的宗教性場面。

這只是鳳毛麟角。從開頭二十六條惡狗在肖邦音樂的背景下衝向主角的家，到結尾導演特地安排一段真實影像去反映貝魯特大屠殺受害人家屬（多為妻子或母親）痛苦喊叫的畫面、遍地死屍以及死屍身上的蚊蟲，題材已不單純是反戰。反戰本身可能並沒有太大的意義，戰爭永遠不會消停，無論和平和諧的觀念如何如何深入人心。宗教式的屠殺和對屠殺的報復性的再屠殺，對異教徒的虐待與迫害以及受迫害的異教徒的反擊，再到利用宗教挑逗敏感的政治神經繼而引發政權爭奪。戰爭作為一個悲觀不可避免的事實，人作為參與者或是見證者，又能怎麼做？電影中有一個記者，他非常勇敢，每次報道戰事都衝在最前面。因為他把眼前的槍林彈雨血肉橫飛視作一幅專門為自己展現的畫卷，而自己是置身度外的觀眾。以至於他甚至有些享受。直到看到了阿拉伯人的馬在體育場被屠殺，將死未死的馬因痛苦而扭曲時，記者崩潰了。

紀錄片的主角最終也未打算為死者發聲、或是譴責戰爭（如果紀錄片中導演也算作一個角色或是一個資訊輸出埠，那這樣一種任務應該是導演來完成的）。他只想躲開，他因為自己內心受到各種戰爭後遺症的困擾而向別人求助。他不否認自己是間接地、非常間接地參與者，因為上級命令他們為屠殺行方便：在夜晚發射照明彈，使長槍黨的人們能夠“順利完成工作”。但他也未曾表示過什麼。其實這樣的事也太多了，不值得表示；即使做了，恐怕也無足輕重。

他只是害怕自己變成和納粹一樣的人。

不過主角的擔心是多餘的，從來沒有什麼納粹。屠殺之所以能被人順利執行，勢必先在心裡否定人的概念。先把生命物化，事情都會好辦的多。

電影裡有這樣一首歌曲：

《我每天都炸貝魯特》

我今天炸了賽依達

在晨曦中迎接著朝霞

我差點坐著棺材回家

我今天炸了賽依達

我今天炸了貝魯特

如果我離死亡不遠了，我要說

我天天都炸貝魯特

扣動扳機的時候

我們將陌生人送進地獄

當然了我們在大路上會傷及無辜

如果我離死亡不遠了，我要說

我每天都炸貝魯特

“轟炸”是一種同時並行著武力和誇張的概念，再用“每天”這樣一個頻度副詞強化其誇張性。就像基督徒要求自己右臉被打一樣，誇張對方的非法行動權力而使權力失去作用。儘管戰爭的意義沒有了，但戰爭不會沒有。數十年之後，當人們看見盧安達成堆的白骨，或許還會詫異貝魯特的屍體為什麼這麼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