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不能簡單的說好壞！

洋務運動是封建統治者為了提升自身軍事實力而開展的，旨在提升自身的軍事實力，從而起到鞏固自身統治的作用，並未觸及政治層面

明治維新則是一場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多方面進行的一場政治改革！改革從學習西方分制度、文化入手，旨在從根本上改變國家落後的狀態，並不是單純的為了提升技術，明治維新是為了推翻封建統治，建立先進的君主立憲制的資本主義制度，從而改變國家落後的局面，是一場徹底的改革

這兩場運動無論從目的、改革的深度均不同，因此不能簡單的用好壞來對比這兩次改革

這個問題也有過很多類似的，這次不說上層建築層面，僅僅說經濟層面。

中日都是小農經濟不用說，日本明治維新開放土地買賣使中日的土地政策趨同，問題出在工業化政策上。

清朝統治階級們依然沒有認識到問題根本所在，覺得中國什麼都好，只是武器不如人，所以洋務運動工業化的核心是發展軍事裝備製造業。到洋務運動後期雖有發展輕工業，但主體依然是軍重工業。

問題在於軍工業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需要不間斷地資本投入，而又不產生消費品和收益，除非能出口武器或對外戰爭。當時中國的經濟面是以小農為主又面臨小農破產，沒有足夠市場承接軍工業。所以就算沒有甲午戰爭，以財政支撐為主的洋務運動失敗機率也極大。

同時期明治維新的殖產興業政策則不同，日本由官辦逐步轉成扶植私企，兩次工業革命同時進行。日本初期是以輕工業為主，在甲午戰爭前日本就已經成為紡織業大國和出口國，可以獲得收益反哺重工業。甲午戰爭後透過掠奪中國資本快速補足重工業，使日本的軍重工業快速發展。

可以說政策差異導致兩者結果不同，包括現代就算可以幾次工業革命同時進行，但基本的工業革命路線是很難繞過的，否則後面就要付出重大代價，比如蘇聯就是典型之一。

這個問題很有質量，@臥家人 朋友從經濟領域做了闡述，那我就從政治領域闡述一下。

古典中國和日本政治都是建立在偶像崇拜的基礎之上，不同的是，中國是君主崇拜，而日本是宗教崇拜。雖然都是東亞農業國家，日本的最高統治者不過是宗教領袖的形象，權力集中在幕府將軍手裡。所以，日本歷史上雖然幕府經常更換，但是宗教領袖卻是萬世一系，打來打去還都要繼續尊奉這個天皇。而幕府將軍也不是可以為所欲為的，因為幕府將軍的權力一是來自於宗教領袖，二是來自於各路大名，因為日本長期以來是封建社會，大名在地方上掌握極大的權力。得益於封建社會，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社會形態更接近於中世紀的歐洲，因此相比於中國，日本更具有活力 。

但是中國則不同。古典中國政治制度長期是君主專制制度，君主專制制度的核心就是君主崇拜，也就是一個領袖（君主），一個思想（儒家），所以經歷了兩千多年君主專制，華人的思想也就逐漸被固化，換句話說，整個國家依然抱著舊思想，而沒有進行徹底的近代化改造，所以才有了這個洋務運動這個怪胎。洋務運動僅僅是僅僅引進西方工業文明的產品，而非對自身進行近代化改造。

而明治維新，則是一次徹底的近代化改造，日本不僅建立了一套近代化軍事制度，還建立了完善的工業、經濟、教育、政治制度，所以明治維新無疑是成功的。而洋務運動，從它開始的時候就標誌了失敗。

全文完

洋務運動只涉軍事，經濟和留洋三項，而且不涉政治制度三權分立，在中央也沒有主管部門像明治維新的工部省文部省。明治維新在倒幕運動結束後建立了以天皇為首的近代化政府，政治上奉還版籍，廢藩置縣強化中央集權。天皇頒五條誓文，政府三權分立等。中央設立工部省，文部省等領導改革，軍事建立現代化的皇軍，外交上廢除不平等條約，頒佈大日本帝國憲法。總的來說明治維新比較全面，而洋務運動只涉若干，所以洋務運動沒有明治維新效果好。

有個關鍵性的區別，明治維新時日本是一個多民族的主體國家，所謂主體就是政權是由主體民族組成的。主體國家的內耗極低，可以將所有資源都投入到國家需要中，比如日本為了購買軍艦，連國王都捐出了午飯錢。反觀滿清它是一個異族殖民統治政權，和主體民族之間矛盾激化，所以它的首要目的是維護殖民統治和壓迫而不是保家衛國，慈禧就很乾脆的說了實話“寧與洋人，不與家奴”，因為它們知道自己和列強殖民者都是一路貨色，所以後來滿清就成了列強在中國統治的代言人，而維新首要就是變法，也就是打破滿清的異族殖民統治，將權利還給漢族人民，而這是滿清根本不可能去做的事。洋務運動要實現下去就必然會增強漢族的力量，打破滿清的禁錮，所以在滿清拖後腿之下，洋務運動最終失敗。

筆者就簡單的說幾句好了。筆者看到下面的一些回答者的問題，可謂是答非所問，如果僅僅從經濟或者說是其他改革人是誰，或者說地方是否存原意改革的方向來說。也許中日差別是不大的。

以時間上來說，中國是在1842年結束鴉片戰爭，此後，中國就進入了被外國列強欺辱的時代。日本在明治維新前的二三十年在幹嘛呢？

1853年美國艦隊訪問日本，這次訪問的目的其實也就是要求日本開啟國門。在這次美國“友好”的訪問之後。其他列強也紛至沓來，逼迫日本和他們簽訂不平等條約。

從這以後，如果可以用中國現象來說的話，日本也爆發了義和團之亂。那幫傢伙的口號和後來中國的口號一樣，也是尊王攘夷，扶清滅洋。

但是日本能在1868年的轉型，也正是因為日本在發現攘蠻夷的口號實在不合實際之後。日本地方迅速開始決定學習外面世界的科學技術。

首先，要澄清一個事實，在明治維新運動中，日本政府或者是後來對外侵略的軍隊，其實不是被天皇所控制。就如華人所知道的，薩摩海軍，長州陸軍。

本身那些地方軍閥就是倒幕派的先鋒，不僅在歷史上，德川幕府是當時日本藩鎮痛恨的物件。甚至這個仇恨能追溯到明末。

更早之前，像薩摩藩鎮等地方就開始了改革，仿造西洋武器，出口日本產品。在實力上，可謂是遠超幕府。在改革上，更是比幕府要積極。但這，不代表日本維新人士就是推動日本改革的一群人。

從大背景來說，日本在發現中國的洋務運動後，也開始了改革。如果說中國的改革屬於內需型，就像自以為有幾條什麼好軍艦，就是這個亞洲第一的滿清統治者。我們完全可以這樣假設，在他們發現自己所持有的武備，可以讓洋人不會再進入中國內地之後。那麼洋務運動就可謂算是結束了，他們就會繼續做閉關鎖國的天朝上國的迷夢。

而日本的改革，一開始就不是那種目標。按照中國海關的統計，中國的沿海到後來其實就成為了英美商船的常去地方。換句話說，不希望再和洋人交易，繼續閉關鎖國，唯我獨尊已經是不可能的幻想了。而日本一開始改革的目的，就是對外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

在甲午戰爭前的20年，老天給過中國兩次機會來反擊日本，第一次是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第二次是80年代的日本侵略北韓。可笑的是，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官府，竟然還以為這只是兩次意外事件。不需要投入過度的精力。李鴻章後來會極不喜歡在日本馬關嚥下那那杯陳年苦酒。

另外，還要說明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某些方面沒有西化。就比如一些日本才有政府部門的名稱，大藏省，宮內省。指的是財政部和天皇服務部門。這反而還像是原來中國唐朝所實行三省六部的叫法。類似現象，還可見日本軍隊。

但就本身來說，明治維新確實有一些對日本當時情況進行革新的地方。但我們不能認為當時的日本全面西化。

19世紀中期以後，中國清王朝進行的洋務運動，以及日本明治政府實施的明治維新，表象上看起來都是一種近代化運動，或者說現代化運動，二者之間的成效之所以天差地別，最主要的癥結要歸結到兩點上。

一、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領導、建設主體不一樣。

中國清王朝的洋務運動，屬於自下而上式的近代化改革，即主要由地方一些較為開明的總督、巡撫推動。而清王朝中央政府並沒有明確的態度，更沒有明確的戰略。是一種一盤散沙式的近代化運動，由於各省往往自行其是，乃至於為了爭奪國家資源的扶持而互相傾軋，突出存在著重複建設、建設水平低等問題，成果極為有限。

與清王朝的洋務運動不同，日本的明治維新是由明治政府中占主導地位的薩摩、長州等舊西南強藩勢力推動，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具有最高政府國策的支撐，有著高屋建瓴的戰略部署，可以說是一項中央政府推進的舉國近代化運動。

二、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目標不一樣。

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看似都是近代化改革，但二者的目標存在很大差別。

中國清王朝的洋務運動，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和捻軍戰爭後興起，主旨是軍事自強，希望透過軍事近代化來改變當時中國落後捱打的命運，所以本質上是一場軍事近代化運動。而由於在對中國落後於西方的根本原因方面認識不清，簡單地把中國的軍事落後歸結為器物落後，洋務運動又成了一場以器物革命為主要手段的非常短視的軍事化改革。由於僅僅只主要進行了器物層面的軍事近代化，整個國家沒有近代化，以至於落後的國家社會稀釋了軍事近代化的作用。

日本明治維新的目標，則在於“富國強兵”四個字，不僅追求軍事近代化，更追求整個國家的近代化，透過日本舉國的近代化，來改變日本的命運。

其實從工業發展來說，在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的時候，清朝是超過日本的。甲午戰爭以前，清朝在30年時間興建起30多家軍工廠。

從江南製造局，福建船政局一直到山東機器局等等。同時已經可以自己生產馬克沁重機槍，還可以自己研發快利式新型彈倉式步槍，而日本只能生產單發村田步槍，更無法生產重機槍。

至於大炮，清朝可以生產從40磅到180磅，各種最新型的阿姆斯特朗大炮。在1892年，江南製造局生產的120毫米阿姆斯特朗速射炮，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而日本才只能生產93毫米山炮。

在艦船製造能力上，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更是落後於中國。甲午戰爭真正的差距是，清朝洋務運動的核心，中為用，洋為體。只是借鑑，而不是深入學習。比如最重要的西方軍事制度，清朝就沒有學習。

其實在甲午戰爭，清軍地面部隊在武器和火力上，遠遠超過日軍。但是在軍事制度和編制上則遠遠落後於日軍。日軍已經建立起參謀總部，師團，旅團，聯隊等等。而清軍還是，老式幕僚，最高編制就只到營級。更加沒有如日軍一樣，以各級軍校，來訓練近代陸軍各級軍官和士官。

作戰的時候，清軍就是隨便抽調幾個，十幾個，甚至100多個，互相不統屬，互相觀望的獨立步兵營，對戰日軍在軍司令部統帥下的2-3個師團，結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實就和中日足球一樣，看看足球就知道了，足球也同樣是中超軍備競賽，各種外國大牌球星。但是在整個青少年體系上，還有在對聯賽的管理上完全落後於日本。

效果怎麼樣我們先不管，等看了洋務運動的內容之後，你自然就明白了，為什麼會這樣！

洋務”一詞，在鴉片戰爭時期就已出現，意為同洋人打交道的事務；而“洋人”則意為自海洋而來的外華人。

不過，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人們更多使用的是“夷務”和“夷人”概念，反映出時人輕蔑西方的態度。1858年《天津條約》有專條規定，清政府今後在對內、對外正式文獻中不準再提“夷”字。從此，華人在指稱涉外事務時，用“洋務”取代了“夷務”。

在與西方列強接觸的過程中，清政府內部的某些對官員對西方侵略者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外思想發生了變化。

這種變化主要可歸結為以下三點：（1）西方列強東來是為了通商，而不是要推翻清統治，因此可以與之妥協。（2）中國與列強作戰失敗是因為列強擁有新式槍炮，中國應購買製造。（3）應與列強聯合，共同鎮壓國內起義。例如奕訢說：英國“志在通商”，是“肢體之患”；俄國“有蠶食上國之志”，是“肘腋之患”；而“發捻交乘，心腹之患也”。所以應該取法諸葛亮聯吳抗曹的戰略，聯合列強消滅“發捻”。這些人既不同於以往盲目排外的主戰派，也不同於以往那種無知懦弱的投降派。他們以“自強”、“求富”為名，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自然科學技術，舉辦洋務，稱為洋務派。

洋務派是19世紀60年代初期在清政府興辦洋務過程中從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分化出來的官僚集團。他們以“自強求富”為目標，以“師夷長技”為口號，以“中體西用”為宗旨，主張在中國興辦洋務事業。其在清政府中央的代表人物有奕訢、文祥等人，在地方的代表人物則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稍後一些的張之洞、劉坤一等人。

洋務派

洋務派的基本主張是“外敦和好，內要自強”，即對外要“和”，對內要“變”。洋務派認為，當時中國對外不能言戰，因為西方列強的大炮無堅不摧，輪船、電報瞬息萬里，中國靠城牆、關口抵擋不住，如果開戰，“即暫勝必終敗”。因此，對外應“守定和議，絕無更改”，“堅持一心，曲全鄰好”。洋務派還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自強為第一要務”。所謂自強，就是要變法，學習西方的先進生產技術和軍事技術，“制器練兵”。他們認為，這樣做不僅有助於對內鎮壓人民反抗，同時也有助於抵禦外來侵略。

主要洋務活動

具體說來，洋務派的主張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時局觀：認識到鴉片戰爭後的中國是“千古變局”，力求把握機遇。這是洋務思潮求富求強的時代要求和理論依據。“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法制之，譬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洋務派把鴉片戰爭後華夷關係的變化、中國閉關局面的被打破稱為“變局”，並認為這個“變局”對中國而言利禍兼而有之，利禍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轉化。“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所為”。

李鴻章

基於這種認識，洋務派主張，應該把這個變局看成是中國轉弱為強、轉衰為盛的一大轉機。可以看出，洋務派之變局論，一定程度上還是體現出了一種對現實的客觀認識，並表現出強烈的危機意識。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正如當時的一些西方人士所評價的：它表明洋務派“不是閉著眼睛不看事實，或是用盲目的自尊心把自己包裹起來”，而是“勇敢地承認已改變了的環境，並且企圖適應環境”。它標誌著洋務派開始真正突破以“天朝上國”自居的自欺欺人的觀念，開始以世界的眼光來觀察中國所處的地位，並對中國所面臨的險惡形式有較為清醒的認識。洋務派正是從“變局”觀出發，主張變通成法，進行變革。但他們所主張的變革是有限度和範圍的，“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因此，“所當變者”是火器，即軍隊的武器裝備，“不可變者”是“文武制度”，即封建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孔孟之道。

江南製造總局

（2）自強觀：採西學，制洋器，師其所長，奪其所恃。首先系統提出並論證洋務自強觀的是馮桂芬。他說，自強之道，在於借鑑諸國富強之術，採西學，制洋器，“人之利器為我之利器”，“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以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也均有學習西方堅船利炮以“奪其所恃”的言論。這種“師長奪恃”論，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意識和抵禦外侮的動機，是洋務派倡辦洋務的重要出發點。

總理衙門

（3）求富觀：“必先富而後能強”。洋務派的“求富”，首先是為了“求強”。在洋務運動的開始階段，洋務派的活動主要在“求強”，但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洋務派的自強活動遇到了一系列問題：興辦軍事工業需要大量的資金。而戰爭的賠款、鎮壓農民起義的巨大軍費開支，已經使清政府財政破產，根本無法滿足軍事工業的經費需要。同時，近代軍事工業不同於傳統的手工小生產，它必須以整個國民經濟作基礎，需要其他工業為之配套。所以，洋務軍事工業創辦後，其所需的原料、燃料和交通運輸等種種困難日益顯露出來，嚴重製約著軍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而要解決這些困難，只有透過創辦民用工業。

洋務派創辦民用工業，也包含有“與洋商爭利”的目的。洋務派普遍認識到，西方國家之謀富強，“以工商為先”；而中外通商，外貨輸入中國，“中國既不能禁洋貨之不來，又不能禁華民之不用”，何不效法英國，自為製造，以“分洋商之利”。因此，中國應努力發展自己的工商業。洋務派中的一些人還進一步認識到，工商之興衰乃國家興亡之關鍵，認為“先富而後能強”。鄭觀應則明確提出要與外國展開商戰。這些認識在當時是很進步的。這說明在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官僚的“求富”思想中，也包含有抵制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經濟侵略的思想。實際上，洋務派後來創辦的一些民用企業，對抵制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經濟侵略也或多或少起過一些作用。

中國歷史上第一條自建鐵路

（4）人才觀：改革科舉，造就和選拔人才。洋務派認為，“用人最是急務，儲才尤為遠圖”。只有努力培養新式人才，國家才能“永無外患”。他們普遍主張要改革科舉制度，增設一些有關時事、地理、外語、科技、西學等內容的新考試科目，以造就和選拔新人才。他們還提出了要以功名獎勵工藝技術人員，選派幼童赴國外學習等主張。這些認識在當時也是很進步的。

清代科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