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貴族社會，和西歐差不多，日本能夠現代化是跟他的社會形態有很大關係的。科舉制跟皇權專制結合是中國社會停滯落後的關鍵。

科舉制其實有前提的：一是國家統一而非分裂，起碼是區域性的政局穩定；二是知識獲取的傳播和獲取更為便捷，如活字印刷術和書院；三是最高統治者的意願；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打破門閥觀念。從這幾點來看，日本古代始終缺少大一統，幕府的人才培養採用的世襲和親信以及家族的傳承，沒有科舉制度的土壤。

天朝科舉制度的最初目的在於打壓士族門閥勢力對政權的壟斷建立忠於君主的官僚體系，或者在舊的體系中引入寒門力量抗衡士族在天朝隋朝的科舉改革造成了士族的反噬，隋朝隨之滅亡，經過隋末戰亂士族力量被削弱，唐才得以繼續推行科舉制度而日本的貴族、地方豪族力量根本不是皇權能夠撼動的，必然是要妥協的，妥協的結果是八色姓制度，官位按姓氏走，相當於南北朝貴姓制度

日本其實一直是有點像封建藩國制。並不是中央集權制度。

各位大名的手下官員的任免權，是屬於大名自己的。

其實日本也有參考科舉制，奈良時代曾建立過貢舉制度，基本形式與唐朝時的科舉制度無太大差別

我還是覺得日本不學科舉是因為日本的門伐政治，像中國的魏晉時期的那個時代；但根本原因是日本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又像春秋戰國時期，天子是象徵，主宰是霸主，各諸侯各自為政，只是表面臣服就好；

公家更重門弟，五攝家 九清華 永遠是那些家族的，不可能支援科舉；

武家更重視忠誠，哪有比世代家老的兒子更值得依賴的？突然外來一個既使有能力的你作為領主能信任嗎？

日本這種統權與治權的分離，中央與地方的分治 不可能有一個全國性的政策；就算實行科舉制度，今天關西公卿近畿要實行了，關東將軍不給你錢花，不陪你玩你也玩不下去；關東將軍要玩 西南強蕃大名不讓自己領地的人脫藩報考你玩的轉？古代日本沒有國家概念，只有天下概念，和秦始皇前一樣，各過各的；天下有個共主，但我小民只認城主 士只認國主

日本自古以來就崇尚中華文化，很多東西都學自中國，但是千年以來，日本有兩種制度是沒有學中國的，第一個是沒學的“太監製度”，第二個就是想學沒學好的“科舉制度”了。

說到科舉就有朋友要說了，這不就是現在的高考嘛！其實不然，兩者之間是有本質的區別的兩種制度，高考是一種教育制度，透過考試選拔人才，然後繼續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而科舉制度是人才選拔制度，透過考試甄選出來的人才是直接“當官”的，所以簡單的解釋一下，高考是選學生的，科舉是選當官的。

（▲中國古代科舉考試）

那麼科舉制為什麼在日本推廣不好呢？其主要原因就是日本的“階層固化”導致的。古代日本“天皇”就是“擺設”，沒有什麼實權，實際權力掌握在“將軍”手中，將軍之下就是“大名”，權利被這三個階層掌握，社會階層分為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四個階層，各個階層間的身份是不可以轉換的。也就是說，農民的兒子就是農民，不可以當官，在這種情況下，就算引入了“科舉制度”也是沒有辦法推行起來的。

（▲日本古代武士）

舉個例子，和我年齡相仿的朋友們都看過《聰明的一休》吧，在這部動畫片中的一休是僧侶，同武士一樣是社會的上流階層（現實中的一休大師根本不咋地）；蜷川新佑衛門，武士，在動畫片裡嘻嘻哈哈的，其實這個人權力很大，職稱是“寺舍奉行京都所司代”，放在現在就是“宗教事務管理局局長兼北京衛戍部隊司令”，社會上流人物；足利義滿，將軍，古代日本權力最大的人；桔梗店老闆，商人，有錢，但卻是社會最底層，所以連“姓”都沒有。這些人物的身份是無法轉換的，桔梗店老闆的孩子就算學習再好、再聰明也無濟於事，只能子承父業做商人，而足利義滿將軍的孩子，以後註定還是將軍。

（▲聰明的一休主要角色）

所以說，好的制度也是要適應國家政治制度的，否則也只是鏡花水月。日本真正開始走向強大是“明治維新”之後的事情了，以後有機會咱們再說！

八股文是中國科舉考試的固定文體,解釋日本人為何不模仿中國的八股文,必須從他們為何不引進科舉制度說起。

中國歷史上選拔官員的方式經過了不同的歷史變化,早在秦朝以前採用的是「世卿世祿」制度,即世襲制。後來引入軍功爵制,即按軍功錄用。漢朝實行察舉制,即推薦制,由地方推薦人才,由州推舉的是秀才,由郡推舉的是孝廉。隋朝開始實行科舉制度,隋大業元年(605)首開科考,但是隋唐兩朝取士的來源還主要是氏族階層,普通小民是無資格參與的。

真正的平民科舉開始於宋朝，宋朝產生了非神學，以人的理性為基礎的學問-理學。這相當於西方哲學家擺脫基督教世界觀的束縛，出現的文藝復興,不過文藝復興後西方的三大發明:火藥、指南針和活版印刷,沒有一樣不是中國宋朝的發明。所以,科學和思想都處於世界先進水平的中國,後來敗給西方,這是個需要深刻反思的問題。

南宋的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他與儒學經典《論語》的人生道德、倫理和行為準則說教相反,對人的最終目標、聖人的意義和人的行為價值的深層解釋進行了系統的政治晢學和道德晢學思考,其實質是為權力基礎的正統性提供了理論根據。

朱熹主張聖人是掌握了世界普遍道德的化身,皇帝和官僚都必須以這些理念為標準指導自己的行為。朱熹的理論體系也自然成了科舉考試的必須內容,具體包括「四書五經」,也就是說,皇帝需要那些掌握了這種世界普逼真理的優秀人才來為政權服務。

日本自從公元645年，大化改新之後,陸續從中國的唐朝學習了律合體系,寞定了古代日本「現代化」的基礎。奈良時代,日本也會設立過大學,由官僚子弟入學,成績優秀者可以參加任官考試,被稱為「貢舉」考試,相當於科舉考試,可以說,日本還是比較全面地引進了唐朝的律合制度。不過參加這種考試的人畢竟是少數特權階層,直到唐朝末年,日本的「貢舉」考試合格者不過幾十人而已,後來這種制度便不了了之了。

中國進入宋朝時期,科舉才真正徹底實行,當時社會的自由度相對寬鬆,人們的經濟活動也相對自由,航海活動帶來了經濟的繁榮,無論經濟實力、技術進步,還是思想文化頜域都達到了不遜於唐朝的水平。

然而,由於唐末的動亂而終止的遣唐使,並沒有在宋朝恢復起來,原因除了日本不想朝貢之外,還有就是中國從宋朝開始推行科舉制度,日本終於不想接受這種選拔官員的方式了，科舉制度，並不能說是陋習,為什麼日本人不接受呢?

原來這與當時日本的社會狀況有關係,科舉制度是不問出身和地位,公平競爭選拔人才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貴族也面臨著布衣平民的競爭,意味著貴族也有可能因為科考的失敗,被排除在官僚統治階層之外。科舉制的這些特點都與日本的狀況不相符,因此他們不可能接受。

具體說,日本不願意引進科舉制度有兩個理由：一個是當時日本社會的訊息化程度比較低。因為科舉考試是面向全國的,它的基礎是要有相當數量的寒窗苦讀的考生,教育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普及。為此,書籍的大量印刷和發行是必要的,在此基礎上,才能培養出時刻準備被國家挑選的人才。不然,如果教育水平低下,即使廢除了官僚的世襲,透過考試選拔人才,國民的教育水平低下,結果只能是矬子裡拔將軍,從不學無術的人群裡選相對優良的人而已。另外,據研究和考證,適應科舉考試的條件還有一個是,要有定的造紙技術和印刷技術,當時在這方面只有宋朝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是世界最大的印刷書籍的國家,日本尚未掌握,至少是尚未普及這門先進的技術。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當時的平安朝廷,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官僚都是世襲的,而且他們經常架空天皇,實行所謂攝政政治、關白政治和院政政治,包括後來的徵夷大將軍也是把天皇架空的軍閥政治,他們都是世襲的。

讓他們為了天皇和朝廷的統治,公平選拔人才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造紙和印刷業落後,教育必然落後,並且由攝政、關白等世代由藤原家族擔任的當時的日本,那些上流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已經把朝廷的官位家族化和家產化,他們不可能引入科舉制,把職位分給底層或者其他階層的人,他們不接受科舉制。

不引進科舉制度,當然也就不可能引進科舉考試的固定文體八股文。八股文確立於明代,是明清兩代科舉考試的規定文體。但是,據說它是宋朝的政治家王安石首先提倡的,源於宋朝的經義考試。

八股文的基本形式首先是破題,其次是承題,接下來是起講,最後便是提比、小比、中比、後比,也就是四比、八股,文末是收合,也就是說,文章的格式是固定的。所謂「破題」,就是分析題目,就是開篇先把題義點明,比如,有一篇題為「子曰」的八股文很有名,其破題是:匹夫而為天下法,一言而為天下師,前句破「子」字,後句破「曰」字,真是才華橫湓,這是最標準的破題。

還有一個笑話,題目是「三十而立」,其破題是:兩當十五之年,雖有椅子板凳而不坐也,前句破「三十」,後句破「而立」承題是進一步作主題的補充,類似「副標題」的作用,具有承上啟下的使命,以三句為標準。起講是較深入地說明這個問題的用意所在、內容大意,最多不超過十句。其實「八股」不過是一種文章形式而已,它本身並無善惡之可營。只是被明清統治者用來做束縛學者思想的工具,又在文章形式中加上些煩瑣而苛刻的要求。導致人們寫文章的形式千篇一律,重形式不重內容,所以為人所不齒。

1905年,清朝政府終於宣佈廢除科舉制度,八股文便順理成章地退岀了文學頜域。八股文的罪過不在於文章寫法如何,而在於它導致了中國文人只知道套用固定的格式不厭其煩地解釋四書五經和理學思想的內容,喪失了獨立思考和創造性。

日本沒有引進科舉制度,也就歪打正著地沒有受到八股文的毒害,更沒有儒學的保守性影響,使他們一直保持著吸收先進文化的傳統,而不是思想僵化和故步自封,無論是古代的漢化、近代的西化,還是戰後的民主化都反映了這一點。

特別是他們基本保持了獨立思考的特點,在吸收外來文化時能夠仔細甄別,接受那些先進的,拒絕那些落後的。還有就是,由於沒有科舉和八股文,從而避免了文人沉迷於詩文和經學,以詩文為榮,以尚武為恥的傾向,保持了日本人傳統的尚武精神。

日本先於北韓、越南實施了科舉制,也最早終結了科舉制(北韓的八股文興於958年,廢於1894年,越南的八股文興於1075年,廢於1919年)。這些被稱為「中華科舉文化圈」的國家近代以來相繼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唯有早早終結了科舉制的日本擺脫了這種命運,這是否是一種偶然,很值得創造了科舉制的華人思考。

中國的科舉制，日本曾經頂禮膜拜，以為“最先進的選拔幹部制度”。在黑暗的中世紀，科舉制可謂世界政治邁向“三公”（公開公平公正）的偉大創舉。效仿中國科舉制，日本曾於公元701年頒佈《大寶律令》，搞了“貢舉”，從形式到內容與唐朝科舉幾乎無異。

然而，與中國科舉長達1300年壽命不同，日本的“貢舉”很短命，壽命只是中國科舉零頭，滿打滿算，三百年。在中國南宋滅亡、全境被蒙古征服之前就不搞了。尤其到了明朝，科舉甚至不再為日本研論，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科舉自誕生起，就有兩個先天問題。

一是主考官問題，二是考試內容問題。

眾所周知，就完善的文官制度而言，中國首創科舉制，但這只是解決了普通官員選拔問題，“最大的官”及“主考官”問題並沒有解決。在“最大的主考官”——皇帝，天馬行空的情況下，科舉考試左右不了特權皇族的沉浮，而保證的只是平民階層入仕的相對公平。

科舉制比起沒有“准考證”、公平競爭形式都沒有的貴族政治世襲制來，是進步。所以能在中國延續1300餘年壽命，但在“強盜”（明唐甄《潛書》語：自秦以來，凡為帝王皆賊也）主考的情況下，它畢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最大公平。

這是第一個問題，最大的主考官不是考出來的，也不是選出來的，而是打出來、生出來的，科舉考出來的不是國家主人，而是主人的侍從。

第二個問題就是考試內容，考出什麼樣的人才。

科舉因這項制度自誕生以來，就有一個考試範圍問題。考什麼？

與今天的高考比較起來，科舉雖然所過關口甚多，但科目比較單一，就是語文，且是語文中的單項——作文。在唐宋時代，雖然作文命題，也多以儒學為主，但畢竟在體裁和範圍上沒有圈死，考生們有一定的思考創造空間。然而到了明朝，固定八股文形式，考試內容圈定四書五經，且以儒教保守理學為標準答案，如是，考生學子們就成了四書五經的復讀機，為“存天理滅人慾”之程朱代言，毫無自己的獨立思想空間，這就基本扼殺了他們的思想個性。試想，一個沒有思想和個性的人才，算是哪路人才？

終明一代，官員極其守舊。他們只是墨守成規而不敢有任何逾越；同時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更不願做任何革新。所以，保守就成為近代中國政治克服不了的共性。

十七世紀，當西方文藝復興開花結果之時，東方保守的華夏大明王朝失去了創造力和戰鬥力，再次被“韃虜”輕易征服。入關的女真奴隸主對沒落的封建科舉制度頗感興趣，以為這是駕馭漢民族文人士大夫的最好工具，因而承襲明制，大興八股取士。

但是，清朝的科場，培養出了什麼人才呢？競爭來臨，一試便知。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戰爭爆發前，以翁同龢為首的科場英雄（翁是咸豐六年即公元1856年丙辰科狀元）對日本也進行了評估，翁同龢還寫出《倭事雜記》。積極主張對日作戰，而且應該早戰速戰，認為憑大清之力可以一舉掃平日本艦。

戰爭的結果，說明科場英雄們對於中日戰爭的認識相當膚淺。

甲午戰爭尾聲時，大清國敗局已定。日本海軍圍攻劉公島，海軍統帥伊東佑亨致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勸降書，一語道出了中國科舉人才不能救國的根本原因：

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zhuo。文藝乃為顯榮之梯階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復能行於今日乎？

伊東佑亨這封信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伊東佑亨說，大清國之所以今天敗給我們，不是君臣某一個人的罪過，而是墨守成規，一成不變的結果。你們招攬人才必經過考試，而科舉考試考的是什麼呢，作文，文藝。當文藝成為升官晉級的臺階，那麼這種才華這種人物救國實用嗎？今天中國，如果不去舊迎新，在政治上革新圖變，可能屹立於世界強林嗎？

常言道，旁觀者者清，而有時對手看對手更清。伊東佑亨一語道破中國在近代蒙受恥辱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家所選拔的人才，不是不學無術的流氓混混，就是坐而論道的文藝青年！

關於八股儒士不能救世的原因，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在他的著作《文明論概略》《勸學篇》裡說得通透——

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

中國科舉制在沒有比較、沒有制度競爭的情況下延續了千年。但是，世界邁向近代，已漸次進入偉大的科學啟蒙時代，只靠道德學說、詩詞歌賦立世的科場人才，面對思想暴風、堅船利炮，情何以堪？

在中國的眾多鄰國之中，日本可以算得上是最熱衷於向中國學習的國家了。

尤其自唐朝時中日白江口海戰之後，日本對中國徹底拜服。自此以後的幾百年間，日本便化作了中國的小迷弟，不間斷的派出使臣前往中國學習先進的制度、禮儀、服飾、文化等方面。

透過不斷學習吸收中國的上述先進制度、技術，日本迅速使自己擺脫了落後愚昧的社會狀況。

日本歷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運動，就是以當時中國的唐朝制度為藍本，在政治上學習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在經濟上借鑑唐朝的租庸調製。

日本還根據中國漢字的偏旁部首創制了以平假名和片假名為基礎的日語文字。

可以說，古代中國就是日本的老師，對日本文明的影響深遠而持久。

雖然幾千年間日本向中國學習了不少東西，但是有項制度他們始終沒有學習採納，那就是科舉制度，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中國的科舉制度肇始於隋朝，並於唐朝時期逐漸完善發展。這一制度的建立也為中國各個封建王朝輸送了大批優秀的統治人才。

曾有詩云"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科舉制度的作用和魅力可見一斑。

日本沒有學習科舉制度跟它的國情有很大關係。

在古代日本，貴族的勢力異常強大，所以如果實施了科舉制度，那麼來參加考試的肯定都是貴族子弟。

結果到頭來還是換湯不換藥，世家大族仍然把持國家的重要官職，而平民百姓依然沒有出頭之日。

此外在古代時期，日本長期處於分裂割據狀態。

天皇只是在名義上統一併管理全國，而實際局面則是諸侯割據，各自為政。

各藩的武士只效忠於各藩藩主，天皇的命令根本無法在各藩有效傳達實施。直到明治維新後，日本推翻幕府統治、廢藩置縣，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統一。

科舉制的實行必定要以國家統一為前提條件，沒有統一自然也無法實施科舉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