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是一代奸臣，但也功績可見！

安史之亂時，唐玄宗逃到四川做了太上皇，唐肅宗則在鳳翔主持大局。

每次任命宰相，都要像玄宗稟告。

一次，玄宗和給事中裴士淹談論肅宗重用房綰平叛，玄宗說房綰不是這料，他評定不了叛亂。

如果姚崇在，這叛亂早就平定了。

又跟裴士淹點評了好些宰相，基本都是比較精準。

等說道李林甫的時候，玄宗說，李林甫這個人，妒賢嫉能，推薦的都是些不如他的貨色。

裴士淹趁機問道，既然陛下都知道，為什麼還任用他做宰相這麼長時間呢？

唐玄宗默然無語，答不上來。

李林甫，小字哥奴，出身李唐宗室，精通音律，但是文化水平不高。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奸相，也是唐玄宗執政時期在位時間最長的宰相。

專用李林甫，也被後人視為玄宗由明到暗，大唐由盛轉衰的一個分水嶺。

開元期間的宰相，任職週期大多為三年左右，就連最著名的兩位賢相姚崇宋璟，也不例外。

這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和玄宗本人的態度有關。

開元前期是君群臣一心奮發圖強的時期，整個王朝的狀態是蒸蒸日上，不同的階段要實施與之對應的不同政策。

三年的週期，基本能與施政的階段吻合，而經歷多次政變上臺的玄宗此時也非常警惕，不希望看到一家獨大的局面，所以不管能力多強人品多好的的宰相，任職週期一般都大約為三年，以此保證政策穩定的同時防止個人勢力坐大，出現一人專權的局面。

但是到了開元后期，經過二十多年的勵精圖治，天下大治，政治清明，國家實力趨於巔峰，百姓生活富足，而此時的玄宗年已半百， 經過20多年的努力工作，面對這個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他感到非常的滿足和驕傲，也逐漸厭倦政務，開始貪圖享樂。

他不再追求更上一層樓，只希望有個得力的幫手，能幫他處理好日常的“雜務”。

而且太平天子做久了，人也不如當初那麼聽得進意見，嚴於律己了。

當初的危機感早已被空前的威望抹去，他變得任意妄為，喜歡聽那些肯定他讚美他的話。而李林甫的出現，簡直一次過滿足了他所有的願望。

為什麼這麼說，這要從李林甫的特點說起了。

揣摩人心

李林甫此人，非常善於揣摩人的心思，並且對症下藥，極力討好上級極盡阿諛奉承之事。

所以李林甫很懂玄宗，玄宗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不用他說李林甫都知道，而且會順著他的意思去做，從來不會逆他的意。

尤其在那些“酸腐固執”的文人對比下，李林甫簡直是上天派給他的“天使”。

比如在廢黜三子的問題上，在封賞牛仙客的問題上，相對起張九齡的極力反對，把皇帝氣的跟蛤蟆一樣。

李林甫可謂善解人意了，廢太子被他看做“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

對牛仙客的問題是“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

反正一句話，皇帝想幹的事，沒有不可以的。

善於變通

李林甫會變通，哪怕是明明說不過去的事，李林甫也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讓這件事變得理所當然，讓皇帝有很好的理由去滿足自己的私慾。

比如玄宗想從東都洛陽返回長安，被裴曜卿等以妨害農務為由勸諫，希望皇帝延緩行程。皇帝不開心。

李林甫趁沒人的時候跟皇帝說，兩都本來就是您的東西宮，您在自己的兩棟別墅間往返，那是隨時誰地都可以，哪需要將就什麼時候。

管理能力強

李林甫雖無大才，但擅長吏治，行政管理能力很強。

早年任國子司業時，把國子監治理的井井有條。

做宰相後“每事過慎，條理眾務，增修綱紀，中外遷除，皆有恆度”。

所以非常符合這個階段唐玄宗需要的“得力幫手”的要求。

不需要雄才大略做規劃藍圖，不要嘰嘰歪歪的用各種雜事煩他，只需要處理好日常政務就行了。

李林甫非常“識趣”的包攬下所有政務，給玄宗更多的方便去享樂，不再被“俗務”纏身。

這些特點，讓李林甫非常契合唐玄宗當前階段的需要，坐穩了宰相的位置。

但是能在相位上一呆就是十九年，一直做到去世，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政績”支援

這個階段的時代背景，在客觀上大大的幫了李林甫的忙。

一輛高速前進的列車，就算是切斷了所有動力，仍能憑藉慣性，繼續向前行駛。

李林甫接手宰相時的大唐，就是這樣的一輛列車，雖然專用李林甫相當於切斷了動力，但憑藉著二十多年來的鋪墊和積累下的慣性，開元末年到天寶初年這個時段，整個國家綜合實力衝上了巔峰。

這個巔峰，不僅僅是大唐王朝的頂峰，也是整個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頂峰。

如此輝煌的“政績”，在玄宗眼裡這自然是自己這個皇帝領導的好，李林甫這個宰相當的好的結果。

口蜜腹劍，排除異己

讓朝廷無人可用，玄宗找不到比他更適合的人。

李林甫用人，多為才能在他之下，阿諛奉承之徒。

凡是才能比他強的，有可能得到皇帝重用的，他都想辦法給弄掉。

尤其是那些文才出眾的，因為他沒什麼文化，鬧出過弄“獐”之喜的笑話，所以特別討厭這些能襯托出他短板的文人。

皇帝喜歡的人，開始會積極結交，一旦權勢漸大有可能會威脅到他，便會想辦法除掉。

哪怕是老奸巨猾的人，也難逃他的算計。

被李林甫的終極技能——口蜜腹劍KO的大臣不計其數。

據說李林甫家裡有個類似半月形的大廳，每次他想整人了就會躲在這個大廳裡想辦法。

等他想好出來的時候，被他盯上的人就會家破人亡。

閉塞皇帝視聽

李林甫做了這麼多虧心事，自然不希望讓皇帝瞭解的更多，所以他是想盡一切辦法，把皇帝和外界隔絕開來，不讓皇帝再有機會接觸到外界的輿論，和真實的情況。

當皇帝說要搞個人才選拔大會，凡是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可以參加。

李林甫怕來參加選拔的人說他壞話，把他做的那些壞事告訴皇帝，於是對皇帝說為了防止奇葩衝撞陛下，最好先做一些初步的篩選，考考詩詞歌賦什麼的，留下些風雅人士再來面聖。皇帝說好。

結果這一篩選，渣都給篩沒了。

然後李林甫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說，恭喜皇上賀喜皇上，這次篩選一個都沒選上，證明天下所有的人才都被您收入囊中，連野外都沒有遺漏的賢才。

這種鬼話，稍微有點腦子的人都知道不可能，但是此時的唐玄宗竟然相信了，還非常高興。

李林甫又藉著貶謫了一位言官的機會，對一眾大臣說，當今天子聖明，做臣子的順著皇上的意思做就行了，哪那麼多意見提呢？

你們沒看過皇家儀仗隊的馬嗎？

好好的站在那裡做背景，不要叫，就可以享受到三品的飼料。

但只要一叫就會被拉出去，做一個普通的馬，到時候就算想不叫都回不來咯。

結果大臣們聽了，再也不敢上書諫言了。

皇帝接收外界資訊的渠道，基本被堵死。

李林甫在輝煌的“政績”支援下，靠著揣摩皇帝心思，迎合皇帝需求，同時排擠一切對自己有威脅的人，封堵言路迷惑皇帝，在宰相的位置上安安穩穩做了十九年，直到去世。

但是，唐玄宗是個聰明人，也是個政治鬥爭的好手，難道他對李林甫的行為一點都沒有覺察嗎？

從李林甫死後不到一個月就被徹底清算，及玄宗最後對他的評價看，未必如此。

只是巔峰盛世衝昏了玄宗的頭腦，對許多問題視而不見。

可能他認為這些都是小問題，瑕不掩瑜，卻不想一個鼎盛的王朝會在一夕之間倒下。

與其說李林甫矇蔽了玄宗的視聽，還不如說盛世迷惑了玄宗的頭腦，與其說盛世迷惑了玄宗的頭腦，還不如說是玄宗自己封閉了自己的世界。

為人君者，不察不明，以天下權柄，假手他人，以垂拱為名，實則怠政。

當你以為掌控了整個形勢，實則被形勢所誤導。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不得不防也。

李林甫擔任宰相期間，將百姓的土地稅務，由按人頭徵稅改為按土地徵稅，這樣就避免了許多人多地少的百姓，擔負沉重的稅務負擔，更加公平。

在朝廷徵兵方面由府兵制轉換到募兵制，加強了軍隊戰鬥力。

李林甫在法律上不僅形成了著名的唐六典，還對其他全部的法律進行了修正，唐朝的法律條例有7040條，其中李林甫修正的有3432條，可見其功績。

或許是上天的安排，亦或是時機的到達，在李林甫去世隔年。

原本就有些動盪的朝廷更亂了，安史之亂開始了，最輝煌的盛唐也從那裡開始走向末路，再回不來。

李林甫和明朝的嚴嵩一樣，都是作為各自時代政治責任的背鍋者而存在，承受了時代的所有罪責。

對於李林甫，應將他置於中古時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解讀。

李林甫的政治生涯，無非三大罪：一是擅權亂政，獨攬朝綱。二是縱容邊將，最終導致安史之亂。三是嫉賢妒能，阻礙人才上升。

1.先說安史之亂爆發原因：

安史之亂的爆發具有時代的不可逆轉性，它是中古貴族政治終結，文官體系成熟之前特定時段所產生的一種政治現象。隋唐時代既不像之前的南北朝完全由貴族政治（包括士族門閥、地方豪族、胡漢軍事貴族等）主導，也不同於之後的宋、明王朝具備成熟的官僚體系。隋唐政治介於二者之間，具有明顯的過渡性特徵。它是一個豪門貴族影響力不斷下降，各種新興勢力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的時代。儘管豪門貴族的力量自南北朝以後不斷削弱，但是在隋唐前期，他們對皇權仍然存在巨大的威脅。隋唐前期，貴族對軍隊保持著相當的影響，軍人不是貴族出身，就是受他們的控制，形成唐前期政治軍事上的關中本位政策，軍事重心的集中導致上層權力鬥爭往往以軍事政變的形式在京都地區頻繁激烈的出現，神龍政變、唐隆政變、先天政變三大政變後面都能看到皇族和貴族的身影，而禁軍在這些政變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唐朝歷代皇帝都在不斷削弱和分散禁軍的權力，一方面是皇權的不斷努力，另一方面，隨著貴族力量的衰弱，他們對軍權的控制也逐漸轉到皇帝手中。這一過程大約到唐明皇開元時期得到實現。從郭元振、葛福順等被解除軍權，皇族親王被限制在十王宅，反映出開元時期軍權向皇帝個人集中的趨勢。皇權排除禁軍的威脅結果，就是唐朝的軍事重心開始從關中向邊境轉移，預示著藩鎮和邊將軍人力量的興起，形成所謂的“外重內輕”的軍事格局。雖然這一舉措結束了軍事政變對中央政局的干擾，但是如何控制邊疆地區日漸龐大的軍隊，兼顧他們的利益，成為中唐時期新的政治問題，安史之亂就是在這個問題未能妥善解決的背景下爆發的。

因此，李林甫做不做宰相，安祿山當不當節度使，都不能阻止安史之亂的爆發。因為安史之亂就是由貴族社會瓦解時期，庶人軍事集團脫離政府控制的歷史背景所決定的。個人的影響阻擋不了歷史大潮的來臨。

2.關於李林甫的擅權亂政

李林甫的權相地位的確立是以皇權為後盾的，說直白點，李林甫能夠長期佔據相位並控制朝政，就是唐玄宗支援的結果。對李林甫的評價，涉及到唐中宗神龍政變之後中央政治的重大變遷和盛唐時期政治經濟軍事環境的轉變，很難用“忠奸”這種非黑即白的標籤來衡量。

李林甫執政前的唐朝政治形勢：

自武則天革唐鼎以後，為鞏固權力，在清除關隴貴族和皇族強勢親王的同時，有意識地利用科舉制度提拔官吏，為新政權培養支持者。其結果是形成兩類人群，一是出身較低，以文翰進階，以顧問身份參與機要的政治群體，和一批從基層被提拔起來的實幹官吏，前者如武周到唐中宗時期的文章四友（李嶠、蘇味道、沈佺期、宋之問），乃至後面的張說、張九齡等人；後者如狄仁傑、張柬之、姚崇、宋璟、張嘉貞、牛仙客等，他們不同於以往的關隴軍事貴族，以盤根錯節的社會關係入仕，也不同於太宗、高宗時期的山東士族以高門、清要相標榜的進階方式，而是透過參與機要和政變（前者），或是從基層一步步幹起來的官僚（後者）。他們是武則天到唐明皇前期政治活動的主體人群。所謂“政啟開元、治隆貞觀”的真正推動者就是他們。他們本身實力分散，因此從政上的投機特點明顯，除了少數功成名就之人，如三次拜相的張說外，基本都是以政治丑角的形象被載入史書的。以上這些人，連同朝中的貴族和唐朝的元勳後裔，共同對武則天之後唐朝政局的動盪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有一點需要強調，這些人並不是鐵板一塊，各自有自己的獨立訴求，不妨礙相互之間的對立。

武則天之後，上述人群透過參與武則天繼承人（李顯、李旦、太平公主）爭奪最高統治權的鬥爭，逐步進入中樞權力。李唐復國後，唐中宗（李顯）借用武氏集團和後族外戚壓制新崛起的神龍五王（張柬之、崔玄緯、桓彥範、敬暉、袁恕己）和安國相王（李旦）、鎮國太平公主等勢力。中宗猝死後（是否毒死有待進一步確認，實際上李顯是否被毒死並不重要，因為他死了，其他勢力正好以這個契機發難），以上勢力抓住機會再次發動唐隆政變，擁立李旦繼位，清除唐中宗一系的勢力。接著朝中最強的兩股勢力，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東宮）展開爭奪，最後東宮一系搶先發動先天政變，消滅太平公主勢力，並架空李旦，李隆基親自掌權。經過盛唐前夜的三次政變，文翰群體和官僚人群的代表人物紛紛入閣拜相，位極人臣，他們與皇權的互動，共同促成了開元時期的政局走向。

開元時期的政壇，主要由三類人群構成，一是以張說為首的文翰大臣，包括其提拔的張九齡。二是以姚崇為首的吏治派官僚，這類人群還包括宋璟、宇文融、張嘉貞、杜暹、牛仙客等。三是形形色色的豪門貴胄，如陸象先、鍾紹京、盧懷慎、源乾曜、裴光庭、李元紘、蕭嵩、李適之等人。開元時期，李隆基的執政路數既是任用吏治派成員裁汰僧尼、括地檢戶，修訂律法，充實國庫；任用文翰人群修撰國史以奠定新朝正統，建立麗正書院以羅致人才，封禪泰山以誇耀治平。其間參酌使用第三類豪門貴胄與前二者搭班，相互制衡。

但是到開元后期，隨著太子李瑛成年，東宮勢力逐漸興起，開始危及皇權。因此，在皇帝與皇儲矛盾日益增長的局面下，李隆基逐步開始調整朝政安排，防堵和壓制太子勢力做準備。開元到天寶年間的政局，是以老皇帝和太子之間的博弈為中心展開的，而李林甫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取代張九齡擔任中書令的。李林甫擔任首相實至名歸，首先論出身，李林甫擁有唐朝皇室身份，天然高貴，能壓高門貴胄一頭。其次，李林甫政治上出身起自實幹官僚，從小吏做起，兢兢業業，曾在宇文融、裴光庭、蕭嵩、韓休手下任職，一步步熬到禮部尚書，並參與主持《唐六典》的編纂，並在開元23年主持精簡繁冗機構，縮減財政開支，工作能力突出。同時，他與開元時期的眾多朝臣關係密切，與宰相源乾曜是姻親，並受到宇文融以及韓休的賞識。綜上所述，李林甫具備別人所沒有的優越條件，在張九齡之後接替首相職位可謂實至名歸。李林甫任相以來，一直秉承李隆基的旨意，壓制東宮勢力，先是支援李隆基廢除太子李瑛，並羅織“三庶人之禍”，拔除李瑛一系的勢力。後又借皇甫惟明—韋堅案、王忠嗣案、杜有鄰案、楊慎矜案不斷壓制正在興起的繼任太子李亨的勢力。同時，配合李隆基的全國軍事部署，完成軍事力量向邊鎮的轉移，在天寶時期對外用兵頻繁的情況下，大唐帝國能夠保持高效的運轉，可見李林甫的執政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天寶以後，邊鎮軍人的地位不斷提高，干預政治的能力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武將捲入最高權力的爭奪之中，皇甫惟明、王忠嗣、安祿山皆是如此。所謂邊將入相，本是開元前期中央大員調整的慣例，胡人入將反映的則是天寶以來邊境募兵制下軍隊胡漢混雜的特殊慣例需要，同時也反映出李隆基忌憚王忠嗣類的人物，孤立東宮，切斷其與軍隊聯絡的一種表現。安史之亂的爆發類似於南朝的侯景之亂，是天寶以來中央各種矛盾積累到一定階段後的必然結果。唐代歷史在記錄這一階段的史實時，往往突出李林甫的主觀動機和他的行為，而忽略了政治鬥爭的眾力作用。

3.關於李林甫歷史地位的形成

李林甫死後，李隆基又扶持楊國忠來替代李林甫的位置，但楊國忠資歷尚淺，又是外戚出身，在東宮和武將勢力已經坐大的情況下，很難達到李林甫的境界。因此，李隆基為夯實楊國忠的地位而倉促佈局，結果打亂自身步調，間接引發楊國忠和邊將的矛盾，進而引爆中央早已存在的政治暗流，促成安史之亂連陷兩京的被動局面。

安史之亂導致唐朝對全國的統治發生根本改變，尤其到唐德宗建中以後，唐朝希望透過武力解決河北藩鎮，重回天寶時期狀態的努力最後破滅，因此對於這一結果，唐朝君臣需要為中唐變局作出合理的歷史解釋。畢竟天寶以來的主政者中，為君主諱，皇帝肯定不能背鍋，其他宰相要麼影響力小（韋見素、陳希烈），要麼時間太短（楊國忠），均不適合承擔安史之亂到唐德宗貞元時期的藩鎮引發一切責任，李林甫在任十六年，在位期間又與唐肅宗一系為敵，因此成為這一局勢轉折最好的背鍋者，加上中唐以後，科舉選官成為主流，李林甫堵塞言路、嫉賢妒能的形象隨著他這一系官僚的消亡而徹底坐實。

實際上後晉修纂的《舊唐書》，因為各種原因，並沒有明顯突出李林甫的責任，這並不是後晉修史團隊有意為之。到北宋時期，由政府主導修纂的《新唐書》，在系統梳理唐代史料的基礎上，以綱常史學為指導，對唐代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進行了總結和定調，將李林甫打入奸臣傳，最後奠定了他的歷史背鍋俠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