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明代長篇小說。又題為《忠義水滸傳》，通行本簡稱《水滸》。一般認為是施耐庵著。《水滸傳》是民間無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體創作的成果，其成書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流傳演變過程。《水滸傳》描寫的以宋江為首的農民起義發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6)，因聲勢極盛，便在民間產生許多奇聞異說，流傳中不斷得到無名作者的加工增飾。施耐庵就是在長期民間傳說、民間說話藝術和元雜劇水滸戲的基礎上加工寫定成書的。

思想內容 《水滸傳》在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地直接地描寫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描寫了一次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鬥爭，展示了宏偉壯麗、波瀾壯闊的鬥爭生活場面。小說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統治階級的罪惡，寫出了“官逼民反”、“亂由上作”的歷史真實，揭示出農民起義的社會根源在於殘酷的封建壓迫和剝削，肯定和歌頌了農民革命鬥爭的正義性。小說描寫從高俅到鄭屠之流上上下下各色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由他們組成了一個黑暗統治網，給勞動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農民革命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產生的。小說塑造了李逵、魯智深、武松、林沖等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歌頌農民起義英雄的反抗精神，表現了他們的優秀品質、英雄氣概、鬥爭意志和偉大力量。《水滸傳》描寫了一支農民起義隊伍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分散而匯合、由盲目行動而變為有明確的行動綱領，以及最後受招安、徹底失敗的全過程。這是一部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農民革命鬥爭的興亡史。《水滸傳》在真實地反映農民革命鬥爭生活的過程中，也形象生動地概括了一些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的經驗，尤其是農民革命戰爭戰略戰術的運用和鬥爭策略方面的經驗。

《水滸傳》中關於招安的描寫，反映了比較複雜的社會歷史內容。農民階級“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是歷史形成的思想侷限。作為統治階級思想的忠君觀念也對《水滸傳》的作者產生影響。書中“趙官家”作為漢族政權的象徵，顯然同小說成書過程中民族鬥爭的歷史背景有關。統治階級對農民起義實行的招安政策，無疑也對招安的描寫產生影響。因而招安的描寫，既反映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矛盾，也反映了作者複雜的思想矛盾。藝術成就 《水滸傳》在藝術上取得了傑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寫出複雜的性格內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環境的依據，同時隨生活環境的變化而發展。人物形象帶有理想色彩，同時又深深地紮根於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滸傳》不單以情節的生動緊張取勝，還有較豐富真實的細節描寫。小說在民間口語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通俗、簡練、生動、富於表現力的文學語言。與內容相適應，前70回連環套式的藝術結構也獨具特色。版本 《水滸傳》是中國古代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流傳極廣，對後世影響很大。其版本有簡本、繁本兩個系統。明清以來流傳的版本較多，各本差異較明顯，較流行的是70回、100回、120回3種繁本。

施耐庵（約1296～1370）中國元末明初作家。名子安，一說名耳。興化（今江蘇興化縣）人，原籍蘇州。相傳施耐庵是《水滸傳》的作者。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書志》載：“《忠義水滸傳》100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說：此書為“錢塘施耐庵的本”。萬曆年間，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為盛行。”今人一致認為施耐庵是《水滸傳》作者。有關施耐庵生平事蹟材料極少，蒐集到的一些記載亦頗多矛盾。自20世紀20年代，江蘇興化地區陸續發現了一些有關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譜》、《施氏長門譜》和《興化縣續志》卷十三補遺載有《施耐庵傳》1篇、卷十四補遺載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誌》1篇。據這些材料分析，施於元明宗至順二年（1331）中進士，曾官錢塘二年，因與當權者不和，棄職還鄉，回到蘇州寫作《水滸傳》，追溯舊聞，閉門著述，悒悒不得行其志。還有的傳說他此時與元末農民起義將領張士誠有過聯絡。

認真觀看《水滸》，我們會發現一個矛盾的問題：參加造反的領導人多是地方官僚與大地主。小說中寫市民漁民多，寫農民少。宋江盧梭義晁蓋等多為地方有點勢力的。在起義中發揮主導作用，而阮氏等人也參加起義但作用都不大。領導人裡沒有農民市民。寫農民市民反映的都是魯莽行為。市民多為黑店等號人物。這種描寫敘述選材角度反映作者對地主既恨又敬對農民既同情又失望的態度。

另類君答題^_^

通觀《水滸傳》全書，幾乎不存在農民和地主的矛盾衝突，為嘛？因為梁山一百單八將之中，只有一個農民：九尾龜陶宗旺，還只是個龍套級的人物，毫無存在感。

我們再說水滸中的幾位主要人物，宋江是地主出身，晁蓋是保長，相當於現在農村的生產隊長，屬於基層小吏，吳用是教書先生，盧俊義是大地主，其他如李逵是個潑皮無賴，有人說他是流氓無產者，非也，非也，李逵是個獄卒，是公檢法序列中的一員，和朱仝、雷橫等人一樣，李逵也是個“立警為公執法為民”的公務人員。

即使是魯智深，也曾是提轄，屬於有編制的職業軍官，掌管軍營採買的實權人物，更不用說林沖八十萬禁軍教頭以及楊志、索超、楊雄、徐寧、秦明等職業軍人了。

總起來說，《水滸》中梁山從上到下，幾乎全都是體制內人士，可見在施耐庵眼中，只有官員、軍人、地主以及和尚道士，雖然這些人參差不齊，但從階級屬性來論，都是統治階級的元件，而非對立方。

由以上敘述，讀者諸君可知“招安”是梁山大政方針的必然走向，雖然有魯智深、武松等人的不和諧音時而發聲，但主旋律如此，梁山上下的主流意見還是想投效朝廷，謀一個“正經出路”，所以有學者稱水泊梁山是農民起義，這個結論太擰巴了。

《水滸傳》描述的年代，正值宋徽宗末年，靖康之恥的發軔。朝廷腐敗，上行下效，舉國上下文恬武嬉，而梁山好漢們的硬核剛好與朝廷的柔美孱弱形成反差，至於施耐庵筆下對地主和農民們的態度嘛，其實已經無關緊要了。

另類君言盡於此，告辭！

只有人性和真理，才是世間最永恆的

——分享有趣和觀點 散打三國與水滸（58）

梁山108人中，初步統計了一下，至少就有8戶出身地主家庭，如宋江兄弟、盧俊義、二孔、二穆等，其餘關勝、秦明等一班兒原朝廷的大小官吏，這些歸於“統治階級”；農民則有三阮（雖漁歸農）、陶宗旺等，其餘三教九流如樂和、安道全、時遷、白勝等，這些算被統治階級。

他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目標”——替天行道，在“忠義”二字的引領下，聚集於梁山泊。

他們之間沒有“階級”之分，108人上山後，雖有序位排列，但大家拱手稱兄弟，一塊兒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分贓可以按功勞，人格上卻是平等一致的。

——而施耐庵寫水滸，也不可能穿越到現代、用相關“理論”武裝一下，按“階級屬性”來給人劃個好壞優劣，區分個遠近親疏的。

他有時代侷限嘛。

其實任何社會形態、任何階級階層中，都有壞人和好人——這些是各自的環境經歷、對人性和真理的感知修養，修煉而成的。這有點像金庸小說中所說，“邪派”裡面有好人，“正派”裡面也有偽君子、壞蛋啊。

施耐庵寫水滸，對人物的評判完全是民間的傳統的——甚至連朝廷/官府的標準和規矩也不咋顧及。否則就不會以褒揚的語氣寫柴進莊上接納、收容那些各色江湖好漢、“犯罪分子”，寫快意恩仇、寫造反了。

惡霸地主毛家莊、祝家莊、曾頭市，這些強搶強奪，或霸佔一方與梁山作對的，當然是壞的，也不刻意貶低，透過這些人的言行就刻畫出他們的惡來了。如毛太公的霸虎賴賬，還利用家族權勢羅織罪名把解珍解寶兄弟打入大牢；如祝家莊、曾頭市的飛揚跋扈把持一方，等。“態度”就出來了。

其餘像魯智深胖揍周通、壞了周好事的桃花莊劉太公，黑旋風捉鬼、倒把人女兒殺了的四柳村狄太公，這些都是安分守己的地主，施耐庵對他們就並無褒貶，只是客觀描繪。

但他的標準還是有的，即以“忠義”與否來區分正邪，違背“忠義”的，管你是農民、地主，該打的打、該殺的殺，如周通強之搶民女就飽嘗魯大爺老拳；李鬼窮極為盜，冒充李逵卻偏偏遇上正主，後撒謊稱“有八十老母需要供養、所以才搶劫”，被李逵贈銀饒放後反而恩將仇報要使壞害人，就只有挨刀了。

施大爺真是個偉大的作家，他把住了文學創作的宗旨：褒揚真善美、懲戒假醜惡。雖沒受現代一些理論的薰陶，但畢竟把住了永恆的人性和真善美這一千古真理。所以說水滸傳能夠成為一部偉大而膾炙人口的作品。

據有關資料提供的資訊，《水滸傳》在明代許多版本署名是“施耐庵撰，羅貫中纂修”。可能不是施耐庵一人所寫，不過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版本署名還是施耐庵。

不管《水滸傳》署名是誰，總是有人寫吧？有作者吧？那麼，作者在《水滸傳》中對自己筆下的農民和地主是怎麼樣呢？

《水滸傳》不愧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它在中國文學史上是首次大規模地直接地描寫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描寫了一次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鬥爭，展示了宏偉壯麗、波瀾壯闊的鬥爭場面。

《水滸傳》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統治階級的罪惡。寫出了“官逼民反”、“亂由上作”的歷史真實，揭示出農民起義的社會根源在於殘酷的封建壓迫和剝削，肯定和歌頌了農民革命鬥爭的正義性。

《水滸傳》描寫了從高俅到鄭屠之流上上下下各色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由他們組成了一個黑暗統治網，給勞動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

《水滸傳》中描述的農民革命，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產生的。

《水滸傳》塑造了李逵、魯智深、武松、林沖等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歌頌農民起義英雄的反抗精神，表現了他們的優秀品質、英雄氣概、鬥爭意志和偉大力量。

《水滸傳》講述了農民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分散而匯合、由盲目行動而變為有明確的行動綱領，以及最後受招安、徹底失敗的全過程。

這是一部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農民革命鬥爭的興亡史。

《水滸傳》作者對招安的描寫，反映了比較複雜的社會歷史內容，同時，也反映了作者對地主的即恨又痛的心態。

因此，作者描述了農民階級“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就是封建社會歷史形成對作者造成的思想侷限。

作者受統治階級思想薰染很嚴重，其忠君觀念在《水滸傳》呈現的淋漓致。書中“趙官家”作為漢族政權的象徵，顯然同小說成書過程中民族鬥爭的歷史背景有關。統治階級對農民起義實行的招安政策，無疑也對招安的描寫產生影響。因而對招安的描寫，既反映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矛盾，也反映了作者複雜的思想矛盾。

總之，《水滸傳》作者是站在農民階級立場上，對那些貪官汙吏，地主階級進行了無情地揭露和鞭撻，由於“忠君思想”的統治，使從心底還是傾向了以皇帝為首的地主階級一邊。書中描寫宋江攻打方臘的農民起義，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前頭幾位師友都己祥細分析解說，不再多言，通讀《水滸傳》梁山一百單八將哪有真正的農民？除了地主，就是為統治效勞的"小官，大官"。施公重筆描寫的幾位英雄，魯智深是提轄，相當於現在的武警軍官，因殺人，逃避法律治栽而做和尚，後奔聚人廳，武松，都頭，相當於現在的分安局刑警隊長，為報兄仇，連殺三命，服刑期間為施恩強奇娛樂場地"快活林"，大打出手，揍扁蔣門神，又中張都監之"美人計"，與″連環計"，重陷囹圄，極怒之下憤殺一十五人，張都監，張團練，可是都政府官員，能與他們同桌飲酒者也是社會名流，武松一個也沒放過，可見武松只是殺人如麻的劊子手，可在施乃俺筆下成了大英雄。《水滸傳》的作者施庵旨在鞭撻統制制度，意現官逼民反，隱喚有志之士報效皇帝，光躍門眉，沒有隻字半語為農伸張正義，從某個角論說，不讚不揚弱勢的農民，應該說是反動的！

從書中的三打祝家莊，攻取曾頭市看，還是崇尚正義，然而沒揭示農民與地主階級，農民與統制階級的矛盾，只是客現地樹起了正統觀念的，義的"大纛"與"接受招安(其實，接也正統觀念，報效皇恩)，整部《水滸傳》為了[義]聚積，又為了[招安]，破壞了[義]。

宋江為了招安，毒死視已為父的李逵斷送梁山英雄！

施耐庵對農民多有貶義，對所謂地主則依對梁山泊親疏有涇渭分明的態度：親我者，不乏溢美之詞；疏我者，多呈貶義。

01 施耐庵對農民的態度不怎麼友好

《水遊傳》裡幾乎沒有一個真正 “荷鋤而作”的農民，最正宗的是陶宗旺。

陶宗旺原是莊家田戶出身，習慣使一把鐵鍬做兵器，有的是力氣，綽號“九尾龜”。

陶宗旺在《水滸傳》中著墨不多，形象單薄。經歷大概這樣：

不種地的“農民”陶宗旺黃門山落草，想去搭救身陷江州的宋江沒有去成，宋江被晁蓋搭救後一起上梁山時路遇陶宗旺等人，陶宗旺等遂放火燒了山寨隨宋江上了梁山；他後來負責建造梁山泊城垣等事宜，位列梁山頭領第七十五位；征討方臘打潤州時，陶宗旺中箭，馬踏身亡。

陶宗旺是梁山泊碩果僅存的農民代表，而施耐庵安排他第一個戰死，還是那樣一種方式，暗襯了農民在梁山聚義中的真實地位和作者的態度，他只是良多農民炮灰中的代表而已。

《水滸傳》對梁山好漢外的農民，更多是不屑的口氣。如第三十二回白虎山孔太公莊上的莊客，說都是有“名”的漢子，什麼“名”呢，卻是“長王三，矮李四。急三千，慢八百。笆上糞，屎裡蛆。米中蟲，飯內屁。鳥上刺，沙小生。木伴哥，牛筋等。”這還是對人的稱呼嗎？!

第五十一回，雷橫跟白秀英起禍端，蓋因她父親白玉喬挖苦雷橫為“村裡人”“三家村使牛的”；由此可見，連過去被人瞧不起的“戲子”都沒把農民放在眼裡。

這不僅是古代農民的悲哀，也是作者的態度。

02 施耐庵對莊主的態度或褒或貶涇渭分明

與梁山好漢為敵的莊主形象都較為不堪。如第四十九回說到的毛太公，一個登州的地主，就為了把獵戶解珍解寶兄弟射殺的老虎據為己有，不惜誣告陷害兩人吃官司，為這點事竟想斬草除根，不留後患置死地；如第四十三回，李逵沂嶺殺四虎後，被曹太公用酒灌醉捉住，如果不是朱富、朱貴相救，李逵命休矣。

與梁山好漢為友的莊主，則多為紳士風度。典型的如史進的父親史太公。書見第二回，史太公一口一個“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切請吃酒”，次日發現王進母病，立即安排去縣裡買藥，如此等等，熱情好客，無微不至；其他如桃花莊的劉太公、揭陽鎮上的穆太公等，接人待物，和藹可親，包含著作者對那些既有家有業又敬業勤業的老地主們的深情厚意。

03 結語

《水滸傳》是遊民無產者的頌歌，寫的是遊民奮鬥得與失的故事，農民與地主不是小說重點人物； 梁山泊好漢“只問敵我，不問是非；只問利益，不問是非”的所作所為，根源在於作者施耐庵的認知水平；作者的時代侷限，決定了梁山泊英雄的高度。

各大讀書網站幾乎都會給《水滸傳》貼上農民起義性質的標籤，但梁山上是頭領可真的沒幾個是農民，並且排在前位的基本都是財主和官軍。如果從歷史角度來看，那支可能存在於虛空的宋江團隊到真可能是農民班底，可施公讓他們進小說裡，就沒想著讓他們再從農民階層開始“奮鬥”，因此單從人物塑造角度來看，農民並不是施公想要著力描寫或是稱讚的群體。

水滸中除了在人物和事件的塑造上很講究，其實在描寫地理風貌上也很少用心。從開頭的史家莊到最後的蓼兒窪，施公絲毫不吝嗇對它們的刻畫，但有一點很讓人介意，就是在對地主莊園的描寫上是絕對意義的棒棒棒，比如對於梁山第一個強力外戰團夥祝家莊，單單楊雄他們要投宿的小酒店，就是這樣誇張而優美的描寫：

前臨官道，後傍大溪。數百株垂柳當門，一兩樹梅花傍屋。荊榛籬落，週迴繞定茅茨；蘆葦簾櫳，前後遮藏土炕。右壁廂一行，書寫“庭幽暮接五湖賓”；左勢下七字，題道“戶敞朝迎三島客”。雖居野店荒村外，亦有高車駟馬來。

而祝家莊的掌權人祝朝奉也並非是姓祝名朝奉，這裡的朝奉是朝廷的虛官，地方組織每年給朝廷繳納一定的費用就能得到這個官職，可見在施公筆下，地主可不是單純的霸佔一方水土，他們往往也需要朝廷做靠山。而其他各類地主莊園（如史家莊、李家莊、曾頭市等）在施公筆下也都很美，因此對於地主的態度，施公還是要偏正面來塑造的。

另外的，我們從排名方面也能看出施公對地主的喜好。首先，誘盧俊義上山不單單因為他是“河北三絕”，更重要的還是看重的他的錢財和地位（這也是三絕中的兩絕了），但對於盧俊義的人物形象塑造卻不是那麼的讓人滿意，整個盧俊義篇章給讀者帶來的直觀感受就是盧俊義既不像個員外也不像個英雄，無論如何，盧俊義還是排在了第二位。而柴進本就是皇族後人，又有丹書鐵券做加成，排名高一點也無可厚非，可細細看來，柴進在小說中只不過是一個憑藉著丹書鐵券就敢私藏犯人的地主罷了，想利用他身上的貴族氣息為梁山增加知名度。貌似也不是那麼的合適。再比如像李應、穆弘這樣的地主階級，雖然武功沒的黑，可讓他們身居高位的緣由，更多還是因為他們的地主身份。

所以，施公讚揚的主要物件更多方面還是地主階級，因為宋江本質上也是地主，他雖然滅掉了其作對的毛太公、祝朝奉、曾長官等敵對地主勢力，但也不能把梁山歸為農民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