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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破乞

    首先,面對曹魏,蜀漢在政治上處在劣勢和守勢,這一部分缺陷只能透過軍事攻勢來彌補,也就是“六出祁山”。而且,這麼做是有明顯效果的:第一次北伐的時候,曹魏的三個郡一看諸葛亮大軍兵臨城下,立馬就投降了,這對曹魏政局是一次不小的震動。

    其次,不斷北伐這個動作,就是給東吳孫權傳達一個意思:我是心心念念“復興漢室”,不會對你打主意,東吳也就放心了。所以,當諸葛亮去世,接班的蔣琬和費禕停止了北伐動作之後,東吳那邊的第一反應是,你們不打曹魏,是不是要來打我了。

    最重要的是,諸葛亮透過北伐這個動作把蜀漢內部的政局,調動和平穩下來。這裡有兩層目的:第一,是透過強調“復興漢室”的使命,整合所有人的價值觀;第二,就是透過讓國家處在長期對外戰爭的狀態,對內進行壓制。

  • 2 # 柚子愛攝影

      諸葛亮北伐歷來爭議較大,至目前為止,無論學者還是廣大業餘愛好者,其主流看法是持讚賞態度的。但目前,網路上有些有新意的朋友提出種種看法,主要歸納有兩點:一、將蜀漢的國力拖垮;二、諸葛亮擁兵自重。  首先說說第二種看法——諸葛亮擁兵自重的問題。我認為這話對一半。諸葛亮本來就擁兵(掌握天下兵權,不是現代說的“擁軍擁屬”),他不但擁兵而且擁權,但我認為說到“自重”,則肯定不是,無論從諸葛亮為人及實際歷史看,諸葛亮並沒有割裂政權,稱霸一方。  談到第一個問題,我認為持上述觀點的朋友可能把姜維的賬記到了諸葛亮的身上,因為有朋友寫帖子時常會這麼說“姜維九伐中原,把蜀漢國力徹底拖垮,其實他只是走諸葛亮的老路而已,蜀漢滅亡的原因從諸葛亮時就已經開始了。” 對此,我的觀點是不同意這種類似的說法。因為判斷一個國家的國力是否被拖垮,要看幾個硬指標,比如:1.政府或內閣(並非政權)是否垮臺;2.經濟是否崩潰;3.老百姓生活水平是否低下;4.國家是否分裂。於此對應,落實到古代社會,就是1.內閣被罷黜;2.財政支不敷出;3.哀鴻遍野、餓殍滿地;4.農民起義,政權分割。用這些指標衡量諸葛亮治下,顯然都不是。理由如下:  1. 諸葛亮至死未遭彈劾下臺,其內閣主要成員蔣琬、費禕、董允等皆延續掌權,延續諸葛舊制;軍隊方面,姜維、廖化、董厥等依然是蜀漢軍隊主要指揮官。政治清明,沒有出現忠臣在外避禍,小人當朝的局面。在與奸佞代表黃皓的鬥爭中,董相依然佔據明顯上風,不是姜相後時的朝政。  2. “四英相”時期,蜀漢財政沒有出現支不敷出的記載,依然能維持國家執行。  3. “四英相”中如蔣相、費相治下,老百姓還沒有面有菜色。劉備章武年間的人口統計與劉禪投降時的造冊人口大體相當。  4. 農民起義還沒有記載。  由此可見,諸葛亮北伐(至少到姜維前期)並沒有對蜀漢國力產生嚴重削弱。不能將姜維後期的混亂政治局面追究到諸葛亮頭上。另外,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兵退基本上是因為糧草後繼不上而退,其中二伐圍城不過二十來天就主動撤圍,說明諸葛亮的軍事行動是以後方實際支援力為主的,一旦後勤補給出現問題,諸葛亮便主動撤兵,他有全盤經濟考慮在內,不會不計後果,一味追加軍費開支,這與姜維的北伐有質量上的不同,姜維基本上是窮兵黷武,兵敗乃歸。  我認為諸葛亮的北伐是為蜀漢在爭取國際地位(三國鼎峙及部分少數民族政權)做鬥爭,是以國際舞臺中的政治、外交上的得分為一定目標的軍事行動。  諸葛亮恢復漢朝的口號其實不具備任何影響力,漢朝末年的天下大亂使中原老百姓對這個腐朽王朝恨之入骨。曹魏從文帝曹丕起開始削弱王室,扶植大地主,使地主階級擁護其政權。老百姓也期盼安寧,對他們而言,諸葛亮並非什麼正義之師,曹魏也不是什麼賊逆,雙方都是從漢朝這一合法政權消亡後分裂出來的對峙政權,所以無所謂正義與邪惡。誰最後一統天下使百姓休養生息,誰就會被百姓擁戴並接受的政權。因此諸葛亮北伐並不是正義的,當然也不是邪惡的。  眾所周知,蜀漢是三國中最弱小的政權,除蜀中平原外,大部分疆土沒有開發,十分貧瘠落後,因此曹魏和孫吳都想吞併它然後兩國一較高下。蜀漢若想從三流國家中躍起,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必須擴大其國際影響力,於是加強與二流國家孫吳的聯盟便是其確保二弱抗一強的國際局勢,贏得一席之地的基本國策。  在與東吳的外交中,諸葛亮必須保證盟友東吳沒有二心,協力抗曹。因此他必須拿出“振奮友邦、威懾敵庭”的姿態,所以要威武自強,以攻圖存。如果示弱,則必是弱肉強食的第一犧牲品。因此蜀漢儘管弱小,但沒有出現“弱國無外交”的局面。  另外還有重要一點,就是諸葛亮北伐是與曹魏爭奪大中亞區域的影響力。  在曹魏設立西域長史府的形勢下,蜀漢作為漢的繼承國(其實歷史上蜀漢就叫漢),在爭奪對中亞地區的影響力上必須先發制人,從中亞獲得利益,補充國力與中原王朝一戰。因此從這個戰略方向考慮,諸葛亮也必須北伐,這也就是諸葛亮、姜維爭奪隴上,切斷曹魏隴右與中原之聯絡的原因。  五伐時,諸葛亮西上五丈原,司馬懿料定諸葛亮出五丈原而率先佔據渭水東岸地形,手下將校歡欣鼓舞時,惟獨郭淮明查孔明之心,認為諸葛亮此舉有真實的遠大意圖,漢軍是謀圖北上而非東進,在五丈原以西的陳倉、天水、祁山等地,推進其作戰基地,因此漢軍必攻北原(今陝西眉縣北、渭水北岸)。郭淮對司馬懿說:“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家之利也。”(《三國志·卷二十六》)。請大家注意這句話中,郭淮明確指出諸葛亮切斷隴道,分裂曹魏治下之“民、夷”的戰略意圖,諸葛亮就是要讓西域都戶府一帶的少數民族政權和當地漢人脫離曹魏而附庸蜀漢,以此動搖曹魏在西方利益。後來雙方確實在北原發生了激戰。結果先期陳兵北原的郭淮軍擊敗了搶奪北原的蜀漢先頭部隊,而諸葛亮也箭退司馬懿一萬騎兵(詳見《水經注》載諸葛亮上武功事),雙方形成了戰略相持。不久,諸葛亮辭世,雄才大略卻不得其時的他飲恨渭水,從此蜀漢再無翻盤機會。司馬懿也由衷感嘆其“天下奇才”。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依、允等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諸葛亮空城計的合理性??  單純視為諸葛亮與司馬懿之間的賭博,未免太小看空城計的合理性。  事先的安排與事後的變化不多考慮,斷章取義僅憑焚香彈琴的從容悠情,以管窺天或坐井觀天,見識有如瞎人摸象,難以得見全貌。從《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前後文仔細端詳,把時間背景及細節過程娓娓道來,方可探知究竟,事實勝於雄辯,而不是猜想可能,或是感覺應該如何。  諸葛亮在得知街亭及列柳城盡失時,正著手安排北伐軍撤兵事宜:所以一開始就安排關興及張苞各引精兵三千人投往武功山,又令張翼先遣劍閣以備妥歸路,再命馬岱及姜維殿後準備埋伏,最後移民天水、南安及安定等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而諸葛亮親率五千兵馬運糧,這些分撥安排,正是打算撒兵的序列開始。  可惜總有人錯認為諸葛亮只用一座空城打算對抗司馬懿,或是訛言成毫無準備之下被迫迎戰,事實上諸葛亮在事前的分撥安排,卻鮮少人知。事前已有埋伏,才敢佈局示疑,這與事前沒有準備,賭運氣冒險一博的情形迥然不同。老是往司馬懿「養敵自保」,或是諸葛亮「冒汗走險」等方面猜測,不如仔細落實事件的「前因後果」,還比較具體根據而不淪於幻想迷惑。  從火燒新野及博望用水開始,屢被嚇得慘敗的魏軍官兵,在其心目中,諸葛亮是個善用誘兵的奇兵專家。而且魏軍亦向來善用誘兵,從早年的濮陽之役誘取呂布,以及官渡之戰誘斬文丑等,魏軍早知貪餌受誘的下場——壯烈犧牲地重創負傷。諸葛亮高舉北伐大旗,集結大軍來襲,不管是移動三郡居民或是節度蜀兵諸將的行動,都不會是小活動而不為人所知,縱使司馬懿不知蜀兵虛實,也能知悉蜀兵曾有大規模的移動。但是司馬懿等魏軍在西城跟前所看到的蜀軍,卻無任何大規規重兵,這些蜀軍怎會消失不見呢?移防的蜀軍人在何方呢?會不會是埋伏準備襲擊呢?是不是諸葛亮打算用少人的誘兵引導魏軍入城受死,以諸葛亮為蜀軍的最高領導,誰敢掉以輕心看扁?  司馬懿再冒失也要盤算諸葛亮的麾下大將,像關興、張苞、馬岱及魏延等蜀兵諸將,是不是全都聚集在西城等死,還是隱匿在旁,虎視眈眈伺機而動?或是研判蜀兵諸將悉數逃亡,僅剩諸葛亮一人落單,眼中沒有蜀兵諸將存在,除非司馬懿得意豪賭,自認逮到沒有護衛兵團的集團主帥,這若不是運氣太好,就是諸葛亮設下陷阱,以誘兵請君入甕。 司馬懿原本不信哨兵報情,親自探敵求證後,於是採取謹慎的措施。先行後退,再緩徐圖:若有埋伏,則順勢引退;若無埋伏,則再興戰事。從司馬懿不久又重回西城,盤問當地居民有關蜀軍虛實,便可得知司馬懿的確有捲土重來的軍事行動,並非像有人所說的「魏兵一路嚇回長安」。先退一步,保持安全距離,再另謀主意,而非驚嚇大逃。  後來就在武功山的小路,關興及張苞殺聲盈谷,更兼魏軍心疑,豈敢久停。曹真本想貪功追殺,不意卻半途中伏,被諸葛亮事前所分撥安排的姜維及馬岱攔截,不得不引兵鼠竄而還。司馬懿若不早退,差點就落得曹真的下場。隨著司馬懿撤兵暫退,諸葛亮趁機撤回漢中。事先有「分撥安排」,事後有「埋伏交戰」,遂使諸葛亮以風聲鶴唳的靜肅,巧設空城疑計而圈套司馬懿。  正史在裴注引有郭衝三事,談論諸葛亮空城計。  裴松之已經就空城計的發生時間、地理位置、攻守形勢及禮節尊卑不分等加以駁斥,所以郭衝所言並非事實。光是司馬懿人仍為荊州都督(就是周瑜一輩當不到的職位),人在宛城,沒空北上街亭與諸葛亮對陣,時空已經不符。 郭衝說司馬懿帶兵二十萬,諸葛亮僅留蜀兵萬人,其它餘軍則交給魏延,司馬懿以二十比一的優勢,根本不用懼怕。而《三國演義》卻說魏軍僅有十五萬,諸葛亮自身有兵二千五百名,另二千五百名蜀兵暫出,而關興及張苞各領三千,這裡已有一萬一千名,還有張翼、姜維及馬岱各軍未計,若再把街亭戰場的王平、魏延、高翔、申耽及申儀等殘軍計入,還有趙雲及鄧芝的箕谷疑軍合併計算,恐怕兵少的人不是蜀兵。按《三國演義》的說法,當初諸葛亮率領大兵三十餘萬,蜀兵北伐軍當初還能驚動魏明帝親征,軍隊的規模及實力仍不容小覷。  按《漢晉春秋》諸葛亮自稱:「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也就是蜀兵多於魏兵,而非魏兵多於蜀兵。若是司馬懿大軍以眾凌寡,又何需在意區區萬名蜀兵呢?事實上諸葛亮也不是僅帶萬人就敢北伐,連南征南蠻都不只動用萬人,北伐又怎只用萬人。司馬懿的物件不僅是諸葛亮的直屬本隊,更應考慮全體北伐大軍。 人數再多並非不怕陷阱,戰國時長平之役,趙卒雖以四十餘萬人之眾,仍落入秦軍包圍而捱餓,最後還被迫投降坑殺。漢中一帶的山嶽地形,滿布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及天隙等險要,以石穴叢林等障礙,最怕身陷死地而無逃生餘地。山林還不利於魏軍騎兵的賓士,山谷中的關隘其中還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險要,兵卒雖多,忽略地形的限制,豈不大意。  諸葛亮已有大軍,兼有地利,司馬懿如郭衝所稱,雖有二十萬,但仍未必佔盡上風。而且郭衝最大的失誤,就是忽略蜀兵諸將的存在,司馬懿屈指可算出北伐諸將的所在,面對只剩諸葛亮一人的軍隊,除非司馬懿目中無人,看不見魏延、高翔、趙雲及王平等蜀將。否則司馬懿則應推敲這些蜀兵諸將是否正埋伏有以待之,諸葛亮在後來善用誘兵斬殺張合及王雙等人,更證明魏兵冒進的下場,自食輕敵的惡果,恐將遭身死敗亡之途。  諸葛亮的空城計,最早不是出現於明清以後的《三國演義》,反而出現於來自於正史陳壽所著《三國志》的附註(郭衝三事),而且後者還比前者不合理。這很諷刺,來自正史的附註不可信,反而虛構的演義面面俱到。  從魏延之死談諸葛亮  作者:墨滴入溪  魏延該不該死?人各有其看法,也不必強求一律。從羅老筆下故事的完整性及合理性來講,魏延該死。其責任自身要負八、九成。《三國志》裡則把前因後果寫的更讓人信服。從這件事情的處理上,依稀可見諸葛亮的身影。  公元234年秋,垂危之際的諸葛亮自知難以活著回到漢中,預託死後的軍事。決定由楊儀暫時指揮全軍撤退,而由魏延斷後。在這裡諸葛亮已經預見到了魏延可能不服從命令,其措施就是儘可能減小因此而造成的損失。至於魏延後來,擅自提前回師並將棧道燒斷,幾乎置楊儀的蜀軍主力於死地,還公然指揮部隊進攻楊儀,導致失敗被斬,這不是事前所能預見到的,諸葛亮不是神。

  • 3 # 飛刀縱橫

    需要知道,打仗和打架不一樣。打架只是個體行為,即便是打群架,也是奉行以強凌弱。可是一旦到了打仗的層次,就要上升到國家高度,需要考慮人心向背、錢糧供給、縱橫捭闔、借力打力、利用矛盾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在歷史上以弱勝強的戰例比比皆是,僅在三國時期就出現了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經典戰例。

    官渡之戰中,曹操陣營和袁紹陣營都出現了內部問題,對於曹操方面不少部下私自和袁紹通訊,以為退路,這些暗中投敵分子是敵強我弱的客觀局勢造成的,後來曹操將繳獲的通訊一把火都給燒了。但主要將領和謀士都是堅定跟隨曹操的,在曹操糧盡猶豫時荀彧還曾專門寫信給曹操,希望他堅持作戰。而對於袁紹方面則純粹是是主觀原因所致,他不聽信沮授、田豐等人的勸諫,又在打仗過程中盲目自信,驕傲輕敵,致使許攸投靠曹操。

    我們要看到能夠做到將帥團結一心,不僅是因為曹操賞罰比較公平,能夠接受部下的意見或建議,還因為曹操有著極為明確的政治綱領。“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豎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曹操的政治綱領就是荀彧所提的:奉主上以從民望、秉至公以服豪傑、扶弘義以致英傑。簡單來說,就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或者叫“奉天子而令不臣”)為核心,以恢復天下一統為目標,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了這個目標而奮鬥。有了團結統一的奮鬥目標,也就有了共同的精氣神,老百姓也才會協助你實現這個目標。反之,如果只是一個奉行兼併天下而沒有遠大志向的軍閥,雖然有可能得勢於一時,終究難以避免失敗。袁紹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再看看後面的魏蜀吳三個國家,都是有著自己的奮鬥目標和奮鬥綱領的,各自有一群文武人才為之服務,也因此互為勁敵,誰也難以很快吞併對方。蜀漢的奮鬥綱領是什麼,恐怕再清楚也不過了,這就是所謂的“興復漢室”。因為劉備和後繼者一直以自己為大漢王朝的真正繼承者,所以打出這個旗號再正常不過了。

    既然以興復漢室為目標,那麼顛覆漢室的是誰呢?原來是“名為漢相實為漢賊”的曹操,後來是逼迫漢獻帝退位的曹丕。在劉備舉行伐吳戰爭前,趙雲的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

    趙雲是站在興復漢室這一大的政治正確旗幟下的。他認為曹丕篡漢,那些思慕漢王朝的人正在日日夜夜盼望著我們北伐,掃蕩曹賊。而此時如果和孫權開戰,就是置那些擁護蜀漢路線的人於不顧。而且戰爭一旦開啟,就可能曠日持久,對日後的損害極大。

    劉備戰敗後,孫權派鄭泉來求和。劉備問鄭泉孫權對自己繼位是不是有什麼不滿,鄭泉回答道:“曹操父子篡漢稱帝,你作為宗室皇親不去興兵討賊,反而自己當皇帝,這是在令天下失望。劉備聽後慚愧不已。

    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慚恧。

    所以伐吳哪怕在戰術甚至是戰略上有可取之處,在政略上則是完全錯誤的。劉備此舉,令很多都人大失所望。(何況他還敗了。)

    諸葛亮是堅定的連吳抗曹派,早在赤壁之戰前就是由他和魯肅一手促成了孫劉聯盟,對於夷陵之戰他也沒有表示同意(沒表態)。這是因為吳蜀兩個小國面對強敵,和則兩利,分則兩傷。夷陵之戰後,無論是戰敗的劉備還是獲勝的孫權,都不約而同地表達了求和的意思。諸葛亮掌權後,就迅Superb遣了鄧芝出使東吳,重修舊好,也就不足為怪了。

    諸葛亮同時更是興復漢室的堅定支持者,其所作《出師表》中對於還未能恢復漢室、還於舊都這件事,簡直是痛心疾首,宿夜難眠。

    當然,這並不只是他的個人意志,也是政治需要,想要團結各方力量,首先是蜀國政權中的力量,興復漢室這面大旗都不能讓其倒下,不但不能讓其倒下還應當高高舉起。因為蜀漢政權是一個外來政權,關張趙為代表的元老派,諸葛亮、蔣琬代表的荊州派,都不是本地人。為了團結本地士族,劉備和諸葛亮其實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孫權的做法,大量任用本地人為官,並作為自己的主要支援力量,從周瑜(元老派)到陸遜(江東士族代表),孫權完成了自己的政權整合。但是劉備他們選擇的是另一條路,即壓制本土派,重用荊州派,同時以嚴刑峻法的手段和興復漢室的目標,爭取到最大的凝聚力。

    因此,諸葛亮必須要做出實際的行動,來貫徹自己的戰略目標,不管這個目標有多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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