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陳壽曾命名”草廬對“了？這完全是毫無根據的胡扯！

其實，陳壽根本就沒有對該“對策”進行過命名，不論是‘隆中對’也好‘草廬對’也罷，都是後人的命名。

西晉陳壽在編撰其《三國志》時，同時還編撰有《諸葛氏集》共二十四篇，雖然其內容早已秩散，但是這二十四篇篇名卻收入了《三國志》中。有興趣的讀者翻翻《三國志》就知道，這二十四篇篇名中根本就沒有所謂“草廬對”或“隆中對”。而該“對策”內容是被陳壽記入了《三國志•諸葛亮傳》中，並未單獨成篇。既然未單獨成篇，自然也就無從命名。所以所謂“草廬對”也自然不是陳壽的命名。

西晉陳壽《諸葛氏集》目錄篇名

此後，歷代收錄的《諸葛亮集》，包括《隋志》、《舊唐書》等都延續了陳壽的做法，把該“對答”內容記入諸葛亮傳記中，沒有單獨成篇。

流傳下來的如：

明嘉靖年間王士騏的《諸葛忠武侯全書》該書將“對答”內容收入卷一“陳壽國志”中，並未將該內容單獨成篇，因此沒有單獨命名。

明嘉靖王士騏《諸葛忠武侯全書》的“隆中對”內容

明萬曆年間楊時偉編撰的《諸葛忠武書》中，有關“對答”內容收入在該書卷二“傳略”中，也並未將該內容單獨成篇，也沒有單獨的命名。

明萬曆楊時偉《諸葛忠武書》的“隆中對”內容

明崇禎年間張溥編撰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諸葛丞相集》中，有關“對答”內容收入在該書“諸葛丞相集的本傳”中，也並未將該內容單獨成篇，也沒有單獨的命名。

明崇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諸葛丞相集》的“隆中對”內容

明崇禎年間諸葛倬編撰的《諸葛孔明全集》中有關“對答”內容收入在該書諸葛亮“傳”中，也並未將該內容單獨成篇，也沒有單獨的命名。

實際上只是到了清代以後，南陽知府朱璘才首次把“對答”內容單獨做為一篇文章收入諸葛亮的文集。

所以在清代以前的《諸葛亮集》中不可能出現“草廬對”或“隆中對”的名稱。南陽臥龍崗方面所謂“‘草廬對’之名是陳壽在《諸葛氏集》中的命名”顯然是子虛烏有！

那麼除了《諸葛亮集》以外，有沒有其它文獻為該“對策”命名呢？當然是有的！

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為該“對策”命名的記載可能出現於宋代！而且是以“隆中”為名！

南宋淳熙時期的文人孫應時在他的詩《讀士元傳》中有“向來隆中語，荊益實素期。” 這可能是目前已知最早用“隆中”為該“對答”命名的記載。

此後，明萬曆時期的文人楊時偉在他的《諸葛忠武書》卷四“連吳”中說“時偉按侯‘隆中語’雲：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此可為援而不可圖。”這裡也將該對答命名為“隆中語”。

明萬曆楊時偉《諸葛忠武書》卷四“連吳”

明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駱問禮則將該“對策”命名為“隆中略”。在他的詩《冬日漫興次周通政與鹿韻》中有“曝日小亭邊，神遊太古前。懶因閒愈習，事與俗相沿。諸葛隆中略，歐陽穎上田。蹉跎俱負卻，黙看鳥飛還。”

明末抗清名將張煌言在他的詩《書懷》中有“一劍橫磨近十霜,端然搔首看天狼。 勳名幾誤乘槎客,意氣全輕執戟郎。圯上書傳失絳灌,隆中策定起高光。山河縱破人猶在,試把興亡細較量。”詩中將該“對策”命名為“隆中策”。

清乾隆十六年進士劉墉在他的詩《讀三國志二首和韻》中有“隆中策已勞三顧，函谷封難效一丸。”也將該“對策”命名為“隆中策”。

清乾隆年間的文人黃達在他的詩《書文信國集後》中有“出師慷慨隆中略，擊楫飛騰江上心。” 詩中將該“對策”命名為“隆中略”。

清道光《濟南府志》中有“……嘗讀諸葛隆中語嘅然太息天啟……”

清道光十三年進士桂超萬在他的詩《同九弟子谷曁吳鐵香登南嶽四首》中有“何人懷抱隆中略，出潤蒼生與爾同。”也將該“對策”命名為“隆中略”。

清道光十二進士李星沅在他的詩《武侯祠》中有“十年前誦出師文，慷概高歌泣暮雲。漢末事空灰五丈，隆中策已定三分。蛟龍破壁將軍壘，檜栢春山帝子墳。咫尺廟堂瞻未得，成都車馬日紛紛。” 也將該“對策”命名為“隆中策”。

清朝同治時期的文人李希聖在他的詩《酬樊按察見贈》中也說：“安危要仗隆中策，白羽終煩更一揮。” 詩中也將該“對策”命名為“隆中策”。

可見，起碼早在南宋“隆中”就成為該“對策”的名稱，此後歷朝歷代也認可用“隆中”命名該“對策。

而“隆中對”一詞最早的記載可能出現在元代。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明遺民顧覆在《平生壯觀》中雲“饒介字介之號芥叟……諸體書紙高尺許,長丈餘.第一段臨右軍,第二段臨章草,第三段草書諸葛武侯隆中對,第四段仿顏平原正書寫陳壽作武侯贊……”

同一時代的還有明末至康熙年間的吳升的《大觀錄》中有“<饒右丞介之四體書卷>紙本高七寸三分，長一尺。餘初臨右軍，後更章草書諸葛武侯隆中對（與史中微有不同故全錄之），又草書前出師表（全篇文不錄），末仿顏平原正書陳壽武侯傳贊……”此後清康熙年間刑部侍郎卞永譽在他的《式古堂書畫匯考》（成書於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1682年）中也提到“饒介之四體書卷…第二段書諸葛武侯隆中對”。

清康熙刑部侍郎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

而同一進期清康熙內閣中書、禮部侍郎高士奇(1645-1704年)在《江村銷夏錄》（成書於康熙三十二年即公元1693年）也說：“元饒介之仿四家書卷，紙本髙七寸三分長一丈餘，初臨右軍，後更章草書諸葛武侯隆中對，與史中微有不同故全錄之，又草書前出師表全篇文不錄”。

清康熙內閣中書、禮部侍郎高士奇《江村銷夏錄》

明、清文人顧復、吳升、高士奇和卞永譽分別在各自的書裡同時記載《元饒介之仿四家書卷》的第三段為“諸葛武侯隆中對”。可見“諸葛武侯隆中對”一語就是元朝饒介在書寫“四家書”時對該內容的命名。由此可知，”隆中對“一詞應該最晚在元代就已成為該”對策“公認的命名了。

此後“隆中對”一詞就被廣泛使用。

明崇禎年間的文人蔣燦在他的詩《題杜少陵像》中有 “抗志隆中對，飢驅蜀道難。”

清康熙九年進士、文淵閣學士李光地(1642-1718)在其所編的《榕村語錄》“卷二十一史”中：“通鑑扵己所不喜者，並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扵己所疑者，輒刪去之如隆中對是也。”“卷二十二歷代”中“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設一謀，不著一語，然隆中之對，未嘗不以比為言。”

清康熙文淵閣學士李光地《榕村語錄》

清康熙內閣學士、禮部侍郎蔡世遠(1681~1734年)在其所編《古文雅正》（雍正元年即1723年出版）中將該對策單獨成篇並冠以“隆中對”之名。

清康熙禮部侍郎蔡世遠《古文雅正》

清雍正十一年進士雷宏(1697-1769)在《讀書偶記》中提到：“古人心胸天下大勢，動皆了了，韓淮陰登壇對、諸葛公隆中對是也。”

清雍正雷宏《讀書偶記》

清乾隆二十六年進士趙翼(1727年~1814年)他的詩《讀史》之九中有：“武侯事先主，身任帷幄籌。草草隆中對，後來語皆酬。”

清乾隆元年進士蔡新在《緝齋文集》中雲“……三代以後，若賈誼治安策、諸葛亮隆中對以及陸贄李綱之奏議，韓範司馬之論……”

清乾隆年間林良銓在《林睡廬詩選》裡有“<諸葛武侯次梁樅伯韻>‘長吟梁父擬躬耕，鼎足圖成道始行。春到隆中人夢覺，秋來原上骨寒生。星臺風起吳江冷，斗帳燈光漢月明。餘恨不隨炎氣盡，惠陵終古杜鵑聲。’隆中對千古奇文，此詩又屬千古奇句。”

清乾隆五十三年舉人舒位在《瓶水齋詩集》中有“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此諸葛隆中對照烈語也。”

清乾隆五十五年狀元石韞玉在《獨學廬稿》中收有文章<讀諸葛武侯隆中對>曰“諸葛孔明在隆中時，早定三分之業，夫人而知之矣。其言曰一旦天下有變……”<與潘公子論文書>曰“武侯一生以管仲樂毅自比，未嘗自命為王佐也。其隆中對曰伯業可成，未嘗以王業許先主也。其以曹操為不可與爭鋒，其以孫權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三分之局早有成竹在胸，非如韓杜二公大言欺世者可比。”

清嘉慶四年進士陳壽祺在《左海文集》中雲“......諸葛武侯隆中對策瞭如指掌其後事業莫不合符......”

清嘉慶七年進士梁章鉅在《退庵隨筆》中雲：“……若說文人則何以獨載杜子美,若論資治又何以不載隆中對乎……”清嘉慶十六年內閣學士斌良在他的詩《沔縣拜漢相諸葛武侯祠》中有“三分事業隆中對，兩表忠誠漢上留。”清嘉慶二十八年進士湯鵬著作《浮邱子》中說“諸葛亮《隆中對》，無過數十言，而漢用之，於是跨荊益而成霸業。”

清嘉慶湯鵬《浮邱子》

清嘉慶年間李祖陶在《國朝文録續編》中雲“自古一代開軔之君，雲龍風虎翹首攀附。蓋莫不有才略過人之士首定大計決策數言，為他日奏績，收功之左劵。淮陰侯登壇發策，楚漢大勢瞭如指掌；諸葛武侯隆中對，三分鼎足之業已定於三顧草廬之中…..”

清道光二年進士黃恩彤在《鑑評別録》中雲“……樸此策頗似諸葛之隆中對於天下大勢如示諸掌……”清咸豐年間朱琦在《怡志堂詩初編》中有<同王子章羅少村遊隆中謁武侯祠>“……不然隆中對數語已可了,胡為許馳驅付託重元老……”清咸豐年間劉景伯在《蜀龜鑑》中有“論曰凡事豫則立。撫軍此議與武侯隆中對、王樸平南策皆見諸施行而不爽者，其戸祝於巴蜀也宜哉。”清咸豐年間左宗植的詩《隆中謁武侯草廬二十四韻》有：“太息隆中對，悲歌梁父篇。西瞻斜谷口，南望鹿門顛。感慨兼懷古，沈吟一泫然。”清光緒二年進士謝章鋌在《賭棋山莊集》中有“不堪回首隆中對，一樣傷心白帝城。”清光緒年間邱煒萲在《五百石洞天揮塵》中有“又有讀隆中對，有懷諸葛忠武侯一作雲：‘淮陰南鄭登壇日，諸葛隆中定策時。’”清光緒年間黎庶昌在《拙尊園叢稿》中有“昔賈太傅之陳政事疏，諸葛武侯之隆中對，範文正之上宰相書，文信國公之殿試策皆在二十及三十以內之年……”清光緒年間王先謙在《虛受堂詩存》中有詩<五丈原>雲“當年隆中對，侯也實國章。世局定三分，籌略何精詳。”

清末名臣張之洞在詩《韓信》中有：“旗鼓堂堂下井陘，憐君智略獨知兵。登壇豈減隆中對，齒劍方思走狗烹。

而以“草廬”命名該“對答”的最早記載可能出現在清康熙年間。

清康熙時，南陽知府朱璘在他的《諸葛丞相集》（成書於康熙三十七年即公元1698年）中，將該“對答”首次單獨成篇，並命名為“草廬策對”。

清康熙南陽知府朱璘《諸葛丞相集》

這可能是該“對答”在《諸葛亮集》中單獨成篇的最早記載，也是“草廬策對”這一篇名的首次出現。

此後，清康熙年間禮部尚書張伯行有他的《正誼堂全文•諸葛武侯文集》（成書於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中也將該“對答”單獨成篇，並命名為“草廬策對”。

清康熙禮部尚書張伯行《正誼堂全文•諸葛武侯文集》

清嘉慶年間進士張澍在其所編的《諸葛忠武侯文集》中，將“對答”單獨成篇，並正式冠以“草廬對”的篇名。

清嘉慶年張澍《諸葛忠武侯文集》

除了以上書籍使用“草廬對”外，其它使用“草廬對”的材料幾乎查不到。

從以上史料對比可以看出，陳壽根本沒有把該“對策”單獨成篇，自然也不可能對其命名。而以“隆中”命名該“對策”最早可能出現於元代，不但歷史遠遠早於清代中期才命名的“草廬對” ，而且被接受程度、使用範圍也遠遠大於“草廬對”！可見歷代主流社會都認可“隆中對”的命名！“隆中對”才是那段偉 大“對策”最正確的名稱！

在躬耕地的爭論中，“襄陽說”經常拿“隆中”“隆中山”來證明自己。例如“躬耕南陽如果不在隆中，為什麼叫《隆中對》啊？”。笑話，且不說《隆中對》的名稱清代才出現，以前都是叫《草廬對》，就是“隆中”“隆山”的地名最早也不是襄陽的啊！史書最早出現“隆山”的記載是東晉李興的《祭諸葛丞相碣文》裡的“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這個隆山毫無疑問位於文中所言的“沔之陽”，《水經注》則具體記載為今河南唐河縣湖陽鎮的蓼山。該山坡道平緩，馬車可直上山頂，幾十公里外的臥龍崗歷歷在目，與李興所述絲絲入扣。而“隆中”之名則是王隱的《蜀記》引用李興碣文的加註，由隆山變為“至隆中”，這是“隆中”地名的第一次出現，但並未言明此“隆中”在何處，如果仍指碣文中的“隆山”，應該還在沔之陽的湖陽。而此時漢水南岸襄陽西則根本沒有“隆中山”、“隆中”的任何記載。100餘年的襄陽人習鑿齒才“號曰”了一個“隆中”。何謂“號曰”？就是“給它安個名”的意思，今天襄陽不也把泥嘴鎮“號曰”成了“臥龍鎮”了嗎？“號曰”畢竟是嘴說，實地考察一下湖陽隆山和襄陽隆中山大家就明白了。今隆中就在隆中山腳下，登隆中山必先至隆中村，劉弘費那麼大勁爬隆中山去“遠望”什麼？“遠望”哪裡的“亮宅”？劉弘為什麼非要先去登山“遠望”才能回過頭來到山下隆中亮家“立碣表閭”？有這麼笨的人嗎？現在的隆中山峰巒陡峭，荊棘密佈，牛車、馬車能上去嗎？可見，此“隆中山”必定不是李興所言之“隆山”。各位看官如果不信，可以讓隆中風景區弄一輛馬車試試登上隆中山遠望一下，必定與“襄陽說”的下場一樣，人仰馬翻！

對於“隆中”這個地名，“襄陽說”有近乎於瘋狂的寵愛，這我們可以理解，因為習鑿齒之後一提“隆中”多數指的都是襄陽。但是，襄陽對“隆中”不分青紅皂白的寵愛就不對了，有時候就會鬧笑話，丟人品。因為在歷史上，臥龍崗因“地勢四面稍下，惟中崗隆起，故曰隆中，蓋南陽偉觀也。”（明葉桂章《武侯記》）“登其頂可瞰南陽，因勢隆然，蜿而起伏，其為隆起之中，故名隆中。”（明趙均《金石林時地考》）南陽武侯祠明代《敕賜忠武侯廟規祭文祭品檄文》碑文也記載：“此亦隆中地。”另明代徐學謨《遊隆中記》也有：“跨漢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蓋有兩隆中雲。”這些記載說明，“隆中”地名南陽臥龍崗也曾經擁有。當然，明代以後，南陽人可能更喜歡“臥龍崗”這個名稱，故而“隆中”逐步為襄陽所有。當然，襄陽人現在佔有“隆中”地名我們不反對，但一股腦把歷史上的“隆中”都收入自己名下就有點“卑鄙”了。例如：《隆中志》第125頁所收錄的《古今圖書整合·方輿彙編·職方典》卷四百六十一，亦見《諸葛忠武侯集》卷一五的明代楊士奇《武侯祠記》有：“當漢之際，諸葛武侯隱於隆中，躬耕隴畝，謳歌梁浦，去南陽城七里，有岡焉，曰臥龍。”在詩詞方面，《隆中志》第194頁收錄有明代薛瑄《望諸葛草廬》：“曉出南陽門，馬渡消河急。舉目眺西岡，林木半蒼碧。及來隆中耕，日以老所益，賢哉劉豫州，三顧何汲汲。”另《隆中志》第214頁收錄還有清代樊王俊《謁武侯祠》：“千秋王業想英風，此日登臨一拜公。數里平崗橫野出，半椽茅屋坐隆中。乾坤鼎足胸先立，魚水君臣志竟同。一去南陽耕釣少，白雲流盡淯河東。”另外，清代戴上遴《謁武侯祠》詩：“隆中莘野皆三顧，淯水磻溪第一師。從容細看平沙處，可有先主舊馬蹄？”（見於襄生《隆中志》第216頁）“襄陽說”編者將這些古文、詩詞收入《隆中志》就是認定此文寫的是襄陽隆中，但稍有文字功底的人都能很明白的看出來這寫的都是“南陽隆中”，“襄陽說”張冠李戴的收入《隆中志》，不是自討沒趣嗎？這就是襄陽“文化名人”理解史料的水平？真不知道該怎麼寒磣這些“主編”了。當然，看不出來只是水平問題，而偷樑換柱，肆意篡改就是道德問題了。有個襄陽丁先生曾經在《隆中志》中收錄了唐代詩人胡曾的兩首詩，冠名《隆中山》，其一：“亂世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主不自垂三顧，安得先生出草廬。”其二：“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釣。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嘆白頭。”（見《隆中志》第101頁）咋一看，這兩首詩應該是在隆中所作，但第一首詩南陽《臥龍崗志》也有，名稱為《詠史詩•南陽》。這就針尖對麥芒了，同一首詩，同一個人，兩個名稱，兩個地點，肯定是一個真，一個假，孰是孰非？查查這首詩的來源《全唐詩》一切就都清楚了。《全唐詩》卷六百七十四第二十八首為《詠史詩•南陽》，第三十首為《詠史詩•渭濱》，正是《隆中志》所收入的兩首胡曾的詩，但名稱不是“隆中山”。顯然，《隆中志》在胡曾詩的收錄上採用了“移花接木”、“指鹿為馬”的錯誤手法，誤導了讀者。這些行徑除了笑話就是人品了，不僅偷了南陽的，還偷了渭南的！在2002年的漢中諸葛亮研究會上，北師大博士生導師、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王子今先生把“臥龍崗亦為隆中”的論據一經提出，襄陽方面便“拍案而起，怒而無言”。而王子今教授幽默地說：“怎麼，只許南陽在隆中，而不許隆中在南陽嗎？”一席話說得會場中一片鬨笑！

諸葛亮說的是：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南陽的地理就是南陽，為啥有些人非要掛靠南陽呢？諸葛亮應該說的是最靠譜的吧？

我覺得因為當時諸葛亮在隆中 便道出了後來的三分天下，比較經典，也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所以也稱《隆中對》吧

陳壽三國志寫的很明白，諸葛亮是山東人，來襄陽投奔親戚，親戚死了就落戶在襄陽城外的隆中，那時候隆中歸古南陽郡管，南陽郡歸荊州，荊州治所在襄陽，所以那時候諸葛亮自稱躬耕於南陽，今南陽那時候叫宛城。後來諸葛亮娶了襄陽名仕的女兒當老婆。時不時跟襄陽名士司馬徽龐統等人談笑風生。三顧茅廬的時候，宛城早已投降曹操，所以諸葛亮整個事蹟根本沒宛城什麼事，後來諸葛亮名氣越來越大，宛城改稱南陽，為了攀附先賢，開始修一些紀念物，蹭一下諸葛亮的，現在竟然說隆中是假的,這是什麼世道。

草廬對，隆中對，都是一個對策！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諸葛亮強調“一旦天下有變，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今天的河南省南陽市市區，即三國宛城也

能否考證一下南陽何時將八里崗改名臥龍崗的嗎？沒時間就請看學習強國，河南學習平臺文章《臥龍崗上林光美 武侯祠裡念諸葛》有南陽專家說是宋元時期改名附會諸葛亮躬耕地的。

南陽人少哆嗦，國家承認，教課書普及，好好讀《隆中對》，如果南陽的孩子考試時敢把巜隆中對》寫成巜草廬對》我敢說永遠也走不出南陽的紅薯、包穀地。

《資治通鑑·漢記五十七》記載“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我們來看“襄陽說”解讀“襄陽隆中”。

“襄陽隆中”被變色

第一種:北宋（960年—1127年）區劃，因為司馬光是北宋人，所以這裡的“襄陽隆中”為北宋區劃，大家笑一笑就可以了。

第二種:西晉（265年—316年）區劃，因為陳壽寫《三國志》用的是西晉區劃。《三國志》記載太康元年（280年）晉滅吳當然是西晉區劃，記載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戰當然用的是東漢區劃，記載建興六年（228年）諸葛亮北伐當然用三國區劃。

第三種:東晉（317年—420年）區劃，因為“隆中”東晉屬襄陽，可是這樣，你們讓譚其驤先生怎麼辦？譚先生1990年“題詞碑”可是被立在“古隆中”，石碑說“古隆中”到北周（557年—581年）才屬襄陽，你們會毀了這塊碑嗎？

第四種:未知區劃，“襄陽說”丁寶齋先生編寫《隆中志》時，悄悄刪除“襄陽”，即變“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為“初，琅琊諸葛亮寓居隆中”，模糊“隆中”所屬。其實丁寶齋先生也是知道這裡的“襄陽隆中”為東漢區劃的，為了救“襄陽說”，不得不“割地求榮”。

第五種:“襄陽隆中”指寓居襄陽，躬耕“鄧縣隆中”，光天化日之下篡改《資治通鑑》，我們還能說什麼。

正確解讀“襄陽隆中”

其實我們來看：“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這句話是被記載在建安十二年（207年）下的，所以“初”必然在建安十二年之前，“襄陽隆中”必然指南郡襄陽隆中。別給我扯襄陽郡，因為襄陽郡設立於建安十三年（208年），況且涉及到躬耕地，你們不承認襄陽郡。更不承認襄陽郡管轄“古隆中”。

另外，《資治通鑑·魏記二》全文收錄《出師表》，這說明“躬耕於南陽”和“寓居襄陽隆中”根本不是一回事。

其實我們來看《三國志·諸葛亮傳》的記載，“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和“玄卒，亮躬耕隴畝”，至此真相大白，“襄陽隆中”是投奔劉表時的寓居地，“南陽”則是叔父死後的躬耕地，“鄧縣隆中”是習鑿齒偽造的。

請“襄陽說”尊重歷史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今天的“古隆中”是《資治通鑑》記載的“襄陽隆中”嗎？如果是，“古隆中”直接出局，如果不是，“襄陽說”能為我們解釋一下原因嗎？

此問題不符合事實 ，沒有回答的必要。

根據《三國志》歷史記載，陳壽在為諸葛亮寫傳記時，參考了其整理出來的《諸葛氏集》。該文集是諸葛亮半生心血，介紹了蜀國政務軍務方面的內容，記錄了自己與多人對話內容，還總結出了很多治國、治軍、用兵、佈陣等多方面的經驗。還有記錄了木牛流馬、連弩等實用器械的研發製作內容。

《諸葛氏集》的篇目，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有詳細列出。詳見下圖。從記載中可以看出，《諸葛氏集》中並沒有所謂的“草廬對”這個篇名。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諸葛亮在隆中草廬中與劉備的對話，雖然有記錄在冊，然而諸葛亮和陳壽並沒有將其單獨編撰成一篇文章。不成獨立的文章，當然也就不存在篇名了。

至於“對話”什麼時候才獨立成文， 請參考其他網友的詳細回答。

《武侯公五丈原八月朔日寄子「瞻」書》，信中寫道：

"餘自隆中結構茅廬於臥龍崗下者，非自甘貧賤也，祖父俱漢名臣。

譯文:我在隆中臥龍崗下搭建草廬，不是自甘貧賤，（諸葛家族名聲顯赫）祖父亦是漢朝名臣。

襄陽城裡，門閣何高大也。但生於離亂之世，欲立莊舍於南陽，以便躬耕稼穡。

譯文:在襄陽城裡，（我們住宅）門戶高大。然襄陽是權利追逐之所，流民集聚之地，但生於亂世（旦夕禍福，朝不保夕），我打算在南陽建造莊舍，以便躬耕稼穡（避禍趨吉，以求平安）。

豈來先帝三顧之隆，義難拒卻，不得已將農事竟付汝之叔均也。

這是一個故意誤導人的問題，陳壽的《三國志》里根本就沒有定什麼名，《隆中對》也好，《草廬對》也罷，都是後人命的，只不過《隆中對》出現的比較早，比較被認可，近年一些地方為傍名人，歪曲事實，實為不恥

隆中，今南陽臥龍崗舊稱，位於“沔之陽”的南陽市西郊，因中崗隆起古稱隆中，後因光武帝劉秀在此處臥藏，躲過王莽追殺，又被人稱臥龍崗，久而久之便棄用隆中舊稱。公元197年，17歲的諸葛孔明來此躬耕隴畝十年，“臥龍得孔明”，人稱諸葛亮為臥龍先生。

臥龍崗始建於魏晉，也是諸葛亮親自說的躬耕地。孔明故將育陽侯黃權率先在此崗開僻焚香追思臥龍先生的先河，此後延傳1800餘年。

古隆中，晉人習鑿齒把襄陽城西阿頭山一帶號曰為隆中、1893年改為古隆中。依據傳說，清康熙年間在小明王墓祠遺址和廣德寺廟上把號曰隆中位置確定下來。民國前幾乎沒有什麼建築，近代克隆南陽隆中十景，大肆建設，形成如今規模。

兩地古蹟存量和歷史價值沒有可比性。南陽隆中歷代古碑幾百塊，院內千年以上古樹隨處可見；襄陽古隆中建築均為現代，文物部分為民間徵集，唯一一棵三百年古樹為桂花樹，還是小明王墳前樹。但襄陽攻關、宣傳力度大於南陽。明白人戲曰:典型的小三上位！如今襄陽古隆中說法盛行，是當世政治干預學術成功一例。(詳見2003年7月18日《襄樊日報》“隆中對復出的背後”一文，文中披露了羅市長帶隊五上北京“做工作”的許多細節)

孔明一輩子沒提過襄陽和古隆中，估計到死也不知道後人在“林密，無徑，常有獸出沒”的阿頭山溝裡給他安排個家。他寫《前出師表》“…躬耕於南陽”時，襄陽郡早已設立二十多年，不但管著漢江以南原屬南郡襄陽縣的阿頭山（被號曰為隆中），而且北跨漢江管著鄧縣和樊城。諸葛亮為什麼不說：躬耕於襄陽？請某地理性思考，停止搶奪，還原“躬耕於南陽”真相！

莽曰南陽宛城十年，必有把"南陽"用以指代郡治宛城背景，不然為什麼不把南陽郡三十七縣的其他縣及襄陽、棗陽、穎川、許昌等地改稱謂南陽的？《漢書》、《後漢書》有多處用"南陽"、"宛城"同時指稱郡治宛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