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氏孤兒無疑是一個煽情催淚的故事：趙家遭遇奸臣滅門，孤兒僥倖死裡逃生，八位義士前仆後繼，血海深仇終得昭雪。

正是洋溢其中的感天動地的情義，價值千金的忠誠，讓這個故事受到了古今中外觀眾的追捧，在其中，大家找到了久違的“堅持”和“溫暖”，心靈得到了一遍又一遍的撫慰。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轉述和接受的過程中，歷史的本來面貌漸漸被大家遺忘了、忽略了，故事重複千變就成了歷史，然後就變成了信史。然而，歷史真的會有如此多情，如此煽情，如此矯情嗎？歷史上的“趙氏孤兒”又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之下成為孤兒的？歷史上真實的“趙氏孤兒”關乎正義和忠誠嗎？

《趙氏孤兒》作者是元代前期雜劇作家紀君祥，主要取材於《史記》。在這部蕩氣迴腸的千古大戲中，昏君奢靡無道，奸臣窮兇極惡，忠良慘遭誅戮，義士捨身取義，慷慨悲壯，自始至終盪滌著一股磅礴的英雄主義沖天氣勢。《趙氏孤兒》這部劇中主要出現了以下的人物——趙氏孤兒、反面人物屠岸賈、捨命救孤兒的“八義”。而作者重點描寫的是以程嬰為代表的“八義”，特別是程嬰，全劇著重刻畫了他為救趙氏孤兒所做的一些列義舉，所以儘管劇本名為《趙氏孤兒》，但趙氏孤兒並沒有被作者進行很多的描刻，而是更像一個用以貫穿整個劇目的線索。而劇中的另一個人物，即屠岸賈，作為反面形象亦是本劇不可忽視的人物。

在《趙氏孤兒》這部劇中，屠岸賈這個人物是不可或缺的。應該說這個人物是引起整齣戲劇衝突的關鍵。先是他設計陷害了趙家致使趙氏一門只剩下一個孤兒，隨後他又千方百計追殺趙氏孤兒，從而導致了公主、將軍韓厥、公孫杵臼、程嬰孩子的死。如前所述，程嬰是一個將“忠義”精神發揚到極點的楷模式人物，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屠岸賈。屠岸賈這個人物從反面襯托《趙氏孤兒》這部劇本的主題，即歌頌以“忠義”為代表的封建傳統道德倫理。作者把屠岸賈描繪得罪行累累，雙手沾滿鮮血，透過寫屠岸賈對趙家的所作所為以及他一系列的暴行，塑造了一個不忠不義、奸惡的形象。 

  總之，不管屠岸賈每一次開場都是氣洶洶而來，殺氣騰騰，不可一世，但故事的結局還是應了中國的那句老話“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作惡多端的屠岸賈沒有落得好下場，一切化為Phantom。

司馬遷本人記載晉國正史的《史記·晉世家》對讀，便會發現多處疑問和矛盾。

《趙氏孤兒》，在京劇中叫做《搜孤救孤》，這個名字比較一目瞭然。因為故事的主角並非襁褓中的嬰孩，而是同趙氏毫無血胤關係而全力“救孤”的程嬰與公孫杵臼。兩人為了所遵奉的人生信條，一個捨生取義，一個忍辱負重；知難而進，見義勇為，視死如歸，百折不回，可以說泯滅了人性中除執著以外的一切弱點。現代人對他們的蓋棺定論，所謂“燕趙之風”的前驅、“忠義文化”的代表等等，都不是過頭的讚譽。

當然，趙氏孤兒也並非只是道具。相反，他對故事的成立和推廣，起到了莫大的號召力的作用。原因十分簡單，就在於“趙氏”二字。“趙氏”，即春秋晉國正卿趙盾的家族。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同周天子一樣，實行的是家族制的國家統治，大小臣子七拐八彎，總能找到與某代國君的親戚關係。國君的同姓稱為公族，姻親稱為卿族。公族的發展脈絡單一，而卿族卻能透過再聯姻的方式滾雪球般不斷擴大隊伍，所以其勢力到頭來總能壓倒國君，造成國中或明或暗的權力轉移。趙盾便是春秋霸主晉文公連襟趙衰的長子(後來晉文公又把女兒趙姬嫁給趙衰，親上加親，關係更近一層)，歷仕文公、襄公(文公子)、靈公(襄公子)、成公(文公子、襄公弟)四朝。他具有傑出的治國才幹，集軍政重權於一身，為晉國國務實際上的執政者，後兩位國君靈公、成公均由他主持迎立，其中靈公還因荒淫無道而被他的堂弟趙穿刺殺。趙盾逝於晉成公六年(前601)，去世後不長時間便有所謂“趙氏孤兒”故事的發生，所以從歷史背景來看，這應當是繼君晉景公對趙氏勢力的反撲。而趙氏孤兒趙武劫後餘生，重返政治舞臺，其實是卿族總體勢力強大的一條旁證。終於在一百多年之後，公元前453年，其四世孫趙毋恤會同其他卿族“三家分晉”，建立了趙、韓、魏國，趙武被尊為趙國的先祖。從其間所覆蓋的歷史涵面來看，可以說“趙氏”加上“孤兒”，才是“趙氏孤兒”的完整版。先前趙盾的德在人心，之後趙國的慘遭秦滅，都是“孤兒”情節萌生垂遠的助因。

故事考辨

“趙氏孤兒”的故事，最早見於《史記·趙世家》：晉景公三年(前597)，司寇屠岸賈以清算已故趙盾弒君之罪為藉口，“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盾子)、趙同、趙括、趙嬰齊(均為趙盾異母兄弟)，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這生下的男孩便是趙氏孤兒。屠岸賈聽到風聲，入宮搜尋，必欲斬草除根。趙朔的門客公孫杵臼與友人程嬰見情勢危急，密謀定計，設法搞到一名嬰兒穿上華麗衣服藏入山中，然後由程嬰故意出首告密，領屠岸賈殺了杵臼、嬰孩，以這種李代桃僵的縝密部署，保全了趙氏孤兒——趙武。十五年後晉景公得了重病，大夫韓厥說是趙氏冤魂作祟的緣故，並說出了趙氏孤兒的下落。景公從深山中召回了程嬰、趙武，讓他們攻滅了屠岸賈一族，重新恢復了趙武的爵位。程嬰志向已遂，自殺以謝公孫杵臼，趙武為兩人“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趙世家》的記載長逾千言，情節曲折，具有引人入勝的傳奇色彩，成為後世搜孤藏孤故事取材的母本。不幸的是將它同更早的《春秋左傳》、《國語》，甚至同司馬遷本人記載晉國正史的《史記·晉世家》對讀，便會發現多處疑問和矛盾。

從最小的地方看起，“趙朔妻成公姊”，是說趙朔的夫人(史稱趙莊姬，“莊”為趙朔諡號)是晉景公父親晉成公的姐姐。這不像是筆誤，因為《趙世家》此前便有“晉景公之三年……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的明載。成公為文公之子，莊姬則為文公之女。上文提到，晉文公曾把女兒趙姬嫁給了趙朔的祖父趙衰。祖孫分娶同一輩分的姊妹，實在匪夷所思，不合情理。文公卒於前628年，即使末年得女，莊姬照此推算至少也已三十多歲，在女子“十五適人”的春秋時代，國君宮中會留下如此一名“剩女”，是絕無這種可能的。

按照漢儒賈逵的修正，“成公姊”當作“成公女”，降了一輩，那麼莊姬該是景公的姐妹。新婚燕爾，晉景公便忍心違背父親的選擇，讓自己的姐妹當寡婦，絕後代，也實在有違常情。《趙世家》文中將景公寫成不知情的局外人，把事件責任全盤推在屠岸賈身上，說他是“不請而擅”，並介紹其背景，“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司寇負責民間的治安管理，攻打趙氏的“下宮”(《史記·晉世家》：“成公元年，賜趙氏公族。”故居邸稱“宮”)已是越權，更何況還去搜索莊姬所匿的“公宮”，那可是景公的住所！更不可思議的是，如此一位炙手可熱，據說從靈公至景公三朝得寵的權臣，翻遍《史記·晉世家》，竟然如蒸發一般，不見片言隻字，自然我們也找不到程嬰、公孫杵臼及爭奪“趙氏孤兒”的任何記載。

尤為要害的是趙氏滅族的時間。在所謂“盡滅其族”的晉景公三年後，《左傳》與《晉世家》卻多次記錄了趙同、趙括、趙穿、趙嬰齊活動的情形，包括趙嬰齊與趙朔遺孀趙莊姬通姦遭驅逐的穢事。《晉世家》對“族滅”的敘述是：

十七年(前583)，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

司馬遷在這裡將“下宮之變”足足推遲了十四年，卻極為正確，因為他符合經傳的說法。《春秋》魯成公八年(前583)《經》：“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齊)之亡故，譛之於晉侯，曰：‘原(趙同)、屏(趙括)將為亂。’欒(欒書)、郤(郤錡)為徵(作證)。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趙)武從姬氏(趙莊姬)畜於公宮。”

至於“趙氏孤兒”趙武，《左傳》在以後的記載中提供了他年齡的線索，說他於前543年時“未盈五十”。杜預注“蓋四十七八”，照此扣除虛歲，則趙武當出生於公元前590或589年，“下宮之變”時已七八歲，與“嬰兒”的說法相去甚遠。《國語·晉語》“昔先主文子(趙武諡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的記載，也是一條旁證。有此種種顯跡，無怪後人聲稱《趙世家》記事“妄誕不可信，而所謂屠岸賈、程嬰、杵臼，恐亦無此人矣”(清梁玉繩《史記志疑》)。

由此可見，《趙世家》與《晉世家》的內容出入巨大，幾如出於二人之筆。前人很早就對此大惑不解，如毛奇齡就斷言《晉世家》為司馬遷父親司馬談所作，“凡《史記》中其說多有矛盾處，皆談創而遷改之也”(《經問》)；崔東壁則以為是劉向父子的增補(《史記探原》)，這都是缺乏根據的。《漢書》記司馬遷撰寫《史記》，“據《左氏》、《國語》，採《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漢書·司馬遷傳》)，足見其廣聞博採，而《世本》就是趙國史官的作品。秦始皇焚書做不到“靡有孑遺”，太史公完全有可能見過趙國其他的國史或野記。而其中的“趙氏孤兒”故事，有聲有色，令他不忍割愛。故事在整篇《趙世家》中佔了絕大篇幅，頗顯突兀，支援了迻錄現成作品的可能。司馬遷逝世四十年後，劉向奉詔整理內閣秘書，著《新序》，其中也收有大同小異的趙氏孤兒故事，足證《趙世家》所載為戰國趙華人的記載。

歷史復原

現在我們根據《左傳》、《晉世家》，儘可能復原“趙氏孤兒”相關的一段歷史，當然必須從“趙氏”的代表人物趙盾說起。

公元前621年，晉襄公以中軍將(正職)賈季與中軍佐(副職)趙盾職位互換，揭開了趙盾專權，趙氏家族一枝獨大的序幕。趙盾其時兼任執政大夫，晉國因而第一次出現了同時擔任軍政一把手的“正卿”。同年襄公去世，將自己的愛子夷皋鄭重託孤於趙盾，所謂“此子之才(成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只埋怨你)”云云，至今讀來也令人感動。夷皋繼位為晉靈公，不幸竟然屬於“不才”一類，不僅在國務上經常掣肘趙盾，私生活中也貪圖享受，殘虐非常。一次因熊掌沒有燉爛，他就砍下廚師的雙足雙手，讓宮女放在竹籃裡出門扔掉。結果讓趙盾看到了，自然正色規諫。前607年，靈公終於按捺不住，決心拔除這顆眼中釘。他先派刺客鉏霓乘夜去暗殺趙盾。鉏霓不忍下手，觸槐自盡。到了九月，靈公請趙盾喝酒，席間埋伏甲士，被趙盾的車右提彌明發覺，將主人從虎口中挾出。靈公放出“靈獒”，狗高四尺，西戎進口，當是類似今日藏獒的品種，被提彌明一腳踢斃。甲士湧出，寡不敵眾，提彌明戰死。危急之時，突然有一名叫靈輒的甲士反戈，保護趙盾撤退，原來當初他在翳桑捱餓，曾受過趙盾的慷慨救濟。晉靈公不能像對廚師那樣隨心所欲，將趙盾大卸八塊，固然是因為春秋國君要接受“禮”的制約，“刑不上大夫”；但他不敢明正典型，公開討伐，只能採用這些下三濫的手段，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晉國君權的衰落。

趙盾於是選擇逃亡，未及走出國境又調頭返回都城，因為當月月底，靈公就在遊玩桃園時被趙盾堂弟、襄公女婿趙穿殺死。《左傳》用了“攻靈公於桃園”的筆法，可見是堂堂正正的討伐。趙穿的起事是否得到趙盾的授意，史無明載，但晉靈公與趙氏家族為敵必然自取滅亡，則是不爭的事實。司馬遷就說“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民不附，故為弒易”。這樣便發生了著名的“董狐筆”事件：史官董狐大書“趙盾弒其君”，在朝堂公佈。趙盾不服，董狐雲：“子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趙盾容忍了這一記載。可能他認為應當尊重史官的職守，卻不曾料想到這種口實竟會對趙氏家族日後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

“亡不越境(越境是不問國事的標誌)”的罪名恐怕是對趙盾的冤枉，不過他確實“返不討賊”，不僅不討，還讓趙穿作為使節去周朝迎回襄公的另一位弟弟公子黑臀繼位，即晉成公。他倒不是故意示威，而是認為既然一名國君死了，又來不及生下兒子，就應該儘早補上空缺，以保持國家的正常運作。成公繼位元年，即前606年，便釋出了一項奇特的法令：恢復公族大夫制度，並且各卿(執政大夫，上中下三軍中的六卿)的嫡子(正妻所生子，特指其中的法定繼承者)均可得此職爵。原來晉國自獻公時期起，便規定除太子外，國君的其他兒子以及上代國君的血胤都要移居國外，未經召請不得隨便回國，故有“晉國無公族”之說。公族大夫一職，本是掌管公族事務，兼管卿族，至此則巧妙地轉換概念，使卿族也能參加國家的祭祀與推舉活動，大大提高了地位與權力。毫無疑問，這是趙盾的主張。這一法令不僅為後世的歷史學家所矚目，它也竟然成了日後“趙氏孤兒”悲劇的起因。

趙盾是在晉文公重耳十九年流亡時期出生的，從小生活在狄地。趙衰流亡後回到晉國，娶文公女兒趙姬，生下趙同、趙括、趙嬰齊。趙姬賢惠，堅持讓丈夫把趙盾接回來，並把正妻的位置讓給趙盾的生母叔隗，趙盾這才成為趙氏嫡子，掌握收族之職。這回重設公族大夫，他沒有傳給自己的兒子趙朔，而是推舉了趙括，讓趙同、趙嬰齊、趙朔只任下一等的“公族餘子”。他作出這種決定，固然是真誠為了報答趙姬之恩，卻也顯示出他對趙氏家族多年赫揚的現實和前途信心滿滿。至於趙括掌握宗主權後驕橫坐大，趙括、趙同與趙朔、嬰齊感情不和以至勢同水火，這些後果當然是他預料不到的。

前601年，趙盾病逝。第二年，晉成公去世，其子據繼位，是為景公。前時潛伏著的危機終於一一爆發。

晉景公不甘像成公那樣明哲保身，他的應對是利用卿族間的矛盾傾軋，各個擊破。他上臺第三年，前597，“趙盾弒其君”的舊話就被重新拾起。這未必定是起於屠岸賈(從職務中推見。《趙世家》反覆強調“景公三年”，是年荀林父擢升正卿，荀的可能性最大)，也未必有什麼實際的制裁動作，卻對趙氏成員的心理產生威懾，從此家族變得低調。作為三朝正卿嗣子的趙朔，雖仍躋身於卿，卻長期只任下軍將，排名僅列第五。前589年可見的名單上其職已被欒書代替，趙朔銷聲匿跡，可知此時他已去世了。

前587年，趙嬰齊被指控同趙朔遺孀莊姬通姦，遭宗主趙括驅除出晉。嬰齊提到自己走了，兩位哥哥會受到正卿欒書的禍害，趙括、趙同卻不以為然。《左傳》記錄人物對話往往有預言的意味，果然沒過幾年，前583，莊姬出面揭發趙同、趙括打算叛亂，欒書、郤錡立即出來充當偽證。趙同、趙括固然狂妄自大(《左傳》前594年載“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就是一例)，但兩人眼光短淺，苟於安樂，我們實在找不出他們作亂的理由。晉景公卻正中下懷，下令討伐。卿族除韓厥(他小時曾由趙盾帶大)外，全都參加了對下宮的攻打。結果趙同、趙括慘遭滅族，趙氏的宗祠采邑全部沒收。趙莊姬作為舉報人，又是景公的姐妹，自然能安然無恙地帶著兒子置身事外，“畜於公宮”。兩年後，經韓厥說情，景公也需要制約別的卿族膨大，“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

這麼說來，程嬰杵臼，搜孤救孤之類，莫非真是子虛烏有？卻也未必盡然。推據只有一條，即《趙世家》“服其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的數句。這是趙人的記述，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也說：“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士焉。”趙華人其他可以造假，對祖先的祭祀卻不容含糊。古人不允許家祀沒有血緣關係的外姓，因為這等於剝奪祖宗的血食，是最大的不敬。《五禮通考》就對“越族而祀”程嬰杵臼的合法性作過辯論。“別舒一座”如果屬實，那必定是對儲存宗族作出極大貢獻的外人。就趙氏而言，只有在趙武這一代上才有可能，也只有“存孤”的這一行為才最符條件。

如此考察趙武的生年便成了關鍵。趙武在“下宮之變”前早已出生，這是沒有疑問的。我們只能把發現趙莊姬通姦的前587年定為一個座標。姦情的發展與敗露需要一定時間，姑且定為半年。而此前莊姬還必須同趙武一起“服齊衰三年”，這是僅次於“斬衰三年”的重孝，想必莊姬至少在前面的兩年中沒有輕舉妄動的膽量。把這些加在一起，上文提到過前590、前589的趙武生年，便是不中不遠的了。再按照《趙世家》“遺腹”的提示，可以認定趙朔正是在莊姬懷胎期間去世的。

這樣推理便指向唯一的結論：莊姬是受到了家族內部趙同、趙括的迫害！他們利用趙朔去世的時機，設法剝奪趙武的生命，以取得趙朔名下的采邑和權力。於是才有了程嬰、公孫杵臼的用武之地，帶著孤兒匿藏宮外，掉包嬰兒以杜絕危險，都成了可能的情節。也許正因掉包過程中的“謀取他人嬰兒負之”，牽涉民事案件，才會輪到司寇屠岸賈的介入(《國語》載文公時有大夫名屠岸夷，屠岸賈恐為其後代)。最後想是由於趙嬰齊的斡旋，在公孫杵臼付出生命的代價下，趙氏孤兒終於平安回到母親身邊，而程嬰則自殺以謝友人，趙朔一支遂以兩人為祭祀物件。作亂是滅門的罪名，莊姬捏詞告發趙同、趙括，明顯是要置二人於死地，單為情人拆散的緣故，不至於下此毒手。其中正透出了“深仇大恨”的訊息。

宋神宗時因趙氏為大宋國姓，而程嬰、公孫杵臼保全有功，在山西太平(今襄汾)找到二人墳墓，下詔為他們封侯立祠。而今傳藏孤的所在(當然不止一處，此擇最著名者)卻在千里之外的盂縣。盂縣屬晉國東部邊邑，當時為狄人聚居處，而狄人恰為趙朔祖父的孃家。這樣看來，程嬰確實可能有匿嬰入山的經歷，只是時間不長而已。

話說回來，趙莊姬通姦叔伯、挾嫌誣告，趙氏家族內部喋血紛爭，畢竟都是大辱門風的事。“為尊者諱”，自成為趙氏後人的任務。所以即使以上的推測成立，我們讀到的《趙世家》也仍是另一副筆墨。

簡單來說，趙家內部叔與侄媳通姦，庶系奪嫡，然後被其他家族利用，通姦叔叔的侄媳婦舉報趙家嫡系兩系謀反，滅了趙家兩個族系，不是趙家全部人。

總得來說是個牙磣的事，所以作為戲劇要改編。

至於忠奸，當時晉國內部各大家族都在搶奪權力土地，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忠奸，各為其家奪利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