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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佐書妍

    開宗明義,“尊情”說是龔自珍的文學思想核心,“經世致用”則是他的文學價值觀。

    一、“尊情”:龔自珍文學思想的核心

    “尊情”說,是龔自珍在《長短言自序》中提出的:

    “情之為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下已,而反尊之。龔子之為長短言何為者耶?其殆尊情者耶?”

    龔自珍的“尊情說”是他文藝思想的核心,它的出現受到晚明文學解放思潮、特別是李贄等人的影響。

    但龔自珍“尊情說”出現在當時,卻具有自己獨特的內容和時代的特色:即閃爍著反封建的思想光輝和個性解放的色彩,響徹著思想解放和文藝解放的呼聲。

    綜合而論,“尊情”說主要包括以下3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是情真

    龔自珍所尊的情首先是真情,即要求文學創作必須反映人們真實的思想感情,而反對無病呻吟和虛偽之情。

    如他在《績溪胡戶部文集序》中說的:

    “古之民莫或強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質弗同,既皆畢所欲言而去矣。”

    這種發之內心的語言,正是具有真情實感的文學。

    龔自珍曾總結自己的詩歌創作時說:

    “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己亥雜詩》“不是無端悲怨深,直將閱歷寫成吟。”《題紅禪室詩尾》

    龔自珍的詩歌之所以能感動人,就在於情真,所謂他自言的“十萬珍珠字,買盡千秋兒女心。”

    情真要發自肺腑,一切言不由衷之語都是感情不真實的表現。他在《述思古子議》說:

    “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無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達於言,強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將為何等言;不得已,則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種種言,實不知其所以言。”

    這段既是說,如果只是一味效仿他人的言論,自己又無胸臆,那所要描寫、表達的,不是發自心底的東西,自然也就言不由衷,無以達情。所以他在《識某大令集尾》中說:

    “文章雖小道,達可矣,立其誠可矣……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龔自珍“尊情說”的核心內容便是重真實,反虛偽,而且反對感情的虛偽,既要求感情合乎自然的發展,又反對對感情的壓抑和挫傷。

    龔自珍認為“萬事之波瀾,文章天然好。”,文學應是現實生活真實而自然的反映。

    從他的審美規範來看,龔自珍是主張文學的天然美和本色美的,比如他在《水仙花賦》寫他愛水仙花的原因是“天然妝束”、“不事鉛華”,在《說京師翠微山》中說愛松樹的原因是“古之直”; 在《夢中述願作》中愛荷花的“獵獵紗裙荷葉香”都是明證。

    他的《病梅館記》在藝術構思上,正是體現了崇尚天然美和任其自然發展的美學觀點。該作品從文人畫士的傳統觀念寫起:

    “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以疏為美,密則無態……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結果卻是“江浙之梅皆病”,於是作者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棕縛,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

    作品透過病梅、療梅、全梅這一過程,反映了龔自珍反對封建侄桔、摧殘人才和追求個性解放的進步思想。

    第二是“童心”

    龔自珍讚美“童心”,嚮往“童心”,他認為童年時代的感情是最純真的。他在《百字令·投袁大琴南》一詞中,記述了童年時代與小同窗的友情:

    “深情似海,問相逢初度,是何年紀?依約而今還記取,不是前生夙世。放學花前,題詩石上,春水園亭裡。逢君一笑,人間無此歡喜。”

    通篇洋溢著真摯、純潔的深情,而隨著年齡漸長,閱歷增多,感情的虛偽成份也漸多,所以他說:“客氣漸多真氣少”,而希望“心頭閣住,兒時那種情味”。這實際上是透過禮讚“童心”,要求作家表現人的真實的感情。

    李贄塑像

    詩人這種追求,始終未變,時至壯年,他仍然唱出“覓我童心廿六年”的心聲。當然,他禮讚的“童心”受到了李贄的影響,李贄曾在《李氏焚書·童心說》中說: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

    李贄的所謂“童心”,就是“真心”或“赤子之心”,在這點上,龔自珍的認識顯然受他的影響。

    但李贄的所謂“赤子之心”,主要是從反程朱理學的角度而提出的,即要求文學表現那種未受封建道德汙染和毒化的純潔的心靈。

    而龔自珍由“童心”所闡發的“情真”則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反對代聖人立言的八股文對少年的毒害,如他在《述思古子議》中說:

    “今天下父兄,必使髻艸之子弟執筆學言,曰:功令也……功令兼觀天下懷人、賦物、陶寫性靈之華言。夫童子未有感慨,何必強之為若言?然則天下之子弟,心術壞而義理錮者,天下之父兄為之。”

    所以他主張用“漢世諷書射策”(向朝廷陳述自己的見解,答問本朝的政事)來代替八股文,但是他的這一改革主張並不能真正改變天下的文風。

    反對八股文的最著名的宣言,當屬他的那首《己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其二是他用“童心”的純真無邪,倡導一種敢於揭露社會矛盾、干預時政的風氣,要求作家成為時代的忠實審判官和代言人。

    正是這兩點,使龔自珍的禮讚“童心”帶上了濃郁的政治色彩和時代特點。

    第三是激憤之情

    龔自珍的“尊情說”也並非什麼情都尊,他尊的是批判封建“衰世”的憤激之情;抗擊外國侵略的愛國之情;引人積極向上的進取之情。

    龔自珍將其居室命名為“積思之門”,書房為“寡歡之府”,銘其憑為“多憤之木”。由此可以看出鬱積在他心中的悲憤之深,這種以揭露、批判為主旨的悲憤之情,正是龔自珍詩文中的主導精神。

    他在《長短言自序》中說:

    “情孰為暢,暢於聲音。……凡聲音之性,引而上者為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於旦陽者為道,引而之於暮夜者非道,道則有出離之樂,非道則有沉淪陷溺之患。”

    這段話,他是提倡情要透過聲音、語言來表達,有什麼樣的感情就有什麼樣的聲音,而聲音有引導人們向上的積極健康之聲,也有誘人入“暮夜”的消極頹廢之音,而這又是由作者的感情決定的。龔自珍的“尊情”,正是要尊那種積極向上的健康的感情。

    以上三點,便是龔自珍“尊情說”的特色和思想基礎。

    二、龔自珍“經世致用”的文學價值觀

    作為近代傑出的思想家,龔自珍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社會批判論和社會改革論;表現在文學思想上,要求文學真實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對社會敢於揭露、批判,目的在於喚醒民眾,共同挽救國家奄奄一息的命運。

    事實上,“經世致用”的文學觀,可以上溯到清初顧炎武。顧炎武在《顧亭林詩文集》說:“凡文之不關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意即,文學必須要有益於天下。

    龔自珍“經世致用”的文學觀,既是繼承了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的“致用”傳統,又是在新的條件下的一個發展。

    清中葉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文學上存在著嚴重的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傾向,這一傾向的政治背景和思想根源就是清王朝的文字獄和思想禁錮政策。

    當時一般文人,懾於文字獄的淫威,不敢正視清王朝統治下的社會現實,因此他們不是在學術研究上鑽進煩瑣考證,就是在文學上寫些風花雪月、詩酒酬醉之作,來為清王朝“四海宴清,天下太平”唱讚歌(當然也有例外,這裡不再贅述)。

    面此現實,龔自珍在《乙丙之際著議第六》中提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的口號,要求學術研究要面向現實社會,為當前的政治服務,亦即“經世致用”。

    他在《對策》中說:

    “人臣欲以其言裨於時,必先以其學考諸古。不研乎經,不知經術之為本源也;不討乎史,不知史事之為鑑也。不通乎當世之務,不知經、史施於今日之孰緩、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

    由這段話可以看出,他認為研究經史,必須“通乎當世之務”,即聯絡當前的社會現實,否則經史研究就無的放矢,即所謂不知“施於今日之孰緩、孰重、孰可行、孰不可行也。”

    這裡要補充說明,龔自珍在這裡雖然主要講的是經和史,但他的“史”的含義是極廣的,不僅經是“史”,文學也包括在內。他在《張南山國朝詩徵序》說:

    “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又說“詩與史,合有說焉,分有說焉,合之分,分之合,又有說焉。”

    而且他還認為作為古代詩歌典範的《詩經》,也是“史”,他在《古史鉤沉論二》中雲:

    “《風》也者,史所採於民,而編之以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採於士大夫也。”

    不止如此,他還把諸子視為“周史之小宗”,並把莊子、墨翟、孟軻、公孫龍、荀況與屈原並列。可見,他把文學也包括在廣義的“史”之內。

    從“致用”的觀點出發,龔自珍認為,文學創作也應和經史一樣,要有明確的目的性:即必須有用。他在《同年吳侍御傑疏請唐陸宣公從祀瞽宗……獻侑神之樂歌》詩中說:

    “曰聖之的,以有用為主。炎炎陸公,三代之才。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

    這裡龔自珍很明確地認為:探求文學之美,亦在“以有用為主”,強調文學的功利目的。

    另外,龔自珍還從更廣泛的意義上把反映“民之飲食”視為作“文”之根本,這是一種進步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

    他說“聖人之文”都是“始乎飲食”,進而他又舉《易經》、《詩經》、《禮記》為例,說明這些經典著作共同揭示出一點:“能始飲食民者也”。

    他在《五經大義終始論》中寫道:

    “其在《序卦》之文日:‘屯蒙而受以需,飲食之道也。’其在《雅詩》,歌神靈之德,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故飲食繼天地。又求諸《禮》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民飲食,則生其情矣,情則生其文矣。”

    當然,龔自珍在這裡所講的“文”,和他的“史”一樣,是一個廣義的概念。但他把“民飲食”和“文”聯絡起來,並認為文“始乎飲食”,即文學首先要表現人民的衣食住行這一命題,在當時是一個進步的文學觀念。

    魏源在《定庵文錄敘》中,說龔自珍的文章“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為質幹”,可以看出他在創作中,重視表現人民生活和民間疾苦的先進的文學思想,而這點正是他“經世致用”的文學觀在創作上的一種反映。

    聯絡龔自珍的文學創作,便可看出,在詩人的文學作品中,不論是批判性的主題如:

    《行路易》中的“三寸舌,一枝筆,萬言書,萬人敵,九天九淵少顏色。”《偽鼎行》中的“東家有飲器,昨墮地碎聲嚶嚶;西家有屠狗盎,今日亦墮地不可以盛,千年決無土花蝕,萬年弔古之淚無由生。籲!寶鼎而碎則可惜,斯鼎而碎兮於何取榮名?”。《十月廿夜大風,不寐,起而書懷》中的“起書此語燈焰死,狸奴瑟縮偎幬茵。安得眼前可歸竟歸矣,風酥雨膩江南春。”等等。

    還有宣傳他改革思想和改革方案的作品,如《明良論三》、《明良論四》、《乙丙之際著議第七》、《尊隱》、《平均篇》,乃至反映他主張抗擊外國侵略和愛國主義思想的作品如《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最錄<羅剎方略>》等,都顯示出作者強烈的愛僧和進步的審美理想,具有明確的創作目的。

    龔自珍的文學創作既不是為了歌功頌德,也不是為了附庸風雅,而是為了促使人民的覺醒,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為了“經世致用”。

    龔自珍這種“經世致用”的文學觀,由於強調了文學的功利作用,要求文學與政治緊密聯絡並使文學成為時代的喉舌,這對於衝擊當時文壇中擬古主義、形式主義的文風,加強文學的現實性和戰鬥精神,都有不可忽視的積極影響。

    龔自珍作為近代一位啟蒙思想家, 他的“ 經世致用”的文學觀,反封建的、追求個性解放的民主主義色彩, 以及“尊情”的文學思想,在當時起了開風氣的作用, 並對後來的文學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

    回答完畢。

  • 2 # 阿蠻教你寫作文

    簡單說:尊情,是文學主張;經世致用,是政治理想。下面分別來說:

    一、怎麼理解龔自珍的“尊情”?

    龔自珍在《長短言自序》裡說:

    情之為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龔子之為《長短言》何為者耶?其殆尊情者耶?

    這是尊情說的出處。什麼意思呢?龔自珍就說,“情”是什麼東東呢?最開始龔自珍是想把它鋤之而後快的,後來發現,鋤不掉,砍不完呀,只有“宥之”;宥,就是寬恕,原諒。後來又發現,單單寬恕這些不知所起、莫名其妙而生的“情”,還不夠!所以,到了最後,就“尊之”。所謂的尊,就是遵從,不違背。這是什麼呢?這其實就是主張自由,主張個性,要無拘無束地抒發個人內心的真情實感。有什麼,你就說什麼!就是這個意思。

    龔自珍所說的“情”,包括哪些方面呢?我個人理解,至少包括三點:

    第一,人的純真的情,相當於我們說的“童心”。童心是什麼樣的?就是很單純,很自然的流露的情感。看到別人有玩具,你也哭著要一個,這就是童心。大人不會這麼幹。

    第二、人的感慨。這一點說的是我們面對社會現實的一種反應。什麼是社會現實呢?那些美的,醜,惡的人和事便是。當我們面對這些現實的時候,我們要有自己的“感慨”,比如,要敢於批判它,敢於揭露它,敢於抗爭甚至是革命。

    第三,要有憂患意識。大家不要把龔自珍的“情”簡單理解為個人的私情。不是這麼簡單。而是還要擴大去理解。所謂的憂患意識,是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出於危難之時,一個人要有勇氣去守衛,並且,圖強。

    我們現在來看龔自珍的“尊情”這個主張,並不覺得有多麼牛,多麼厲害是吧。現在我們好像也整天都在說呀~~~~但是我們得回到中國漫長的文化傳統,得回到龔自珍所處的時代去看。這樣才能明白龔自珍這一主張有多麼石破天驚。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龔自珍尊情的主張,核心其實就是:人的覺醒。他強調的是,一個作家、詩人,要不受任何束縛,要彰顯主體創作的獨立人格,要大膽、完整地表達出人的內心的情感訴求,不要怕,也不要裝!大家可以看,這種主張,其實是西方文學、思想的主張,他們強調的就是“人”的覺醒,人的獨立性;而我們的傳統文化是什麼?是儒家思想。儒學強調的是什麼呢?是存天理,滅人慾。簡單說,一個人,就不該有什麼需求,有什麼慾望。更別談什麼獨立人格了!

    二,怎麼理解龔自珍的經世致用?

    前面說了,經世致用,偏向於龔自珍的政治理想。具體來說,就是什麼樣的人才,才是真正有用的人才?大家繼續往下看,這一點其實和他“尊情”的文學主張是一脈相承的,不矛盾。

    首先,什麼是經世致用?其實說白了,就是要學以致用。是不是也很簡單?這個概念並不是多麼新鮮的主張,其實在儒家文化裡面很早就有,比如孔子那裡,孔子就主張要積極入世,並且具體到怎麼做人,如何行事,最後要怎麼治理一個國家。而之所以到了龔自珍(還有顧炎武、黃宗羲、魏源等人)這裡,經世致用顯得那麼重要並且急迫,是因為他們生活的清末時局,處在內憂外患之中,這時候,讀書人就不能在固守書齋,空談學問;而是要敢於面對社會現實,並作出有效的應對策略。

    什麼樣的才叫經世致用呢?至少包括兩點:

    第一,要身體力行,做學問可以,但是不能和社會、和時代脫節。比如龔自珍,他就致力於地理之學。這個有什麼用?用處可大啦。它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一地的地理環境、民俗民風、政治沿革等等諸多方面的內容,這對該地的施政、圖強是極為重要的基礎條件。

    第二,要和時政相結合。國家處於內憂外患之際,讀書人你得有一種緊迫感和責任感。比如當時沙俄侵佔中國領土,以及後來的英國鴉片戰爭,龔自珍是怎麼做的?他不僅關注邊疆防衛,還親自參與到禁菸鬥爭當中。林則徐出京之前,龔自珍寫了《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送給他,為林則徐出謀劃策並且鼓勵他。

    至於人才的選用方面,我們都知道龔自珍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詩:不拘一格降人才。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人才有各方面的人才,只要它有“用”,就是人才。不怕多,越多越好。那什麼樣的人才,才算人才呢?我個人以為有下面兩點:

    第一,和時代聯絡緊密的人。現在國家是什麼形式,社會是什麼局面,要了如指掌,一談到國家大事,應該像談到自己家事一樣,既要知道,又要懂得如何應對。

    第二,某方面突出才能的人。有武力,很好,可以去與外敵作戰;有文采,也很好,可以安撫百姓;有治國之策,非常棒,可以使國家富強。即使是山野村夫,僧道仙佛,士農工商,都可以是人才。大家可以看,龔自珍的思想是多麼超前的。

    而成敗的關鍵是什麼呢?是面對這麼多的人才,得會用他們,得讓他們有用武之地。這就要求統治階級要有吸納、革新的勇氣和魄力。

  • 3 # 顏真孚

    龔自珍生活的年代,正直所謂的"乾嘉樸學”盛行的時期。在這個時代裡的知識它都是佇立在一個畸形的繁榮裡,或許知識分子需要以個性扭曲以及喪失獨立精神為代價才能加以適應。針對這種偽飾之風,龔自珍會提出叛逆的主張,就是要追求這種生命內在的東西,洗滌矯情的社會習氣。他曾說過:道焰十丈,不如同心一車。尊情說雖然可能奉行有些讓人覺得不順暢,讓知識分子唯唯諾諾的心一時無法得到轉變,但是應該算得上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而經世致用在龔自珍看來那就是肯定經世的意思,它必須以現實為依據,不通乎當世之務,不知今世之施於今日之孰緩,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

  • 4 # 竹杖芒鞋

    感謝提問~

    我說的簡單一點:“尊情說”的核心內容就是重真實,反虛偽。“經世致用說”強調文學“以有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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