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責的說，不算！沒人會以為玄幻和修真類小說寫的是真的，說白了，網路小說就跟喜劇一樣，只不過網路小說更像是吹牛比賽，看書的人只是在看誰更會吹牛。

所以就像你不能說郭德綱的相聲是毒品一樣，網路小說也不是。

小說是以故事為主，虛擬主人公也都是作者為了使整個故事也就是主人公世界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才虛構而成。

有時候主人公世界相當真實，也具有一定的基礎感，這樣會有相當一部分人會在讀小說的同時，自己也代入虛構世界，和虛擬主角一起體驗虛構世界。這樣的人就會有可能傻笑、發呆或者難過等失去控制力的表情，在外人看來就好像入魔一般。這就是喜歡看小說的一類人，其實他們也只是代入而已。再就是這類人會廢寢忘食的看小說，同樣也會忘記時間等事情，有些人就認為小說像鴉片一樣，會使人失態？

其實，小說總有讀完的時候，那時候他們最終也會失落一陣子。但最終還是要生活在這個世界，吃飯始終是第一生活要素。

同時，也告訴各位小說愛好者，讀小說還是要有一定的節制，不能因為小說而不再生活啊！

讀書的目的是翻越階級的圍牆，我爬上去看了一樣真正的世界，太過殘忍，深感無力……

只有在小說裡才能逃避一下，不斷努力，卻不公的現實，溺死在幻想裡。

第二天，擠向圍牆的狗洞，他們用名為希望的東西來加固圍牆，讓我們不去推翻圍牆而已……

晚上，我擠的滿頭大包，又打開了小說……

小說也分不同型別的。

近代以來，隨著市民階層崛起，小說也隨之興起。歐洲十八九世紀，歐洲湧現了大批偉大的小說家，他們將自己對現實的思考融入小說之中，藉以揭露社會現實。如司湯達的《紅與黑》，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寧娜》等。這些小說緊貼現實，其實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往往能夠發人深省，引導人們思考社會的種種問題。其影響所及之初，常能啟發民智，對歷史發展影響深遠。這類小說的作者往往同時是社會思想家，小說只是其表達思想的載體。

二戰以後，和平降臨，經濟飛速發展，社會矛盾趨於緩和，消費主義滋長。小說市場化，為了爭奪消費者，出現了大量以消遣娛樂為目的的小說作品，如現在的許多網路小說。這類小說沒有什麼思想，就是讓讀者覺得爽，從而肯花錢付費罷了。讀了一時爽，閱後空蕩蕩，大概就是這樣吧。一旦上癮，還是很難離開的，確實與鴉片相似。

法國學者鮑德里亞曾說，後現代社會是一個符號生產、交換和消費的時代。這些符號構建了一個虛擬的現實，將人控制起來。某些“精神鴉片”型別的小說，已經形成了產業鏈，其生產過程宛如工廠流水線作業，不包含絲毫自由思想，只與感官刺激有關，或許也是鮑德里亞所說的“符號生產”的一個型別吧。

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戰亂頻繁、多苦多難的時代。然而，這一時期又是一個精神解放、千姿百態的時代。魏晉士人以其思想解放，行為灑脫，談吐新奇，追求自由，崇尚自我而獨具特色。他們的思維方式、行為舉止、人生理想以及人生態度，構築成了千百年來為人們所矚目的魏晉風度。具有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賢”。

1960年在南京西善橋六朝墓出土的畫像磚上，有一幅《竹林七賢圖》，這七賢分別是山濤、阮籍、嵇康、向秀、劉伶、阮咸、王戎。因他們有著蔑視禮法、崇尚自然的共同思想，加之他們常常“登山臨水，竟日忘歸”，聚集於竹林之中，成為玄學清流的典型代表。他們的影象因之成為墓葬中畫像磚的題材，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它標誌著漢魏之際理想人格意識在人們觀念上發生了變化。“竹林七賢”並非仁人義士，也非賢相忠臣；他們既無可稱道的節操，也無可仰慕的功績，然而他們卻成了聞名於當時和後世的理想人物。這表明當時人們崇仰的視線，已經由正統的聖、賢、忠、烈，漸漸轉向具有魏晉風度計程車大夫，具有這種風度的個體人格，在這時已經成為了人們的理想和榜樣。

七賢中的佼佼者、魏晉風度的優秀代表——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生於漢獻帝建安十五年（210年），死於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阮籍從小就顯示出了奇才異質，8歲就能寫文章。他才情驚人，對於詩、文、棋、琴甚至飲酒、服藥、煉丹、談玄，幾乎無一不擅長。他不拘小節，放蕩不羈，很早就享有了風流倜儻、才華絕倫的名士聲譽。《晉書·阮籍傳》記載：“籍本有濟世志。”阮籍在《詠杯詩》中說：“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他還寫到：“少年學擊刺”，企圖報效朝廷，建功立業。阮籍活了52歲，其中有20餘年的仕宦生涯。但他開始對於做官，不是堅決不應召，就是託病辭去。曹魏齊王芳正始八年（247年），正在“輔政”的曹爽召阮籍為“參軍”，這是一個重要的官職，但阮卻“以疾辭，屏于田裡。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至曹爽被殺以後，又有許多有功之臣被連續殺戮。在險惡的社會環境中，阮籍為保全自己，在司馬氏集團統治下，先後出任了大司馬從事中郎、散騎常侍、東平相等官，還曾被封為關內侯，47歲時，曾做過步兵校尉。阮籍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情況下，做官是不得已而為之，在任上也只不過是虛應故事而已。

為在亂世之中求得全身，阮籍所採取的自全之計就是以佯狂避世。他曾以大醉60天而轟動時人。司馬氏想與阮籍聯姻，阮籍不便正面拒絕，於是，當司馬昭親自登門為愛子求婚時，阮籍卻手裡抱著酒甕臥在地，這一醉居然整整60天未醒，司馬昭一連數次登門拜訪，都因阮籍大醉不醒而無法談及聯姻大事，最後只好作罷。景元年間（260-264年），他從東平做官回到洛陽，當著滿朝文武，要求擔任北軍的步兵校尉。根據當時的軍制，只有驍勇善戰的武將才可擔任此職。當司馬昭問他要求擔任步兵校尉緣由時，阮籍的回答令人不可理解。他說因為兵營的廚房裡還貯存有三百石好酒，既然此處有美酒而又缺校尉，那當然是我阮籍頂這個缺最合適了。阮籍走馬上任後，草草應付了校尉事務，便到廚房清點存酒，與其酒友劉伶直喝得天昏地暗，久醉不醒，以至嚇壞了隨侍計程車卒。阮籍以好酒為名要求擔任步兵校尉，實際上是為了與司馬氏集團保持距離，也是一種自全之計。

魏晉之際，統治者一方面大開殺戒，將反對他們的人推上斷頭臺；另一方面，他們又極力標榜“名教之治”，要求人們繩之以禮，規之以法。阮籍表面上經常處於“酣醉”狀態，其實他是那個時代最為清醒的人物之一。他清楚地看到了統治者的黑暗、無恥，他用“任性”、“痴”、“玄遠”、“酣醉”來掩蓋他的“不拘禮法”，以表現他對“禮法”的蔑視和反抗。按當時的禮法，家中若死了長輩，要服喪三年。三年之內不準吃酒肉，不能離家遠遊，不準大笑，只准穿黑色的衣服。否則，便違反了禮法。《魏氏春秋》記載：阮籍幼年喪父，是母親將他撫養成人。因此，他與母親有著深厚的感情。然而，當他聽說母親去世時，卻仍然飲酒食肉，與客人下棋，若無其事。在他母親下葬時，他竟然叫家人蒸了一隻小豬做酒餚，又喝了滿滿的兩斗酒，這才去柩前訣別，每哭一聲，便嘔血數升，直哭得死去活來，旁觀者無不淚下。即便如此，但因阮籍在母親去世時違反了服喪的規矩，還是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議。有人甚至向司馬昭進讒言要給他治罪。而阮籍仍然若無其事，我行我素。阮籍“失禮”的行為常常引起禮法之士的驚噪。《晉書·阮籍傳》記載說：“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阮籍這些有悖禮法的怪誕行為，說明他不受儒家禮法的拘束，敢於打破禮法的束縛，不矯情虛偽，是真正的“外坦蕩”；他待人以真誠的仁愛，不浮華輕薄，不愧為“內淳至”。阮籍蔑視、反抗禮法，對於那些虛偽的禮法之士，他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逛拙，藏智自神”，“假廉而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阮籍將這些禮法之士比為咬人吸血的褲中之蝨。嘲笑他們對禮法循規蹈矩，“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揮襠”，但其地位並不因此而安穩，一旦“炎丘火流，焦邑滅都”，免不了還是要陷入滅頂之災。現實中的人格是如此的虛偽，如此地令人窒息。阮籍面對黑暗的現實，他的“濟世志”無法實現；禮法的束縛，使他感到焦慮和痛苦，他不得不求助於莊子那種遨遊宇宙，與天地合一的虛幻的理想，以同他所處的卑下黑暗的現實相對抗。

阮籍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大人先生傳》中有著明確的表述：“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由於“道”是變化永存的，因此不論世事如何瞬息萬變，只要“與道俱成”，即可獲得永恆。在這裡，阮籍的理想人格——大人，因“與道俱成”而具有了永恆的意義。這種理想人格的建構，是基於漢魏時大批士人在亂世之中，深感人生的短暫、無常、痛苦，他們渴望著去獲得一種永恆。阮籍所說的“大人”，就是莊子所描繪的理想人格即“真人”、“神人”、“聖人”。所以，阮籍對於莊子所描繪的理想人格是敬慕的，他是以老莊的道家思想來構建他的理想人格的。由於莊子所描繪的“真人”常是虛無縹緲、無所不能的神仙，所以，阮籍也將他的“大人”稱之為“神”。他說：“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為貴夫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群，遺俗而獨往，登乎太始之前，覽乎忽漠之初”；正因為阮籍將“大人”看成是脫離人世的神仙，所以從神仙的眼光來看，人世的一切當然是卑微的，不屑一顧的。人生如同朝露，“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以九秋。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而且“世務何繽紛，人道苦不遑。……時路烏足爭，太極可翱翔”。人生、人道是如此無常、險惡，所以，阮籍極力尋求超越現實的境界：“誰言萬事艱？逍遙可終生。臨堂翳華樹，悠悠念無形”；“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雙翮凌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顯然，阮籍嚮往著超越現實，追求那虛幻的理想人格。和阮籍有著共同理想追求的竹林俊杰嵇康，也是一位具有魏晉風度的風流名士。

嵇康（223-262年），字叔夜。他的祖籍是會嵇（今浙江紹興）上虞，後因避仇而遠遷至譙郡銍（今安徽宿縣），以定居地的嵇山為姓。嵇康的父親曾做過治書御史一類小官，很早便去世了。他的哥哥嵇喜在魏時為衛軍司馬，到了晉代，曾出任過揚州刺史。嵇康的學識修養很高。他博通經史兼善書法，曾在洛陽太學館為學，以古文寫十三經。他善於寫文章，做詩歌，還擅長音樂，他的《聲無哀樂》流傳至今，頗有影響。他的修養好，儀表風度極為出眾，娶魏宗室長樂公主為妻。嵇康比阮籍小13歲，阮籍十分賞識他，同為“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嵇康性格直率，毫不掩飾他決不同司馬氏集團合作的態度，司馬氏集團因此對嵇康十分不滿，於是找了一個“不孝”的藉口將他殺害。據《晉書·嵇康傳》記載：“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這一悲壯的場面在中國古代史上廣為傳頌。

嵇康的性格剛烈，與司馬氏集團針鋒相對，批評的言語直率、尖刻。司馬氏集團標榜“以孝治天下”，而嵇康卻要反對禮法，儘管內心並不是這樣想的。司馬氏集團以強暴力量奪取魏室天下，嵇康就“非湯武而薄周孔”。總之，嵇康是公開而直率地表明自己與司馬氏集團不進行合作。態度之堅決，甚至與昔日好友絕交分手。山濤，是嵇康相交甚密的竹林朋友。比嵇康年長20歲，少年時就以有器識有幹才聞名於鄉曲。他曾在河內郡任從事之職。“高平陵之變”爆發前，他躲進了山陽的竹林。以後又重入仕途，效力於司馬氏集團。景元元年（260年），他舉薦嵇康代替他的原職。嵇康不僅堅決拒絕接受官職，而且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痛斥山濤行為卑劣。這種剛烈的秉性也是導致他下獄遇害的原因。他的好友呂安遭冤枉下獄，呂安請嵇康為他作證，嵇康慨然出面為呂安辯護，結果以“與不孝人為黨”的罪名慘遭殺害。在魏晉的惡劣環境中，嵇康因“性烈”而未能全身。一位世外高人孫登早就勸誡他，要他含而不露，沉默為上，然而他做不到。其實，他的剛烈、直率，他同世俗所進行的無畏的抗爭，都為他的人生增添了光彩。

嵇康面對黑暗的現實，是進行正面的強烈抗爭；阮籍則以“酣醉”進行嘲弄。在尋求人生的解脫上，阮籍的理想是“大人先生”的“超世而絕群，遺俗而獨往，登乎太始之前，覽乎忽漠之初”;嵇康則以《養生論》道出他對生命價值的肯定，展示他不願在黑暗的現實面前歸於滅亡的精神，追求“無為自得，體妙心玄”的極境。嵇康在《養生論》中蘊涵著他對個體理想人格的執著追求。他的養生論是以“養神”為主，正如他在《答向子期難養生論》所說：“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為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這說明，嵇康養生的目的固然在於求得長生，但其所追求的境界則是一種精神的超脫，達到與永恆的自然合一。為實現精神的超脫，嵇康提出必須擺脫各種慾望的束縛，做到“以大和為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淡為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耳，何足戀哉”。精神上達到“和”的境界，具有“應物而不累於物”之意，亦即是對現實的一種超越。嵇康的養生論所體現出來的是對個體人格自由的嚮往與追求。

“竹林七賢”作為魏晉時的理想人物，他們雖然有著不同的經歷，有著不同的性格，在入世與出世的態度上也都不盡相同，其歸宿也各異，但他們都有才華、器識，都是些有聲望、有個性的名士。除阮籍、嵇康之外，山濤有將相之才，有著政治家的眼光和胸懷，後來位至三公。王戎的祖上王祥，以“臥冰取魚”而孝著天下，其本人則以清廉為名。向秀、劉伶的文章都寫得很出色。至於阮咸，則具有很高的音樂造詣，他擅長的民族樂器“阮咸”一直流傳至今。

“竹林七賢”雖然各有特色，但他們蔑視禮法，崇尚自然則是相同的。魏晉士人因感嘆人生的短促、生命的可貴而希望延年益壽，許多人都相信服用寒食散可以長壽，於是服藥之風便盛行起來。飲酒是名士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竹林七賢”個個熱衷於飲酒。嵇康就曾為能有濁酒一杯而感到滿足；阮籍常飲酒酣醉；阮咸是用大甕盛酒的酒徒；劉伶縱酒放達，以致脫衣裸形。七賢酗酒是因為其內心的空虛與煩悶，也是為了以酒遁世、消災避禍。服藥、飲酒、聚於竹林談玄說理，一副赤膊跣奔、寬衣大袖的外形，如此放蕩不羈、縱情怪誕。竹林之士以卓爾不群之舉反抗著黑暗的現實，表明了對人生的態度。

五彩繽紛的魏晉風度，為歷史留下了並不輕鬆的一頁。構成這一頁的歷史底蘊是深沉的。漢魏時代，戰事頻仍，政治風雲變化莫測，加之自然災害接連不斷，更加重了社會矛盾。《後漢書·五行志》中記載的災異有：淫雨、旱、火災、蟲孽、大水、雹冰、蝗、地陷、螟、牛疫等。災荒給魏晉人帶來的是令人畏懼的飢餓與死亡。災荒在吞噬生命，瘟疫在這時也兇猛異常，建安十三年（208年），長江一帶疾疫，曹操軍隊因此而失去戰鬥力，結果敗於赤壁。史載獻帝二十二年（217年）“厲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復族而喪”。災荒、瘟疫是自然界對人的襲擊，而戰爭，則是人對同類的殘殺。東漢末年豪強間的火併爭鬥，使人民深受其害。據《後漢書·董卓傳》記載，董卓的部將李傕、郭汜為了給董卓報仇而攻打長安，致使“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贏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連人口集中的黃河流域，也是千里無人煙，白骨蔽平原。災荒、瘟疫以及戰亂危及著人的生命，在這種環境下，人們發出了對於生命的深刻感嘆，他們渴求獲得人生的盡情享受，希望增加有限的生命的密度。

漢末魏晉時期，社會動亂不已，統治階級內部以及各政治集團之間的爭權奪利十分激烈，黨錮之禍致使大批正氣凜然的憂國之士慘遭殺害，曾為曹操建功立業立下汗馬功勞的不少謀士，也沒有得到好的結局，他們有的被處罰，有的被誅殺。社會的黑暗、政局的險惡，使他們深感人生的短促，生命的可貴。在無力澄清天下的情況下，為了保全自身，他們或離開仕途隱匿山林，或飲酒服藥以避災禍，清談玄學以追求對現實的超越。

對儒學信仰的動搖也導致了新的觀念的形成。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學在思想意識上佔有了絕對的地位。而隨著東漢統治者的日益腐朽，儒學的理想境界與現實社會的強烈反差，使人們對這一權威思想產生了懷疑。然而，深入人心的儒家思想並未喪失其存在的魅力，於是，魏晉士人就深深地陷入了理想與現實、入世與出世的痛苦思索之中。飲酒酣醉、放任自流、縱情背禮、舉止怪誕、放蕩不羈，都是這種痛苦思索的外在表現。

在“竹林七賢”放浪形骸、飲酒享樂的背後，隱藏著倔強的個體人格力量。正是這種人格力量，使他們成為六朝的理想人物，在歷史上享有盛名。

個人觀點，所謂的精神鴉片，其實是被一些自媒體妖魔化了。說是年輕一代沉迷二次元或者遊戲和影視劇之類的，會讓國家沒有未來，其實這只不過是社會發展的過程罷了，如果這樣算精神鴉片的話，那每個人幾乎都有，每個年齡階層所愛好的東西不同而已

這個問題怎麼說呢，你要說小說和人變廢沒什麼關係，這個真是昧著良心，玩物過度肯定喪志。

但你說人變廢全賴小說，這個也是刻意甩鍋。金庸的武俠，近年的三體，奧巴馬還追呢，怎麼不說是精神鴉片？

有些人廢了就是廢了，本質上還是人的天性，眼界，環境決定的。就算沒有小說，動漫，遊戲照樣能把人拖下水。

如果是學生沉迷小說，家長百分之百要分鍋的，青少年本身就比較敏感，情緒容易波動。感情受挫，學習困難，家長從來不去關心的，只看成績，不被逼瘋才怪，這時候順勢沉迷小說，太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