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最強大的不是武力，而是從上到下的強大自豪感和自信！老李家不是漢人或者說不是完全的漢人，高官中也有不少胡漢混血的。政治上也即沒像北魏大清胡漢分立，也沒像遼金分而治之。文化上即沒像元一樣鄙視漠視漢學，也沒像清閹割殘害漢學。一方面吸取國外的服飾音樂宗教等等，一方面發展自身的漢學國學。大唐是中國最偉大的朝代，沒有之一！

唐朝是中國強盛的一個王朝.唐朝的強大離不開以下幾點

第一:隋朝進行了大統一，結束了中國幾百年的分裂，使得社會各界都以安心生產，隋朝末年，群雄逐鹿，但這時的隋朝經過了十幾年的發展也很強大，所以當唐取代隋的時候，沿用了隋一部分制度，隋也為唐的發展留下了一定的基礎.

第二:唐朝軍事制度比較完善，軍力的強盛才能保證國家的安全，唐的天下是打下來的，所以擁有一定的軍事實力，才能保證唐國泰平安。

第三:唐朝文化的發達，唐朝的社會風氣非常開方，這是一種文化的自信，民族的自信，這一是一個國家發展強大的重要軟實力。

唐朝靠什麼強大起來，可以從它合理的制度中得到答案。當然，唐初的幾位英明的皇帝，也是其中的關鍵。不然，再好的制度，也會執行地變形。唐太宗的“貞觀之治”，武則天的“貞觀遺風”，到唐玄宗的“開元盛世”。英明的君主，遇上合理的制度支撐，國家自然會強大起來。

政治上三省制

三省即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中書省制定政策，門下省審查政策，尚書省執行政策。如此設定的好處，是既能集思廣益，又能避免大臣專權。使得皇帝能夠“兼聽則明”，而且對於重大決策，其最終決策權還是在皇帝手中。三省的官員，其實就是皇帝的智囊團。

對於地方上，唐朝初期設定州、縣兩級，使得行政效率大大增強。而且官員以及官吏都由中央委派，避免了漢朝時期，官員自己徵辟屬吏的情形。而且，唐太宗曾經將各地刺史的名字寫在屏風上，時刻注意這些地方官的施政成績。所以，在唐初的時候，中央和地方上的政治制度是合理且健全的，保證了國家的高效運轉。

賦稅上租庸調

唐初實行的是北魏時期的“均田制”，也就是按照人口進行分配田地。大力促使人們專心生產，使得“地無餘利，人無餘力”，這樣糧食的產量自然就大大增加。而所謂的租，就是田租；庸，指的是每年為政府服役20天，不服役的，每天要交納絹三尺娟；調是戶調，隨鄉之所產而繳納。

如果政府延長服役15天，那麼免租。如果延長服役30天，那麼租調都免。此外，遇上災荒年月，都有相應的租庸調減免辦法。這樣一來，達到了輕徭薄賦的目的，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都被調動起來，糧食產量自然大大增加。

軍事上府兵制

府兵制和均田制是密切相關的，人民“均田”之後，從中選擇精壯的農民，進行相應的軍事訓練。平時種田，閒時由政府組織學習戰陣廝殺。士兵的武器以及裝備等，都是由個人自己承擔，但國家予以免除租庸調。如此一來，農民得到實惠，國家節省了大量的軍費，軍隊士氣也得到提高，戰力大大增強。

“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

府兵制既減少了大量軍費，而且軍隊戰鬥力較強。當有戰事的時候，命令將領帶兵出征。一旦戰事結束，那麼士兵回到各自的府縣，將領回到自己原來的崗位。士兵不失業，將領也無法掌握軍隊（因為每次徵調計程車兵，可能都是來自不同的地方），這樣也避免了藩鎮的出現。到了唐玄宗後期，均田制遭到破懷，府兵制也是名存實亡。朝廷不得已開始募兵（要給士兵發軍餉），這樣既增大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又造成了藩鎮割據，以至於有後面的“安史之亂”。

教育上科舉制

兩漢以至於魏晉，都是實行推舉制。這樣當官的權力，很大程度上就掌握在世家手中。到了隋唐，開始科舉取士。當時，只要有一技之長，明經、明法、明算等等，都可以參加考試。而且考中之後，還需要吏部選拔，合格者才能當官。如此一來，既打破了世家大族對政治的壟斷，基層官員的任命也有了一定客觀的標準。使得有本事的平民，憑藉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出人頭地，其深遠影響非一語可以說盡。唐太宗對此也甚為自得：“天下人入吾彀中矣”，這個觀點雖然偏狹，但無疑把社會中的大部分精英選拔出來。對於統治也好，對於民生也罷，都有極正面的意義。

綜上所述，唐朝之所以強大，靠的就是賢明的君主和合理而健全的制度。當賢君兢兢業業以治理天下的時候，自然會有盛世出現，也就有了“大唐雄風”。但是這對君主的要求也是極高，一旦出現君主昏庸的時候，衰亡也是不可避免。

唐玄宗後期，土地兼併已經十分嚴重，租庸調和府兵制已經受到強烈衝擊。而唐玄宗大力任用奸相李林甫、張國忠，這些人排除異己，大力任用親信，又對三省制和科舉制度造成巨大破壞。當這些制度被衝擊地七零八落的時候，即使有英明的君主想收拾殘局，也是舉步維艱了。

唐朝是靠對外征戰強大起來的。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強大的統一王朝，618年建立到907年滅亡，享國289年。唐朝實力強大，疆域空前遼闊，出現萬國來朝的盛況。

唐朝對外征戰頻繁，大的戰役就有十場，九勝一敗，戰績頗豐。

第一場是唐滅東突厥之戰，629年，東突厥頡利可汗侵犯河西，唐太宗命李靖率軍十萬剿滅東突厥，結果唐軍大勝，俘獲頡利可汗，唐太宗封他為歸義王，東突厥滅亡。

第二場是唐滅西突厥之戰，西突厥獨霸西域，兵勢強盛，唐朝為開啟西行商路，657年，唐高宗派蘇定方率軍一萬，與西突厥十萬人大戰，以少勝多，殺敵數萬，斬大首領，西突厥可汗沙缽羅逃跑，唐朝統一西域。

第三場是唐與吐蕃之戰，從唐高祖時期623年一直到907年唐朝滅亡，一直與吐蕃進行長期作戰，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只換來短暫的和平。直到848年，張議潮率兵光復敦煌、張掖、酒泉等唐朝失地。後吐蕃因內部平民起義瓦解分裂，很多地方歸降唐朝。

第四場是唐滅高昌之戰，高昌王麴文泰發兵襲擾唐境，640年，唐太宗命侯君集率兵出戰，俘兵7000人，高昌國滅亡，唐太宗在此設定西州，又設定安西都護府，派兵留守。

第五場是唐滅高句麗之戰，高句麗與百濟聯合，企圖阻止新羅向唐朝朝貢，643年，新羅遣使入朝，求唐太宗發兵救援，644年，唐太宗派張亮和李世勣，共帶兵十餘萬人，向遼東進軍。徵高句麗之戰前後持續24年之久，唐朝多次大勝，668年，薛仁貴大破高句麗，高句麗滅亡。唐朝在此設定安東都護府，統治高句麗各地。

第六場是唐攻契丹之戰，730年，唐信安王李禕，率軍攻打舉兵反唐的契丹牙官可突於，大勝，收復了營州，鞏固了東北邊防。

第七場是唐與南詔戰爭，從750年到870年，總共有三次大戰，第一次大戰後南詔脫離唐朝，歸附吐蕃，第三次大戰後再次歸降唐朝。長期戰爭，雙方都死傷慘重，最終是唐朝勝利。

第八場是怛羅斯之戰，751年，高仙芝率領唐軍主動進攻大食，就是當時的阿拉伯帝國，最後雙方在怛羅斯交戰，高仙芝以兩萬多人對戰阿拉伯二十萬人。最終因部下叛變，遭到夾擊，唐軍損失一萬多人，高仙芝失敗撤回。雖然唐朝失敗，但對西域疆域沒有影響。

第九場是唐與後突厥之戰，682年，骨篤祿起兵反抗唐朝，建立後突厥政權，勢力日漸壯大，時常侵犯唐朝邊境，後唐朝與回紇聯合出兵進攻，後突厥滅亡。

第十場是唐與小勃律之戰，小勃律位於吐蕃西部，本是唐朝藩屬，後因吐蕃壯大小勃律及其周圍二十餘國都歸附吐蕃，不再向唐朝朝貢，747年，唐玄宗命高仙芝兵一萬餘人只花了幾個月時間就把它整得服服帖帖的。

唐朝憑藉對外征戰，極大地擴張了領土，為後世進一步統一奠定了基礎。說明一個道理：天下是靠實力打出來的，不是靠嘴巴說出來的。

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唐朝一直以來都被譽為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朝代之一，也是中國歷史上疆域面積空前遼闊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後世學者評價唐代強盛的成因，均認為在於改革和開放的統治政策起了決定性作用。

李唐興起於隴西邊陲，不僅在政治上因襲前朝少數民族政權體制，在文化和社會生活上也採取相容華夷、兼收幷蓄的開放政策。唐太宗曾言：“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 正因為最高統治者這種一視同仁的開放心態才使得唐朝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百姓民生等諸多領域走在了同一時期的歷史最前列。

以開元年間的百姓民生領域為例：

唐初的統治者歷來重視農業，為發展農業，輕徭薄賦，均田制，興修水利，開墾荒地。史書記載：“開元、天寶之際，耕者益力，高山絕壑，耒耜亦滿”。根據史料推算，當時全國實際耕地面積高達6.6億畝，是今天全國18億畝耕地面積的1/3還強。

據《資治通鑑·唐紀三十》記載，開元二十四年十月，唐玄宗準備行幸西京長安，但張九齡等人說秋收還沒有結束，這樣上路會騷擾百姓，影響生產。這事例從側面說明重視農業生產是當時的社會共識。由此，農民沒有理由不樂於守田和耕種。

唐玄宗設定四監管理手工業，出現了最早的公私兼營；基本不徵工商業稅，因此民間手工業也發展迅速，紡織絲織業技術高超，陶瓷業異常發達；金融機構櫃房出現在城市；互市與海外貿易發達。工商業的發展增加了普通百姓謀生機會。

唐玄宗整治吏治，精簡機構，裁減官員，減少政府支出。此舉減輕了百姓的賦稅負擔。

唐玄宗時期，實行科舉選拔人才。普通民眾也有走入仕途和改變命運的機會。

開元時期飲茶之風興起，增加了農民的經濟收入，市場物價“十分廉宜”。

杜甫親歷了開元盛世，曾賦詩寫道：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

好一幅盛世場景！在以人均GDP多寡論民生質量的今天，如果換算一下，唐朝的人均GDP一定是封建時代最高的吧？

據記載，開元時期世界著名的大都市主要分佈在中國，例如長安、洛陽、揚州、成都等。盛唐時居住在都城長安城的，除了漢族人以外，還有突厥人、回鶻人、龜茲人、吐蕃人、南詔人、日本人、北韓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長安就是當時的國際一線大城市。

學者們綜合各方面史料分析，公元8世紀中葉，唐朝全華人口約8000萬。而同一時期整個歐洲的人口也不過幾百萬人。這在農耕為主的時代，人口繁盛反映了當時中國綜合國力是獨步於世界的。

百姓安居樂業，夜不閉戶，倉廩豐實，有了這些硬指標，對於國家來說，想不強大都難！

其實，唐朝的強大並不是偶然，縱觀歷史，是以下多重因素疊加催生出的大唐盛世。

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勢。隋唐時期局勢其實和秦漢時期是極其類似的:

秦朝統一六國，結束了戰國近300年的諸侯割據局面，統一後的秦朝是短暫的，但它為大漢王朝的興盛奠定了必要基礎。

同樣，隋朝的大一統，結束了十六國及南北朝近200年的分裂局面。雖然隋朝也就是短短50年的統治，可中原的版圖是完整的，甚至還征服了突厥等一些邊疆夷族。

當唐朝取代隋朝時，接手的基本也是一個完整的中華版圖，李氏父子只花了十餘年時間就完成了開疆拓土的硬體建設。這給宏圖大志的李世民治國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其透過“貞觀之治”迅速提升了大唐的軟實力---經濟恢復，人民安居樂業，這些都是太平盛世的基礎。

二，科舉制度的實行，結束了幾百年的門閥貴族世襲制度。讓天下有抱負的普通人有了晉升的途徑，而不是動不動就選擇揭竿造反這個冒險遊戲改變命運。

三，大運河的開通促進了經濟的流通，社會的發展。楊廣其實是很有戰略眼光的，只不過大運河的開鑿有些操之過急，導致民怨亡了國。而在唐朝，大運河的作用凸顯，真正貫穿南北的黃金水道，無可替代。

四，太宗的接班人還算靠譜。高宗李治還是個不錯的皇帝，大局上能夠繼續太宗的遺志，只是連父皇的女人也繼承過來，有點荒唐。後面武則天雖然專權，但對治國還是有一套，頗有貞觀遺風。再到後面的玄宗，都算還是明君，幾代君王的傳承，終於成就大唐盛世。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輝煌的王朝，它的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文化燦爛，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李世民生活的時代正是從隋末大亂到唐初大治的歷史轉折時期，時代的需要造就了這位傑出的封建地主階級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使他成為中國封建帝王中少有的一代明君賢主，開啟了貞觀之治，一代盛世。

面對隋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和貞觀初年百廢待興、百亂待治的局面，唐太宗經過深入的思考，決定以大治天下作為自己的施政方針。治國方針確定以後，唐太宗首先抓了國家的政治建設，廣任賢良，虛懷納諫，把任賢和納諫作為治國的兩條措施。

為了創造一個良好安定的社會環境，為實現大治天下的治國方針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唐太宗又進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設，採取了慎刑寬法和嚴格加強法制的措施。為了保證律令的嚴格貫徹執行，唐太宗還親自選拔了一批正直無私，斷案公正的人擔任法官，並親自檢查法官對案件的處理情況。

法制精神貫徹的好壞，關鍵在於皇帝的態度。對自己原來的部屬，太宗也從不徇私枉法。太宗不僅執法嚴格，而且也能夠主動聽取大臣的意見，一旦發現執法有錯，能夠及時改正。由於唐太宗以身作則執法如山，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到了積極的影響和作用，使貞觀初期逐漸形成了執法嚴肅令行天下的好風氣。

在進行政治和法治制建設的同時，唐太宗又致力於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唐太宗不僅大力提倡戒奢崇簡，還以身作則，從自己做起。同時，唐太宗用又積極的推行他的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以促進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

貞觀初期，在國內政治形勢和經濟形勢迅速好轉，國力逐漸增強的條件下，唐太宗又滿懷信心地開始了統一邊疆地區的戰爭，並妥善的處理了與各民族之間的關係，為建立強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國奠定了基礎。

有兩點：

均田制。

租庸調製。

歷史早就證明了，中國歷史的反覆，就是土地問題的反覆。

人多地少就會發生戰亂，打上幾年戰爭消滅了多餘人口，等大家打不動了，土地也全部變成無主土地了。

於是分地，當然了，不是平均分地，打仗打贏了的自然是先要佔地的，還要多佔!

策馬奔跑，馬兒跑一口氣能跑多少就是多少，所謂跑馬圈地也！

不過，不用怕，他佔得再多，也需要有人去種地呀！貧民們是可以去替他種地的，做他的農奴也罷，佃戶也罷，總算有一口飯吃。

而，大唐不一樣，大唐是全民平均分地，所謂“均田制”也。

大唐之所以成長為史上最強大，最輝煌的朝代就是因為這個“均田制”貫徹的好。

因為“均田制”肯定了小民小戶對於土地的使有權和佔有權，極大的刺激了種田人的生產積極性以及他們維護土地肥力的意識。

誰也明白給人打工和自己做小老闆的區別在哪裡。

作為農耕社會來說，並不需要大資本家開超級大工廠提高社會生產力，農業生產工具的侷限性也決定了必須小自耕農耕種土地才可以最大限度的發揮生產力。

唐律規定：

十八歲以上男丁，每人受口分田八十畝，永業田二十畝，歲數大的男人和殘疾人給口分田四十畝，其他雜戶，工商業者，和尚，尼姑，道士，道姑，等各種人等都有成法規定他們各自應該受田多少畝。各級官員們分配有職田。

但是，以上人員除了丁男的永業田可以傳之子孫外，其他人等的田地和丁男的口分田全部是國家的，人死了或者人去其他地方去了，是要收回分給新來的人口的。

當然了，所有的土地也不準買賣。均田制雖然做不到真真正正的平均，但也保證了人人有田耕，人人生產積極性很高，也不錯了：

（均田制）此田制用意並不在求田畝之絕對均給，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貧者亦有一最低之水準。——錢穆·《國史大綱》

最重要的是收稅，過去的種田人需要把稅賦交給地主，地主再交給國家，現在國家直接向種田人收稅，不要地主了，消滅了中間商也！國家收入大大的增加了。

收稅是也是一種大學問，收重了百姓造反，收輕了國用不夠。逃稅也是人的天性，千萬上億的人口，怎麼掌握住他們每個人的財務狀況是一個大工程。

於是發明了“租傭調製”。

所謂租傭調製就是依著分田時的得來的人口資料（分田很積極的，沒人瞞報人口）而向人民徵收租庸調，不論貧富，一律繳納定額的“租庸調。”

“租”即是田租，每年每丁納粟二石，“庸”則是力役，每年替政府服勞役二十日，“調”是戶調，男丁隨鄉土所產而繳納，比如你家出棉就調你家棉花。

租庸調以人丁為本，不論土地和財產的多寡，所謂“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誰也逃不了，杜絕了高門大戶隱匿人口和土地的企圖。

總而言之，均田制和租庸調製這兩個政策既保證了大唐手中始終握有巨量土地這個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在手，也保證了稅基儘可能的大而廣。

收得上錢來，有錢好辦事呀，士兵將軍們的工資也有保證。於是富強!

中唐以後，隨著人口的繁多和官僚軍事地主們的多佔多吃，土地越來越不敷分配，均田制執行不下去，很多人口無田可分，還要承擔庸和調，不堪壓迫，民多逃亡。

又一次迴圈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