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後期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並稱。明末遼東也有三袁並稱，他們是袁崇煥、袁應泰 、袁可立，故又有前者“文三袁”，後者“武三袁”之說。

文三袁介紹

　　 袁宏道(1568～1610) 明代文學家。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萬曆十六年(1588)中舉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鄉後曾問學李贄，引以為師，自此頗受李贄思想影響。萬曆二十年(1592)中進士。不仕，與兄宗道、弟中道遍遊楚中。萬曆二十三年(1595)，選為吳縣令，饒有政績。不久解官去，遊覽江南名勝。後又授順天教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兩年後又辭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潛學著文，並作廬山、桃源之遊。萬曆三十四年(1606)，入京補儀曹主事，不久又辭去。兩年後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轉考功員外郎，奏立"歲終考察群吏法"，其後成為定製。萬曆三十七年(1609)，遷稽勳郎中，赴秦中典試。事畢請假歸裡，定居沙市。袁宏道在明代文壇上佔有重要地位。他與兄宗道、弟中道時號"三袁"，被稱為"公安派"，宏道實為領袖。他有一套系統的理論，成為公安派文學綱領：①反對盲目擬古，主張文隨時變。他在《與江進之尺牘》中說："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在《雪濤閣集序》中說:"唯識時之士,……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 ..

袁宗道（1560-1600）　明代文學家。字伯修，號石浦。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萬曆十四年（1586）會試第一。授編修。官至右庶子。他極力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與弟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公安三袁"。他反對貴古賤今、模擬古人，強調作家要有思想修養，文章要有思想內容，而絕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漢。他說"心中本無可喜之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之事而欲強哭，氣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論文》），就是說，文章要有真情實感。他的詩文創作實踐了他的理論，率真自然，不事模擬。遊記散文如《戒壇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點是社會意義不大。詩歌創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蘇齋類集》。萬曆十七年(1589)歸裡，鑽研學術,以禪宗思想研究儒學,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後復入京，官右庶子，任東宮講席。 　　袁宗道欽慕白居易、蘇軾，書齋取名為"白蘇齋"。明萬曆年間，王世貞、李攀龍為代表的擬古文風仍有較大影響，袁宗道極力反對，與其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稱公安派。他認為文章要旨在於辭達。古文遺達，學古應學其達，"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辭達，須先有"理"（思想學問），"從學生理，從理生文",如先秦及漢唐宋諸名家,"皆理充於腹而文隨之"。其次要有真情實感,"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以上均見《論文》)。從這種觀點出發,他的詩文創作不事模擬，率真自然。遊記散文如《戒壇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運筆端，真切感人。論說文如《讀大學》、《讀論語》中某些章節，淺顯通達，警闢有味。但他的多數散文以士大夫的閒情逸興、說理談禪為主要內容,社會意義不大。詩歌創作又遜於散文,少有佳作。

袁中道（1570-1623）　明代文學家。字小修，一作少修。湖北公安人。萬曆進士，授徽州府教授、國子監博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少即能文，長愈豪邁。與其兄宗道、宏道並有文名，時稱"三袁"，同為公安派。其績稍遜於宏道。反對復古擬古，認為文學是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寫性靈。晚年針對多俚語纖巧的流弊，提出以性靈為中心兼重格調的主張。創作以散文為佳，遊記、日記、尺牘各有特色。遊記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記寫得精粹，對後世日記體散文有一定影響。其詩偶有關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寫得較清新。但詩文思想較平泛，酬作應答、感時傷懷，藝術上創新不夠。有《珂雪齋集》20卷，《遊居柿錄》（《袁小修日記》）20卷。

明末遼東有三袁，袁崇煥、袁可立、袁應泰，後人稱“武三袁”。

袁崇煥（ 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號自如（或又自如），廣東承宣布政使司廣州府東莞縣石碣鎮水南鄉（今屬廣東省東莞市）人，明朝末年的著名軍事家、政治家，一生無一敗績，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抗清名將、民族英雄。袁崇煥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中進士，後進兵部，守衛山海關及遼東，先後取得寧遠大捷、寧錦大捷、京師大捷等勝利，並且參與構建關寧錦防線，多次擊敗後金部隊進攻。崇禎二年後金避開袁崇煥，採用繞道蒙古的方式進攻明朝，袁崇煥多次擊敗強敵，護衛了京師的安全，但明崇禎帝中了後金的反間計，最終將袁崇煥冤殺，造成了歷史上一起著名的千古奇冤、自毀長城的悲劇。現存袁崇煥紀念館等紀念場所。

袁可立（1562－1633），字禮卿，號節寰，又號閒閒居士，睢陽衛軍籍，明睢州城（今河南睢縣）內人。舉明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歷明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朝皇帝，為“四朝元老”之臣，誥“五世恩榮”之賞。萬曆十九年，出蘇州府推官（七品），太守石崑玉以廉直著稱，按治豪橫忤應天巡撫李淶，李巡撫反誣石太守（正四品）有罪，可立犯上百辯雪其冤。萬曆二十二年，太宰上其事，擢袁可立山西道監察御史，吳民簞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絕。一日，袁可立巡視北京西城，遇到皇帝弄臣殺人，有司不敢問，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可立門上，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殺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顧可脫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將弄臣正法於市，萬民呼“袁青天”，以是觸怒權貴。萬曆時皇帝寵信後宮，弄權誤國，朝綱廢弛。二十三年九月，京師地震，景德門遭雷擊，可立上疏針砭時弊：“近年以來，議論茲多，致幹聖怒，擯斥不下百十餘人。豈言事諸臣盡不可用耶？如使諸臣為濟私，孰與緘口持祿，附會保全之為便？使諸臣為市恩，孰與將順曲從，得君固寵之為愈？使諸臣為沽忠賣直，亦必其人有懷忠慕直之心，恥為依回淟涊之態者。如概棄不用，臣恐謇諤之士不蒙甄錄，相率噤口結舌，國家大事誰復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奪俸一年。袁可立不為動，再次上疏，矛頭直指皇帝：“若郊視不親，朝講久廢，章奏之批答不時，宮府之賞罰互異，敘遷有轉石之艱，征斂有竭澤之怨。是非倒置，賢奸混淆。□使忠者含 ，直者抱憤，豈應天之實乎？ ”（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疏上，觸怒神宗皇帝，於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將袁可立削職為民，沉冤達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為袁可立鳴冤者十數年不絕，帝皆不聽，史稱“震門之冤”（錢謙益《牧齋全集》）。泰昌元年（1620），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寶司司丞，歷太僕寺少卿，升左通政。天啟二年（1622），封疆多事，遼陽、廣寧相繼失陷，遼東經略袁應泰自殺，熊廷弼和遼東巡撫王化貞遭逮捕論死。朝野震動，京師戒嚴，人人視關門為死地，百官噤口以圖自保。袁可立卻在此時大膽提出七項建議，所言為天啟皇帝一一嘉納。天啟二年（1622）四月十四日，加左通政袁可立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徵東軍務。他上任後，銳意規劃，整肅軍紀，設定水軍，修造戰艦，沿海設定炮臺，親自主持水軍練習陸戰，練兵用戚繼光“水軍先習陸戰”之法，使登萊武備大為增強，成為遼東前線的可靠後方，士氣為之大振。數年之間，滿人不敢犯境。袁可立撫登三載，厲兵秣馬，積有戰船四千艘，組成了一支五萬餘人的水陸師軍隊，與樞輔孫承宗、侍郎畢自嚴戮力策應，形成“百里棋佈，鼎足傳烽”的犄角之勢，確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帶的平安，並大大牽制削弱了後金對明山海關一帶的戰鬥力。袁可立拓地築城，招集流民，步步向前推進海上防禦，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就地蜷縮無以西窺。天啟皇帝嘉獎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衝於千里，文武為憲於萬邦”（《天啟誥命卷》）。天啟三年二月，袁可立設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姻婿劉愛塔。儘管後來由於閹黨迫害導致袁可立的離任而使這一誘降計劃受阻，但劉愛塔還是在崇禎初年歸順明朝並最終戰死疆場，這是明清戰爭史上明朝誘降滿清級別最高的將領，為遼東間諜戰之著名戰例，至今為研究明清戰爭史者所稱道。當其之時，“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他運籌帷幄，指揮大將軍沈有容、節制悍將毛文龍多次挫敗後金對明朝沿海一帶的侵擾，取得了夜襲金州等一系列大小戰役的勝利。袁可立為了向前推進沿海防禦，曾多次替毛文龍向朝廷募兵請餉。由於袁可立對武將的重視，遭到當權者不滿，由此也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員“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為奏請”（《明史》）的反對和非議。袁可立御文龍多得牽制之功，是登萊十四任巡撫中最有作為的一任。天啟三年十月，袁可立奉旨核查毛文龍的戰報和軍餉，由此又為毛所忌恨。時朝中閹黨橫行，毛令人多方詆譭袁可立，袁可立七上疏辭官予告。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天啟四年，魏忠賢當權，葉相高、趙南星、高攀龍、左光斗等清流高官相繼遭罷，袁可立也再次去官。自此，初具規模的登萊防務永不可為。天啟三年，屬國北韓弒君篡權，違背明朝的普世價值，袁可立主張出兵討伐。五十年後倘為北韓君臣所忌恨，在清廷開館延修《明史》之際曾派出龐大使團來中國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狀。由於袁可立在明末抗清鬥爭的軍事統帥中是堅定的主戰派將領，並在其兵部左侍郎任上與袁崇煥的“議和”形成對立，而建州之事又是滿清統治者大忌，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所涉傳記史料均遭刪削。天啟五年十一月，邊事再告急，皇上急招袁可立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時尚書馮嘉會老庸媚黨，兵部事實賴可立主理。袁可立主張武力抗清和積極防禦，尤重海防建設，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三年後袁崇煥因“通款”獲罪遭殺身，然其時毛文龍已被袁崇煥擅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已蕩然不存，致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黃道周曰：“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餘年，而北韓淪陷。”（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袁可立為人公正廉直，識大體、顧大局。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權亂政，東林黨人受打擊，朝中黨派紛爭。袁可立深為國事所憂，他本意取中立，但思想傾向東林，魏忠賢很是恨他。然黨禍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他的同年東林黨領袖高攀龍曾遺言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於筆端。從此袁可立與閹黨的關係勢成水火。每議事“數有所牴牾，欲自請外”（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天啟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九卿公推袁可立為南京戶部尚書，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袁可立與魏忠賢語不投機，當堂抗疏道：“此非掛冠神武門時呼？”（《睢州志·袁可立傳》），遂被迫致仕歸裡。魏忠賢以心腹劉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時北則崔呈秀為本兵，至袁可立去職，天下兵馬大權盡歸魏黨所有。魏忠賢欲加害，賴袁可立在朝中素享清望未果。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黃道周《節寰袁公傳》）。皇帝念可立登萊功，特授兵部尚書，詔加太子少保，準馳驛乘傳歸。誥封三世，父如子官。黃道周說：“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袁可立做事幹練果斷，是晚明少見的既清廉又能幹的官員。並儘量遠離黨爭多做實事，為清流官員在晚明閹黨亂政的朝堂上爭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閹環伺的情況下主持遼務多年，成效頗豐，十分難能可貴。董其昌說：“公護名節，勝於功名”（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其時朝野為魏忠賢頌功建祠者不可勝數，連遼東巡撫袁崇煥也積極參與其中。後來烈皇帝欽定逆案，據檔案查實“贊導、詞訟”過魏忠賢的大小官員數以千計，獨可立不與。黃道周說：“夷考當年，與公先後秉機佐鉞者，名在刑書，歷歷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 （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崇禎六年（1633）十月十一日，袁可立薨，大宗伯董其昌言於帝，帝譴使至睢州祭葬，首輔孔貞運親為墓銘。崇祀名宦、鄉賢二祠。著作有《弗過堂集》、《撫登疏稿》、《評選古唐詩》。於其別墅“陸園”中仿山東蓬萊閣體制建袁家山，又稱“小蓬萊”， 公元2000年公佈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袁應泰（？~1621.4.12）字大來，鳳翔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進士。東林黨人。授臨漳知縣。他築長堤四十餘里，捍禦漳水。又調繁河內，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數萬頃，鄰邑皆享其利。黃河在朱旺決口，役夫多死者。應泰設席為廬，飲食作止有度，民歡然趨事，治行冠兩河。因為勤政愛民，治水有方，他被升為工部主事，後又被提升為兵部武選司郎中，在任期內裁汰打發了數百個假冒世職的人。不久外放為布政司參議，任淮徐兵備道。當時因為小冰河期的原因，山東發生大饑荒（見亓詩教條），袁應泰也積極參與救災，他設粥廠哺流民，繕城浚濠，修先聖廟，飢者盡得食。由於救災資金不足，於是就挪用了額外稅及漕折馬價數萬金，先後發放給災民。結果事後戶部彈劾他“擅移官廩”，當時已因功晉升他為按察副使，於是朝廷覺得他這麼做也是事出有因，就讓他“藉口有病，暫時回家修養”。久之，起河南右參政，以按察使為永平兵備道。應泰於是在那裡招兵買馬，休整要塞，打造戰艦，採辦火藥軍械，十分得力。輿論認為他很是精明能幹。連熊廷弼也認為他是後勤方面的專家的，對他非常依賴。泰昌元年九月，東林當權，擢升為右僉都御史，代周永春巡撫遼東。逾月，熊廷弼倒臺，擢兵部右侍郎兼前職，代廷弼為經略，而以薛國用為巡撫。應泰受事，即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罪無赦。”熹宗優詔褒答，賜尚方劍。乃戮貪將何光先，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議用兵十八萬，大將十人，上奏陳方略。袁應泰做官精敏強毅，治水理財都很有水平，但指揮作戰非所其長，計劃部署做的很糟糕。廷弼在邊，持法嚴，部伍整肅，袁十分迂腐地認為應該寬仁愛民，於是改變了不少軍紀。此時又因為小冰河期的原因，蒙古諸部大飢，多入塞乞食。應泰又發起了婦人之仁，他對左右反對者說：“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我們朝廷不救他們，他們就要到敵人那裡去當僱傭兵了，這是白白增大了建州叛軍的實力嗎）。”於是下令招降。來投降的蒙古人逐步增多，袁應泰把他們安置在遼陽、瀋陽這兩大要塞，每月給他們發糧食，與百姓雜居。結果這些人潛行淫掠，“居民苦之”。左右都認為他收降過多，其中不免有暗中為敵人所用，或者敵雜間諜其中為內應的，恐怕將來會起變。但袁應泰還自以為得計，解釋說：“我這是仿照先人的故智，將憑藉這些人來對抗建州叛軍（按：明朝經常僱傭蒙古人組成騎兵來對抗賊軍，以往也常常奏效）。”正趕上三岔兒之戰，袁應泰用蒙古降人為前鋒，他們都奮勇作戰，戰死的就有二十餘人。袁應泰遂用此事來平息了眾人的議論。第二年（天啟元年）的農曆三月十二，建州叛軍大舉進攻瀋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還。明日，蒙古降人果然內應，城於是被攻破，二將戰死。總兵官陳策、童仲揆等率領浙江兵、四川兵和土家族土司私兵的援遼軍3萬餘人赴援，在混河與叛軍惡戰，亦戰敗陣亡。袁應泰感到大事不妙，於是撤除奉集、威寧等堡壘的守軍，併力防守總基地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守。三月十九，叛軍臨城。袁應泰親自指揮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等率領諸軍出城五里迎戰，因為分兵，加上精銳部隊已經在瀋陽和渾河損失殆盡，官軍作戰不利，損失了不少部隊。晚上，應泰宿營中，不入城。明日，叛軍掘城西閘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的援軍，遂渡過壕溝，怪叫著殺向城門。鏖戰良久，叛軍騎兵從其他地方趕來增援的越來越多，諸將兵都被擊敗，向遼陽城潰走，被殺被溺死的不計其數。袁應泰感到大勢不妙，於是入城，與巡按御史張銓（齊黨成員）等人分別到各個城門督戰固守。按察使司的幾位派出官員（估計是道員）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督餉郎中傅國一齊逾城逃遁，人心逐漸渙散。又過了一天，叛軍攻城更加猛烈，袁應泰指揮諸軍列楯（大盾牌）大戰，又敗。薄暮，譙樓失火，賊兵從小西門入城，城中大亂，蒙古降人和一些漢奸引導叛軍撲向各個要地。袁應泰坐在城樓上，知道大勢已去，長嘆著對謂張銓曰：“您沒有守城的責任，應該快逃走。吾就死在這裡了。”遂佩著尚方寶劍和官印自縊而死。婦弟姚居秀也追隨他而去。僕人唐世明抱著屍體大哭，縱火焚樓而死。朝廷聽說了此事，追贈他為兵部尚書，給予祭葬，讓其一子得到蔭官。張銓也不屈於賊，自殺殉國。

文三袁是指：明後期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袁宏道為公安派領袖，在朝提出：歲終考察群吏法，其後成為明朝後期定製。其反對盲目擬古，主張文隨時變的主張成為公安派文學綱領。袁宗道的文章實踐了弟弟袁宏道的率真、自然，不擬古人，但是社會意義不大。袁中道與其兩兄弟主張基本相同，散文成就較大，對後世遊記散文有一定影響，但多以山水寄情為主，思想性乏善可陳，創新不多。

遼東三袁：袁崇煥、袁可立、袁應泰。後人成為武三袁。

《明史》是清人當國後而撰，在清人所撰《明史·袁崇煥》中，對曾經影響明清戰爭史的毛文龍、袁可立、劉愛塔等人隻字不提，卻對脾氣倔強，擅殺政見不合的守邊大將毛文龍，使皮島失守的袁崇煥極盡褒揚之，並編造了所謂反間計，以突出明朝的“黑暗腐”。在《崇禎長編》卷三十中有關袁崇煥，有詳細史料記載。

袁可立為人公正廉直，識大體，顧大局，是晚明少見的清廉能幹的官員，並儘量遠離黨爭，多做實事，在晚明閹黨亂政時期主政遼東，成效卓著！

袁應泰勤政愛民，治水有方，但作戰非其長，天啟二年，建州叛軍進攻瀋陽，戰敗佩印和尚方寶劍自縊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