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齊名的嵇康和阮籍，風流倜儻，名氣大脾氣也很大，不幸的是他們遇到了司馬昭，但他倆的人生結局卻大不同，一個命喪於司馬氏之手，留下千古絕唱《廣陵散》，一個得以終老天年。

司馬昭一心想要篡奪曹魏的政權，但是當時曹魏勢力還有相當的基礎。於是，司馬昭需要造輿論、造聲勢，要擴大自己的陣營和圈子。大名士嵇康和阮籍，自然是他的主要拉攏目標。

“驕視俗人”的嵇康，斷然拒絕了來自司馬陣營、好友山濤的邀請。按說，不想去，就算了，或者婉謝一下，也就拉倒了。但是，嵇康不但不稀罕當司馬昭給的官職，還寫了一封著名的絕交信《與山巨源絕交書》，寄給山濤，公開亮出了自己的觀點，顯示出自己不阿附於世俗、不屈從於金錢、不取媚於權勢的品格。於是，嵇康不僅得罪了老朋友，而且得罪了期望其投靠於自己的司馬昭；尤其是嵇康在寫給山濤的信中，提出了“非湯武而薄周孔”之說，更是非議了司馬昭最為看重的執政根基。

但是，司馬昭沒有馬上殺掉嵇康，畢竟嵇康是個名人，殺他需要時機和藉口。在司馬昭眼中，凡是與曹魏勢力密切聯絡的人，都是其不能掉以輕心的敵人。而嵇康的夫人恰恰是曹操的曾孫女長樂亭公主，這樁婚姻無論如何解讀，政治聯姻的猜測一定是存在的。但嵇康在司馬昭的全盤政治考慮中畢竟還是個小角色，但架不住嵇康得罪的人多，這些人一再作祟，多次向司馬昭進言，且越來越上綱上線，給司馬昭留下了這樣一種感覺：不殺嵇康，司馬家的王道就危險了，要不存了。於是，嵇康的悲劇命運就此註定。

總結來看，嵇康的死有三大原因：一、他與曹氏聯姻，可以算是曹魏嫡系，在政治上站錯了隊；二、他公開與司馬氏政權唱反調；三是他得罪了一批小人。

與嵇康相反，阮籍就很好地避開了導致嵇康死亡悲劇的這些關鍵要素。

首先，阮籍為了避免政治婚姻，為了不違背自己的初心，在司馬氏提出結親的要求時，他乾脆大醉兩個月不醒，讓對方根本找不到開口的機會。

其次，雖然阮籍也十分反感司馬昭，但他在寫文章的時候，竭力隱而不顯，儘量不讓司馬昭及其幫兇抓住把柄；而且在無關大局的時候，如司馬昭過生日，他還是會寫些應景祝賀的文章，應付了事。

到了最後，因不願入司馬氏陣營，實在勉為其難、推脫不掉的時候，阮籍索性佯狂一陣，喝得爛醉，把衣服脫光，公然躺在酒廬之中。當時的人笑話他行為荒唐，他卻說，自己是以天地為屋舍，以為屋宇為衣服，你為啥要鑽進我的被窩裡。這樣一來，司馬昭也就只好沒脾氣了，斷了招攬之念。

對於阮籍選擇的活法，嵇康根本做不到。但嵇康對此也十分羨慕，曾對山濤說過：“阮嗣宗口不言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馳之闕，又不識人情，暗與機宜。”嵇康也很明白，他應該超脫一下，“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也。”“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實際上，嵇康能說到但卻做不到。

所謂“性格決定命運”大抵如此吧。

不過，也正因為如此品格，在臨刑的死亡陰影之下，嵇康無懼無悔，神色安然撫撥琴絃，彈奏完《廣陵散》最後一個音符，才從容就死，留下了千古不朽。

竹林七賢稽康和阮籍他們，雖然志趣相投，從內心深處都牴觸司馬政權，他們都鄙視司馬氏的篡政。

但稽康和阮籍，卻又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稽康自命不凡，追求自我，是個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的性情中人。

稽康的行為看似怪異荒誕，其內心思想，同他的《廣陵散》一般深不可測，迷幻多多。

而阮籍就少了稽康這份瀟灑。也就是說阮籍又想活命，又不願意隨波逐流，這樣就得動點腦筋，想點辦法應付差事。可以說不如稽康那麼脫俗。

當然了，阮籍視利祿於糞土，已經很脫俗了，但沒有稽康那麼徹底。

還有就是他們倆人的人生哲學不相同，雖然都在保名節，一個求千古留芳，一個求活著才是王道。

可嘆啊！世上再無《廣陵散》

“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嵇康，由於娶了與曹魏有血緣關係的長樂亭主為妻，司馬氏先是籠絡收買，派來的人看他一味在樹下打鐵，不揚不睬，不聞不問，只好怏怏而歸。他的“七賢”之友山濤，欲薦代己為官，他於是寫了那封千載傳頌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因此當他步入不惑之年，終於被司馬氏所殺害。臨刑之際，他出人意外地撫奏了一首《廣陵散》，曲罷發為感慨：“《廣陵散》於今絕矣。”然後從容就戮。這不禁讓我想起了西哲蘇格拉底之死，他的弟子柏拉圖的《斐多篇》所記載的蘇氏之死，也是很從容淡定的，在被迫飲了毒藥之後，還若無其事談哲學。但比較起來，嵇康死的似乎更有詩意，具有濃厚的中國味。說嵇康死是因為小人的饞言，還不如說他是死於自己性格，更準確的說他是一心求死。

至於阮籍，《晉書·阮籍傳》說：“籍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門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痴。”阮籍任性行事，不守禮教，而追求個性自由。據說在為母親守喪期間，還到司馬昭的宴席上大吃大喝。司馬昭之所以能容得下他，是因為欣賞他那不評論時事，不臧否人物和發言玄遠的作風，他的用心是將阮籍樹為官員風範，從而使自己擺脫監視，為所欲為。所以一定程度上他也淪為了“政治權謀”的工具。

魏晉時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思想解放時代。被漢武獨尊而不可一世的儒家思想，在這一時期遇到了“佛教”和“道教”兩大對手，加之老莊思想大張旗鼓，一定程度上造成知識分子思想上“玄旨冥遠”的這一特點。加之魏晉時期是個政治動盪不安的時代，更是一個政治異常險惡的時代。名士與隱然指尖流露出不同於一般人的狂放不羈的氣質，哲學思想也大放異彩，讓人眼前一亮。 當時流行的所謂“清談”，主要是圍繞名教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各展胸懷。由於政權更迭頻繁，曹氏篡漢之後，緊接著就是司馬氏篡魏，所以思想上雖然學理紛呈，但士人立身出處的選擇，卻頗費躊躇。魏晉的狂者似乎都和東方朔一樣，具備“不得已壓迫”下變其形態的狂放特質——佯狂，怪狂，和僻狂。 這種名士風格雖是暴政下知識分子出於無奈的選擇，但卻從歷史特點上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方面，它不僅開中國知識分子與專制暴政不合作之端，而且創文化人突破束縛人性的傳統禮教從而實行思想解放之始，尤其對哲學思想的影響更為顯著。

竹林七賢中，阮籍和嵇康關係親密。對於司馬政權的牴觸心理雖然相似，但二人的行為卻大相徑庭。嵇康性真、剛烈，阮籍謹言慎行。一個成為階下囚死於洛陽東市，一個成為司馬昭的座上客。

嵇康、阮籍生活的時代背景

兩人生活的年代處於魏晉交替時期，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說的就是這個時候。面對司馬氏篡權曹魏的態度，許多士人表現出不滿的社會情緒。因此，司馬氏重用王翔、何曾等人，大肆宣揚名教禮法。本來名教禮法也沒什麼，可到了司馬氏手裡，它成了迫害異己、約束社會輿論、打擊反對者的工具。

可以說，嵇康和阮籍生活的年代，是一個高壓、敏感的社會。人心各異，當權者神經敏感。作為沒有權勢的普通人，稍有不慎，就會跌入萬丈深淵。

相似的童年，不同的性格

兩人童年最相似的地方，是少年喪父。父母對子女的引導，對性格的形成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童年喪父的嵇康，由母親和哥哥撫養成人，嬌生慣養自然會有一些。但嵇康天資聰慧，常常無師自通，博洽多聞。平時的行為也不加修飾，崇尚老莊，放浪形骸。

阮籍和嵇康一樣，行為隨性，自由散漫。但嵇康的性格比起阮籍，多了不群和剛烈。不群則無法委曲求全，同流合汙。剛烈則不能隱忍不發、退讓絲毫。所以說，二人的性格，對日後命運的走向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嵇康的赴死之路

王戎很少看到嵇康將喜怒之色掛在臉上，那是因為嵇康不屑，一般的世俗之事並不能干擾他的內心。可司馬氏替代曹魏這件事，他卻態度激烈，絲毫不退讓。

嵇康的死，是因為司馬氏再也容不下他。

嵇康寫過一些文章，批判名教禮法，借而對映司馬集團。山濤請他做官，他卻寫了一篇《與山巨源絕交書》給人家。名義上是與山濤絕交，表明心志，實際上是在打司馬氏的臉。天下已經是司馬氏的天下，拒絕山濤就是在拒絕司馬集團。這或許本就是他想做的，正因為他一次一次這樣的任性，逐漸埋下了毀滅的禍根。司馬氏篡權，為了彰顯自己的正當性，搬出周公作為先聖範例。嵇康予以當頭一擊，在《管蔡論》中對周公進行強烈批判，認為管蔡二人反叛周朝，皆是忠誠自然。

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於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

嵇康低估了政治的險惡和人際關係的複雜。因為自己率真的性格，嵇康得罪了不少小人，比如鍾會。鍾會是個投機者，天下大權歸於司馬氏後，他選擇了擁附，藉機壯大自己的勢力。鍾會一直很仰慕嵇康的才學，總想去拜訪他。嵇康在洛陽城外擺了個打鐵的攤子，是不是因為缺錢不得而知，但可以確認，他很喜歡這項工作。鍾會來了，排場很大，沒想到嵇康頭也沒有抬一下，和向秀依然不停打鐵。鍾會內心無比尷尬，嵇康這麼讓他下不來臺，自然要在司馬昭面前說些壞話，報復嵇康。

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

嵇康在人際關係上的單純，直接導致了他的死亡。呂巽、呂安兄弟都是他的朋友，正因為他輕信呂巽的謊言，才讓呂安和自己被判處死刑。猥褻弟媳的呂巽逍遙法外，受害的一方卻落得不孝的罪名。嵇康的罪名竟然是不孝者的同謀，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嵇康的老婆是曹魏宗室的長樂公主。本來嵇康的言行，司馬昭已經無法容忍，更何況他還是曹氏直系親屬。為了掌控輿論、殺一儆百，弄死嵇康再合適不過。

阮籍的求生之路

阮籍對司馬集團的態度，雖然反感但不主動反對。他本人消極避世，放浪形骸，在他怪異的行為背後，是雙重人格的掙扎和抒發不掉的苦悶。

阮籍以謹慎，應對朝堂。司馬昭還是比較喜歡阮籍的，誇讚他“至慎”，謹慎到“口不論事”的程度。阮籍並不支援司馬氏，也不想做官。他沒有像嵇康一樣與當權者激烈碰撞，也沒有同鍾會一樣趨炎附勢。為官，只是無可奈何，喝喝酒就好，談什麼政事？對於司馬昭來說，輿論至關重要，你阮籍做不做事無所謂，當個擺設也好，畢竟是文學大家、名師典範。

司馬昭篡權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被封為晉公，大臣們要勸一勸假裝謙虛的司馬昭，由阮籍提筆書寫《勸進表》。寫表之前，他還在喝酒，直到有人前來催促，才草草寫完。寫完《勸進表》沒幾個月，他便死了。

阮籍以癲狂，抒發鬱結。阮籍堪稱行為藝術的怪誕舉動，可以從他的哭和嘯來看。駕著牛車，喝著酒，走到頭了便大哭一場，掉頭接著走。蘇門山來了隱士孫登，阮籍前去拜訪，說了一大堆，孫登也沒有理他。阮籍長嘯一聲，孫登樂了，示意他再來一遍。下山後，蘇門山上嘯聲頓起，算是孫登對阮籍的迴應。

阮籍的癲狂，實則是他扭曲人格的無所適從。政治理想和現實情況的背離，儒家思想和老莊玄學的激烈衝撞，都是他無法調和的。只有癲狂，才能緩解他心中的痛楚。結語

嵇康的死和阮籍的癲都是他們性格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在他們之後，魏晉名士們心裡崇敬嵇康，行為上卻效仿阮籍。壓抑著儒家有所為的上進心，在紛亂的世道中，隱匿自己，尋求一席安寧之地。

說道“竹林七賢”，恐怕最值得談論的就當屬嵇康和阮籍二人了。下面筆者就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兩位才子的人生故事吧。

一、時代背景

在魏末晉初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 司馬家族取得天下以後，開始效仿當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伎倆, 逐漸掌握了朝廷的實權並在朝廷裡開始排除異已。曹氏政權的舊臣, 多數懼怕司馬氏淫威而轉投於司馬氏。而具有傳奇色彩的“竹林七賢”則選擇了一種不合作的方式——隱居山林。

（藝術作品 竹林七賢圖）

二、嵇康——竹林七賢的“領袖”

嵇康是“竹林七賢”的思想核心。無論是在文學、玄學還是音律上, 他的造詣在當時都可堪稱大師。但曹操的嫡孫女婿的身份, 卻使他在政治上只能招致禍端, 於是這個英俊才子便帶著家人隱居到山陽的一片竹林邊上打鐵避世。在他隱居的這段日子裡, 他已經在思想上與自然融合, 達到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境界。他不遵禮法、輕視俗務, 清高直言, 這也是他後來殺身之禍的原因。

有一次，朝廷新貴鍾會前來拜訪嵇康， 當時嵇康正在柳樹下打鐵,見鍾會來拜訪, 嵇康卻裝作沒看見，繼續打鐵。“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尷尬的氣氛在空氣中凝結, 鍾會心生怒火轉身便走。“何所聞而來, 何所見而去?”空氣中終於傳來了嵇康的聲音。鍾會雖怒火中燒, 但腦筋還仍然會轉彎, 對曰:“聞所聞而來, 見所見而去。”充滿禪意的問答, 卻顯露了嵇康的高傲與輕蔑, 也顯露了鍾會的憤怒和怨恨, 嵇康是徹底得罪了這個千古小人。

嵇康“剛腸疾惡, 遇事便發”, 偏又遇到一個對他不放心的皇帝, 得罪一個小人, 小人進了一番讒言, 導致了他毫無道理但卻轟轟烈烈的死。

三千太學生刑場請願, 場面何等壯懷激烈。面對死亡, 嵇康面不改色, 席地奏《廣陵散》一曲, 激越昂揚、如泣如訴的琴曲, 飄蕩在刑場上空。曲罷, 長嘆一聲：

“《廣陵散》今絕矣”, 慷慨赴死。

讓我們後世人扼腕長嘆, 留給我們太多惋惜, 《廣陵散》究竟何種旋律, 何種蕩氣迴腸。一代灑脫淵博之人, 至此也瀟灑曠達的離開人世。“君性烈而才雋, 其能免乎”, 孫登的中肯評價, 也總結了嵇康的人生。

三、阮籍——明哲保身求得自保

阮籍也是七賢當中比較有個性之人。此人狂放不羈, 愛酒如命, 最多一次竟然連醉兩月。阮籍的至交是嵇康, 兩人在內心裡都牴觸司馬家族，但在政治上, 他的行為要聰明的多，他與嵇康有著很大的不同, 他很明智，他知道時事不可憑藉自已一己之力而改變，於是便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借讀書、遊玩等藉口，推脫司馬氏的婚約。

後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接受了司馬家族的官職，先後做過從事中郎、散騎常侍、步兵校尉等。被迫寫下《勸進箴》。可見在政治上阮籍比嵇康要圓滑和成熟, 也正是如此，最後得以終其天年。然而越是這樣, 他的內心越是矛盾。對阮籍來說, 醉酒是最好的擺脫政治困境的方法。據傳阮籍寫完《勸進箴》曾到嵇康墓前弔唁, 後閉門不出, 不久阮籍病亡, 足見其內心的矛盾困苦。

四、總結

聊到這裡，使我不禁想到一個道理：性格決定命運。雖然他們在政治態度上都與司馬氏集團不合作, 但具體行動上阮籍不像嵇康那樣“至真”, 而是“至慎”。也就是說阮籍在處理事情時，要更圓滑世故，相對來說要成熟一些，也正是如此，最終才得以安穩度過餘生。而嵇康在這一點顯然要與阮籍相差很多，他性格直率，輕視俗務, 清高直言, 最終也因此招致殺身之禍，是在讓人感覺可惜。

不過在筆者看來，這兩種不同的性格只不過是兩種不同的人生觀，沒有孰對孰錯之分，畢竟每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是有所不同的，我們後人在學習歷史的同時，要汲取他們身上的優點，摒除他們的缺點，這才是明智之舉。

不是思維有差別，是根底有差別。在舊社會窮人無立錐之地，而富人土地百畝幹畝。窮人並不都是傻瓜，只是因為一無所有，想一時富起來並不容易。而富人的思維就想方設法，挖空心思去迫剝窮人。所窮人永遠窮，富人長久富。

都知道這句話：性格決定命運。如果要問兩個人，為什麼命運不同，我們就先看看兩個人的性格吧。

先看嵇康。

我們從嵇康留下來的最有名的一篇文章，《與山巨源絕交書》來看嵇康的性格。

嵇康本來和山濤是好朋友，得知自己的好朋友投靠了司馬家族，嵇康立即給山濤寫了一封絕交信，在信中，嵇康先回憶兩人的友誼，然後，嵇康就直接說自己性子直，原文是這樣子的：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

翻譯過來意思就是這樣子的：

您遇事善於應變，對人稱讚多而批評少；我性格直爽，心胸狹窄，對很多事情不能忍受，只是偶然跟您交上朋友罷了。

嵇康對自己性格的評價還是很中肯的。他是一個剛正的性格，眼睛裡容不得半點沙子，同時也是一個不會給人說違心話的人。心裡有什麼，嘴上就說什麼，不會隱藏自己。

這種性格，肯定得罪人。得罪了君子不要緊，得罪了小人就要命。所以，他後來得罪了小人鍾會，讓鍾會暗地裡捅了他一刀，他被晉朝皇帝判處死刑而被殺。

再看阮籍。

和嵇康相比，阮籍的性格里“剛”的成分就少許多，他的性格就是“柔”，也是華人常見的一種”隱忍“的性格。這樣的性格一般很難得罪人，當然也就容易保全自己。

我們從後來史書對阮籍的記載和阮籍的詩歌上，都能感受到。

據說阮籍雖然臣服了司馬家族，但是他的內心十分痛苦，怎麼辦呢？忍住唄。實在忍不住了，他就坐在一輛破牛車上喝酒，喝的酒沒有了，路走到盡頭了，他就大哭一場，哭完之後，又坐著牛車返回。

你說，這是要多能忍呀？

而阮籍的大部分詩歌，寫的都很隱晦，點到而已。這些都和阮籍的性格有關。

嵇康和阮籍，中國古人崇尚的兩種性格

嵇康的這種性格，就是我們經常讚揚的“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大丈夫精神。是一種理想的精神。

阮籍的這種性格，也是華人經常提倡的“能伸能屈，隱忍美德”，這是大多數人的選擇，是一種現實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