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以後，李鴻章就被調任了兩廣總督，至於為什麼趟這個渾水，一個原因是，李鴻章雖然權力被削弱了，但是威望一直在，其地位在十一國是被認可的。再一個就是，大清實在是無人可用了。還有一個就是，李鴻章想做一個忠臣，想做好他這一代人該做的事。李鴻章被戲稱為破敗不堪的大清帝國的裱糊匠。

這就一個人的重量，李鴻章在清朝未年是一個重量選手，是一個不可缺少或替代的角色，或許只有李是能改變局勢，扭轉乾坤的唯一人選，但他沒有那樣的行為，只是做了些隨波逐流的事竟幹些禍國殃民，割地賠款的勾當，正因如此他不值得同情，只能戴上賣國賊這頂至高無上的榮譽帽子，舍他其誰

李鴻章是晚清的肱股之臣，一生和列強簽訂了30多個條約，基本與當時世界上所有強國都簽訂過條約，辛丑條約是李鴻章簽訂的最後一個，也是最具侮辱性的一個。

李鴻章是曾國藩的門生，崛起於鎮壓太平天國之中，是晚清地方勢力淮軍的創辦者，又是北洋水師的設立者，既是朝廷重臣同時又是封疆大吏。此外，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又是清朝最傑出的外交大臣之一。

在晚清歷史上，既懂清國，又懂外國，同時在朝廷、地方均有重大權威者，李鴻章一定是綜合能力第一人。事實上，在辛丑條約以前的眾多條約中，洋人都是照會清朝廷要求李鴻章進行交涉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李鴻章是洋人可以信任和接受的為數不多的大清要員之一。

而在大清，朝廷對李鴻章也十分仰仗。一方面清朝像李鴻章這樣的能臣實在不多，很多重大對外交涉透過李鴻章可以達到相對較好的結局。另一方面，李鴻章作為漢臣，由其簽訂一系列條約能緩解國內對皇室的壓力。一句話形容，就是找背鍋的。清朝最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都出自李鴻章之手，李鴻章也的確由此而聲名狼藉。

至於李鴻章本人，作為曾國藩門下的清國忠臣，李鴻章對清朝可謂是鞠躬盡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李鴻章曾取得清朝漢臣的最高榮譽，對清皇室是感恩戴德的。而李鴻章的忠貞秉性，也為清朝奉獻到了最後。

此外，辛丑以前，李鴻章為兩廣總督，八國聯軍進京，李鴻章與東南各省發動了歷史上著名的東南互保運動。在東南互保中，東南各省拒不奉朝廷宣詔，為清王朝所忌憚，但朝廷無可奈何。而東南互保之時，各省曾秘議如清王朝不測，將推舉李鴻章為大總統，主中華事。八國聯軍以後，慈禧太后由陝西返京，清王朝國本得到續存，東南不奉詔儘管得到慈禧嘉獎，但裂痕已深埋。

因此，當李鴻章風燭殘年，而受命簽訂辛丑條約之時，李鴻章也別無可選。籤之，或損其一人；不籤，則九族難保也。辛丑條約簽訂之時，李鴻章老淚縱橫，口吐鮮血。條約簽訂不久，李鴻章一病不起，溘然長逝。

這個問題必須先梳理清楚晚清五十年的權力結構。李鴻章並未離開權力中心，反而是權力中心正在轉移。試回答如下：

一，晚清權力結構：辛酉到辛丑

辛酉政變的實質，是西太后、恭親王打擊了咸豐-肅順為主的「攘夷派」，換取了列強對滿清朝廷的支援。攘夷，是東方儒家圈各國的普遍現象。晚清的攘夷派，有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等漢臣和咸豐帝、肅順、載垣等滿人親貴為代表。

慈禧此後以總理衙門為主要機關，由恭親王擔任大臣，同時又扶持李鴻章為首的淮軍，以制約攘夷派的湘軍。因此，李鴻章成為太平天國後的主要漢臣，不同於左宗棠，他的攘夷思想並不嚴重，而是主張「對外和戎，對內變法」，同時又主張外交和地緣政治上的「以夷制夷」。

西太后-李鴻章-滿人親貴，三者構成了一個新的權力格局，長達四十餘年。在此期間，李鴻章基本掌握了經濟、外交兩大權力，全面推動以「官督商辦」為核心模式的洋務運動，取得了近代化的空前成果。但這個權力格局也是不穩定的，西太后對李鴻章只有一半信任，她還要對滿人親貴妥協。在某些時候，攘夷派還會捲土重來，1894年的甲午戰爭和1898年開始的義和團運動就是如此。

按照淮軍後代史學家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說法，滿人親貴極力在幕後支援義和團，並引導義和團進攻洋人和教會。至此，洋人與西太后持續40年的關係正式破裂。洋人不再支援一個喪失理性的滿人政權。這就是「東南互保」的背景。

二，李鴻章的政治方略

李鴻章在辛酉政變後四十年的權力格局中，處於非常有利的位置。他的外交家名譽，更是給他帶來了更大的權力空間，甚至達到了「外交牽引朝局」的地步。李鴻章越是得到外華人承認，地位就越是穩固，權力就越大，整個中國就朝著近代化方向前進。

李鴻章身後，是洋務運動中新興崛起的地方士紳。這些士紳已經逐步轉型為近代化的工商貿易勢力，不再是原來鄉土社會那種情況了。所以，李鴻章後面的近代化士紳成了他的堅強後盾。相比之下，滿蒙那些傳統貴族已經顯得日益沒落。

三，李鴻章為何要以將死之身籤辛丑條約

李鴻章雖然在甲午戰敗後就離開了權力中心，但正如上述，權力中心實際正在轉移。他即便以兩廣總督的身份，甚至以在野隱士的身份，都是無可爭議的開明派臣僚和廣大地方士紳的領袖。

辛丑條約本來是沒必要的，列強與慈禧四十年的關係已經破裂，他們對慈禧已經沒有興趣。如果不是李鴻章出面，列強是沒有興趣籤什麼條約的。唯一的兩難，是要一個動亂分裂的中國，還是要一個勉強可以打交道的統一中國。

正如慈禧在詔諭上對李鴻章說的「此行關乎生死存亡」，是李鴻章挽救了清廷。他之所以出手挽救，內心動機已不可知曉，也許是他認為逼迫清朝進行改良，會是更好的出路，而且如果清朝被外華人武力消滅，勢必造成中國南北分裂，版圖將不可保全。所以，李鴻章選擇再次背鍋，簽約後即咳血而死。

辛丑條約要求每個華人賠付一兩恥辱銀，是中國近代跌入低估的象徵。因此，無論李鴻章處於什麼考慮，他的漢奸罵名肯定是背定了。

李鴻章安徽合肥人，北洋水師的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領袖、晚清重臣，曾經代表清政府簽訂了《越南條約》《馬關條約》《中法簡明條約》，大家一看到這些不平等的條約，感覺李鴻章不是個什麼好人，要不是這些喪權辱國的條約，中國基業還會更宏大。

但是親們，你們想，他面對著一個從軟體到硬體都落後於世界，而且落後到無法和周遭對話的中華。面對一個軟弱無能，始終逃避退縮，驕奢淫逸、拒絕與世界交流的頂頭上司。

他能怎麼辦？李鴻章也無可奈何。所以他很難用正常的方式來促進一切。只好用盡各類方式，委婉、迂迴、偶爾不免卑鄙、甚至為虎作倀地，推進著宏圖大業。一點點試圖讓中華納入與世界其他國家對話的軌道上。雖然大清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他被迫夾在夾縫之間，左右為難，但是最後還是保留了一些力量，在大亂之年，為中華爭取了儘量多的利益。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李鴻章等還是注重人才的，他利用手中的權利，花大資金引進人才，創辦工礦企業，鋪鐵路，創辦軍械廠，建立海軍，推崇教育，建立了各項現代制度的雛形。

李鴻章的確是個治世之能臣，曠世之英才，遠古之學識，但生不逢時，因曲線救國而落下漢奸的罵名。

讓人記住李鴻章的估計是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每當這時候，懦弱的清政府都會派李鴻章充當擋箭牌，為軟弱無能的清政府背黑鍋。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鴻章受命，作為全權大臣赴日本議和。儘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鴻章割地賠款的全權，但他仍期望“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李鴻章同日本據理力爭，反覆辯論，在第三次談判後，李鴻章遇刺受傷，引起世界輿論譁然，日本在談判條件上才從原來的賠償3億兩白銀降為2億兩，割讓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讓步。

日方和談代表伊藤博文要挾李鴻章說，在他面前只有允或者不允兩種選擇，其他不允許再多說。李鴻章等連發電報請示光緒皇帝同意後才籤的約。

據說他在簽字前的最後關頭，曾經老淚縱橫地對使團的美國顧問科士達說：“萬一談判不成，只有遷都陝西，和日本長期作戰，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國，中國可以抵抗到無盡期。日本最後必敗求和。”

正是因為自己簽署了馬關條約，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兩年後他出使歐美各國回來，途經日本橫濱，再也不願登岸，因為回國需要換乘輪船，要用小船擺渡，他一看是日本船，說什麼也不肯上船，最後不得已，在兩艘輪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決然地蹣跚著步子，慢慢騰騰地挪過去了。

李鴻章在國內雖然不被大多數人看好，但是外華人眼中的李鴻章確是一個濟世人才

1896年《紐約時報》採訪李鴻章時，李鴻章表現出對西方的文化和建設非常的讚賞，對國內普通百姓接受教育的初步設想（當時只有貴族男孩才可以上學），對女孩子是否接受教育方面虛心向西方國家學習的可貴，對華人在美國應該享有平等待遇的要求，對外資來華投資的希望等等，都體現出李鴻章當時的思想還是比較先進的。

至少是在當時閉關鎖國的情況下，能夠提出如此超出大清國規章制度一大截的想法，著實讓人佩服。

1901年11月7日，這位大清重臣已處在油盡燈枯之際，帶著無盡的遺憾，離開了人世，享年78歲。

李鴻章(1823一1901)是晚清重臣善長外交事務，一生和外華人定立三十多個條約。用伊騰伯文的話說李鴻章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一。李鴻章在國際上有很高威望，李辦事果斷利索每當列強同中國談判時指名道姓找李鴻章談判。《辛丑條約》是李鴻章一生之中最後一次簽訂的條約也是最屈辱的條約。早在甲午戰爭之後，李鴻章作為全權大使赴日本東京談判簽訂了《馬關條約》其間李鴻章面部被打一槍，日本人感到理虧少要一億兩銀孑。時人稱李鴻章"一把骨頭一把淚為清政府省下一億兩銀子。”李鴻章為清政府的苟廷殘喘作出極大貢獻。馬關條約簽訂後國內一片譁然，當然矛頭不敢指向清政和慈禧太后。李鴻章理所當然成為替罪羊。當了二十多年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被革職查辦。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後，八國聯軍侵華。8月15日北京城淪陷。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往西安。途中慈禧太后不斷給李鴻章發電報"著李鴻章為全權大使’讓他北上同列強談判。又恢復了李鴻章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職務。李鴻章在10月份到達北京，他的門生故吏怕他再遭到和日本人簽約後的下場都不主張李鴻章同列強談判。李鴻章本人心裡壓為極大，進京不久得了風寒一病不起。列強本來還想顧意拖延時間漫天要價，看李鴻章生命垂危，已後中國再找不出可以和他們談判的人於是只得在《議和大綱》上簽字。本來列強想耗盡中國財力和軍力要中國賠償十億兩白銀子，後來降到4.5億兩。每一個華人賠一兩銀子以示侮辱。李鴻章此時已病入膏荒接受了條件。1901年《辛丑條約》正式簽訂升效，訊息傳來全國一致聲討"賣國有秦檜，誤國李鴻章。”這是李鴻章一生簽訂的最屈辱的條約不久就病死。清政府諡號"文忠"追贈肅毅侯。慈禧太后稱李鴻章是"再造玄黃”之人。

說李鴻章是旁觀者，並不準確。在引發辛丑條約的義和團運動發展過程中，李鴻章始終持反對態度。在慈禧下令向外國開戰之後，李鴻章拒不奉詔，並且聯合張之洞，劉坤一結成東南互保。因此之後八國聯軍進軍北京，但卻沒有在南方掀起動亂。看起來好像李鴻章在整個事件中是一個旁觀者。但這就把李鴻章和清政府完全隔離開來了。很顯然，這並不符合事實。

李鴻章是晚清時期清廷負責外交事務的第一人。和多方議和這樣重要的外交事件，不可能交給其他人去處理。從這個角度上講，李鴻章並不是局外人。另外，八國聯軍動亂的時候，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很多人認為兩廣總督只是一個地方官而已，但實際上兩廣總督在清末的時候擁有外交大權。在道光時期，把和西方人相關的事務稱為夷務。由兩廣總督主辦，兩江總督協辦。之後同治時期，在中央政府層面，又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負責外交事務。但是地方官員的外交權力依然很大。後來又設立了南洋通商大臣，由兩江總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隸總督兼任。雖然名為通商，實際上也有外交權力。所以清代的外交制度跟當代不同。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員都有外交權。李鴻章以兩廣總督身份主辦外交事務，其實是情理之中，符合清廷當時的權力執行機制。從外華人的角度來看，當時清政府最適合談判的物件也是李鴻章。應當說李鴻章是清政府和外國勢力都比較認可的談判代表。

最後從李鴻章個人來說。他秉持傳統的忠君觀念，對於清廷非常忠心。至於個人名聲，早在簽訂馬關條約的時候，就已經被眾人唾罵，就算再差，也差不到哪裡去了。這點虛名不是那麼重要的。而簽訂條約可以讓自己在清政府內的權力基礎進一步穩固。對於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來說，權力可能不是太重要，但對於李鴻章的家族來講，就非常關鍵了。靠著這種權力，李鴻章的家族攫取了鉅額財富。宰相合肥天下瘦，並不是一句虛言。

李鴻章在晚清歷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說他是庚子國難的旁觀者並不準確。如果不是他堅定支援張之洞等人提議的“東南互保”戰略，南方各省恐怕也無法避免兵災的禍害。

至於他為什麼要在《辛丑條約》上籤下名字，這是他的無奈！

作為慈禧太后的貼心背鍋小棉襖，李鴻章雖然力主洋務，但本質上他還是一位傳統的封建士大夫。

所以“忠一姓之君，愛一姓之國”的思想讓他無法選擇躲避，只有遵從自己的內心，再一次挺身而出為慈禧逃避西方列強的審判，而不惜揹負萬世罵名。重要的是，李鴻章能夠在晚清朝堂上混到呼風喚雨的地位，是離不開慈禧的支援！

士為知己者死，李鴻章還是有一股狹義之情的。

而且在當時的大清朝，只有他李鴻章對西方列強作出了正式的國事訪問。要說誰對西方各國熟悉，非他李鴻章莫屬。

也就是說，也許八國聯軍可能還會賣點面子給他，換了其他人恐怕是另外一種情況了。

所以在大廈將傾的時刻，他李鴻章如果不站出來，恐怕世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除了賣國賊外，還有“不能為君分憂”的道德審判吧！事實求是的說，李鴻章太在意所謂的國際公約。他的外交路線為什麼會給人有賣國的看法，就是因為他堅持以和為貴。

只是李鴻章看不透的是，西方列強的邏輯恰恰相反，它們認為軍事是政治的補充。所以不把對方打疼了，想要在談判桌上獲取對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曾紀澤和沙皇俄國對新疆伊犁的主權談判，如果不是左宗棠的軍事呈現積極進攻的姿態，恐怕伊犁在1881年就要被割讓給沙俄了。

李鴻章的名字之所以出現到《辛丑條約》上，並不是無緣無故的，因為李鴻章根本不是旁觀者。

（辛丑條約議訂時的談判代表合影，前排右一是慶王奕劻，右二是李鴻章）

1900年春夏之際，義和團運動在華北蔓延，乃至進入津京，當時擔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即密切注意局勢發展，從那時起，李鴻章就已不是個旁觀者，而是積極設法上奏清廷，希望挽回局勢；聯絡各國駐華公使進行斡旋，希望消弭兵禍；和劉坤一、袁世凱等督撫大臣聯絡，以防局勢進一步惡化。

1900年6月，義和團在北京圍攻教堂、使館區，局勢嚴重失控，隨後發生了聯軍攻打天津，清王朝向列強宣戰的嚴重事變。當時，一些對清廷排外政策有所不滿的督撫重臣，即試圖推動讓李鴻章北上解決事端，一些列強國家對此也表示支援，清政府則在6月下旨調李鴻章北上擔任直隸總督，以便處理亂局。

由於對清政府的對外政策尚不明朗，加之北方局勢混亂，李鴻章在奉旨北上後，一度在上海停留觀望。到了當年的8月7日，清王朝因局勢惡化，正式任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和各列強進行協商，以求停戰，《辛丑條約》實際上就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

因為8月27日清政府又任命了慶親王奕劻會同李鴻章辦理和議，所以最終在《辛丑條約》文字上簽字的中方代表，就是全權大臣李鴻章和會辦大臣奕劻兩人。

至於說，為什麼李鴻章會不顧自己的名聲，而在奇恥大辱的時刻同意出任全權大臣，走到歷史前臺，又在《辛丑條約》這種屈辱的文字上畫押，則和李鴻章的個人性格有很大關係。

在晚清高層官場上，李鴻章並不是個手段圓滑、會打太極推手的政治人物，反而是有一種很強烈的，乃至有些“二桿子”氣息的忠君責任心。參與議和、簽訂《辛丑條約》對個人來說固然是恥辱，甚至是一世罵名，但是與當時潰爛的國家局勢相比，如果不盡快止損，儘快使列強停止入侵，國家的命運更不堪設想。李鴻章當時對時局的看法已經定型，即認為義和團必須鎮壓，依靠盲目排外並無法驅逐列強，越早和議損失越小。正是基於這種自我的政治認識，李鴻章責任心大爆發，積極去參與和議，而罔故其他，用李鴻章自己的比喻，他的確就是為大清王朝竭力收拾局面的裱糊匠。

歸根結底，就是在當時環境下，李鴻章認為自己所做的是一件應該去做，也必須要做的正確的事。

這種不顧個人的忠君報國心態，在當時李鴻章的很多奏摺中可以找到文字的跡象，下面列舉幾句：

“臣年屆八旬，死亡無日，沐四朝之豢養深恩，若知而不言，言又不切，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列祖之靈乎？”

“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君父之難，理應奔赴，惟視其心力之所能為，冀圖挽救。”

“臣以衰年膺茲艱鉅，當國步艱難之會，正臣下效命之時。現雖敵騎縱橫，未允停戰，眾情叵測，未易撤兵，臣惟有矢以忠誠，布昭信義，因勢利導，委曲調停。”

另外，鮮為現代人注意的是，就在空前屈辱的《辛丑條約》簽訂後，李鴻章曾有一份向清廷的奏摺，其中的話語也是意味深長，更有助於理解當時李鴻章的心態：

“臣等上年奉命議和……於各款應商之處詳細開說，而各使置若罔聞，不容改易一字，且時以派兵西行多方恫喝，臣等相機因應，筆禿唇焦，卒以時局艱難，鮮能補救，撫衷循省，負疚良深……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猝，創鉅痛深，薄海驚心。今和議已成，大局稍定，仍望我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譬諸多病之人，善自醫調猶恐或傷元氣，若再好勇鬥狠，必有性命之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