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之後，恢復了由科舉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科舉再次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的生活重心。但是因為不同地區的社會文化水平發展的差異，出現了文化發達的江南地區長期壟斷錄取名額的現象，因此形成了南北地區之間的矛盾，不利於國家的穩定。

在明太祖統治時期發生的“南北榜”事件是南北卷的起因。洪武三十年(1397)的會試考試，考官劉三吾和白信蹈所錄取的五十二名進士皆是南方士子，朱元璋大怒，認為錄取有所偏頗，於是親自閱卷，定了六十一名進士，皆為北方士子，史稱"南北榜之爭"，亦稱"春夏榜之爭"。雖然當時事件被明太祖用鐵腕手段解決，但是矛盾依然存在，同時也沒有找到合適的辦法。

到了仁宗洪熙元年（1425），朝廷以南北文化水平高低不同，規定南北取士分配比例為，南方士子佔六成，北方士子佔四成。 宣德年間，又從南北卷中分出中卷，規定南卷取五十五名，北卷取三十五名，中卷取十名。雖然在景泰年間一度廢除南北卷制度，但是因為觸及到太多人的利益而遭到強烈反對，於景泰五年再次恢復南北卷。

南卷的範圍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五省，以及南直隸的應天、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徽州、寧國、池州、太平、淮安、揚州和廣德州。北卷範圍是山東、山西、河南和陝西四省，北直隸的順天、保定、真定、河間、順德、大名、永平、廣平和延慶州、保安州，以及遼東、大寧、萬全三個都司。中卷範圍是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四省，以及南直隸的廬州、鳳陽、安慶和徐州、滁州、和州。其間各卷的數量有小幅度的調整，到正德年間成為定製沒有再更改。

明朝的南北卷制度，其實和明朝開國之初，又恢復了科舉制度，又是使廣大學子有了當官的途徑，但是由於南北教育的差異，南方受教育的程度要遠遠高於北方，使南方的錄取名額成壟斷態勢，這就產生了南北之間的矛盾。

朱元璋時期發生了“南北榜”事件，是南北卷的誘因，洪武三十年會試，所錄取的考生52名，都是南方考生，北方學子在南京城內發生騷動，使朱元璋龍顏大怒，要求徹查，但是經查，南方學子確實是真才實學，但是北方學子還是不死心，認為調查不實，最後朱元璋從新調查，使主考處死，南方狀元等人一併處死。不久後，朱元璋從新組織考試，此次錄取的全是北方學子。其實“南北榜“事件是一個歷史冤案，南方經濟發達，較北方受教育程度高，朱元璋是知道的，他這麼做只是平衡厲害，為了籠絡北方士族的人心，讓主考和南方學子做了犧牲品。

到了明仁宗洪熙元年，為了解決矛盾，大學士楊士奇提出按地區錄取學子的辦法，最後設立了南北卷制度。令大臣們討論“自今科場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的方案，按規定，南捲去十分之六，北卷取十分之四。宣宗的時候又分出中卷，中卷取十名，南五十五，北三十五。

隨著明朝科舉制度的完善，學子們在各自的地域範圍內競爭，使北方學子們大大提高了入士的機會，使北方的教育得到了繁榮發展，平衡了南北教育差異，對後代也有一定的影響。

洪武三十年二月，正值丁丑年會試，朱元璋以當世鴻儒、翰林學士劉三吾為主考官，主持此次科舉掄才大典。

會試考試結束，劉三吾等考官共選拔了51名舉子中式，待三月初廷試後，這51名進士名次排定，以陳安、尹昌隆等為前三甲，是為“春榜”。

可令人意外的是，“春榜”張榜不過五六天，就有會試落榜的舉子到禮部鳴冤，狀告主考劉三吾等徇私舞弊，偏袒南人。

為何這麼說呢？只因此次春榜上的新科進士無一例外全是南方人！

北方落第的舉子本就有怨氣，再看到無一北地舉人上榜，登時都炸開了鍋，紛紛聲討此次科舉不公。

金陵城大街上到處可見北地士子攔轎喊冤，京師首善之地科舉舞弊的謠言四起，御史們聞風而動，將事情如實反映到朱元璋面前，要求徹查情弊。

不光北地舉子們鳴冤，連朝中北方籍官員也紛紛鼓譟不平，事情鬧得這麼大，朱元璋自然要慎重對待，他命侍讀張信等12人複查考卷，並要求將落榜的考卷中每人重新挑出十份評閱，以錄取北方士子上榜。

可張信等人複查後上報朱元璋，稱北地考生的試卷多文理不通，甚至還有犯禁忌的話存在，根本不能上榜，這次考試是公平的，應該維持原榜。

這樣的結果並不能平息輿論，再次引起北地官紳譁然，都認為是複查的張信等人串通主考徇私，故意挑差的試卷評閱。

沒辦法，面對愈演愈烈的朝野輿論風暴，朱元璋大怒，不在複核，直接將主考和此次複審一干人等全數收監治罪。當年五月，主考劉三吾被冠上“藍玉案”餘黨的帽子，本要處以極刑但朱元璋念其高齡免死，改發配西北充軍，但其他人就沒這麼好運了，同考官白信蹈、複查的張信都被處死，而奉命參與複查的新科狀元陳安也被車裂，其餘榜上進士皆被除名。

六月，朱元璋親自主持考試，重新選拔了61名進士，這次無一例外全是北方人，故和上次全是南方人的春榜並稱“南北榜”，便是轟動一時的“南北榜案”。

史書上將此案定性為科考舞弊案，可事實上，當今史學界普遍認為這是朱元璋一手炮製的冤案。

首先主考劉三吾當世鴻儒，德高望重，犯不著自墮名聲；再者“藍玉案”才結案沒多久，大明官場上下被殺得是血流成河，百官無不為之膽戰心驚，考官和複核的官員這時候敢去捋虎鬚，似乎有些不可思議。

最重要是，元末中原戰亂頻繁，十室九空，社會經濟嚴重破壞，遠不如南方富足、文教昌盛，整個洪武朝歷屆科舉，南方人的佔比往往超過七成以上，所以出現中第者全是南方人一點也不奇怪。

朱元璋之所以從快從重處理劉三吾等人，主要還是為了籠絡北方士子的心，事實對錯已經不重要了，國家的大局穩定才是根本。

雖然科舉在洪武時代就出現了南北分取的先河，可並沒有形成南北分榜的確切制度，在“南北榜案”次年，朱元璋駕崩，之後的建文、永樂兩朝依舊是南北同取，南方人在科舉錄取的比例一度達到八成以上，北地士子很難從考試中出頭。

洪熙元年，鑑於科考南北的巨大差異，大學士楊士奇建議南北分卷，“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得到仁宗皇帝的準可。

隨後明廷又在南北分榜的基礎，將全國劃分為“南、北、中”三大區，並定下各省名額。宣德二年，南北分榜制度正式付諸實施，之後各省錄取額雖有變動，可這項制度卻一直沿用下來，直到清末廢除科舉乃止。

根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的統計，有明一代共89科狀元，而南方籍就高達75人，北方和中卷地區計程車子僅有14人，這還是分榜之後的所有統計，若是不分榜恐怕狀元盡是南人，也可以看出當時南北科舉教育的差異有多大。

如果不分榜取士，哪還有北地士子生存的空間，只會嚴重損害北方士子科舉的積極性，愈發拉大南北的文教不均衡的態勢，造成更為嚴峻的文化分裂。

因此南北分榜的出現，是打破了以往天下共一榜的弊端，穩定了北方士人之心，為北部、中部的文教興盛起到極大的促進，也體現了封建社會科舉的取士的相對公平，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這一年是洪武三十年，大明王朝迎來了三年一度的會試，被稱為丁丑會試。朱元璋任命85歲高齡的翰林學士劉三吾為主考官，主持這次會試。洪武十八年，73歲的劉三吾被推薦給了朱元璋，朱元璋對劉三吾很滿意，讓他做了翰林學士。劉三吾為人慷慨正直，胸無城府，自號“坦坦翁”。焦竑的《玉堂叢語》中說，當時的人給予劉三吾很高的評價，說他：

文章不如宋濂，而渾厚過之，先見不如劉基，而直亮過之，勇退不如詹同，而事功過之。

按理來說，有劉三吾這樣忠厚之人主持會試，本不會出什麼岔子，偏偏這次會試鬧出了震驚全國的“南北榜案”。

原來，放榜之日大家發現，這次會試的進士全部是南方人，連一個北方人都沒有！因此被稱為“南榜”。偏偏主考官劉三吾是湖南茶陵人，也是南方人。這種情形在歷代科舉中從未發生過，於是北方計程車子們不願意了，他們認為其中一定有貓膩，一定是劉三吾偏袒南方人，故意只錄取南方人。所以他們聯名上書，指責劉三吾等考官舞弊。

明太祖朱元璋本就對於官員徇私舞弊、貪汙腐敗十分痛恨，他看到北方士子們的上疏之後，大為憤怒，立刻組織人重新閱卷。呂毖的《明朝小史》記載：

（朱元璋）命儒臣再考落卷中文理長者第之。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彝、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長史王章、紀善周衡、蕭楫及、昌隆、仕諤各閱十卷。

同時朱元璋還命令此次科舉的狀元陳安協助調查、閱卷。這些人不敢怠慢，重新閱卷後得出結論：本次科舉的錄取結果是公正的。而且他們不敢擅自做主，而是選取了一部分試卷進呈朱元璋，上呈的試卷確實文理不佳，並有犯禁忌之語。

就在大家都以為塵埃落定的時候，北方士子們卻又掀起了波瀾。他們說，這是由於劉三吾授意張信等人，故意挑選了一批低劣的試卷進呈給皇帝。《明史·劉三吾傳》記載：

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實屬之。

朱元璋更加惱怒了，居士我猜想，他組織人員重新閱卷，可能想讓他們多少錄取幾個北方人，以平息北方士子的怨言，沒想到這些人完全沒有領會他的意思。不管朱元璋是不是這麼想的，總之他狠狠處罰了有關人員，判處考官白信蹈、調查人員張信和狀元陳安阝等人死刑，劉三吾因為年老，免於一死，被髮配邊疆。《明通鑑》記載：

上益怒，信與信蹈及陳安阝等皆論死，三吾以老，與宋琮同戍邊。

朱元璋重新組織了會試，這次錄取的六十一個人全是北方人，榜上連一個南方人都沒有，被稱為“北榜”。這就是明朝初期震驚天下的“南北榜案”。

現在看來，這個“南北榜案”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冤案。劉三吾是個很正直的人，並不會在科舉閱卷中徇私舞弊，而且也並沒有必要這麼做。所以明惠帝朱允炆繼位後，便將劉三吾徵召還京，官復原職。

那麼為什麼第一次錄取的全是南方人，沒有北方人呢？這是因為北方經過長期戰亂，文化傳承不足，各地文化斷層現象嚴重。南宋以來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方遠比北方富庶，而且南方遠離戰爭的破壞，文化發展繁榮。南方人在科舉方面優於北方人，並非難以理解之事。實際上整個明清兩朝，南方人都比北方人擅長科舉。

據日本學者檀上寬統計，從明惠帝建文元年至明成祖永樂二十二年之間的九次科舉，一共錄取進士 1398名 ，其中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這些南方省籍進士達1621名佔總數的83.6％；而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北方省籍進士總共有225名 ，僅佔11.6％。可見洪武三十年的丁丑會試，第一次錄取的全部是南方人，完全是一種巧合而已，並非徇私舞弊。

不過，作為皇帝的朱元璋，考慮的可不僅僅是科舉的公平性。他認為北方人被元朝統治的時間更長，心念元朝。所以朱元璋希望在科舉中兼顧南北，以此籠絡北方人，維護大明王朝的統治。《鳳洲雜編》記載：

方人士服屬於元較久，慮遺民猶有故元之思，頗欲以假科舉名以籠絡之。

可惜劉三吾等人沒有領悟朱元璋的意思，才招來了這場大禍。

南北榜案的第二年，朱元璋便駕崩了。其後的朱允炆、朱棣因為“靖難之變”、“五徵漠北”，也沒有精力去考慮科舉中兼顧南北的問題。直到明仁宗繼位時，才開始重新考慮科舉考試中區域公平的問題。

洪熙元年，大學士楊士奇提出按地區錄取進士的辦法，得到了明仁宗的認可，明仁宗認為，往年科舉北方人錄取太少，導致北方士子不肯努力讀書，如果能分南北取士，則可起到激勵北方人的作用。《明史記本末》記載：

楊士奇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雖有才華，多輕浮。 ”仁宗曰：“然則將何如？”士奇曰：“試例緘其姓名，請其外出‘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入彀矣。”仁宗曰：“然。往年北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今如是，則北方學者亦感奮興起矣。”

從此，明朝開始實行南北方分開取士的南北卷制度。

矛盾初顯

洪武三年，大明王朝開啟了國家建立之後的第一次科舉考試。對於天下的讀書人來說，這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因為自元朝滅宋以來，科舉制就形同虛設，元朝統治近百年，透過科舉選拔做官的讀書人不足百人，而且還都是翰林一類的文員，沒有任何實權，可以說是讀書人最為憋屈的朝代了。

這一次的科舉的結果也瞧出了一些日後發生的事的端倪，南方士子的答卷整體質量要比北方士子好上不少，南方士子中舉的人數比起北方也要多上許多，但是這個問題在當時還不算十分突出。

洪武三十年，這一次的科舉考試發生了一件比較重大的事。會試的時候，兩名考官所取的進士全都是南方士子，北方士子怒不可遏，覺得兩個考官因為自己是南方人，就故意包庇南方士子，打壓北方士子。朱元璋拿到會試結果和北方士子上書，覺得這件事情雖然看起來不起眼，但是埋藏著巨大的矛盾。

根源求索

南北之間的教育資源傾斜其實從晉朝便已經能夠瞧出一些苗頭，西晉統一之後，中華文明的經濟文化政治重心都在北方。但是西晉皇室自己作死，在北方胡搞亂搞，終於引來了外族踐踏中土，北邊胡人大規模進入中國北方地區作亂，永嘉年間，皇室南渡，建立東晉政權。無法在北方生存下去的人也都紛紛遷往南方。

北方的先進農業技術帶到了南方，加上南方適宜的土壤氣候，江南一帶就已經成為了天下著名的糧倉。農業發達帶來的是物質基礎的極大豐盈，不缺吃不缺喝的上層人士，又開始過起了紙醉金迷的生活。

而這個時候的北方，五胡橫行，漢人處境危險之極，活著就已經拼盡了全力，還侈談什麼精神文明建設？整個南北朝，大致的趨勢都是北方打打打，南方樂樂樂。北朝的王權更迭更多體現在軍事征服，而南方的政權更迭則更多的表現為政變，流血事件大多都發生在頂層人物之間，與下層百姓倒是沒有什麼關聯。

時間來到唐朝，這個時候，江淮一帶已經是整個唐王朝的糧倉和稅收的主要來源。天寶時期，安史之亂爆發，李唐王朝倉皇西逃，長安陷落叛軍之手。但是江淮重地一直沒有落入叛軍手中，這也成為了後來李唐王朝收復長安的經濟基礎，江淮重地的財政支援和糧草支援可以說是李唐王朝最後的支柱了。

很有爭議的將領張巡，就是扼守睢陽保衛江淮立了大功。

南北易位

從這件事的側面我們也可以看出，此時的南方經濟發展其實已經超過了北方。而且李唐王朝手中能掌握的力量其實大多就是南方諸鎮，而北方的軍閥則是和皇室時打時和，整個北方地區，根本就沒有發展的餘地。

李唐王朝結束之後，又是漫長的五代亂世。全國各地都是亂紛紛的，歷史的程序也暫時陷入了停滯。這期間有一件事情十分重要，石敬塘將燕雲十六州拱手讓給了契丹人。這個事件影響了後來宋朝的很多方面。

宋朝建立之後，宋太祖趙匡胤還沒來得及收復燕雲十六州就駕崩了，後來的君主也一直沒有收復燕雲十六州。導致宋朝註定先天不平衡，沒有長城阻擋北方的遊牧民族，良好的養馬場也在異族手中，宋朝的對外戰爭就只能是被動的防禦戰。而戰爭的開銷相比求和的開銷，要小上許多。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宋朝幾乎沒有動輒北伐的強勢時刻，更多的是求親求和。

南方發展

而在宋朝，由於宋朝實際掌控的地區都在南方，所以發展重心也就放在了南方。這是經濟重心第一次由北方來到南方。在宋朝，也曾經發生過南北榜之爭的事情，不過那個時候，還是北強南弱。宰相寇準，主考科舉之時，一個江西計程車子奪得了當年的狀元，但是寇準認為南方人是下等人，不適合高居榜首，所以去掉了江西士子的狀元，轉而取了另一個山東人為狀元。

也就是說，地域歧視這種事情自古有之，那麼朱元璋在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就更不應該搞地域歧視，以免激化矛盾。所以朱元璋接下來的手段，就是十分強勢地先將矛盾鎮壓下去，具體的措施就是平息北方士子的憤怒。朱元璋將兩個考官處死，甚至將兩個考官點的幫手也一併處死。轉而提了五十一個進士名額，都是北方士子。

但是朱元璋的手段只是治標不治本，只能暫時地緩和矛盾，並不能根本地解決矛盾，所以太祖皇帝又實施了其他的措施。因為在查處兩個主考官的舞弊案中，其實並沒有發現他們有徇私舞弊的行為，也就是說，實際上南方士子答的考卷就是要比北方士子好很多。太祖皇帝開始思考這背後的原因。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因為南方的發展已經超過了北方。有元一朝，蒙古人對於南方的控制較弱，而且其統治也與王道統治大不相同，在人才的晉升渠道上，是比較復古的世家大族世襲制，有些類似於中國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他們也習慣於將人區分三六九等。北方生活的漢人沒有絲毫話語權，久而久之，也就沒有了學習經史的熱情。

迎刃而解

那麼太祖應該如何解決南北之間的教育資源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呢？

我們今天，仍然存在著教育資源不平衡的問題，尤其體現在東西發展不平衡。那麼我們的國家是怎麼做的呢？分卷，針對不同的地區分不同的試卷，這樣可以儘量照顧到每個地區的發展現狀。但是這一手段卻不是我們現代人首創的。

實際上，當年明太祖朱元璋也是這麼做的。南方地區分南卷，北方地區分北卷，還有一些地區單獨分了中卷，這些地區大體上就是雲、貴、川這些西南地區，在當時，這些地區也是教育十分落後的地區。

那麼從南北卷的施行結果來看，的確是大大緩和了當時南北方士子之間的矛盾，也有利於國家選舉人才，這也是我們的老祖宗因時因事運用智慧解決問題的體現。直到今天還在沿用，說明其獨有的解決類似問題的價值，而不用分卷的時候，也許就是我們國家教育已經十分發達的時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