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關鍵點，對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具有標本意義。其實，敦煌的環境是艱苦的，敦煌的人口較少。據史書記載，西漢時期敦煌的人口是3.8萬多人，東漢時期敦煌的人口是2.9萬多人，皆不及與其毗鄰的酒泉，西漢時期酒泉的人口是7.6萬多人，東漢時期酒泉的人口數史書漏載，只有戶數1.27萬戶，人口數當為5萬多。在古代世界，人就是生產力，敦煌這個人口較少的西北邊緣之郡，絕不會是最富庶的地方，卻成為華戎所交一都會，造就出輝煌燦爛的文化。 

  敦煌是絲綢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

  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無垠的戈壁與綠洲交相輝映，大山之外是大漠，點點綠洲連線起來的道路，就是東西交往的孔道。敦煌就矗立在東西要道的中心點上，再往前就是西域，一片更為神奇的土地，也是漢帝國走向世界的關鍵。匈奴對西域的經營，至少要早於漢朝一百年，匈奴騎兵縱橫西域諸國，控制著東西交通。張騫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逃脫匈奴的羈押前往月氏，而在回來的路上，還是被匈奴擒獲，可見廣大的西域、河西諸地，都在匈奴的強力控制之下。

  漢帝國要想走向世界，必須開發西域，必須把西域從匈奴的手中奪回，其難度可想而知。而作為漢朝經營西域的視窗的敦煌，重要性無與倫比，帝國也的確賦予了敦煌太守這樣的職權，故敦煌雖弱，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帝國經營西域的前線。李廣利第一次伐大宛，失敗而歸，漢武帝令其屯田敦煌，再謀西伐，在敦煌備戰的時間裡，敦煌的地位變得更加重要，此時的敦煌既是前線又是後方。

  今天的人們多認為祖國的東部與南部才是中心，才是樞紐，其實宋代以前，尤其是漢唐時代，即中華文明最燦爛輝煌的時代，西北才是帝國的樞紐，才是帝國的核心，是比東部與南部更重要的核心。絲綢之路沿線遺留下來的大量的遺址、遺蹟就是他們曾經輝煌燦爛的見證，也是華夏文明與中外文明交流融合碰撞激盪的見證。總之，敦煌不是後人眼中的邊遠小城，而是帝國之門戶、視窗、前線，是一個可以建功立業的地方。

  中古時代，敦煌名人輩出，位至三公亦是常事，即使後來中原發生了戰亂，乃至改朝換代，而河西晏然，敦煌穩固，這群紮根西陲的人們，逐漸形成世代之家族。敦煌大族雖多以軍功起家，但十分注重儒學修習，經學傳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儒家世族。其實，敦煌大族是開風氣之先的一群人，他們身處各種異質文化之中，他們最先接觸到從西傳來的各種異質文化，他們最先完成了異質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與昇華，當這些擁有異質文化的人們進入中原之時，他們又將早已融合在體內的蠻夷戎狄風氣引入中原，而這些所謂的異質文化、蠻夷戎狄之風，恰恰是新鮮空氣，恰恰是打破平靜湖面的層層漣漪。

  敦煌是幸運的，自西漢設郡以來，中原大地經歷了王莽之亂、三國紛爭、衣冠南渡、南北並立，但是遠離中原的敦煌，從未受到大範圍的破壞，反而由於遠離中原而成為世外桃源，避難而來的人們聚居在此，獨享清平。而後是隋唐時代，從隋煬帝到唐太宗，從唐高宗到武則天，再到唐玄宗，幾代帝王都很重視西北的經營與開發，而作為西北門戶的敦煌之地繁榮依然。後來，安史之亂爆發，河隴陷於吐蕃，敦煌的漢文化傳統被截斷。從漢武帝到唐玄宗，一千年，敦煌的漢文化從未間斷，這一千年，連線起來的是中華文明最繁盛的漢唐時代，漢唐文明的精華聚匯於此，漢唐文明的根深深扎入敦煌大地，才會造就出無比燦爛的敦煌文化，展現出來的就是石窟藝術的巧奪天工，文化文明的博大精深，還有藏經洞的神秘神奇。文化的繁榮使得敦煌有了底蘊、有了自信、有了希望，如果沒有這近千年的歷史傳承，沒有這群有文化的敦煌人的堅守奮鬥，敦煌的輝煌燦爛如何創造？沒有文化自信的時代，是不可能造就出如此相容幷蓄、輝煌燦爛的文明。

  但是，敦煌絕不是絲綢之路上的唯一明珠，絲綢之路是一串明珠的組合，如武威、張掖、酒泉、瓜州、天水、慶陽、平涼等，皆是明珠。石窟亦是如此，世上不是隻有一個莫高窟，還有榆林窟、西千佛洞、馬蹄寺石窟、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克孜爾石窟等。只是由於各種原因，諸多燦爛輝煌的文化藝術沒有保留下來，而敦煌由於機緣巧合，為全人類儲存下如此精美絕倫的瑰寶，故敦煌無疑是絲綢之路上璀璨的明珠，但也不是唯一。

  敦煌學是國際漢學研究的交叉學科

  敦煌藏經洞出土了六七萬件珍貴文獻文物，有寫卷、絹畫、拓本、供養器等，滄海遺珠，無價之寶。敦煌文獻內容極其豐富，涉及宗教、歷史、地理、語言、文學、美術、音樂、天文、曆法、數學、醫學等諸多學科，記載了很多歷史典籍沒有記載或者簡略記載的歷史事件，是我們探尋歷史真相的直接證據。敦煌歸義軍是一個被史書記載極其簡略的藩鎮，而敦煌文獻的發現，為我們展現了一個藩鎮執行的諸多材料，一個可供研究的個案。

  安史之亂後，敦煌之地先是被吐蕃佔據，而後是歸義軍，無論是張氏歸義軍時期，還是曹氏歸義軍時期，敦煌皆受到粟特、回鶻與于闐的強烈影響，再後來是党項人的西夏對敦煌的統治時期，諸民族的文化、文獻、文物都遺留在了敦煌，故敦煌出土了大量的吐蕃文、粟特文、于闐文、回鶻文、西夏文等文獻文物，是研究藏學、粟特學、于闐學、回鶻學、西夏學等學問的重要資料來源。

  敦煌之外，絲綢之路沿線亦出土了大量漢文和少數民族文獻，是國際漢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吐魯番文書、懸泉漢簡、黑水城文書、庫車文書等，這些文書、簡牘與敦煌文獻互為補充、互為鑑證，共同描繪出先民們開發西北、開拓邊疆的壯麗畫卷。吐魯番地區的開發本身就是從敦煌開始的，敦煌人多遷徙至吐魯番屯田，故吐魯番出土文書與敦煌文獻是緊密相連的。懸泉漢簡主要是漢晉時代敦煌郡懸泉置的驛站文書，是絲路暢通、中西交流的檔案見證。黑水城文書主要是西夏、元時期的寫本和印本，是研究此時期絲路文化交流的寶庫。庫車文書是庫木吐喇石窟附近佛塔廢墟中挖出的古代梵語、婆羅謎文寫本，有印度古代醫方選集、骰子占卜文書等，反映的亦是東西文明之間的交流盛況。

  敦煌石窟藝術研究是全世界石窟藝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石窟藝術最初的風格，必然源自印度、貴霜、希臘，古代犍陀羅地區是重要的佛教藝術中心，隨著佛教的東向傳播，石窟藝術漸漸有了西域風格、涼州模式。北魏將大批北涼僧人、工匠遷徙到平城，造就了雲岡石窟的繁榮，隨著孝文帝遷都洛陽，隋唐帝國的定都長安，進入中原的佛教藝術，慢慢被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原風格所浸染、所改造，以洛陽和長安為中心的中原風格成為集大成者。與佛教藝術風格東進形成對比的就是中原風格的西向回傳，而諸種風格匯聚的地方，就是敦煌。

  敦煌學本身就是國際漢學研究的交叉學科，具有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等性質。歐美諸國的漢學家，無論是從事語言文獻研究的，還是從事繪畫藝術研究的，多與敦煌學有交叉，他們對敦煌學的開拓發展有貢獻，敦煌學對他們認知東方亦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全世界，敦煌學是國際漢學研究中的“顯學”“絕學”。

  講好敦煌故事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

  國學大師季羨林說：“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了。”誠然，敦煌的文化價值是突出的，敦煌的標本意義是鮮明的，講好敦煌故事，藉助敦煌文化、敦煌藝術、敦煌精神傳播中國聲音，用文化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的、立體的、全面的中國，是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有效途徑。

  敦煌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家園，各民族在此長期和平共處、友好往來，共同塑造了豐富多彩、絢爛多姿的文化。各族人民在這裡定居下來，繁衍生息，如繁星點綴在廣袤大地之上，他們的宗教信仰、風俗文化保留了下來，這也正是今天以敦煌為中心的絲綢之路各地多有各民族聚落、歷史遺蹟的原因。各民族之間雖然會發生衝突乃至戰爭，但和平共處、友好往來是主流，諸民族、部落間的流動、貿易、交流、融合，使得中西文明得以交匯，一個繁花似錦、燦爛多彩、百花齊放的絲綢之路文化也伴之而生。莫高窟給我們留下了影像證據，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大合照，漢人、吐蕃人、粟特人、于闐人、回鶻人、西夏人等等的形象，至今還和諧安靜地佇立在壁畫之中。歲月變遷，時光流轉，虔誠的吐蕃王子，繁忙的粟特商人，美豔的回鶻公主，乃至卑微的侍女，耕作的農夫，嬉鬧的兒童，轉瞬千年，美麗依舊。

  敦煌是諸宗教和平共處的地方，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都曾在這裡流行，敦煌藏經洞中儲存有漢文景教文書《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景教志安樂經》，還儲存有漢字摩尼教經典，即《下部贊》《摩尼光佛法儀略》和《摩尼教殘經》。在一個佛教建築中，在一個佛經為主的藏經洞中，竟然會儲存有景教、摩尼教的經典，這種並行不悖，所反映的不正是敦煌文化乃至中華文明的相容幷蓄嗎！敦煌文獻記載了外來的景教徒，如S.1366《歸義軍史衙內麥油破用歷》載：“甘州來波斯僧月面七鬥，油一升。”“廿六日，支納藥波斯僧面壹鬥。”這個波斯僧就是景教僧，此外，在莫高窟北區還出土了景教十字架一枚，或許這是在敦煌歇腳的景教徒遺留之物。

  千百年來，以敦煌為中心的絲綢之路上，上演著一幕幕大戲。今天的交通條件，可以讓我們日行千里萬里，快速地行走於大漠、戈壁、草原、綠洲之上，而那些生於斯長於斯的先民們，卻沒有這般快捷，他們只能用腳步丈量大地，用這種極為緩慢的步伐征服世界。然而，任何的艱難險阻，任何的高山大河，都擋不住先民們的腳步，他們憑藉著汗水與智慧，奔波於漫漫絲綢之路，穿梭於大城小邑鄉村集市，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他們的遷徙、流動帶來了絲綢之路的繁榮，更促進了各個民族之間的交流融合，直至今天，這場大戲還在上演。

  只有瞭解敦煌，瞭解絲綢之路歷史文化，才能認清絲綢之路上各民族的發展歷史，才會懂得在幅員遼闊、歷史悠久的偉大祖國的土地上，多個民族的先民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是如何共同組成了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愛國統一的中華民族的，才會自覺地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促進絲綢之路沿線各民族共同繁榮、共同進步、共同發展。總的來說，由於絲綢之路的存在，中華文明在其誕生之初就不是一個封閉體系，而是在當時條件的許可下，參與各種文明的交換與交流，這種交換、交流對於中國不同地區文明的融合，以及華夏文明與異域文明的交流，對於塑造中華文明的基本面貌都有重要作用。

  中國文化自古就認為世界應該是一個和諧的整體，主張和而不同、百花齊放，正是這種推己及人、兼收幷蓄的優秀民族品格，中華文明才能源遠流長、生生不息。繼承和弘揚和諧包容、兼收幷蓄的絲綢之路文化精髓，既珍視我們自己的文化，也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強調不同文明之間平等交流、和諧包容、兼收幷蓄、取長補短、求同存異，只有這樣，古老的絲綢之路才會日益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才能真正造福絲綢之路沿線各華人民。

敦煌，西漢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置河西四郡正式得名。“敦煌”一詞最早見於《史記·大宛列傳》，東漢應劭言：“敦，大也；煌，盛也。”唐寧宗元和8年（8813年），李吉甫《元和那縣圖志》曰：“敦，大也，以其開廣西域，故以盛名。”南朝劉昭引《耆舊記》說敦煌：“國當乾位，地列艮墟，水有懸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交一大都會。”隋代裴矩《西城圖記序》雲：“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有典可䅲，歷史上的敦煌，就是中原王朝經略西域的橋頭堡，“絲綢之路”上的經濟財富的集散地。

敦煌，有2100多年的建置史，文化載體豐厚，永珍包羅，縱貫南北東西，“是世界現存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儲存最完整的藝術寶庫，是世界文明長河中的一顆璀璨明珠，也是研究中國古代各民族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藝術的珍貴史料。”

敦煌，讓這裡成了中西文化包容並蓄的薈萃地，成了中外文明交流融匯的代名詞。

丨敦煌，絲綢之路上的璀璨明珠

著名學者季羨林曾動情寫道：“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

歷史上的敦煌是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是古代絲綢之路上“各民族經濟文化交融的大都會”。在貫通中西的古絲綢之路上，敦煌既是中國通向世界的門戶，也是世界走進中國的關口。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從這裡西行，經現在的新疆地區，再西逾帕米爾高原，向中亞、西亞、南亞傳播。同時，源自西方的幾大主要文明，包括古代印度文明、希臘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亞地區諸多民族的文化元素，亦在同一通道上源源不絕的逆向輸入。各個國家、不同民族的互動和交流，在這裡匯聚、沉澱；各種文化、多元文明的碰撞和交融，在這裡凝結、昇華，便在這大漠荒灘上壘就成了舉世矚目、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也賦予敦煌無與倫比的精神氣質，並由此轉化為互學互鑑、共榮共生的自覺性，揭示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敦煌文化是“世界四大文明交匯之地”，成為傳播華夏文明的重要通道。

丨敦煌，中古時期的百科全書

敦煌在中國，敦煌文化在世界；敦煌之根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敦煌文化延續近兩千年，其獨特的魅力和無窮的價值為世界所讚歎。“敦煌是人類文明最大的磁場”，“世界敦煌”是敦煌文化影響力最精練的概括。

以始鑿於前秦建元2年（366年）的莫高窟為例，從4世紀至14世紀，即上起十六國，下至元代，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在內的敦煌石窟群在連綿千餘年間陸續營建完成，東千佛洞及肅北五個廟石窟等現存735個洞窟，儲存著2000多身歷代塑像，壁畫4.5萬平方米。1987年，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產，被稱為“東方世界的藝術博物館”“世界藝術寶庫”。

它總體表達的是佛教信仰，但透過條分縷析，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繁盛神秘的宗教文化的背景下，當時現實世界的真實折射。歷史、民族、文化、教育、經濟、建築、民俗等社會生活場景，在這裡纖毫畢現。更凸顯了宗教流派、參禪儀軌、石窟形制、石窟（壁畫、雕塑）藝術等豐富內涵，從而構成敦煌中古時期活靈活現的社會文化發展演變的圖譜。

王國維先生將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的漢晉木簡、敦煌石窟藏經洞的六朝及唐人寫本、北京內閣大庫的元明以來書籍檔冊稱作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學術史上的四大發現，而敦煌一地所出便佔其二。

以敦煌文獻為例，僅藏經洞出土文獻就達5萬多件，目前可知有明確紀年者上起西晉永興2年（305年），下至北宋鹹平5年（1002年），歷時千年。

這些文獻以多種文字的寫本為主，還有少量印本。約佔90%是佛教典藏著作，不僅充分展示了敦煌地區佛教文化發展的盛景，文獻本身還對拾遺補缺和校勘歷史大有裨益。而道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襖教、猶太教典籍和古藏文、回鶻文、突厥文、于闐文、梵文、西夏文、粟特文、婆羅謎文、希伯來文、龜茲文等古代民族文字寫卷尤為珍貴，是認識歷史上中國與北方各少數民族諸如吐蕃、突厥、回鶻、昭武九姓、党項、波斯、蒙古等的社會經濟和宗教文化等諸多活動方面極為重要的文獻，同時也是研究古代西域歐亞歷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珍稀材料。其他文獻雖總量不大，內容卻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宗教、哲學、外交、軍事、歷史、地理、交通、考古、民族、民俗、飲食、文學、語言、文字、繪畫、體育、音樂、舞蹈、戲劇、書法、建築、文物修復、醫學、印刷、曆法、天文、水利、數學等諸多學科，被稱為“學術的海洋”、中國中古時期的“百科全書”。

近代發現敦煌石窟藏經洞的六朝及唐人寫本，與殷墟甲骨文、敦煌漢晉木簡、明清內閣檔案大庫一起被稱作20世紀中國古文獻的四大發現，由此衍生專門研究藏經洞典籍和敦煌藝術的學科一—敦煌學，使敦煌走向世界。作為國際性顯學，成為20世紀“世界學術之新流”。

丨敦煌，文化自信包容的樣本

千餘年來，中西方各種文明在敦煌匯聚、融合，創造出了具有敦煌特色的輝煌燦爛的文化，形成了敦煌獨特的文化性格、文化傳統和文化精神。

文化自信層面。就建築形制而言，敦煌壁畫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結晶。早期壁畫藝術受印度馬圖拉、鍵陀羅佛教藝術風格影響較大，中、晚期壁畫藝術多受笈多、波羅王朝佛文教藝術風格影響，其中儲存的30多類場面宏大、富麗堂皇的經變畫，就是典型代表。敦煌文化是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吸收了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和中亞地區的文化而融匯成的多元文化藝術寶庫。從敦煌的壁畫中可以明顯看出，敦煌文化積累和展現的永遠是崇高唯美、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文化包容層面。位於中西交通要道的敦煌，是多元文化的交匯之地。敦煌始終以開放的胸襟，吸納著東西方的各種宗教文化。除了佛教，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也廣為傳佈，而且外來的襖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宗教文化也隨著商貿的往來和眾多僧侶的西行、東遊而興盛。這些異域宗教的傳入，不僅促進了敦煌文化的發展，也改變了敦煌原有的文化格局，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核心、佛教文化為實體、其它宗教文化為襯托的多元化宗教信仰模式，這是中國對多元文化理性迴應的真實寫照和典型範例。

敦煌，一個神聖的名字。敦煌是多種文化融匯與撞擊的交叉點，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文化在這裡相遇。　敦煌是藝術的殿堂。那些公元4至11世紀的壁畫與雕塑，帶給人們極具震撼力的藝術感受。敦煌又是文獻的寶庫。在這數以萬計的赤軸黃卷中，蘊藏著豐富的文獻資源，漢文、古藏文、回鶻文、于闐文、龜茲文、粟 特文、梵文，文種繁多；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宗教、文學、民族、民俗、語言、歷史、科技等廣泛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