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適和岑參是唐朝發展到極盛時期最著名的兩個邊塞詩人。 　　

高適（公元704－765）的郡望是渤海蓨縣，其地唐屬德州，今屬河北景縣。他的祖父是唐高宗時期 的名將高侃，父親高崇文官終韶州長史，韶州即今廣東曲江。高適早年便隨父親旅居嶺南。高崇文後來 死在任上，高適就又回到中原，客居梁宋之間。高適在詩中多稱自己住在“宋中”“淇上”“濮上”。 宋中是當時的宋州睢陽郡，其地為今河南商丘。淇上是當時的衛州，今河北衛縣；濮上是當時的濮州， 今河南信陽，兩個地方當時都在黃河以北。位於淇、濮與宋中之間的就是梁，當時為汴州，即今河南開 封。高適自己在淇上有一所別業，但收入很有限。父親死後，高適貧苦無依，靠著向親朋好友索求借貸 維持生計，這就難怪他的行跡會遍及梁、宋、衛這樣一片廣大的地區了。 　　高適的性格，拓落不拘小節，務功名，尚節義，喜言王霸大略，袞袞不厭，屬於心胸豁達、擅長縱 橫論辯的一類。他不願意耕作，不屑於料理他那份田產，也就是“不治生事”。歷史上像他那樣不治生 事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漢高祖劉邦，一個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哥哥劉縯。劉邦和他二哥“劉仲”比，劉 縯和劉秀比，都是出名的能“不治生事”。當然，高適所生逢的年代天下太平，李唐的運脈正隆，他不 可能有什麼非分之想。然而自宰輔以下還是可以做的，這個志向也已經不小。偏偏他又恥預常料，不願 參加普通的進士考試。恥預常料，那就是想要考取特科，即皇帝親自主持的制科。這卻要等待機會，因 為它不是年年都有。誰知時光飛逝，一等就是三十年。三十年光陰，即使是從九品的小官做起，熬年頭 也該熬到郡太守一級了。可是，高適等到兩鬢染霜，依舊是兩眼空空。萬般無奈之下，他就只有效仿他 的同鄉、汴州雍丘高陽鄉的酈食其，做不成儒者，便做酒徒。 　　《新唐書》說高適“少落魄”，應邵解釋“落魄”之義，是“志行衰惡之貌也”。元代辛文房《唐 才子傳》說高適“隱跡博徒”。那麼高適當時的志行之狀，就可想而知了。酒之意在於狂，博之意在於 賭，高適就在以其全部生活作賭注，寧願成為酒徒，寧願生活一貧如洗，也要賭。凡賭只有兩種可能， 要麼一朝成名，要麼一落千丈。這期間高適的詩中常露出兩種口風：一是胸懷大略，顯出隨時可以身幹 青雲、青紫俯拾的氣象；一是甘願做一個草莽野人，隱跡田園而不求聞達。這就是進則兼濟天下，退則 獨善其身之意了。放出這樣兩種口風有個好處：一是有了功名，足以顯示出自己勝人一籌，我本不願為 官，但朝廷聖明，賢才必用，天命下達，我怎忍違之？即使終生不被任用，那也是我性情所好，不是我 一心想做官而遭別人嫌棄，不能因此懷疑我的品行才智。 　　唐風豁達開放，士人求取功名都直言不諱，上書闕下，往往自報家門。李白有《上韓荊州書》，杜 甫有《三大禮賦》，高適有《古樂府飛龍曲留上陳左相(陳希烈)》與《留上李右相(李林甫)》二詩。李 白文中說：“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杜甫 說：“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 下其忍棄之？”他們言語之大，情意之急切，已到了直接伸手要官做的地步。這在後世是不多見的，但 在唐代卻很一般。從這點來看高適當時的工於心計，就不難理解了。 　　但是心計歸心計，嘴上說歸隱，外人看不出，而在高適自己心中卻不能不焦急。而且，隨著歲月蹉 跎，他越來越急，簡直稱得上是心急如焚了。古往今來賭輸了，徒具英雄氣概而老死於妻兒之側的人， 不計其數，高適很有可能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然而，高適贏了。他這一出人博徒，果然才名便遠。賈誼說：“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 醫之中。”後世的英雄豪傑，又何嘗不是如此？高漸離、朱亥隱於市屠，侯生、張耳抱關守門，後來都 名揚天下，令有志之士擊節扼腕。天寶八載，宋州刺史張九皋薦舉高適應制舉有道科，高適終於詩名半 天下，黃綬翻在身，一舉躍登龍門。不過到天寶那個時候，制科已經很平常了，實際上仍是常科。高適 也只當上一名縣尉，一縣之中，居於縣令、縣丞、主簿三人之下，所以三年後他就辭官了。直到天寶十 二載，高適才盼到了他一生進退的第二次契機，就是由田梁丘推薦，到邊塞武威（今甘肅武威），在河 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幕府中任掌書記。美中不足的是，這時高適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紀，整整五十歲了。 為這人生的一大博，高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歷史上，年過五十得以出頭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趙人荀卿，年五十始遊學於齊，後獨霸稷下，三任 祭酒，最為老師；一個是西漢的主父偃，一歲四遷，別人擔心他太盛，他就說了那句名言：“臣結髮遊 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厄日久矣！且大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 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到武威後不久，安史之亂爆發，正應了高適自己一句話：“時 平位下，世亂節高。”天下昏亂，忠臣乃見，高適以天下安危為己任，以功名自許，一年之中，連遷左 拾遺、監察御史、侍御史、諫議大夫、御史大夫數職，轉眼之間，就做到了淮南節度使。有唐以來，詩 人顯達至節度使者，唯高適一人而已。 　　歷代詩人之中，數唐朝詩人的成就最大，但他們的身世地位也最為卑下。王昌齡、王之渙、李頎、 常建，做官都是做到縣尉即止。論其詩則光焰萬丈，論其官則不過八品九品，在當時極其微不足道的。 無怪乎唐代殷璠在《河嶽英靈集》中要感嘆“才高無貴仕”了。其中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當時承平日 久，員位已滿，官吏滯壅；再一個就是士人自己這方面有缺陷。唐前期計程車人，雖然也參加科舉考試， 但僅把它看做是一種形式，一種智力標誌。考的雖是詩賦，選出來的卻都是深明吏治的人物，這些人出 將入相，具有很高政治才能。到後來就不同了，世風浮華不實，口上說有青雲之志，實際上缺乏才幹， 眼高手低。即以李白、杜甫二人而論，其詩歌上的成就固然舉世矚目，但論其政治才能，像李白的終日 沉飲傲放，引足令大臣脫靴，實乖大體，自然要遭斥退；杜甫性情褊躁傲誕，清狂齷齪無器度，自以為 純儒，而妻子不保，兒女至餓死，正應了司馬遷那句話：“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 羞也。” 　　南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即從此一方面批評高適說：“意在退處者，雖飢寒而不辭；意在進為者， 雖沓貪而不顧，皆一曲之士也。高適嘗雲：‘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 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何常之有哉？適有《贈別李少府》詩云：‘餘亦愜所從，漁樵十二年，種瓜漆園 裡，鑿井盧門邊。’《贈韋參軍》雲：‘布衣不得幹明主，東過樑宋無寸土，兔苑為農歲不登，雁池垂 釣心長苦’。其生理可謂窄矣。及宋州刺史張九皋奇其人，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曰：‘此時也得 辭漁樵，青袍裹身荷聖朝，牛犁釣竿不復見，縣人邑吏來相邀。則是不堪漁樵之艱窘，而喜末官之微祿 也。一不得志，則舍之而去，何邪？《封丘詩》雲：‘我本漁樵孟瀦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 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其末句雲：‘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則不堪作吏之卑辱，而 復思孟瀦之漁樵也。韓退之雲：‘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其此之謂乎！”那意思就是說，既然要 退隱就不要再有懷怨，既然要求功名就不能耐不住煩囂，為什麼沒能做官便牢騷滿腹？既已做了縣尉， 為什麼開始那麼高興，後來又輕易捨棄？引韓愈的詩說，像高適這種人，隱居要捱餓，因為不願躬耕務 農；做官又拿不起來，因為缺乏才幹，結果就是怎麼都不行，怎麼都要有怨言。孔子曾說：“唯女子與 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這樣一聯絡起來，葛立方的批評實在是非常苛刻。 　　不過，葛立方這樣批評高適，也不太屬實。高適其實是一個十分切於實際，不務虛名，精明能幹， 不肯妄自菲薄的人。他藉助安史之亂的契機，“義而知變”，扶搖直上，就說明了這一點。叔孫通說魯高適與岑參 諸生是“鄙儒，不知時變”。“變”這一個字，不是輕易能做到的。所以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籤》又評 價說：“高適，詩人之達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適議獨與琯左。白誤受永王璘闢，適獨察璘反 萌，豫為備。二子窮而適達，又何疑也。”為什麼高適做到了節度使，而李白、杜甫未能？這個評價是 有道理的。 　　岑參（公元715－769）的郡望是南陽棘陽縣，自南朝梁時遷居荊州江陵，即今湖北江陵。岑參的曾 祖岑文字是唐太宗時的名相，伯祖岑長倩為武則天時宰相，從伯父岑羲為唐中宗、睿宗時宰相。後因岑 長倩、岑羲得罪被殺，家道中衰。岑參的父親岑植，官終仙、晉二州刺史。岑參自己在京畿雩縣（今陝 西戶縣）終南山下的高冠谷，有一所別業，但境況不佳。岑參雖也有功名之心，曾獻書長安，但他的性 情，卻是近於道家清逸的一類。他曾一度在嵩山和終南山過著近乎隱居的生活，山水詩寫得極好。後來 高中進士，不久被徵調到唐朝最遠的邊塞安西（今新疆庫車）和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真正是投筆 從戎。 　　岑參一生中五次入戎幕，兩次出塞，僅此而言，唐以來的詩人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往來鞍馬烽塵 間十餘載，極徵行離別之情，城障塞堡，無不經行。”這對於清逸俊秀的岑參來說，實在是難為他了。 　　唐代的邊塞詩人可以分為幾類。一類是未曾到過邊塞而寫邊塞題材的，如李昂、崔國輔。一類是曾 經遊歷過邊塞的，如崔顥。再一類就是曾在邊塞居住和任職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高適和岑參都稱得 上是真正的邊塞詩人，兩人年輕時都曾遊歷過河朔的燕趙，壯年時又雙雙到邊塞從軍。 　　就唐代的邊塞詩來說，高、岑齊名，風格也相近。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說：“高岑之詩悲壯，讀 之使人感慨。”但高適詩，悲壯之中透著雄渾；岑參的詩，悲壯之中帶著峭拔。高詩“尚質主理”，岑 詩“尚巧主景”。岑參去邊塞，多少有些被動不得已的因素，到邊塞後，才開始寫邊塞題材的作品，詩 篇越來越多；高適去邊塞是積極主動的，他寫邊塞詩，始於早年的河朔之遊，到他任封丘縣尉以及河西 隴右節度幕府掌書記時，詩作慢慢減少了，而到他任淮南節度使後，詩作就幾乎沒有了。史稱高適年五 十始為詩，其實恰好相反。因為高適寫詩，是想借此沽名釣譽，到他五十歲入幕以後，詩的作用已經不 大了。相比之下，岑參的詩中融進了更多的心血和真情。 　　高適的詩頗有古風，句中有許多的人生感慨，表面看來似乎更具有可讀性。而岑參的詩則更多地包 蘊了六朝以來近體詩的成就，想象豐富，格律多變，具有更多的創造性和詩學詩藝的特色。高適近之於 儒，岑參近之於道。高適注重人生實踐，岑參則在詩歌藝術史上佔據極高的地位。他們二人，既有閱歷 和詩風上的相同之處，又存在著性情和具體詩歌特色上的差異。就其差異而言，二者又恰恰形成了鮮明 的對比。 　　高岑二人，高適享年六十二歲，岑參享年五十五歲。高適長岑參十一歲，而比他早四年辭世，二人 基本上是同時之人。 　　高適遊歷河朔的薊門、盧龍，是在開元十九年他二十八歲的時候。岑參遊歷河朔的冀州、定州，則 稍遲至開元二十七年，當時他二十五歲。開元二十七年，岑參遊河朔歸來作為開始。稍後至開元二十九 年，高適則有好友李頎的辭官及走訪。天寶三載，岑參進士及第，任右內率府參軍，同年，高適有與李 白、杜甫的梁宋之遊。天寶八載，岑參赴安西邊塞，同年高適應制舉中第任封丘縣尉。岑參於天寶十載 返回長安，次年，高適辭官。到天寶十一載秋，二人一同參加了長安慈恩寺的詩會。之後，天寶十二、 十三載，高岑分別奔赴河西的威武和關外的北庭。唐肅宗至德元年、二年，長安收復，玄宗退位，高適 升至淮南節度使，岑參也從北庭回到長安任右補闕。大亂之後，兩人的生活又有了新的開始，但盛唐時 期邊塞詩的創作已告一段落.高適與岑參高適與岑參相互認識，但是來往不多。天寶十一年秋，八位詩人匯聚長安，同賦慈恩寺浮圖詩，岑 參所賦的一首就是《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他們二人還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如王昌齡、杜甫等 人。王昌齡與高適的交往，有著名的旗亭畫壁的故事流傳；與岑參的交往，有王作《留別岑參兄弟》、 岑作《送王大昌齡赴江寧》詩並存。杜甫與高適早年在汶上既已相識，其後於梁宋再次相聚，晚年又相 逢於蜀中；與岑參也早在天寶八載岑參出塞前已相識，有《九日寄岑參》詩為證。杜甫晚年還有《寄彭 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一詩，同時寫給高岑二人。高適受前輩詩人李頎的影 響比較大，岑參受王昌齡的影響也比較大，李頎與王昌齡二人復有來往。 　　由高適、岑參二人的交往，可以引出當時的許多著名詩人，透視出一個詩人群落。其中，李頎、王 昌齡、王之渙、崔顥在開元年間就已成名，都寫邊塞詩，是盛唐邊塞詩人的前輩。常建、薛據、孟雲卿 均有為人骨鯁、詞氣傷怨的特點。儲光羲、綦毋潛屬於恬淡清遠的一派。李白的風格迥異於眾人，杜甫 則在眾人中成名最晚，作品大都寫於安史之亂以後。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流落不偶”。李頎 “惜其偉材，只到黃綬”。王昌齡“兩竄遐荒，使知音者喟然長嘆”。常建“淪於一尉”，“仕頗不如 意，遂放浪琴酒”。薛據“嘗自傷不得早達”，“晚歲置別業終南山下”。孟雲卿“天寶間不第，氣頗 難平”，“棲棲南北，若無所遇，何生之不辰”。李白、杜甫雖有忠孝之心，濟世之志，但他們的人生 際遇，簡直可以用終生未得歸宿來概括。所以《唐才子傳》評其二人：“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 能言。觀李杜二公，語語王霸，惜乎奇才並屈，徒列空言”。現在讀李白至德二年在潯陽獄中寫給高適 的《送張秀才謁高中丞》詩，其中說“高公鎮淮海”、“臨歧竟何雲”，分明有向高適求助之意。杜甫 居蜀落魄，也曾依靠高適，所作《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詩中有“何時救急難”之句。此等情形， 與三人早年同遊梁宋，裘馬輕狂，慷慨賦詩，簡直難以並提。李杜晚年之困頓，於此可窺見一斑。

在唐王朝時期，是中國詩歌史上最為絢麗的時刻，各種流派的識人燦若星河！在諸多流派中，以高適和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人佔據了相當地地位。不過兩人最後的結局卻非常地迥異，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的提示。

我們可以透過各自的經歷，看一看能否從中找到蛛絲馬跡。

首先來看一下岑參的經歷，他三十歲高中進士，在三年守候期滿後，被任命為一小小的軍械庫房總管。滿腔抱負的詩人不滿意朝廷的安排，寫下了詩作“初授官題高冠草堂”，自命不凡的大詩人不得不為了生活，接受這個俸祿微薄的小官職。但與此同時，他不甘於此，透過私底下的運作，成為高仙芝幕府掌書記，也就是今天的文職助理工作，跟著部隊征戰邊疆開始了軍旅生涯。

岑參駐守邊疆三年，兵敗悻悻而歸長安，他等待著皇帝的責罰，自以為此生再無報效國家的機會，故而鬱鬱寡歡。幸得在不惑之年，曾經同駐守邊疆的好友，今日的安西北庭節度使封常清力邀，岑參再一次踏上征程。詩人保家衛國的夙願得以達成，這一時期也是他創作的鼎盛時期。我們中學課本的背誦詩句“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便是此時創作的，詩人的浪漫主義情懷在此時表露無疑。戰場的廝殺無疑是慘烈的，但是作者卻讓我們看到了絢爛。大雪使得道路難行，而作者卻將雪花比喻為梨花，暗示著希望會像春天一樣很快到來。再比如“琵琶長笛齊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彷彿讓我們感覺到了祥和與安寧。明明身處戰亂，岑參卻好像置身事外，他只看到了邊塞的風光與當地的民風民俗。

然而，岑參的好日子沒有持續多久，封常清因為城門失守，被皇帝下令處死。岑參的仕途生涯被迫嘎然而止，他此生再無建功立業的機會，後半生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岑參漂泊在四川，想念長安的繁花似錦，思念長安的親朋摯友，但長安已是回不去的故鄉。這一時期岑參大都是些實景描寫，很難再看到他以前的借景抒情，超脫淡定。如他描寫的“三峽兩壁，亂峰如戟……高如天霓，雲外水積。晝日無光，其下黑窄。瞿塘無底，淺處萬尺。”詩中描寫了長江三峽的險惡，表達了他計劃重走杜甫路線的願望。岑參在鬱鬱寡歡中度過了餘下的日子，五十二歲時便離開了人世。

而高適比岑參年長十四歲，他像岑參這個年紀時過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農耕生活。他自力更生的同時，仍不忘記修讀文化。高適就這麼與世無爭的過了八年，他意識到此生不應碌碌無為，於是便參軍征戰沙場，保家衛國。

高適在三十二歲時進長安赴考，但時運不佳，接連幾年落第。他只得另擇他路，加入了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的幕府，擔任掌記。但高適仍不忘精忠報國的心願，他一邊處理枯燥的檔案，一邊學習如何治軍打仗。高適在此時所積累的軍事儲備，為他以後的加官進爵奠定了紮實的基礎。所以，機遇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已近五十多歲的高適棄筆從戎，寫下了豪情壯語“離魂英惆悵，看取寶刀雄。”他經過這些年的積累與學習，滿懷信心征戰沙場。此時的他激情滿腔，這哪是五十多歲的老人，分明是位正當壯年的小夥子。再返沙場，高適認為將士們最大的挑戰不是來自敵人的廝殺，而是與惡劣的自然環境對抗。高適憂國憂民的情愫透過《燕歌行》全然表現出來。他看著歸來的戰士們越來越少，心中不覺有些淒涼；想想遠在家中等待他們的父母妻兒，心中充滿悲憤；這戰爭實在是殘酷，正是“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在安史之亂中，高適拼死保護唐玄宗逃了出來，從而被唐肅宗重用，他的人生從此走向輝煌，他是為數不多、人生際遇不錯的詩人。

看完上面的人生經歷之後，大家可能已經感受到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岑參更像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識人，懷才不遇。而高適則要風光得多。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差距，主要是因為下面這幾點：

1、未雨綢繆。

高適在八年的農耕時間，依然沒有放棄對文學的追求。業不勤不精，他能有這麼高的成就，與那時的堅持不無關係；岑參天資聰慧，他在文學上的成就與高適不相上下。但是個人規劃上略顯隨性，三十歲前遊歷山水，僅僅就是觀山看水；走上仕途後，只是聽從命運的安排，沒有明確的目標，鬱郁不得志時也沒有與命運抗爭的舉動。

2、自助者天助之。

高適在做小小的文職工作時，沒有放棄報效國家的初心。在忙本職工作的同時，依然在積累軍事知識，鍛鍊自己的軍事指揮能力，這也是他能在戰亂中脫穎而出的原因；岑參同樣做過隨軍的文職工作，但他在完成工作的同時，欣賞著當地自然風光，風土人情。

3、現實與理想。

透過這樣的比較，大家時候學習到了什麼呢？生命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都只有一次機會，只有善於把握機會的人，才更容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