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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白髮布衣的藏地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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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慕橙eve
在古代滾滾歷史的長河中,為了政治目的誕生的和親事件不在少數,從漢高祖劉邦時代開始,有細君,解憂公主和親,但大多數只對以宮女出身的出使和親的王昭君直到清朝徹底迎來了一個和親的高峰,皇太極長女,次女,3.4.5.8女,以及康熙第3.5.6.10.13.15女,也都遠赴蒙古和親,
而唐朝時期,比如唐玄宗的外甥女東華,宗師女永樂,唐肅宗次女寧國,唐德宗八女鹹安,以及唐蕃和親的文成公主,和咱們這個話題的主人公,金城公主,二人雖命運相似,但其後世流傳並不廣泛,造成許多人並不知道出了文成公主外,還有一位為兩國和平作出傑出貢獻的公主,
當然,對於後世對文成公主的頌讚,第一,文成公主是第一個入吐蕃和親的,其二,因自身的原因帶來了兩國長久的和平,所以其對後世影響極深, 但咱們這位主人公金城公主不同, 雖然也是帶著兩國和平的目的進入吐蕃的,但當時赤德祖贊一直主張戰爭,而唐朝因為安史之亂也顧及不到吐蕃,所以兩國之間並沒有真正的和平,而金城公主更是為吐蕃生下一位吐蕃的大將,從而變強了吐蕃,卻又害苦了唐朝,
而其本身也是宗師女,後加封公主,當棄子送往吐蕃,可謂悽憐
我們先來回溯一下《漢史篇》裡的主要內容:
1、金城公主和其夫婿年齡相近,並不是嫁了一個“滿面毛髯”老者;
2、金城公主解決不了唐蕃兩國結構性的矛盾,兩國依舊是打打和和的關係;
3、唐蕃兩國之間的“舅甥關係”,由金城公主而始,並延續到吐蕃滅亡;
4、金城公主和其夫婿的關係,並沒有那麼琴瑟合璧,甚至一度幾近破裂。
下面我們要來看看,藏文史料中是怎麼描述她的。既然提及了藏史,先說一下我個人對西藏“教法史料”的一點淺見。
與漢地多由專業史官撰寫不同,藏史的書寫著基本都是歷代高僧。也難怪,古代西藏教育系統掌握在宗教勢力手裡,能夠有機會讀書識字的人,除了貴族就是僧伽。
因此,我們通常稱其為“教法史料”。“教法”放在“史料”前面足以說明其書寫內容的喜好偏重,對於與宗教有關的內容,教法史料不吝溢美之詞,而對於研究歷史更關注的政治、民生等方面則惜墨如金。
另外,用史料講故事也是教法史料的一大特點。
再加上,千百年來民間的好惡揚抑,藏地逐漸形成了一套結構龐大、混雜傳說故事的歷史體系。這其中,有些可以透過漢地史料的記載來印證,有些則完全無從考證其良莠。因此,在閱讀藏史時,需要有比較好的辨識能力。
例如,在藏地廣為流傳的,入藏途中文成公主與祿東贊私通產下一子云雲。但在《資治通鑑》裡有如下記載:“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22]”
也就是說,祿東贊完全可以皇帝賜婚明媒正娶,用不著偷偷摸摸的。這位琅邪公主就是之後的高密公主,太宗李淵第八女,李世民的親姐姐,嫁與前隋兵部尚書段文振之子段綸為妻。
段綸散盡家財,領萬人隨李淵起兵,有從龍之功,官至蜀郡太守、劍南道招慰大使,死後追封晉昌郡王。
以此身份來看,段氏之女的地位,並不比文成公主稍差,不過是宗室外眷而已。
而藏文史料裡《西藏王統記》裡又記載,李道宗護送文成公主上路時,祿東贊被扣在長安為人質,住了五個月。
他用了好多計謀,給唐朝挖了好些坑以後才得以脫身。最有意思的是,李世民居然會相信祿東讚的話,用炒至半熟的小麥做種子播種,實在是太逗了[23]。
兩相比較,便可以知其偽。當然,並不能由此便認為藏史全無價值,任何一張古代流傳下來的紙條,只要上面有文字,都有其歷史價值,區別僅限於多寡而已。
藏史雖玄幻色彩濃烈,其依舊能夠深刻反映出當時藏區的歷史環境,對研究者來說一樣不可或缺。
關於金城公主入藏的經歷,教法史料也有頗多記載,諸史記述大致相同。我們還以《西藏王統記》為主幹,佐以其他教法史料,來展示一個藏史中的金城公主。都松孟布吉(赤都松贊)之子赤德祖贊,別號麥阿蔥者,於陽金龍年(680年)生於丹噶宮中,年十歲時即王位。
王妃姜摩赤尊生一王子,名江察拉溫,容顏俊美,恍如天人。王子在藏,難覓其匹,有云“可效法王祖松贊干布之先例,遣使納聘於唐室,請婚中宗之女金城公主。”
遣蕃使將覲儀聘禮獻呈唐帝,帝詢問公主:“往乎不往?”公主宿有一能示體咎之寶鏡,遂唸誦咒言,拂拭鏡面而觀之,乃知此生姻緣,固在吐蕃。
又見其王容顏妙好,極稱心願,遂允往適吐蕃和親,帝乃厚其奩[lián]儀而賜之。帝頗鍾念公主,……並改始平縣為金城縣。
復遣二大臣率兵護送公主,前往吐蕃。公主一行,方抵漢藏交界之處,適吐蕃臣僚為慶賀小王,迎請王子於月下馳馬。王子為馬拋擲,墮地身亡,比公主至時,聞王子已逝,鹹皆陷於極其悲愉之境。
先是公主上下人等行至漢藏交界之處,公主之心忽如中斷,生起劇痛,立拂拭寶鏡觀之,見昔容顏俊美之王子,忽失所在,而變為容顏醜隨之老人,滿面毛髯,心極悲傷,……擲鏡碎地,抱頭大哭。
於是,贊普遣使致書雲:“漢女上下人等知悉,堪為汝夫之我子,雖美如天神。乃不幸逝世,今者爾等仍將返回漢土耶,抑來一瞻視於予?”如是致書去後,公主答曰:“女子從一而終,無論苦樂如何,仍當前來吐蕃也。”
及至藏地後,公主言“吾將往觀餘姑祖母之殿堂”,遂至繞木齊(小昭寺)。然覺阿像已不在此,又至神變殿(大昭寺)。
方知覺阿像(釋迦摩尼十二歲等身像)暗藏於南明鏡門,乃將門開啟,迎出覺阿像,安置於殿後淨香室中心,建立迎佛供祀之制。覺阿像往暗室中,已越三代,至漢公主時,始再重享供祀。
其後至秦浦,乃冊立為麥阿蔥之王妃焉。越一年.腹中有妊,時有大妃那囊薩,心懷妒嫉,聲言“我身亦妊有王裔。”
漢公主於陽金馬年(玄宗開元十八年,730年)生贊普赤松德贊。那囊薩至公主前,偽為親暱,竟將公主之子奪去,詐言此乃我所生者。公主以乳示之,涕泣衰求,悲傷號呼,仍不授與其子。
招諸朝臣往訴於王,那囊薩乃敷藥於其乳上,使如真乳,流出乳汁,以示諸臣,群臣雖疑,未識其詐。於是漢妃之子為正妃所奪,其權勢頗大,不能強爭,亦唯置之而已。
適小王已滿一週歲,為設站立喜筵,那囊氏和漢家各招二妃戚黨前來赴會。於是那囊人為引小王歡樂,攜來各種珍玩,服飾花熨,屆時,漢妃與那囊二家所招親黨均如約而至,會於王宮。
王坐中央黃金寶座,那囊人坐於右,漢人坐於左。王令為王子盛裝華服,以滿盛米酒之金盃,交與小王,王父語云:“二母所生唯一子,身軀雖小神變化,金盃滿注此米酒,子可獻與汝親舅,熟為汝母憑此定。”
時王子略能舉步,乃縱之。王子漸移步行,諸那囊人出其衣服裝飾花鬘等炫搖而呼之,然未聽受,竟赴漢人之前,以金盃付與漢人而語曰:“赤松我乃漢家甥,何求那囊為舅氏。”
語畢,投於漢人之懷。如是言已,眾乃信其真為漢妃之子也,遂設廣大歡宴為之慶賀。王子五歲時,母后即逝,王父麥阿蔥壽六十三歲逝於羊卓巴澤堡。[24]
上述描寫是《西藏王統記》中,有關金城公主的全部記述,我截去了幾段與主幹無關的內容。
如:赤德祖贊如何崇佛建寺以使其有子嗣;金城公主親子被奪後,以法術報復使王無子、諸大臣缺弦兒、麻風病流行、破話吐蕃風水之類,太過玄幻的內容。
省略號隱去的內容,除了中宗送女與唐史的記載一致,前文已有不再贅述外,便是歌詞,藏族是一個很喜歡歌唱的民族,藏史中屢見歌詠的內容,因與主幹無太大關聯,也一併隱去。
縱觀全文,大致說了三件事:1、赤德祖贊有一子,名叫江察拉溫,最開始本是為此王子求婚,但王子意外而亡,金城公主嫁給其父。
這大概就是我們前文提及,傳說她嫁給一位“滿面毛髯”老者的由來;
2、金城公主從大昭寺密室中請出覺阿像(釋迦摩尼十二歲等身像),並建立了迎佛供祀的制度;
3、金城公主生了下一代吐蕃贊普赤松德贊,並一度被搶走,最後結局皆大歡喜。
再說上述三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說幾個邊緣性的問題。第一個,《西藏王統記》記載的幾位主角的生辰是有問題的。它記載赤德祖贊生於陽金龍年(680年),十歲即位。
而實際上,赤德祖贊前文已經提到了,根據儲存在敦煌的藏文史料他生於704年,相差24年。
這問題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證其偽。如果他真是生於680年的話,其父704年去世時(有唐史旁證),他已經25歲了,又何用太皇太后赤瑪倫攝政?
要知道,吐蕃歷代贊普繼位都很早,松贊干布繼位時不過只有十二歲。
如果按照《王統記》的說法,赤德祖贊十歲繼位的話。其父去世時,他為贊普已經十五年之久,赤瑪倫出面遣使求婚,豈不是咄咄怪事?他自己派使臣不就得了?所以,這種說法根本不能自圓其說。
而他和“金城公主”的兒子赤松德贊,生於陽金馬年(玄宗開元十八年,730年),也是一個錯誤的記載。
因為,同樣在敦煌古藏文文獻中記載著,赤松德贊生於馬年(742年,玄宗天寶元年),相差12年。
兩個記錯的年齡,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一個12年,一個24年,都是12倍數。這就是藏文文獻中,一個很讓人頭痛的問題,“天干地支”紀年方式不完整。
藏文史料最早的紀年方式,只有“地支”(十二生肖)沒有“天干”(甲乙丙丁)。
大約在公元650左右,藏史便開始用地支方式紀年[26]。但這種紀年方式有個致命的弱點,十二年便會出現一個輪迴,因此經常出現算錯生卒年代的事情。
而目前能夠看到,以“木、火、土、鐵、水+陰陽”替代“天干”的最早案例,就是唐蕃會盟碑了。
兩國會盟的時間是公元821年、唐穆宗長慶元年、藏曆陰鐵牛年。這時,吐蕃也有了自己的年號(唯一一個年號)“彝泰”,這一年是彝泰七年。
除此之外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敦煌藏文史料記載會被認為是“信史”?
因為,學界目前基本公認,吐蕃佔領敦煌(沙州)的時間,不早於唐德宗貞元二年(786年)[27]。而敦煌文獻被封藏在藏經洞中的時間大約在公元1000年左右,直到公元1900年才被發現,之後九百年一直處於被遺忘的狀態。因此,才會被稱為“敦煌遺書”。
相比於普遍成書於十二世紀以後的教法史料,敦煌藏文文獻不但時間早,也沒有後世人為擾動,史料等級居於最高優先順序的地位。
下面,我們開始分析《王臣記》講述的三個故事。很遺憾,這三個故事都不是真的。1、赤德祖贊確實有個兒子,名叫江察拉溫,但他既不是生於公主入藏之前,也不是死於金城公主入藏期間。當時,赤德祖讚自己才七歲,怎麼會有兒子呢?
至於,赤德祖贊七歲娶親的原因,上文已有分析,不再贅述了。
其次,金城公主交換大小昭寺佛像的故事,一直都是個傳說,也就是個傳說了。
關於秘藏等身像一事,藏地幻化出一個配套的傳說。據說武則天時期,唐軍攻入拉薩,火燒紅山宮殿(布達拉宮前身)。為了不讓唐軍將等身像搶走,吐蕃民眾將佛像藏於一間密室,用牆封住房門,畫文殊菩薩像於牆上。
因為,武則天是文殊菩薩化身,所以唐軍不敢拆牆,佛像得以保留。金城公主入藏後,命人從另一側牆壁開門將佛像取出,恢復等身像的供奉。
唐軍攻入拉薩火燒紅山之事,是無數唐粉們最津津樂道的案例。我特意從《新紅史》裡給大家截了一張圖,《賢者喜宴》與此大同小異,但記述的更為誇張,說有五十萬唐軍攻入拉薩。
雖然兩本史料都說引述了漢地史料,但唐史卻對此驚天戰例卻全無記載,不知道兩位高僧的依據從何而來。
我這裡倒是有一條漢地史料的旁證,可以證實此說法不實。
武后時期,曾有朝議徵發梁(今陝西漢中)、鳳(今陝西鳳縣)、巴(今四川巴中)三州民眾,從雅州(今四川雅安)開山通道,出擊西羌,討伐吐蕃。
一開始,武后對這條唐朝版川藏公路還頗有些意動,蜀地詩人陳子昂得知後,直言上書力陳此事不可為,“雅州諸羌並未叛唐,現在無罪而伐,是逼其反叛投靠吐蕃”,“吐蕃屢次攻伐蜀地,均未有突破,皆賴蜀地山高地險,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若吐蕃趁機以諸羌為內應,則蜀地天險自破,蜀地必失。再者得西羌而不足已富天下,為此戰卻靡費甚多,屆時國將因黷武而亡。[28]”
結合上述兩條漢藏史料的記載,祿東贊於667年(高宗,乾封二年)去世,唐朝廷議開掘川藏公路記載於687(睿宗,垂拱三年),相差整整二十年。
如果二十年前,五十萬唐軍便已攻入拉薩火燒紅山,又何必再有川藏公路之議?
再想想1950年,十八軍入藏時,在有汽車、飛機保障之下,依舊多次斷糧,遍尋野菜充飢。一千二百多年前,數萬唐軍翻越雪山進入西藏,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另外,關於大小昭寺交換佛像一事,藏地最早的史料之一《柱間史》(也稱《松贊干布遺訓》)卻記載,佛像交換是遵照文成公主的遺訓所為,目的是讓“漢人再也找不到這尊金像了[29]”。
很奇怪的是,《賢者喜宴》、《新紅史》等教法史料曾多次引用《柱間史》的內容,但對此條記載卻並未採用。
綜合上述,金城公主是否互換了大小昭寺的佛像,我們不能確知,但交換佛像是因唐軍入侵,基本是妄談無疑。
最後,也是大家最關注的一點,金城公主和赤松德贊是否為母子關係?雖然,“雙母奪子”、“宴前認舅”故事寫的活靈活現,並廣為流傳,但可惜不是真的。
敦煌藏文史料《吐蕃大事記年》記載,金城公主薨於兔年(739年,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和《舊唐書》中的記載可以互相印證[30]。
而在敦煌藏文文獻裡明確記載著,“(赤松德贊)馬年(742年)生於札瑪”[31],金城公主入土在先,赤松德贊出生在後,相差三年,不可能是其親子。
另外,同樣在敦煌文獻裡的另一篇《贊普世系表》則記載著,“赤松德贊為赤德祖贊與那囊妃芒波傑西丁所生”。
再有一點也可作為旁證,金城公主生前,唐蕃兩國雖戰事不斷,但互遣使節也很頻繁,絕不會出現金城公主產子,唐史全無記載的可能。
雖然藏地傳說多有幻化,但金城公主對唐蕃兩國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除公主出嫁時,中宗陪嫁的“錦繒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以外。開元十八年(730年)十月,吐蕃使臣還以金城公主名義請求唐朝提供《禮記》、《左傳》等文史資料[32]。
隨後,又促成兩國在赤嶺(今青海日月山)立碑定界,並再度開放甘松嶺互市(今四川松潘西北)。
松嶺互市為赤瑪倫時期首開,是漢藏兩族最重要的交易地點之一,曾創下年易馬四十多萬匹的巨量[33]。
除此以外,兩位公主都曾實際上改變了藏族的風俗習慣。
文成公主因不喜藏族赭面的傳統[34],以其夫“權且罷之”,金城公主則在藏族中確立“七期悼亡”的習俗。
據《賢者喜宴》記載,金城公主嫁入西藏後,發現大臣們去世時並未享受祭祀之供食。便建言道:“我漢地因佛法弘揚,故人死則有七期之祭。吐蕃佛法尚未發展,故大臣應予憐憫,人剛一去世,當立即向神及死者施以食品。[35]”
從此,“七期悼亡”的習俗便在藏地流傳開來,直至今日。
金城公主對唐蕃兩國的貢獻,屢見於漢藏史料之中,其中唐史相對嚴謹,可作為史料主幹。但漢地史官難以親涉藏區,對公主入藏後的情況不甚瞭解,此時藏史的優勢得以顯現,可作為有益的補充。
無論如何,文成、金城兩位公主都是文化交融的使者,是將漢藏兩族凝系在一起的紐帶。雖然在民眾心裡,金城公主名聲不彰,但兩位公主所差者,不過先後早晚和一尊佛像而已。
參考書目:[1][33]、《吐蕃女政治家赤瑪倫考略》_陳崇凱,青海民族學院學報一九九九年第一期;
[2][11]、《冊府元龜》吐蕃史料校證_蘇晉仁 蕭錬子. 四川民族出版社;
[3][5][7][10][14][17][30][32]、《舊唐書吐蕃傳》_[後晉]·劉昫等著,中華書局;
[4]、《封氏聞見記》_[唐]·封演;
[6]、《唐會要》_[宋]·王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6年;
[8]、《吐蕃王朝歷代贊普生卒年考_二》_蒲文成,《西藏研究》1983年02期;
[9][16]、《吐蕃史稿》_才讓,甘肅人民出版社2010年;
[12]、《金城公主出降吐蕃制》_李顯;
[13]、《冊府元龜》卷九七九,<外臣部∙和親二>_[北宋]·王欽若 等編,中華書局;
[15]、《新唐書吐蕃傳》卷216,_[北宋]·宋祁、歐陽修、範鎮、呂夏卿等撰,中華書局;
[18]、《全唐文及拾遺》_[清]·董浩等編;
[19]、《吐蕃金石錄》_王堯著,文物出版社;
[20][35]、《唐蕃關係史研究》_林冠群;
[21][22][28]、《資治通鑑》_[宋]·司馬光等著;
[23][24]、《西藏王統記》_索南堅贊著,劉立千譯,民族出版社;
[25][31]、《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王堯、陳踐踐譯註,民族出版社,1992年;
[26]、《唐蕃會盟碑_碑底紀年方式研究綜述及吐蕃時期藏族紀年方式考證》_卓嘎,論文編號(2014)05—115—06;
[28]、《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時間問題》_陳國燦,敦煌學輯刊,1985年第一期;
[29]、《柱間史》_阿底峽尊者整理__盧亞軍譯,甘肅人民出版社;
[34]、《舊唐書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上》_[後晉]·劉昫等著,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