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是中國古代知名儒者，代表倫理道德秩序。

明成祖朱棣打著“清君側”名義造反，直指侄兒的皇位，可謂“箭在弦上 不得不發”，決定了方孝孺的遊說必定不會成功。一方面方孝孺儒生執著性格不會講話，另一方面朱棣勝券在握，這時候需要殺雞儆猴，告訴天下儒生“擋我皇位者死，還要誅9+1族”。

自此之後，朱棣奪取皇位之路更加坦蕩無阻了。

方孝孺被朱棣殘忍誅滅十族，之所以大臣們依然敢於犯顏直諫，是因為當時的士大夫階層都受到朱熹理學的影響。崇尚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就是講究氣節。

所以崇尚文官死於諫，為了他們認為的正義，直諫甚至死諫，哪怕丟官罷職甚至被打廷杖甚至下獄，也會聲名鵲起，很多幾年後就會官復原職。

明史，明朝的那些事兒，裡面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大名鼎鼎的海瑞等等。

海瑞在給嘉靖皇帝上書之後，就買好棺材，穿好衣服，正襟危坐在家裡，等著皇帝派人來抓。

後來，海瑞被關了幾年，嘉靖皇帝死了之後被放出，海瑞海青天的大名已經婦孺皆知，人人讚頌。

當時士大夫追求這樣的氣節，社會有崇尚這種氣節的輿論氛圍。

方孝孺之死與後來的死諫是不同的。

在明朝文人士大夫看來，哪些是君主無道需要諍諫的呢？從史實記載看來，大概有四個方面：君德、閹宦、權臣、國事，值得認真向皇帝諫言。

但是，諫言就上疏說事吧，為什麼要搞死諫呢？這主要有如下兩大方面原因。

第一、皇帝做的太差，又倔強地不納諫，大臣們發現常規的上疏諫言做法無效，因此只能採用更加激烈的方式諫言。

比如，隆慶、萬曆年間明朝皇帝經常地多年怠政、荒政，許多官員都開始諫言批評，上疏的奏章非常多，但是皇帝多充耳不聞、視而不見。“每見臺諫條陳，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爾，若重處之，適以成其名。’卷而封之。”（于慎行：《谷山筆麈》）。

因此，大臣們不得不採取更激烈的諫言方式，以引起皇帝重視。

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明武宗正德皇帝，大太監劉瑾、豹房這些關鍵詞就與他直接相關。文臣們當然要彈劾他。大臣蔣欽彈劾權宦劉瑾，連續上疏三次揭劉瑾之奸，言辭態度都非常激切，但體現出的是一片忠心。結果呢，蔣欽身受三次廷杖，終於因諫而死。

此外還有順天府府丞周璽和兵科的戴銑等，都因彈劾劉瑾而獲罪。

嘉靖皇帝剛即位，就想要追尊他的生父，由此開始了大禮議之爭。以楊廷和為代表的多數派官員引經據典，認為繼統必繼嗣，而張璁和桂萼以皇帝為後盾，主張重定大禮，“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為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嘉靖三年七月，在左順門抗議的有 134 人被抓進監獄，其中杖死 17 人，其餘則或罰或戍邊。

嘉靖朝最著名的死諫大臣要數海瑞了。海瑞買好了棺材，安排好後事，然後向嘉靖呈上《治安疏》，批評嘉靖迷信巫術，生活奢華，不理朝政，等等，等於把嘉靖罵得狗血噴頭；“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嘉靖帝氣壞了，但被太監勸阻了，沒有殺海瑞。

第二、大臣確信死諫可以維護道義，同時可得身後名，光耀家族。

首先，敢於死諫的大臣，多是信仰堅定、持有公心的正直之人，他們是為了天下蒼生在冒險。（此處不談那種陷於黨爭只為邀名的假死諫）

死諫，有的人是一心為維護正義道德和公理，為民請命，與皇帝辨是非而不爭意氣；有的死諫誰是為了公理，但存在意氣用事的成分。這兩種死諫，體現出了無比的勇氣。

這部分敢於死諫的文人，其心底的正直和為民的思想始終在發揮作用。他們不畏懼皇帝的權威，之處為政錯誤缺失，表達出自己的拳拳報國心，哪怕是身死也要堅守自己的主張。

其次，死諫的大臣，如果不死，當時就能得大名，事後常被起用重用；如果被殺，則身後大多被平反，獲得身後名。

明朝在新皇帝即位之初多會對因諫言而死的人物進行平反，追贈諡號，匡扶正義，利用人們傳統的光宗耀祖思想，激勵現任官員為新朝竭誠效力。這進一步鼓勵了大臣們繼續這麼做。

比如嘉靖即位之初即下令，對正德十四年（1519 年）因諫南巡而被“跪門責打，降級改除，為民充軍”的官員，“該部具奏起取原職，酌量升用，杖死者追贈”。隆慶元年，凡在嘉靖朝斥杖而死或繫獄戍邊斥死牗下者，盡褒顯之，如楊繼盛、楊慎、楊爵、熊浹等都得到平反。按明制，文臣二品以上賜諡，二品以下有德行、政術的也給諡。但楊繼盛正五品，不夠給諡的資格，但仍然被穆宗作為平反追諡之首，贈太常少卿，諡忠愍，以向當朝官員表彰其忠義風節。這種鼓勵性的政治手段強化了明朝死諫的風氣。

結語：在君主絕對權力之下，死諫收效甚微；且這種方式不值得提倡。

死諫，效果其實很不好，你看明朝的昏君依然前赴後繼。最後死諫竟然變成了皇帝駕馭文人的一種手段，也是對死諫極大的異化。

死諫的諫諍方式也太過於直白、剛烈，明人把古人的委婉、諷喻的手段全都丟了，誠懇有餘聰明不足。

其實這也是明朝專制制度空前強化的結果，皇帝擁有一切權利，文人已經喪失了常規制約手段，只能用死諫的方式維護信仰了。

（完）

應該也怕吧，“貪生畏死”雖是貶義詞，但也是人之常情。不過有道是“捨生取義”，在忠君愛國這種大義之前，這些大臣們還是一點兒也不含糊的，不管是“壬午殉難”、“大禮議”，還是大明帝國最後時刻的“甲申殉難”，無不表現出他們正直不屈的骨氣與節操。

明朝時，因為統治者的重視和科舉制度的推動，使得“程朱理學”對社會的影響達到頂峰，人們對“氣節”的重視也是前所未有。

而明朝的文臣們對氣節的堅守更是成為了一種信仰，使得他們能夠在朝政昏庸時做一個以道事君的死諫之臣，能夠在宦官奸佞當道時做一個不畏強權的忠正之臣，能夠在國破家亡時做一個捨生取義的殉君之臣。

是人都怕死，明朝士大夫也不例外。外國有個人還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怕死：人類行為的驅動力》。

既然士大夫也怕死，那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前赴後繼地死諫呢？下面我想從三個方面說明：

一是從精神的方面看，士大夫除了怕身體的死，更怕的是另一種死——精神的死。

士大夫從小受的都是儒家教育。儒家倡導他們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以天下為己任。因此，夫大夫都有一種家國情懷，每個人都認為自己身上承載了儒家的道義，也就是認為我這個人可以死，但是儒家的精神不能死，要透過我傳下去。

儒家又提倡“三不朽”：立言，立功，立德。這三者是一個遞進關係。立言，一般是透過著書立說實現；立功，一般是透過政績或公共事業實現；立德就難了，一般要透過更轟轟烈烈的事件才通實現，比如武死戰，文死諫。

一個人能夠立德，那就相當於精神永不朽了。比如孔子，他的身體雖然早就死了，但是他的精神到現在還被傳承，這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永生了。有孔孟這些聖人的榜樣，士大夫當然也想青史留名，讓後人永遠記得他們。

二是從信仰的角度看，我們知道，中國古人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大多是相信死後會上天堂或下地獄的。當遇到一件要決定生死的事時，他們會想到我怎樣做才會上天堂。於是他們就會選擇自認為正確的事情，哪怕這會要了他們的命。

三是從現實的角度看，選擇死諫有可能是一種賭博。因為在當時，死諫已經被看成是一件無比光榮的事。死諫的人，可以馬上獲得好名聲，有時候他們所諫之事有理無理反而不那麼重要了。要是死諫之後能不死，那就有很大的希望憑著這種名聲獲取更大的利益。所以，很多時候他們會賭上一把。

明朝的官員是誰借他們的膽敢和皇帝對著幹？方孝孺又為何特別的被誅十族？

先來說說九族是哪幾族：

所謂“九族”，一般指的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方孝孺絕無僅有的被誅十族則是加上他的老師和門生。

方孝孺在明朝是天下聞名的第一儒生，品德高尚，桃李滿天下。朱允炆對方孝孺很敬重，天下大事都要徵求方孝孺的意見。當時討伐燕王的詔書檄文都出方孝孺之手。

朱棣在攻下南京後，想讓方孝孺為他起草即位昭書。方孝孺寧死不從，擲筆於地說：“死即死耳，詔書不草！”燕王大聲說：“詔不草，滅汝九族！”方孝孺針鋒相對的說：“莫說九族，十族何妨！”朱棣又反覆勸說方孝孺：“不要自找苦吃，我欲效法周公輔佐成王。”方孝孺依然還是不屈服，他說“好，我寫！”他從地上拾起筆來，大書四字“燕賊篡位”。朱棣大怒！

後來方孝孺案件中總共有873人被誅殺，入獄或充軍流放的達數千人。方孝孺的死流傳著兩個版本。一說方孝孺應該是以凌遲處死了。但又有記載，方孝孺當時是被腰斬，腰斬之後，方孝孺還能以胳膊肘撐地，用血書寫字，最終斷氣身亡。

方孝孺做為臣子也算報答了“知遇之恩”。一報明太祖朱元璋對他的賞識，二報建文帝對他的重任。沒有這爺孫倆，他很難能實施自己“仁義治天下”、“以時世太平為己任”的遠大抱負。

明朝官員為什麼敢頂撞皇帝？

一：因為明朝的內閣權力太大了。從最初的建文四年到崇禎十七年，明朝的內閣大學士也從一個小顧問到達了明朝中後期相當於宰相那種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所以明朝才有“文官治天下”的說法。這些大臣哪怕就是頂撞了皇帝，皇帝也不敢拿他們怎麼樣，有時候甚至被氣的胸口疼也只能自己偷偷抹眼淚。

二：明朝的大臣還真有不怕死的。受儒家思想薰陶嚴重的漢官，也就明太祖，成祖這種肅殺能夠整壓地服服帖帖的，隨著時代發展百官膽子也越來越大了。在他們心目中，基本秉持著《孟子》裡的那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反正死就死了，死了反正能青史留名。

我覺得明朝得分兩個方面來說。在明朝的早期，大臣們其實非常怕死。特別是朱元璋時期，上班都得寫好遺書，哪敢說個不字。可是後面事情就有點變味了。大臣們和皇帝那是鬥爭的兩個階層。再怎麼怕死也得咬牙撐著，否則就沒法在自己的圈子裡混下去了。

老朱家的後代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長大的。資訊方面該怎麼做皇帝可能瞭解的甚至不如自己身邊的執筆太監。至於執政方面，那龐大的中低層團隊能認清楚人就已經非常不錯了。公章雖然在自己手裡，但完全不知道該幹些什麼。所以後面又演化出了內閣。每天那幾車的檔案你們看著批吧。這時候的皇帝大多數時候其實和吉祥物差不多了。上不上班其實都無所謂，反正國家該怎麼轉還是怎麼轉。還真有皇帝壓根不打卡躲在家裡做木匠。而明朝的大臣也緊密的團結在了一起。具體的事我們來吉祥物也就不要插手了。假設遇上個不懂事的吉祥物，或者說哪天吉祥物開始耍小性子。那麼大臣們一定要聯合起來，重新教教他應該怎麼做一個合格的象徵。所以出現了這麼一種情況，明朝後期的皇帝如果對具體的政事有啥想法。就一定會有大臣跳出來說，你這樣考慮的不全面。這背後還牽扯到多麼多麼複雜的事情。萬一不好說服，一般還會破口大罵，要你當初不好好讀書。最後的結果，一般也都是跳出來的大臣叫皇帝打了一遍。然後事情就這麼不了了之。而這名被打的大臣回到自己圈子後，還能對同僚說，看我為組織流過血。而另一邊皇帝冷靜下來後，大臣們又會勸解，不要在意那些細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雞毛蒜皮的就不勞您費神了。

方孝孺的死不是因為諫言造成的，所以方孝孺被誅十族和以後大臣敢不敢死諫這兩件事沒有必然的聯絡。

方孝孺為何被誅十族

建文帝有三位心腹大臣：黃子澄、齊泰、方孝孺。方孝孺是朱元璋留給朱允炆的股肱之臣，朱棣在北京發動“靖難”之後，朱允炆派大軍平叛，平叛檄文都是出自方孝孺之手。

朱棣攻入京城之前，姚廣孝曾對朱棣說過：“進入京城之後，方孝孺肯定不會投降。但是也不能殺他，殺了他，天下讀書人的種子就斷絕了。”果然，在朱棣攻入京城之後，絕大多數大臣都選擇了投降，方孝孺誓死不降。

朱棣想登基為帝需要有即位詔書，但這個詔書如果自己人寫，天下人肯定不服。朱棣想到了方孝孺，他是一代大儒，又是朱允炆的心腹，由他來寫能讓天下人心服口服。

朱棣告訴方孝孺，自己只是想效仿周公而已，並不是篡位。方孝孺認為朱棣不是嫡子，不應繼承皇位，問：“成王在哪裡？”朱棣：“自焚了。”方孝孺：“成王的兒子呢？”朱棣：“大明需要年長的君主。”方孝孺：“成王的弟弟呢？”朱棣：“這是我的家事。”

朱棣失去了再和這個書呆子吵下去的耐心，命令侍衛拿出紙筆，逼他寫。方孝孺寫下四個大字“燕賊篡位！”朱棣大怒：“你不怕我滅你九族嗎？”方孝孺：“誅我十族又如何！”

方孝孺是一個敢於反抗暴力的人，雖然死的很慘，但是他的這種忠義、風骨成為了讀書人的楷模。

明朝大臣諫言的原因

言官是歷朝歷代官員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明朝，言官的話語權和勢力達到了巔峰。主要包括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他們的職責有左右言路、彈劾百官和規諫皇帝等。今天題主問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敢於規諫皇帝。

1、諫言是言官的職責

言官可以規諫皇帝的制度是朱元璋定下來的，在後世眼中朱元璋是一個獨行專斷的皇帝，但是朱元璋也經常被言官說教。有一次朱元璋召女樂入宮，恰好被御史看到。御史認為不合規矩，攔住女樂不讓進去，最終朱元璋親自出來道歉這才罷休。上行下效，太祖尚且如此尊重言官，後代更不必說。李時勉大罵朱高熾，使朱高熾病情加重，朱高熾也沒有殺他，而且李時勉最終成為了四朝老臣，深受明宣宗重用。

2、讀聖賢書，管天下事

言官讀聖賢書，研究程朱理學，整日研究聖賢之道。嚴以律己、嚴以待人，當然也有一部分言官寬以律己，但無論如何，他們都嚴以待人。

遇到不合禮數的事情，他們看不慣要上諫；遇到對百姓或讀書人（主要是讀書人）不公的事，他們也要上諫言；遇到宦官干政，那更不必說，死諫。他們還會管皇帝的私生活，比如明宣宗喜歡鬥蟋蟀，於是罵他蟋蟀皇帝，比如明孝宗只有一個老婆，他們罵皇后善妒等等。

3、諫言留青史，死諫不死

言官都是飽讀詩書的人，讀的是聖賢書，有風骨、有氣節。上諫就是正義執言，如果皇帝懲罰他，那皇帝就是昏君，如果皇帝殺了他，那麼他就可以名留青史。

明朝因為死諫被殺的並不多，只有嘉靖皇帝即位後的大禮之爭，處死了十幾人，處罰100多人。其餘皇帝雖然偶爾也會處罰，但是總體來說比例很小。這就是一個利益和風險預估的問題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諫言的利益要遠遠大於風險。

我認為，死諫之所以那麼多，並不是所有人都是生死看淡。大部分人是為了國家，但也有一部分人知道自己的死諫不一定會死，但是能給自己帶來長遠的利益，所以選擇死諫。

什麼是死諫？在中國古代皇權至上的封建社會中，一般而言，大臣對君主應該是絕對服從的。但是同時為了保證封建制度的良好執行，大臣們對於君主也具有一定的監督作用，也就叫做"君有過則諫，此為臣之道也。"

"死諫"就是大臣們向皇帝進諫的一種方法，不過這種方法歸極端，往往是大臣以自己的性命相要挾，來讓皇帝採取某種措施，或者改變某種不合理的想法。

在《周禮》中就有專門負責進諫的官員的記載——司諫。所以對於古代君王來說，虛心聽取臣子的意見是一項非常傳統的優良美德。確實即使是最盛明的君主也會輕易間出現一些錯誤畢竟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即使這個人是君王。所以虛心納諫一直是中國古代政治所必須的一個部分。而對於大臣們來說，進諫不僅僅是自己工作的一個部分，更是實現自身價值的重要表現。

但是到了明代中後期，大臣們心平氣和的進諫似乎並不能對於皇帝的行為或者任何舉動具有一定的約束性了，所以，從這一時期開始，我們越來越多的可以從史書中看到死諫的記載。

明朝開始是中國君主專制體制極度強化的一個時期，在這樣的政體之下，皇權的至高無上更是無以加復的。一般而言，在極度專制的情況下，最高領導人往往擁有絕對的話語權。但是相對而言，明代的君主們似乎都不怎麼"明"，即使是從現代的眼光來看，明代的君主們經常被現在的大眾吐槽玩世不恭。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明代的大臣們本著對自己的工作負責，對君王負責的態度，向皇上敬獻忠言。當然忠言逆耳，玩世不恭的皇帝很難聽從，所以以死相逼，總會增加話語的分量。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君主專制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君王對於大臣的打壓。話說槍打出頭鳥，皇帝為了自己的權威，也會選擇在朝中一二位重臣時不時的就打壓一下，殺雞給猴看，做戲給另外的官員們看，以顯示自己的權威。

明代廢除丞相制度，朝中重臣是誰體現不出來了，要說內閣大臣確實權力重，但是從品級上來說卻不是很高。所以這時候有風聞奏事之權的言官，成了那隻雞，而言官們，也樂意於做這隻雞。

為什麼明代流行死諫。另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當時流行鼓勵進諫的政治傳統和氛圍。在這種政治氛圍的影響之下，官方和民間都對"死諫"的忠義之事保持有極高的推崇和讚譽。甚至在明代，為進諫而被君主懲罰的人會被社會大眾推崇為英雄。當然，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官方為了鼓勵進諫，終究會給這些因進諫受到懲罰的人一些補償，比如死後受到追封等。

這些人的事蹟往往是史家們難得一遇的好素材，大書特書，這又符合了封建文人留名青史的政治理想。

總而言之，明代多出現"死諫"現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明代的君主專制雖然已經接近集大成，但是並沒有在輿論控制上完成專制，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形成了文人士大夫面對專制不僅沒有絕對"服從"，反而發起"挑戰"的情況。總體而言，我們會發現已經集中國專制制度大成的清朝並沒有出現太多的死諫，或許就是由於控制了社會輿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