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詞太像詩了，所以李清照說東坡的詞是”句讀不葺之詩耳”，翻譯過來就是，東坡寫的詞跟詩太接近了，只是句讀不整齊的詩，不能算正宗的詞。認為詞是有風格的，與詩不相同。

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宋代女詞人，婉約詞派代表，她的詞悽婉動人，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稱。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曲折命運

1、“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是一個士大夫守護自我精神的傳統。他們既然無法斡旋於政治洪流之中，與其分庭抗禮，只好拒絕合作，拒絕共事，拒絕道德上的汙點，從向外的道義拓展，回到向內的生命守護，做黑夜裡的一點星光。憑藉這個，他們還能審視到自己，道德的擔當有沒有滑坡，這是最後的人格堅守。

2、解甲歸田後，李清照父親的朋友晁補之，就修了座歸去來園，自號歸來子。二十五歲的李清照也把住的物資，叫做歸來堂。我們知道，陶淵明就寫過一篇《歸去來兮》，從此與政治劃清界限，他要在另一個地方開闢出心靈領土。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李清照這麼做，固然是模仿晁補之叔叔，更是在精神上效法陶淵明。不僅如此，她還給自己起了一個號，叫易安居士。

3、李清照不是纖弱的女子，也不是單純的詞人。當我們回到陶淵明的生活中去，會發現陶淵明很愛讀《史記》。關鍵是，一個已經抗衡外部世界的隱士，竟然也會傾慕那些行俠仗義的刺客，比如荊軻。而李清照也有一個崇拜者，是有浪漫英雄情懷的項羽。這不免讓人想起來研究日本的書籍《菊與刀》。陶淵明、李清照都愛菊花，都愛義無反顧的英雄。一面是清淨的，高潔的，這是對人性中道德的忠誠，他們很弱，但在一片蕭索中苦苦堅守。另一面是血氣的，勇猛的，這是對現實世界的反抗，他們希望用一種快意爽利的方式裁斷定奪。實際上古代人們的心理也是這樣，當他們無力去反抗的時候，束手無策的時候，也會呼喚俠的出現。

4、李清照寫過《詞論》。她不光會“東籬把酒黃昏後”，還會從理論家的高度來看詩詞問題。女孩子搞藝術確實比男的更細膩，她回到了詞這種體裁的起點，最看重的是要合律，詞要講音律，要講樂感，要講規則。那麼請問，那些不太合乎這些，甚至以詩入詞，以文入詞的人，怎麼辦?李清照說，那就批評。於是在《詞論》中，對詩、樂、詞做了簡單的梳理，然後提到了柳永、宋祁、歐陽修、張先、晏殊、蘇軾等人，評價他們要麼俗，要麼不是按照詞本身的格式要求來寫。

多才多藝

她不僅是詞人，還是考古學者。他和趙明誠都喜歡研究古字畫器皿，在青州時，他們研究了十年，關於早前的古玩，甚至是周秦之間的青銅器。當時他們收藏的古書，在當時名望也是很大的，完整、精緻。對他們來講，這就是一種遺產，從另個方面，玩著玩著，就把生命裡最重要的事做了。就像現在提到趙明誠，我們不記得他的官銜，而是知道他有一本金石學的書籍，叫《金石錄》。趙明誠寫下《金石錄》，而李清照也參與了這個把玩、研究、撰寫的過程。十年辛苦不尋常，李清照是在用另一種方式實現她的熱忱和價值。

看法不一

句讀不葺之詩，指的是“以詩為詞”。蘇軾常把散文議論寫進詩，被稱作“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又常把他詩的這種特點寫進詞，又被稱作“以詩為詞”。　　李清照的批評，錯的一面是：從正統的“尊體派”看蘇詞，認為在詞裡發議論，不協音律，混淆了詞和詩、文區別，忽視了詞“別是一家”的特點，表現出觀點的片面，狹隘和保守。實際上蘇軾許多詞發議論、講道理，同時也能抒發開闊的胸懷，並衝破嚴守音律的陳規，擴大題材範圍，開創豪放風格，象《念奴嬌•赤壁懷古》等，正是蘇詞的特色和成就。籠統地譏為“句讀不葺之詩”，顯然不對。

結語

李清照的批評，對的一面是：指出了蘇詞“以詩為詞”的消極作用。蘇軾也確實有些詞過分地講道理、發議論。他的《滿庭芳》上片：“蝸牛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幹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閒身未老，盡放我，些子疏狂。百年裡，渾教是醉，三億六千場……”。不僅“以詩為詞”，而且非文、非詩、非詞。李清照譏評為“旬讀不葺之詩”，強調詞的抒情特點，要求協音律，堅持“別是一家”，是正確的。

其實，李清照並沒有說蘇東坡的詞不好，而是說：蘇東坡的詞雖然寫得好，但不講究聲律，不好普曲吟唱。格式也長短不一，太不居一格了。李清照編寫了一篇專門闡述論證詞文的《詞論》。在《詞論》中，她強調：詞是有別於文章和詩的，以詩的形式入詞，不可取。而蘇東坡的詞是豪放型別的，恰恰是以詩入詞。

在唐宋時期，作詩是講究平庂押韻，而詞則要講究五音六律。還要分清濁，分輕重。那時候彈唱的歌曲，就是“詞”。沒有“詩歌”一說。現在則不一樣了。如蘇東坡的《水調歌頭》不是照樣可以彈唱出來嗎？如果李清照生在現代，她就不會批評以“以詩入詞”了。她當時在《詞論》中有幾句這樣的評價：“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酎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齊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

李清照和蘇東坡都是宋朝時期著名的詩詞大家。李清照的詞講究的是聲韻，平仄，聲律都要工整。還要好普曲，便於吟唱。李清照的詞到現在也是作為歌曲廣為傳唱的，她的“一剪梅•紅藕相殘玉簟秋”，更是普曲成為了膾炙人口的歌曲。傳遍大街小巷。

蘇東坡的詞在那時確實不便彈唱，但讀起來令人賞心悅目，自有一番豪邁之情。如：《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如果在現在，以現代歌來普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那時沒有“現代歌曲”。

李清照為一個千古大“詞”人。單論“詞”這方面，她是有資格評價別人所作的“詞”的優劣的。但她也並沒有說蘇東坡的詞不好。拿我看來，各自的想法不同，興趣不同，寫詞的方式也是各自不同的。

李清照自丈夫趙君因王安石變法失敗而牽涉入獄而死，平時藉詞度日。將怨恨發洩到支援王安石變法的蘇東坡，總是惡評蘇東坡詞作。原來心病啊！

李清照出生那年，蘇東坡47歲，李清照在濟南，蘇東坡在黃州。

李清照18歲嫁給趙明誠那年，蘇東坡去世。

兩人的交集大概就是，李清照是蘇門四學士晁補之、張耒的徒弟，李清照的父親是蘇軾名義上的學生之一，但李清照和蘇軾之間並沒有多少接觸的機會。

李清照評蘇軾的詞，大概有三個原因:

1、風格不同，李清照性格較張揚

蘇軾是豪放派，李清照是婉約派，二人風格迥然不同，對詞的評判標準也難免不一致。

並且李清照是學究型，對韻律等要求很嚴格，她的《聲聲慢》讀起來極具節奏感和音韻美，她對音律的造詣之高，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而蘇軾的豪放隨意難免有未注意到傳統韻律標準的地方。

同時，李清照從小未按閨閣女子約束養育，而是像男子一樣讀書，滿腹經綸，接觸的世界比較廣，性格較張揚。

2、李清照的公公趙挺之和蘇門有恩怨

趙挺之任德州通判時，為了迎合王安石變法，在德安實行“市易法”。而此時，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正是德安鎮的監官，堅決抵制執行。

蘇東坡知道後，公開批判他是“聚斂小人，學行無取”，根本沒有資格參加“召試館職”考試。

後來，趙挺之當御史的時候，又上書彈劾蘇東坡大逆不道，導致蘇東坡外放。

3、李清照父親李格非受蘇東坡牽連獲罪

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宋徽宗讓蔡京清理元祐黨籍(反對派名單)，包括司馬光、蘇軾、蘇澈、晁補之、黃庭堅等一百餘人。

徽宗親自書寫刻在石碑上，立在端禮門外，稱為“元祐黨人碑”，並且下令石碑上的人永不錄用，且其子孫永遠不能留在京師，不能參加科舉。

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雖然是堅定的中立派，但他“入補太學錄再轉博士，以文章受知於蘇軾”。也就是因為受知於蘇軾，在元佑黨事件中，李格非被列為後蘇門四學士之一，受到牽連成為“元祐黨人”，被貶到偏遠苦寒之地。

李清照因為是“元祐黨人”後代，不能留在京師，所以被迫與趙明誠分居兩地，飽受相思之苦。而後，趙明誠受蔡京誣陷丟官，與李清照偏居青州十餘年，後來病死了。

元佑黨事件發生距李清照和趙明誠結婚不到兩年時間，新婚燕爾的夫妻被迫分居兩地，後來又遠離繁華都市，偏居鄉野，間接的原因就是為蘇軾所累。

所以，李清照對蘇軾及蘇門學士是有意見的，在自己的《詞論》中對他們批判，除了和他們家要好的晁補之、張耒外，蘇軾及其他蘇門學士都受到了挑剔。

李清照對東坡詞的批評，真實地反映了詞在當時發展的狀況和功能地位。

這些批評，來自於李清照一篇詞學短文《論詞》：

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

李清照對東坡詞的批評有兩點：

1．“句讀不葺之詩”

2．“往往不協音律”

言下之意，第一，東坡詞不像詞，不過長短句詩而已。第二，東坡詞不合音律，自然不合適用來演唱。這反映了李清照對於詞的“正統”的維護。對於這些批評，筆者認為至少應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1． 從詞發展的階段來看，李清照的批評有其時的現實意義。

2． 如何看待“句讀不葺之詩”？

3． 蘇東坡其實並非不懂音律。

蘇東坡像

一． 李清照觀點的現實意義

詞是音樂文學

詞的出現，依附音樂而生，作為歌詞用於演唱。這種功能從中唐到五代到兩宋，並未改變。

既然用於演唱，自當要嚴守平仄四聲，以合樂律，否則就沒法演唱了。因此，詞律比詩律嚴格得多，按李清照《論詞》中所言：“蓋詩文分平側，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樂府指迷》談作詞四法，第一條就是“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又云：“前輩好詞甚多，往往不協律腔，所以無人唱。如秦樓楚館所歌之詞，多是教坊樂工及市井做賺人所作，只緣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語用字，全不可讀。”好詞因為不協律，所以沒有人演唱，而寫得俗陋“全不可讀”的詞，反而因為音律不差而被傳唱，可見，詞被創作出來，功能就是用來演唱。張炎《詞源》雲“詞以協音為先”，張炎是南宋末人，其時的詞，仍然以配合音樂演唱為先。

所以，李清照生活的南北宋之交的年代，詞的第一功能，無疑仍是合樂演唱，那麼，蘇東坡詞不合律，不能用於演唱，或者演唱起來很彆扭，在李清照看來，當然是一個不能容忍的缺點了。

所以不能以今天的情況來看宋代的詞。今天的詞，已經完全脫離音樂，成為獨立的抒情文體，詞本身的藝術性思想性是首要的，而不是協律。李清照對蘇東坡的批評，在當時是可以理解的。

詞屬“豔科”、“小道”，“言志”並非正統題材

詞從出現開始，其配合樂曲演唱以娛樂大眾的功能，就決定了其題材的狹窄性。既然是娛樂，那麼離言志就遠了，同時，也決定了其更適合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淺斟低唱。《花間集序》把詞的這一功能闡述得非常生動：

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

儘管從五代開始，文人作者已經開始已經用詞這種音樂文學來抒寫個人身世之感，甚至家國之恨，眼界已有所開闊，如南唐二主和馮延巳。北宋初期的范仲淹甚至以詞來表達塞外風光，成為豪放派先聲。柳永則進一步拓展了詞的表現範圍，將山川形勝、羈旅行役收入詞中。同時，詞的表現手段也越發豐富，如比興寄託、鋪敘的使用。長調的廣泛使用為詞的題材拓展提供了多樣化的基礎。

然而，雖然題材與手段漸趨多樣，但詞的言情的大框架仍然未能突破。個別作者的作品並未能形成徹底的革新風氣，柳永、張先、二晏、歐陽修、秦觀、黃庭堅等重要作者的作品，仍然以柔婉的言情風氣為主，連“豪放派”領袖蘇軾的弟子秦觀、黃庭堅都沒有追隨老師的步伐，仍然守著詞的傳統。李清照提出“詞別是一家”之說，強調詞與詩之別，乃是維護詞的正統。李清照的詩下曾寫出“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這樣的壯句，但回到詞，她仍是一如既往地悽婉地表達著人生的各種愁。

二． 蘇軾的“句讀不葺之詩”

為什麼歷史會將詞的革新大任交予蘇東坡？蘇東坡是一個偉大的作者，他性情疏曠，才氣豪縱，熱愛生活，樂觀天真，這樣一個天才，文藝的框框是縛不住他的。他情動於衷，筆底淋漓盡致地流露出來。既可以為詩，自然亦可以為詞。於是，詞所反映的題材就擴大了。

這麼廣泛的內容題材，在寫作手法上，必然有所創新，以與題材相適應。蘇東坡是一個玩弄文字的高手，他在《文說》中這樣描述自己的文章：“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隨物賦形，是他對文字運用的靈活與出神入化，根據內容與感情而運用不同的創作手法。這種隨物賦形的手法用到詞上，結合要表達的多種多樣的內容，以詩化作為其形式就可以理解了。像詠懷歷史、慨嘆人生、仕途浮沉、甚至時政議論的題材，傳統的柔媚婉約的創作手法是有侷限性的，而詩化卻能解決這個問題。

東坡詞的“詩化”是後人公認的，其弟子張耒、晁補之都說“先生小詞似詩”，王灼《碧雞漫志》雲“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劉熙載《藝概》雲“東坡詞頗似老杜詩”，這種詩化之詞，在當時看來，絕對是另類的，因為它對兩百多年來詞的傳統提出了挑戰，故不易被人接受。但對蘇東坡而言，詩化與他的文藝觀點相符。他在《祭張子野文》中說“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微詞宛轉，說明蘇東坡深明詞有別於詩的文藝特點；蓋詩之裔，則直認為詞是詩的後裔。他又在《與蔡景繁簡》中雲“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那麼，上述的觀點說明蘇東坡認為詞是詩的長短句形式的繼承，以詩法作詞，也就不奇怪了。這個觀點在當時來說，實屬大膽創新，有著以獨立文體的眼光來看待這種音樂文學的思想。

李清照是維護詞的傳統的。她在《論詞》一文中又提到王安石、曾鞏，說此二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顯然，她認為除了“詩化之詞”外，文章的寫法也不適合填詞，像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懷古》這樣的名篇，應該也不入李清照法眼。所以她提出“詞別是一家”，與詩文不同。又說：“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晏、賀、秦、黃四人，都是傳統婉約詞的代表，李清照是讚賞的。那麼，違背傳統的“句讀不葺之詩”，自然讓李清照瞧不起了。

誠然，在當時，李清照的觀點並無什麼不妥，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我們最多就說她保守罷了，但是，保守的何止她一個人？連蘇東坡的學生都不跟隨老師的腳步。

最後，詞畢竟脫離了音樂，成為獨立的抒情韻文，曲譜都不知扔到哪裡去了，也就沒有協律的問題了。這樣看來，蘇東坡的眼界是不是特別厲害？

三． 蘇東坡並非不懂音律，只是不肯為律所縛

如果因為東坡詞偶有不協律者而認為他不懂音律，絕對是一個誤會。

蘇東坡是一個天資超逸、多才多藝的文化人，詞是當時流行的文藝，這樣一個厲害的作家，寫出的歌詞居然不合音樂，本身就令人難以置信。他當官的時候，家裡有歌伎，不時填詞給她們演唱，說明他對於這種流行音樂是很有興趣的。關於他的詞能歌，有一些記錄：

陸游《老學庵筆記》載：”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陽關曲》。”

他的妾侍朝雲擅唱詞，在惠州的時候，蘇東坡曾讓她唱“花褪殘紅青杏小”一詞。

他與客中秋遊金山，命歌者歌其《水調歌頭.中秋》一詞。

《能改齋漫錄》載：他曾於宴會上被索詞，時正與客談穆天子事，一邊聽唱歌一邊寫，歌竟篇就，付歌伎演唱，竟然唱到宴會完畢。

蘇東坡還能自度曲。據考，至少有四首詞是其自度曲，分別是《漁父破陣子》、《後庭花破子》、《無愁可解》和《翻香令》。

蘇東坡還填過若干“隱括”的詞，就是將原本不適合演唱的文章改為詞的形式，以作演唱。他在《與朱康叔簡》中雲：“舊好誦隱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除《哨遍》外，他還隱括韓愈《聽穎師彈琴》的《水調歌頭》、隱括杜牧《九日齊安登高》的《定風波》等。

懂律但不為律所縛

陸游《老學庵筆記》載：“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肯剪裁以就聲律。”《碧雞漫志》雲：“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晁無咎雲：“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這種不為曲子所縛的做法，正反映了蘇東坡橫放傑出的性情和堅守的創作理念。當樂律與內容發生矛盾時，他選擇了不以律害意。在當時來看，這種做法也許並不甚妥當，但從文學創作來說，是應該受到肯定的。後來詞脫離音樂，成為純文學，似乎也暗中證明了蘇東坡這種做法的正確性。當然，這只是巧合而已，是蘇東坡沒有想到的。

但今天我們的創作，如果以“不以律害意”為理由，隨意出律，則又是錯誤做法。要知今天的詞牌，基本上只分平仄，不再要求四聲，與宋時相比，詞律已是相當寬鬆。一個詞調，最初被創作出來的時候，就已經被賦予了一定的聲情，宜於表達某種思想感情。而這種基調，依賴於句式韻律，句式韻律受到破壞，聲情也會受到影響。筆者在另一篇文章裡曾談過這個問題。

結言

李清照被稱為“婉約正宗”，對於詞的傳統極力維護，提出“詞別是一家”之說，對詞的文學特美是有理解的，只不過這種理解略顯保守而已，並無什麼不妥。隨著後來（尤其是清代以來）詞論家們對於詞的文學理論研究的深入，李清照的這種對於表面形式理解的不足之處也顯示出來。例如對於“詩化之詞“如何在詩化中仍然保持詞的本質之美並未有所體悟，當然在她那個年代，這是很難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