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以指鹿為馬的宦官趙高亡秦故事作為宦官干政的警示，更以明朝黨政，閹黨擅權為戒，清代君主時刻警惕君權旁落，以集權為要，從制度上延習明朝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權，皇帝之下不設宰相的三級保險制度，代之以只參贊不開府建牙類似參謀長的中堂，，地方上總督、巡撫相互制約，更有密摺專奏等具體措施，乃至皇子教育，出生后皇子由乳母撫養，，清庭有一整套的完備制度，有效杜絕宦官干政，外戚弄權，邊將造反，，康熙時的南書房使八王議政完全邊緣化，，及至雍正時設立軍機處，標誌兩千年君主專制的頂峰，再到乾隆帝統御觸角直達西藏對極邊之地全方位統治的確立活佛轉世制度的金瓶掣籤制度為標誌，清朝在三代有為君主的治理下，經歷近一個半世紀的領土不斷擴張，財富積累，經貿暢通，漢滿蒙回藏五族共睦一個統一的1300萬平方公里的極盛之國，即使到了晚晴經歷一系列戰火侵略，中國仍然繼承了100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清世祖順治皇帝鑑於明朝閹宦之禍，既立鐵牌於交泰殿（皇帝與妃嬪起居的地方），警戒內廷太監不得干預政事。 鐵牌上內容如下： “順治十年六月二十九日，諭內院：凡系內員，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職司之外，不許干涉一事，不許招引外人，不許交結外官，不許使弟侄親戚暗相交結，不許假弟侄等人名色置買田產，因而把持官府，擾害民人。其在外官員，亦不許與內官互相交結。如有內外交結者，同官覺舉，院部察奏，科道糾參，審實一併正法。防禁既嚴，庶革前弊。仍明諭中外，以見朕酌用寺人之意。內院即傳諭該衙門遵行。著刊刻滿、漢字告示，自王以下及官吏軍民人等咸宜知悉。”清朝規定，內廷太監官秩不得過四品，隸屬內務府總管，歲時謁見，如同清朝堂司制，有監督、管理之義。 乾隆初年，內廷太監均為秦、趙、高三姓，高宗乾隆藉此三字以警示內廷太監也。秦姓太監都是前明遺留下來的舊人，偶有過失，懲罰尤其嚴苛。 乾隆年間，有叫做高雲的侍從，只是稍稍干涉了政事，即遵世祖順治的聖旨，立時磔死（凌遲處死）。乾隆寵臣和坤頗能體悟乾隆之意，一體力行。一次，內監背地裡直接呼叫梁文定名諱，和?聽到，憤然道：“梁為朝廷輔臣，汝輩安可輕之！”立即命杖責數十棍，並向梁文定叩頭謝罪。 後來，內務府總管大臣多由僚屬驟然升遷，又無重臣兼領，而敬事房總管大多資歷深厚、權勢較重，因此，大多與內務府總管大臣分庭抗禮，也就不復存在統轄、隸屬之制。 後來，安德海、李蓮英之流權勢喧天、混亂朝綱，與此制度的衰落有很大的關係。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從趙高說起。趙高是秦朝的宦官，也是秦朝的宰相。公元前210年冬，秦始皇巡行天下，行至沙丘不幸病逝。據說秦始皇臨死之前曾秘發遺詔讓扶蘇回咸陽主持喪事並繼承帝位。中車府令趙高和丞相李斯平日裡一向與跟扶蘇等人不和，知道訊息後害怕扶蘇繼位之後會對自己不利，於是合謀篡改了秦始皇的詔書，逼秦始皇長子扶蘇自殺，立了幼子胡亥為帝。

胡亥即位後，趙高與李斯因意見不和而產生了分歧。於是趙高設計害死李斯，自己當上了秦朝的丞相。李斯死前大呼冤枉，認為自己忠心耿耿，鞠躬盡瘁，如今落得如此下場，自己死不瞑目，趙高卻說，你還有臉說這話呢，自己滾去地府找始皇帝說去吧。

自從李斯死後，趙高權勢滔天，從此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當然他還為大家奉獻了成語“指鹿為馬”。後來他逼迫秦二世胡亥自殺，立了子嬰為秦王，不久卻被子嬰設計殺害，被誅滅了三族。

太監地位低下，命如草芥，很多太監甚至沒有自己的姓名，於是到了清朝的時候，太監大多被規定姓秦、趙、高三姓，以此三字來警示太監不可專權，禁止干預朝政，不要效仿趙高，步入其後塵。但在一些有名的大太監，也是能夠擁有自己的姓名的，比如安德海、李蓮英、崔玉貴、張蘭德等。

即便如此，在清朝後期慈禧太后的支援和專寵下，還是出現了像安德海李蓮英之類的大宦官。雖然比不上明朝之類的劉瑾，魏忠賢等一類人，但他們也都曾經風光一時，一人之上，萬人之上。氣焰滔天，權勢巨大。

在清朝滅亡之後，有些太監偷走了宮裡的文物珍寶，出去販賣。靠著這些錢，晚年也還過得不錯。但大多數太監都被送去了寺廟養老。最慘的一些太監沒能回到自己的原籍故鄉，也沒能找到收留他們的寺廟，只能流落在街頭，自生自滅。

太監是封建社會一個畸形的產物。他們是社會底層卑微的人群，一生沒有子女，無依無靠。他們的命運殘酷，甚至有時候會讓人感到心疼，令人唏噓。

清朝太監要他們改姓秦、趙、高，其目的就是為了警告太監莫要干政，否則必死無疑。

前朝歷代都有宦官不同程度的干政情況的出現。唐朝時的宦官干政最為猖獗，甚至到了能廢立皇帝的程度。明朝朱元璋明令禁止宦官干政，可朱棣篡奪皇位後，太監的地位一度上升，明英宗時太監手裡都能掌握一定的兵權。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那到了清朝，統治者肯定要借鑑和避免出現宦官亂政的情況。清朝對太監的管理相對規範，也更加嚴格。清初順治帝便頒佈了嚴禁太監干政的鐵牌三塊，分別立在交泰殿、內務府和刑慎司。清代較好地實行這個規定，沒有出現以往各朝太監干政，攪得昏天黑地的情況。

康熙曾對太監有過如下認知：“朕觀古來太監良善者少……太監原屬陰類，其心理與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動若嬰兒，外似謹厚中實叵測。必人主精明，此輩始無由弄權……朕從不用便捷伶俐、言語不謹、奸詐之太監。”

乾隆時期頒佈兩部法令——《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官史》，對太監的管理、處分做了非常詳細而嚴厲的規定。

兩部法令的原則只有一個，就是太監別犯錯，犯錯絕不輕饒，若是干政，只有死路一條。

乾隆對秦朝的趙高非常痛恨，這也是宦官禍國的鼻祖。

趙高是秦時的宦官。秦二世時的丞相，任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令事，“管事二十餘年”。秦始皇死後，趙高發動沙丘政變，他與丞相李斯合謀偽造詔書，逼秦始皇長子扶蘇自殺，另立始皇幼子胡亥為帝，是為秦二世，並自任郎中令。

秦二世胡亥卻是個扶不起的阿斗，他在位時只管吃喝享樂。卻讓趙高獨攬大權，結黨營私，橫徵暴斂。

趙高依仗胡亥的寵信，胡作非為。把秦朝的暴虐色政推向了頂峰，最終將秦帝國玩兒了個灰飛煙滅。

《戰國策》的劉向更是直言不諱：“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乾隆為了提醒自己要警惕身邊太監，避免出現趙高式的人禍，他把御前太監全部召集起來，親自給太監們改姓。

就讓他們在秦、趙、高三姓中選一，其目的很明顯。就是時常聽到這三姓警醒自己時刻注意對宦官的管理。也讓宦官們明白秦、趙、高是怎麼回事，做好本職，莫伸手朝政。

由於清朝對宦官的極度防範，所以沒有出現太監亂政的威脅。即使晚清出了安德海、李蓮英這樣的大太監，他們也只是吃香喝辣，多斂了一些錢財而已，從沒敢把手伸向朝政。

秦、趙、高就是一個標籤，主要為了警醒和威懾。清朝出了很多大太監，但並沒有真正姓秦、趙、高。

這個問題並不太準確，清朝的太監因為不能幹政，沒有實權，所以留名的不多。僅從留下姓名的姓這三個姓的都很少。但是這句話也不能說全錯，因為乾隆皇帝的確幹過這事，乾隆朝基本上入宮的太監，都讓他們自己從“秦、趙、高”三個姓裡面選一個給自己改姓。

其實明清兩季都對防止太監干政做過努力，但是很顯然明朝失敗了，而清朝可謂很成功。然而雖然有清一朝太監幾乎未乾過政，但是清朝還是滅亡了。

洪武年間，朱元璋為了防止宦官干政，特地做了塊碑放在宮門前，上書八個大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這就是明清兩季為了防止宦官干政的開始。

可是偏偏是宦官在朱棣的“靖難之役”中有很大的功勞。更何況後來司禮監幾乎成了明朝皇帝制約內閣文官集團的重要工具，所以朱元璋的那個碑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被人給挪走了。

這是一個很失敗的例子。所以在清朝入關以後，滿洲貴族們以順治皇帝的名義也曾經專門做了三塊鐵牌，分別立在交泰殿、內務府和刑慎司。

但實際上順治自己就在鼓勵甚至慫恿太監干政，原因很簡單，因為就當時順治自己的處境，沒有實權，和自己的親孃見面，都被人看著。所以和自己最親近的便是太監吳良輔，但是順治一歸天，康熙一即位，孝莊就以康熙的名義把吳良輔給處理了。

所以防止太監干政就要年年講，月月講，甚至日日講。到了乾隆年間，甚至正式形成了相關的帶有法律性質的典籍《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官史》。

即便做到這個份上，乾隆仍然覺得不夠，乾隆3年，乾隆集中了後宮的宦官，要求集中學習“秦朝趙高”的故事，趙高是如何篡改秦始皇的旨意；如何矯旨殺了扶蘇；如何陷害李斯；如何“指鹿為馬”；如何暗害秦二世胡亥；如何把大秦搞亡的。

聽得所有的宦官誠惶誠恐，大汗淋漓。然後要求太監們在“秦”、“趙”、“高”三個字裡選擇一個做自己的姓氏。

所以清朝最倒黴的太監基本上集中在乾隆朝，因為乾隆經常形而上地去理解執行太監不準干政，動不動就去折磨太監們，連太監走路時不小心碰了一下兩個當官的，因為沒有避讓，道歉。結果乾隆看到了，直接下令把這個太監腦袋揪掉了。

所以可見太監在乾隆的眼裡地位是非常低下的，想想明朝很多文官都還得任太監做乾爹，這命運差得簡直不是一點點。所以乾隆朝的太監應該真的就是活不下去才會進宮的，否則誰願意遭這個罪？

清朝後來因為咸豐徹底改變了大清的權力格局，使得後宮有機會掌控了實權。慈禧作為同治的生母，最終在權利的角逐中勝出。

因為後宮不得干政也一直都是清朝的禁令，所以為了維護自己後宮干政的合法性，她也一味縱容宦官干政。所以安德海、李蓮英都開始逐步崛起。安德海甚至還公開在北京城娶老婆。最終以辦龍袍的名義，“私自”出宮（實際上就是慈禧故意試探自己的權威的），到了山東丁寶楨留把他扣了，以違反制度的名義給殺了，慈禧連屁都沒放一個。

清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充分吸取了明朝滅亡的經驗教訓，對宦官的勢力予以了極大的限制。

大明王朝的滅亡，可以說與宦官的專權與亂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儘管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制度來限制太監參與政事，比如不準太監讀書識字、限制太監的職務級別、不準太監結交朝臣等，然而，僅僅過了兩朝，從明成祖朱棣時期開始，宦官在朝堂上的作用與日俱增，成為了皇帝制衡朝臣的重要工具。行政管理上有司禮監紅批制度，軍事管理上有太監監軍制度，再加上東廠、西廠、錦衣衛等一系列由太監組成的特務組織建立，使得宦官勢力逐漸發展成為了在朝堂上有著深遠影響力的獨立政治勢力。

在此基礎上，也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權閹”，特別是明朝末年的魏忠賢，長期把持朝政，殘害忠良，朝堂上被搞的是烏煙瘴氣。伴隨著“權閹”的產生，“閹黨”勢力也在朝堂上甚囂直上，進而更加激化了明朝朝堂上的黨爭局面。

就這樣，明朝在宦官專權亂政以及黨爭不斷的情況下，內耗不斷加劇，進而成為了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

伴隨著明朝的滅亡，大清王朝正式建立，自順治時期開始，清朝在對待宦官的問題上一直是非常的堅決。

最開始限制和控制宦官權力的是多爾袞。

多爾袞帶兵攻入北京，當年明朝的一眾太監們，先是歡迎李自成的到來，而在李自成逃走後，又以同樣的方式，開門投誠，歡迎清軍的到來，這給了多爾袞以極大的震撼。一方面，在此之前滿洲人有賤籍制度，並沒有使用“閹人”的傳統，另一方面，這些人賣主求榮、卑躬屈膝的態度也讓多爾袞等人在高興之餘產生了深深的恐慌。

於是，多爾袞定下制度：

“嗣後太監不許朝參，亦不必排列伺候。”

順治皇帝親政後，也曾積極控制太監的權勢，並且立鐵牌於交泰殿，警戒內廷太監不得干預政事。

“順治十年六月二十九日，諭內院：凡系內員，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職司之外，不許干涉一事，不許招引外人，不許交結外官，不許使弟侄親戚暗相交結，不許假弟侄等人名色置買田產，因而把持官府，擾害民人。其在外官員，亦不許與內官互相交結。如有內外交結者，同官覺舉，院部察奏，科道糾參，審實一併正法。防禁既嚴，庶革前弊。仍明諭中外，以見朕酌用寺人之意。內院即傳諭該衙門遵行。著刊刻滿、漢字告示，自王以下及官吏軍民人等咸宜知悉。”

然而，後來由於順治皇帝對於貼身太監吳良輔的信任和器重，也險些讓宦官勢力死灰復燃。

原因在於此時的順治皇帝處於對“多爾袞專政”的忌憚和警惕，因而聽從了吳良輔的提議，仿照明朝時期的“二十四衙門”制度，建立“十三衙門”，即司禮監、御用監、御馬監、內官監（宣徽院）、尚衣監、尚膳監、尚寶監（尚寶司）、司設監、尚方監（尚方院）、惜薪司、鐘鼓司（禮儀監、禮儀院）、兵杖局、織染局（經局），全權代替內務府。更為關鍵的是，“十三衙門”的主管皆為宦官，這樣的安排使得清朝又回到了明朝時期宦官參與政事，對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也開始進行了滲透。

至此，清朝初年最大的宦官集團“內廷十三衙”，就此形成，圍繞著其所進行的權力鬥爭與衝突也是愈演愈烈，吳良輔無疑是宦官集團的重要核心與傑出代表。

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了順治十八年（1661年），順治皇帝去世。

此時八歲的康熙皇帝已然登基，權力也轉移到了孝莊太后和四位輔政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的手中，而他們對於吳良輔及其所屬的“內廷十三衙”是深惡痛覺，不僅僅是因為“十三衙門”觸動了八旗傳統勢力的既得利益，更是對國家最高權力有著重大的威脅和挑戰。況且此時的“內廷十三衙”並不安分，正在積極進行著活動，希望藉著新君登基、立足未穩的時刻，進行爭權奪勢的鬥爭。

於是，“內廷十三衙”遭到了四位輔政大臣迅速而又徹底的打擊與清算，包括吳良輔在內的眾多宦官被下令處死，“十三衙門”也就此遭到了裁撤，並且重新建立了內務府等宮廷事務機構。

可以說整個清朝沒有出現宦官干政的局面，除掉“內廷十三衙”這一舉動奠定了決定性的作用。

乾隆皇帝登基後，給予了太監們更為嚴苛的管制與壓力。

在順治、康熙兩朝，清朝皇宮的太監總數一直控制在700—1000人的數量，然而伴隨著雍正皇帝的登基，宦官的勢力也開始抬頭。

形成這樣的局面也有著其必然的歷史原因。

一來，雍正在“九子奪嫡”的過程中，大範圍的買通並且結交宮中的太監和宦官，用以傳遞情報、通風報信，讓雍正在許多重大事件的處理過程中佔盡先機，進而贏得了康熙了賞識與信任。從這一方面來說，這些宮中的太監們對於雍正的登基是有功的。

二來，雍正在位期間，進一步加強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將權力逐漸的回收，而他本人又是穩坐皇宮之中，除了“密摺專奏制度”，也需要更多的耳目來掌控皇宮內外的局面。

因而在雍正朝時期，太監數量在其高峰時期，甚至超過了2000人，在朝堂上的影響力也開始有所顯現。

而在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登基後，隨即開始對於太監們的打壓。

首先，乾隆皇帝頒佈了《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官史》。

其中《國朝官史》中“官制”一門，俱載太監職事級職與其功罪賞罰等，《欽定宮中現行則例》有對“內廷”的法紀和規章進行了詳細描述。透過這兩條法令，乾隆皇帝以制度的形式對太監們進行管控。

其次，所有太監都被改姓“秦”、“趙”、“高”。

看過《雍正王朝》的朋友，對於這一點並不陌生，雍正在探望被康熙圈禁的十三阿哥胤祥的時候，曾被一名叫“秦草”的太監阻攔，雍正不僅打了這名小太監，還對其進行了極為嚴厲的“呵斥”：

“讓你們改姓秦，是讓你們記住，你們的老祖宗趙高，壞了秦朝的規矩。”

如此改名起到的是一個雙重性的效果。

一方面，給皇帝本人與朝臣以警示，嚴格控制宦官的權力和勢力，避免重蹈秦朝時期趙高，以及歷代王朝宦官專權亂政的覆轍。

另一方面，則是告誡所有宮內宦官要引以為戒，不問政務。

可以說，透過這樣的方式，對宮內的太監們在身心上予以了沉重的創傷，同時在其心靈上也埋下了深深陰影，起到了極為強大的威懾作用。

再次，就是對於禍亂宮闈的太監嚴懲不貸。

“高雲從案”便是這其中的典型代表。

高雲從是乾隆身邊的太監，隸屬奏事處，主要負責文武大臣和乾隆之間的奏摺及乾隆的一些御批傳遞。

根據《高宗實錄》中記載說乾隆皇帝有記錄官員行為品行的習慣。

“上錄諸直省道府姓名，密記治行優絀。”

但這這些記錄的內容是處於絕密狀態的，除了乾隆皇帝本人，能夠知曉的也就只有高雲從等人。然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乾隆皇帝驚訝的發現，朝中竟有人公開議論他對於官員們的記錄與評價。

“左都御史觀保、侍郎蔣賜棨、吳壇、倪承寬嘗因侍班私論其事。”

經過乾隆皇帝的徹查發現，此事系高雲從洩露，而更為乾隆皇帝震驚的是，朝中不少權臣，包括于敏中、舒赫德、蔡新等人，竟然同高雲從私下交易，換取乾隆皇帝記錄的資訊。

於是怒不可遏的乾隆皇帝當即宣佈將太監高雲從處以“磔刑”，涉事官員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

高雲從的悲慘下場不僅給了宮中太監們以極大震懾，就連其他朝臣也因此對於太監們是“敬而遠之”了。

最後，就是乾隆皇帝非常鼓勵官員們對太監們的行為進行彈劾，對於舉報屬實的官員還予以了獎勵，這樣就增加對太監們的監督監管的手段。

綜上所述，也正是因為乾隆皇帝對於太監們嚴苛的管控，並且施以巨大的壓力，使得清朝並沒有陷入如同明朝中後期那樣的宦官專權的局面。

儘管在晚清時期，也出現了諸如安德海、李蓮英這樣的紅極一時的大太監，但是他們僅僅是受寵而已，相較於明朝時期的魏忠賢、劉瑾、王振等人，無論是權勢還是影響力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以至於安德海在山東胡作非為的時候，丁寶楨可以迅速的將其擒殺，縱使慈禧太后有再多不悅，也只能下令褒獎，而這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了太監在清朝時期的地位，以及整個朝堂與制度對於宦官勢力的打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