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到近代新航路開闢前夕的這段歷史時期，歐洲稱之為“中世紀”，在這段中古時期，西歐城市自治和城市聯盟發展起來，給歐洲商人帶來了無與倫比的社會地位和權力，這在歐亞大陸是獨一無二的。要知道，在同期的歐洲之外，商人根本沒有機會上升到當權者的地位。比如，封建時代的中國，是由文臣主管行政，販夫走卒被排列在“士農工商”的最末地位；日本，則是由軍人治國理政；馬來西亞地區和印度北方的一些國家，則是由地方貴族料理政務，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是由商人來當權的。是的，沒有一個地方，除了歐洲。在歐洲，商人不僅在穩步地獲得經濟力量，而且在穩步地取得政治權力。他們正在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志帝國自由城市的參議員、荷蘭的州長。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政治關係意味著國家更加重視、更加始終如一地支援商人利益以及後來的對外冒險事業，為歐洲主導下一個歷史新時期提供了機遇。那麼，是什麼造就了歐洲商人的這種特殊的“好運”呢？首先，當然是新城市的興起。西歐封建社會之初，古羅馬時代的城市大都衰落了，即使有些城市遺留下來，也不過是封建主或教會的政治統治中心，而其經濟地位早已不復存在。中世紀西歐作為工商業中心的城市，並不是從古代繼承下來的，而是重新興起的。城市的產生與發展程度是社會進步的重要表現。中古時期，西歐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商品經濟不發達，城市凋零。隨著社會生產力增長，農業生產的發展為手工業和商業提供了較充足的糧食和原料，刺激了消費，從而擴大了商品市場，促進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受此影響，8、9世紀西歐古代城市逐漸復興，11世紀又興起眾多的新城市。朱寰主編的《世界上古中古史》提出：“10、11世紀，西歐出現了廣泛的城市興起浪潮，標誌著西歐封建社會由初期轉向盛期”、“標誌著西歐封建社會開始擺脫了原始的孤立狀態，進入新的發展時期。”齊濤主編的《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中亦提出：“從10世紀開始，西歐城市普遍興起。這是西歐封建社會由早期走向發展時期的重要標誌之一。”

中古早期的西歐城市，有這麼一些的特點。

一、這個時期的城市發展除一些大城市外，更多的是聯絡周圍一二十個鄉村的小城市（市鎮）；

二、西歐封建城市發展的另一個特點是形成了自由的城市共同體；

三、城市鬥爭是中世紀西歐反封建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

其次，商人在為城市自治的鬥爭中爭取到了更多的權益。

城市爭取自治的鬥爭是城市居民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開始於11世紀，至13世紀時遍及西歐各地。

其鬥爭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由於中古西歐王權軟弱，政治分裂，城市都建立在教俗封建主的領地上，國王和教俗封建主根據領主權對城市實行統治、徵收捐稅、攤派勞役等等。城市為擺脫領主的壓迫和眾多的苛捐雜稅，一方面使用金錢贖買自由，建立自由城市；另一方面透過武裝鬥爭的方式獲得自由或自治權利；

二、自由城市為擺脫領主的控制與剝削，爭取擁有自由貿易權。有的城市還取得城市立法權，依法選舉市議會為城市的最高行政機關，成為自治城市。因此，這種自由和自治城市就成為廣大農奴爭取自由的生活空間，故德意志的諺語說：“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

第三，商人集團的自我發展和組織建設。現代研究證明，歐洲最早出現的行會是商人行會（約8、9世紀），它原是由富裕商人建立的商人聯盟，是一個既包含貿易也包含生產製作的綜合組織。商人行會佔統治地位時期，手工業者被排斥在行會之外，處於一種經濟依附地位。行會的英文單詞是“Gild” 。所謂行會，是中世紀城市商人或手工業者為保護其自身利益而建立的封建壟斷組織，是同行匠師“對保護財產、增加各成員的生產資料和防衛手段的關懷所產生的。”由此可見，行會對於內部而言主要是為了防止成員之間的競爭，對外則追求本行業的壟斷地位。一般來說，有多少行業，就有多少行會，同一行會的人往往居住在城裡的同一地區。行會的日常事務由行長負責，行長則由全體會員選出，重大事情必須由全行大會決定。

行會的成員一般是同行業的小店主或小作坊主，稱為行東，行東之下還有幫工和學徒。行東和學徒之間是一種封建師徒關係，學徒要交納學費，負擔行東的家務勞動，學習期滿後成為幫工。幫工還要在作坊裡繼續工作一段時間，只有當技術熟練了，有了一定的積累、並得到行會的認可後才能獨立開業。

中世紀西歐的行會有一系列職能：經濟職能，行會的根本目的是鞏固和維持小生產者的經濟地位，使其能進行正常的再生產，所以行會對本行業的生產規模、生產過程、價格、工資、原料、市場等方面有嚴格和詳細的規定，以保證行業的壟斷優勢；政治職能，行會往往是中世紀西歐城市管理機構的一部分，其內部有較大的自治權，有自己的組織和法規。城市透過行會組織市民選舉，徵稅並建立城市武裝；社會職能，行會一般都把團結互助作為自己的一大原則，會員遇到困難可以得到行會的救濟，有了糾紛也由行會來調解和判決。每個行會還有自己的保護神和固定的節日，經常舉行慶祝集會和露天表演。當然，行會的影響是一分為二的，從積極意義來看，它有效抑制了封建貴族對行會成員的掠奪和壓榨，保護了行會成員的政治經濟利益；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產品的質量和技術的傳授，促進了中世紀西歐早期手工業的發展；初期具有明顯的民主精神，如自由選舉，自由辯論，平等對待所有成員等；有利於中世紀西歐社會的穩定。這些方面也有利於商人利益的拓展。由此可見，西歐中世紀的商人在政治背景、經濟實力、社會組織等方面為自身贏得了得天獨厚的歷史條件，從而成就了他們與同時期其它地區所無法比擬的社會優勢地位！與東方壓制商人相比，這種社會結構有利於西歐在下一個歷史階段（近現代）的快速發展！

這個問題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談，我們今天簡單的說一下。

1，為什麼中國古代不重視商業

首先就是地理方面的因素，從地理角度來說，我們東方普遍是幅員遼闊，地大物博。我們的土地生產資料非常的豐富，華北平原，河套地區等都是非常優良的產糧地。而且古代人們活動範圍受限，南方還有很多地區都得不到開發。另外就是封建制度的影響，為了加強統治，就必須管好人民，進行嚴格管控。怎麼辦？把人口固定到土地上就是最好的方法，土地又不能動，所以人你自然也就是跑不了的了。

最後是一直以來都有商業不能創造價值的思想，古代重農抑商的政策就很多。而且作為一個國家，尤其是需要進行戰爭的國家，在古代，糧食儲備非常重要，但是受限於生產力，很多情況都不夠自己使用，自然而然商業也很難有大的發展。

2，為什麼古代歐洲重視商業

其實相比較我們上面分析的內容，我們就很容易得出來原因。首先作為海洋文明，民族內部就有冒險的基因，其次那會西歐窮啊，真的很多東西自己都產不了，土地也少，不去外面做商業，真的很難活下去。

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問題，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但是東方社會選擇了農耕文明，西方選擇了商業文明的原因卻絕不僅僅是地理因素所導致的。

時代政治背景

中國確立起農耕文明大致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魯國實行的初稅畝，商鞅的鼓勵耕戰都將人民牢牢拴在了土地上。其實，在商代民眾也是非常善於經商的，春秋時期的齊國，宋國也多以經營商業聞名。但是，由於西周確立了以諸侯國為主要政治背景的局面，人民必須無條件服從國家。所以當春秋爭霸開始時，各國便都將眼光放到了土地上。東亞地區擁有非常廣闊、肥沃、易於耕作的農地。當時的農業可以說是一個上游行業，它可以直接帶來固定的田稅、穩定的勞動力，相對充足的戰爭兵源和強大的後勤補給。可以說是成本最低，升值空間最大的朝陽產業，也能最快滿足爭霸圖強的時代背景需要。

而在當時的西方，情況卻並不是如此。西方的早期政治形態至今還存在爭議，前幾年的“酋邦理論”應該是比較貼切的，也就是說它是由一個個的酋邦組成的，不強調法統與血統，管理者需要負責的是維持秩序和保護國民。所以說，無論是雅典、斯巴達、小亞細亞還是其他的城邦。他們更多爭奪的是民眾、奴隸、生產資料和金錢。而在東方，這一時期的金錢遠遠沒有實物和土地具有吸引力。而在雅典，華麗的金幣已經足以讓人出賣自由。而商業是獲得財富最快速的方式，不必等待春種秋收，只需要流通就可以換來金幣。而且，從歐洲大陸的飲食習慣看來，成長週期長的稻黍麥並不佔據他們食物的主要部分，黑麥、橄欖、各類果實反而是主要的熱量來源。而且，歐洲地區土地分散，缺少大量的整塊農田。河網、海灣密佈，而且地中海氣候雖然有利於橄欖、柑橘等果類的成長，但是卻不利於農業的成長。加上，希臘各城邦之間不注重法統，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兼併，有這樣的大背景，商業自然也就成為了首選。

交通問題。

東亞雖然土地平坦開闊，但是交通卻並不發達。在秦代開始大規模修築馳道，跨地域流通才開始成為可能。商業最重要的就是運輸，春秋戰國時期，很明顯運輸是不方便的。而且當時的陸路運輸缺乏動力，馬匹等大牲畜是重要的戰略物資，根本不可能實現大規模民用。少量的販運，在社會相對動盪，諸侯割據的時期不僅要考慮是否會受到各國的層層盤剝，還要小心散兵劫匪，所以在當時大規模發展商業也是不可能的。在古代中國，成本低廉的海運被大規模運用還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百里不賣柴，千里不糴米是社會的常態。

而西方商業文明的誕生地地中海，海灣眾多，港口林立。人們在很早就實現了海上交通和造船技術的普及。憑藉著海濱的天然優勢和海浪的強大動能，地中海文明發展商業就成為了水到渠成，理所當然的了。而且，早期航運最缺乏的就是補給和續能，而地中海文明的航運卻可以貼近蜿蜒的海岸進行，可以隨時向附近的城邦和小島尋求補給，所以說並不需要執行很遠就可以獲得補給，這就使得商業可以維持發展下去。

信仰問題。

在當時的西方，思想還處於矇昧時期，除了地中海文明之外，波斯就是一個比較重視農業的國家。所以，無論是經商還是農業都是人民根據需要和實際情況，自己做出的決定，這種情況很有可能隨著社會的變化而發生改變。羅馬帝國崛起之後，這種情況就面臨著改變。但是，由於基督教的崛起，並且成功在後期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國教，西方重視商業的基礎可以說就是完全確立了下來。早期基督教的教義當中就存在許多重視商業的成分。商業當中最重要的“契約精神”就是來源於基督教。在新教中甚至鼓勵人們追去財富，認為正確的使用管理財富可以榮耀上帝。而基督教世界中最虔誠的信徒以色列人也是世界聞名的大商業家。

而當時的東方，百家爭鳴，也有重視商業的學說問世，但是沒有形成統一的思想。但是，春秋戰國時期也有呂不韋一類的大商人存在。後世，儒家思想佔據主流，商人徹底被打入了賤民階層，甚至出門兩隻腳不可以穿一樣顏色的鞋子。雖然，也有很富有的大商人出現，但是終究而無法融入上流社會。這也就造成了商業文明在東方的衰落。

文：經典守望者

這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文明與勇於開拓，善於求索的海洋文明的區別。好在漢民族是具有與生俱來的經商天賦的民族，一旦朝廷不抑商，買賣興隆，天下富足。遺憾的是，在中國的歷史上，這樣的朝代只有兩個：宋朝和近40年的共和國。

至於說到社會地位，在一個延續了幾千年的官本位社會里，究竟誰的地位高？“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提問者在釣魚無疑。可惜還有人煞有介事地回答。

其實，中世紀歐洲商人地位哪裡高了。為何不讀一讀經濟史呢。那年頭歐洲處於封建領主制下。各自為政的領主內政，坑爹的稅負和關卡，奇葩的法律。尤其整體環境的落後愚昧，領主們肆無忌憚的治理，各地的混亂狀況。商人能高到哪去？

也就是中世紀晚期，看起來商業力量崛起。義大利部分城邦近乎為商業力量主導，如威尼斯，這一奇葩，在中世紀中晚期就是如此。至於，佛羅倫薩，美第奇等等關鍵詞，其實關涉的文藝復興之後了，不再是中世紀。中世紀晚期著名的香檳集市，看起來繁榮興盛，然而，嚴格來講未必比唐朝長安的東西市更好。隨著香檳伯爵女繼承人嫁給法王，嚴酷的盤剝之下，這一集市也就消失了。北徳與北歐出現商業和城邦聯盟，卡瑪爾聯盟，是一個複雜的複合體。這時候，看起來商業主導一切，甚至有小國國王控訴商人的強勢與貪婪。然而這是處在中世紀晚期到文藝復興之後，商人以及商業力量的部分崛起。

部分歐洲城市，如果歷史古老的話，可能有這樣的記載，某某年獲得國王的特許狀（Charter）。城市為商人和市民自治，有種種特權。這其實是會下金蛋的雞，需要繳付很高的賦稅。

另外，商人這個身份如何界定，有真正的工商業主和少數自由民發家致富，還有為權貴賺取資財的奴僕。有些甚至奴僕都算不上。許多封建主藉助猶太人放款謀取暴利，需要時就欺壓迫害。沒有那個當權者會忽視商業利益的。在早期和中期，直接進攻搶奪，或者高壓盤剝，蠻橫行事。中世紀後期，領主們越發精明，懂得經營。而且真正的工商階層崛起。部分地區甚至領主直接成為大商主。人們有個模糊的印象，這其實是中世紀晚期到文藝復興之後很久，這個漫長歲月的印象。這一時期，各地情況各異，發展不平均，而且社會衝突此起彼伏。就連工商業階層本身的行業壁壘，地方保護主義，對立城市間的衝突，各地各行其事的複雜度量衡，直到大革命以後才有所好轉。

見圖片，第一第二為《中世紀社會經濟史》和《晚期經濟史》。第三為《偉大的德國農民戰爭》，其實是德意志地區，還不存在德國，時間背景中世紀晚期接近文藝復興。比較詳盡的講了各種亂哄哄，沒有你們想的那樣美好。第四為布羅戴爾的著作，講了西方商業力量的成長，然而與中世紀關係不大，主要為文藝復興後的近代。

再說中國。重農抑商其實就是個初中生的概念。不知為什麼許多人大而化之的拿出來討論。從政策上，分出四等民，原則上壓制，生活上制定一些禁令。但是，中國商業是否面臨一個比較良好的經營環境，是否有一個有效並且不奇葩的法律與制度環境，是否實施一個公允的稅負。這一些對商業至關重要的因素沒人注意。同樣，這是一個各個時期具體分析的問題。

如圖五，《唐六典》戶部，不太清晰，原則上，商人為四等人之末。然而，接下來就是政府不爭民利。原則上，杜絕了大部分國營和官營產業的可能性（當然有一些官營專案，不過大致在職官系統裡，一般不以盈利為目的，主要滿足宮廷，朝廷與軍國之用）。圖六，七，八，為《唐六典》太府寺，有常平署平抑農產品價格，平準署發買官物其實是平抑和調節物價，兩京諸市署——長安洛陽諸市，比較一下，你會發現法國著名的香檳集市也就那回事。圖九，戶部金部郎中，管度量衡。此外，還有虞部郎中（記得掛在工部下）管山林曠野，有環保職能，雖然他們沒意識到。兵部職方郎中，管地圖測繪。

你以為古人傻嗎？

唐朝沒有完善的貨幣經濟。宋朝則是商品經濟發達，和部分城市化的時代，海貿興盛，政府在財稅上也十足受到好處。這方面資料很多。不贅述。

明朝則是奇葩世代。作為一個根植於農業的低稅負朝廷，財政改革從未成功實施，縱使神宗前期的改革，也是治標不治本。國民經濟結構早就變化，財稅結構還是主要根植於日益萎縮的農業賦稅。明朝君子們不會糾結自己的特權。秀才就可以免賦役。舉人以上就直接有人投獻土地，有經濟特權啊。君子們必然會追求商業利益。中國古代同樣有真正商賈與權貴走卒的分別，然而，明朝中後期，工商階層與士紳自然聯合在一起。經濟繁榮造就文教昌盛，文教昌盛更利於士紳士子崛起。當然，君子們不會說自己不納稅，不會說跟自己有千絲萬縷聯絡的工商業對財政貢獻微乎其微，與國民經濟結構嚴重不符。

君子們會噴。換成今天的話就是，國家不許收工商稅不許收所得稅，誰收誰是亂黨奸佞，當權者也不是好東西。不許經營國營經濟不與民爭利。閉關鎖國，方便他們壟斷走私利益（明嘉靖中後期，海禁名存實亡，沒有地方勢力的鬆弛可能嗎）國家要削減開支。老老實實收農業稅就好了。實在缺錢就加農業稅……

真正成熟的工商業是明瞭私人利益與公共財政的平衡的。賦稅過高不行。過低也不行。公共財政枯竭，基礎設施建設不足和缺乏維護，基礎科學研究不足，教育和社會福利不足，這影響未來的整體社會競爭力，也不利於社會穩定。同樣政府也無力進行大規模採購，不會發放大量技術預研合同，不會給某些行業與企業補貼，沒有足夠的財力進行市場調節。過低的稅負，也會造成國債償付能力的削弱，造成更大的債務堆積。等等。

明朝城市本來是有稅負的，不過物件是底層居民和小商賈。君子不痛不癢叫著民以重困，就算有良心了。

明朝君子為工商業叫苦，除了確實為底層說一些話外，就是工商巨利絕不鬆手。

有現代精神君子為東林洗白，貼出資料，說他們實際增加了關商稅。然而，整個大江南就收了幾十萬兩銀子。這怎麼洗。至於貧苦農民的負擔，君子們看不見。

明朝君子關注宗室的土地，以及宗室的支出。不關注他們自己的土地和商業利益。朝廷的茶稅鹽稅萎縮，這裡沒有貓膩？!地方官“清廉”，因為他們對商賈“絲粟無所取”，不收工商稅費，虧了朝廷揚了自己的“清名”，偷樑換柱，誰管他是不是生活奢侈，收賄貪墨公款。宦官收稅，官營礦業，那肯定是貪蠹。蝗上也不是好人。

所以，明朝君子就這德行。你以為顧炎武黃宗羲是好東西嗎，真的是反帝制先鋒!？清朝不管君子不君子。稅釐不能少。官紳還要一體當差一體納糧。

最後，說說明朝宗室。不只是朱元璋制度的問題。宗室必須養，必須優待。在古代倫理背景下，必須做，否則蝗室帶頭崩壞人倫，六親不認，國將不國。君子們又有話說了。宗室總開支超過800萬石。這在清朝算不了什麼。宗室有大片土地。君子們不會說自己的土地和工商利益。反正工商業就是苦。我們搞黨爭是利國利民。

宗室被當豬養。貪婪自私。但是，如果真大公無私也不會有好下場。你散財是圖什麼，邀買人心圖謀不軌嗎？崇禎時代真有個藩王散財，招兵買馬，組織軍隊去勤王。然而，半路上被朝廷自己攔住了，不顧京城安危。藩王自己被圈禁了。這樣一來。宗室還有熱情嗎。（有精神君子說清朝八旗的貼杆莊稼是軍費。你家軍隊成天遛鳥遊手好閒？康熙是另起灶爐，建立新軍。後來長期是八旗擺設，綠營主力。清末，綠營也不堪使用，由地方崛起湘軍淮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