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的命名應該是非常嚴格歷史考證，專家對實物歷史研究，歷史背景，器物器形的紋飾才推測什麼名稱，還要考證歷史文字記錄有無記錄。如四方尊，或鼎確實有羊的塑形，或有雙耳鹿尊，獸耳雙環，或方，或六方才能決定叫什麼！最後報主管部門決定，最原則是以史為據。絕不是信口開河，隨心所欲隨便任名的。

文物命名，總的來講，可以分為兩種情況：自名和他名。

一、自名

自名，也就是物品本身有題記或銘文提到了它叫什麼，這個一般在青銅器和書畫上比較多。比如司母戊鼎是司母戊鼎刻有“司母戊”的銘文；虢季子白盤的銘文開頭就是”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寳盤“；平復帖是因為它開頭寫的”彥先羸瘵，恐難平復“；沈周的廬山高圖，沈周在落款的第一句是”廬山高，高乎哉“。

二、他名

他名之一。有時候銘文題記會提到自己是什麼器形，多數不會提到，但無論提到不提到，一定的時代對一定的器形叫什麼怎麼用是有一定製度的（也可以叫公認），史書中的禮樂志、輿服志之類的會有一些記載，其他的文獻也會有提到。中國傳統學問中的名物之學就是研究這個。繪畫中畫的是什麼題材什麼故事，很多時候作者自題的時候不會說，我們根據其他外部的文獻來確定繪畫的主題（題目），可以叫做影象學。

他名之二。實際上是博物館的文物定名標準了，瓷器的定名是最規範的，基本上是 時代+窯口（作者）+釉色+主題+器形特徵+材質+形制這種方式的命名。

值得補充的是，絕大多數文物的名稱都是我們後來人取的，不一定對，也容易給研究造成屏障。博物館的文物定名標準是為了管理方便，但我們儘可能的，要找回器物、繪畫原來的名稱，回到歷史原境，找回作者製作時的目的。所以文物的命名，也是藝術史研究的重要一步，也是非常值得討論的。

司母戊鼎是根據其鼎內銘文命名的，是司還是後還無定論。

四羊方尊可能根據其四角的四隻羊命名的。

具體得問考古界。

文物的命名，一般由年代（包括文字，作者）、特徵（紋路，顏色、形狀）、用途三方面考慮的。

後母戊鼎（後、司尚有爭議）和四羊方尊，都屬於青銅器，鼎、尊是它們的用途。而青銅器上刻的銘文，就成了記錄文物最原始、直接的第一手材料，一般會優先以此取名，後母戊鼎就是，其它的比如：越王勾踐劍、“五星出利中國”錦護臂、長信宮燈。

對於沒有銘文的青銅器，如四羊方尊，就要看它的特徵，因為它的四隻羊頭造型獨特，以此命名，一目瞭然，很容易讓人記住。以特徵命名的還有：蓮鶴方壺、婦好鴞尊、馬踏飛燕（銅奔馬）。

中國歷史上出土的文物命名規範非常嚴格，並且有固定的模式，命名的文物要讓研究者和普通人根據名稱就大概知道是一個什麼樣的文物。

中國出土文物命名的標準。

中國或者國外古代文物的命名主要有以下三個主要組成要素：

第一，文物的年代（包含朝代、年號、紀年）、款識、作者（出處，譬如瓷器的窯口）；

第二，文物得到特徵、紋飾和顏色；

第三，文物的器形（外觀形象）和用途（如酒器、祭祀器皿、水器、臥具等）

中國古代文物有確切紀年的必須標註朝代+年號+紀年+器皿名稱，不標識現在的公元紀年，這是完整的文物命名方法，如果有些地方確實也只能大致標識一下；外國出土文物有確切紀年的，按照國家名稱+朝代+紀年+紀年數字+器皿名稱組成。

至於近現代的文物，命名要求就更多了，要求有應用時代、物主、實踐、地點、用途等，文物的名稱年代一定要表明歷史時期（如民國早期、清末等）或者確切的公元紀年（如1901年等）。

命名三要素的具體解釋和命名方法。

第一，文物的年代，是指文物的製造年代或者使用年代，這兩者不能混淆。

第二，文物的特徵，是指文物出土的地域、人文（如良渚文化等）以及工藝特色。

第三，文物的通俗稱謂，按照 文物的器形（外觀形狀）和具體用途分類（祭祀、酒器、臥具、水器等）。

文物命名按照年代+特徵+稱謂這樣的順序命名，不可以顛倒，如果不能確定的文物，有的就擱置命名，給一個臨時的名稱或者代號，判斷確定後再進行正式命名。

文物命名具體例項。

一、銅器命名（包含金銀器和其他金屬）。

出土的銅器按照：年代+特徵（包含工藝）+質地+形制，這樣的方法來命名。

例項1.司母戊鼎（後母戊鼎）。

這一文物的正式名稱是商後母戊大方鼎，銅製。這個按照年代和鼎腹有“後母戊”三個雕刻的字，以前認為是“司母戊”，現在更正為“後母戊”（2011年正式更名），戊是一個人的名字，最後的稱謂是“鼎”，基本按照這個規制來命名的。

不過“商後母戊鼎”的名稱在新中國文物命名之前就已經家喻戶曉的了，因此也沒有完全按照規定來命名。

例項2.四羊方尊。

全名應該是商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的祭祀用青銅器。基本按照年代+特徵+質地+形制來命名的，年代是商朝，四羊方尊則是特徵+形制。

後母戊鼎和四羊方尊聞名中外，基本按照原來的名字保留了下來，並沒有完全按照規範。

例項3.唐瑞獸葡萄紋銅鏡。

這一文物名稱完全按照文物命名的規範來的，唐+瑞獸+葡萄紋+銅+鏡，如下圖：

金銀器和其他金屬的出土文物，基本按照銅器的模式進行命名。

二、瓷器命名。

出土的瓷器命名比較全面，器物名稱按照如下標準命名：年代（有年款的標明）+窯口（如果有一定標明）+特徵+質地+形制。

例項1.明成化鬥彩高足瓷杯。（下圖並非文物，是仿製品）

就是按照：明+成化（年號）+鬥彩（工藝）+高足+瓷杯這樣的方式來命名的，文物工作者透過名稱就可以瞭解到這一文物的大概情況。

2.宋磁州窯黑彩人物故事長方形枕。（如下圖）

這一文物資訊比較全，完全按照規制要求來命名的：

宋（年代）+磁州窯（窯口）+特徵（黑彩，人物故事）+長方形枕（形制）

三、石器命名。

石器的命名按照如下規制：年代+文化（如仰韶文化等）+特徵+質地+形制。

例項1.舊石器時代龜背形刮削石器，如下圖

四、玉器命名。

古代玉器按照：年代+文化+特徵+材質+形制，這樣的方式命名。

例項1.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神人獸面紋玉鉞。如下圖：

例項2.西漢透雕雙龍高鈕谷紋白玉璧，如下圖：

五、陶器命名。

陶器按照如下規制命名：年代+文化（新石器時代標明文化出處）+特徵+材質+形制。

例項1.新時期時代仰韶文化人面魚紋彩陶盆，如下圖：

新石器時代（年代）+仰韶文化（文化）+人面魚紋（特徵）+彩陶盆（材質和形制）。

此外還有漆器、竹木牙角器（如象牙、犀牛角等）、織繡（出土的絲織品）、甲骨文、文具、磚瓦（秦磚漢瓦等）等，基本按照以上的規制進行命名，略有不同。

有不少文物因為不能確定一些基本要素，也就沒有正式的命名，只採用一些現有的特徵來臨時命名或者編號。

中國文字太久遠複雜，在人類史上無與倫比，歐洲國家詞彙就太簡單，一個詞彙就可形太多東西，所以學英文真太容易簡單了，我們看歐洲文學小說歷史哲學，覺得複雜，其實是我們中國翻譯家翻得好啊！中國文物最恐怖偉大的地方在於，我們很多中國文字是專為它們度身創造的，二千幾年沒有變流傳到現在，當然大部分變簡化字容易看認了！

文物的命名是有總體規範的，但是也有例外的情況。總體規範是，名字的構成是：年代+顏色+質地+附件+器物名字，比如上面題主舉例所說的西晉青瓷蛙盂鈕蓋三足硯。通常情況下，比較規範的文物命名方式就是“時代+質地+名字”，比如商代銅鼎，西周陶鼎，這是最為簡單直接的，不加其他附件的描述，如果有必要也可以加上相應的描述，比如西周陶方鼎。加上特定文字描述的目的是更好滴表現文物本身的特徵。其實，“時代+質地+名字”已經是將文物最為核心的幾個要素給規定出來了，它讓我們每一個人在聽到、看到文物名字時候能夠對其有個大致的概念，知道其年代、質地和形狀。其實這就夠啦！不過，題主所舉的“遼緙金水波地荷花摩羯紋棉帽”這種複雜的名字是有特殊原因的，因為它是一件瓷器，有很多特殊的紋飾，描述這些紋飾可以讓我們更好了解這件文物的特質，所以名字才會如此複雜。不過，我們在博物館的展覽中通常還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簡潔的文物名字的描述，比如戈、劍、矛、鏃。這些之所以簡單，因為一個字就足夠讓我們明白文物是什麼了，除非一些需要特別說明的情況，比如石鏃、石戈等。所以，文物名字的命名雖然有整體的規範，但是在展覽的情況下，也要根據需求來命名，而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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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母戊鼎】的名字算是直接就“印”在鼎上的。【四羊方尊】的名字是根據文物的定名規則來的。

後母戊鼎對應的文物命名規則——“自名”

所謂的“自名”，通俗的來說就是出土時名字就印在文物上面。後母戊鼎就是因為鼎身有銘文“後母戊”三字，然後加上器物的器型名稱“鼎”，所以稱為“後母戊鼎”。一般來說，“有自名的文物都會用其來定名”。最直接體現的就是印璽，印璽上的印文就可以作為這件印璽的名稱，如陝西曆史博物館的有一方劉邦的呂后的印璽，名叫“皇后之璽”，就是因為它的印文就是這幾個字。

呂后的“皇后之璽”海昏侯的“大劉記印”玉印

還有，在博物館看青銅器的時候，讀器物名的時候會遇到很多字形複雜長得很奇怪的字，那些字就是青銅器的銘文，表示的可能是擁有這件青銅器的主人，也有可能是這件青銅器的製作者。因此被直接拿來作為青銅器的名字。

有的文物上的銘文較長，並且銘文裡也沒有人名，這種情況怎麼辦？

地名也是可以的，如【杜虎符】。符是它最基本的屬性。而它的銘文有幾十字，杜就是銘文中的一個地名。並且根據銘文可以知道，這件虎符是屬於秦國駐紮在杜縣的軍事首領的。因此取名【杜虎符】是很合理的。

四羊方尊——根據造型、用途定名

【四羊方尊】上沒有銘文。所以根據它的造型，方尊、並且上有四羊，【四羊方尊】，簡單粗暴又直觀這樣的命名也達到了“見其名，如見其物”的效果。

還有如【擊鼓說唱俑】也是根據文物的造型定名的，擊鼓說唱是它的造型，俑是它最基本的屬性。

此外，對於一些在史書中有記載的文物，會沿用舊名。比如假如和氏璧找到了，它依舊還會叫和氏璧，還有秦始皇的傳國玉璽，據說上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8個字，如果真的找到了，無論上面有啥印文，【傳國玉璽】都是它最被人所熟知的名字，所以，應該也不會改的。

文物命名大致來說有以下幾種原則，按優先順序排列如下：

自名資訊優先命名

約定速成的命名器物造型、用途等特點命名下文就以題主說的青銅器為例子，詳細談一下命名原則。--------------------------------------第一，自名資訊優先

如果出土文物上的銘文有物主、器名等資訊，這個時候就必須用自名資訊來為文物命名，不得另取他名。

比如【越王勾踐劍】，上面也有器物的物主、器名資訊——「越王勾踐自作用劍」八個蟲鳥篆：

器主——越王勾踐

器名——劍

題主所說的【司母戊鼎】，全稱是「司母戊大方鼎」。

器主資訊「司母戊」來自青銅器上面自名的銘文——司母戊（或「後母戊」）三個字。

銘文只有「司母戊」三個字，我們憑什麼說這種器物叫「方鼎」呢？

因為「方鼎」也是一個自名，很多跟【司母戊鼎】器型相同的青銅器自名為「方鼎」。

殷周青銅器上自名為「鼎」、「方鼎」的器物很多。

顧名思義器身為「方形」的「鼎」叫做「方鼎」。

如：陝西寶雞周原出土的【史逨方鼎】，來自其文物上的器主和器名的銘文。

「鼎」的常態是「圓形」，所以，不強調「方鼎」一般就是「圓鼎」。

自名為「鼎」青銅器不計其數：

比如：陝西郿縣出土的【王作仲姜鼎】，其名字也是來自銘文【王作仲姜寶鼎】，意思是【周王為仲姜作的寶鼎】，應該是一個陪嫁的媵器。

綜上可見，「司母戊大方鼎」中的「司母戊」、「方鼎」都是自名，「大」是對器型特點作的一個補充。因為司母戊鼎是目前所見最重的青銅器。

所以，文物上有了器主和器名資訊，就不能用其他資訊來命名，但其他資訊可以作為補充。

第二，普遍認可，約定俗成

有些文物的名字，從古至今都是這麼叫，或者大家已經普遍認可，如果發現型別相同文物，當然蕭規曹隨，約定俗成。

比如題主所說的【四方羊尊】的「尊」，其實並沒有一種青銅器自名中把自己叫做「尊」。

金文中的「尊彝」（或寫作「阝尊」）一般是青銅酒器和食器的泛稱。

金文「尊」字像「手捧酒杯」之形，表示「放置禮器祭祖」的意思，所以引申可以表示「禮器」，金文中的「尊彝」就是青銅禮器。

從宋代開始的，考古學興起，宋人將「斛、觶、壺、罍」等多種青銅酒器都稱為「尊」。

1941年，金文學家容庚先生將「尊」專門定位一類器物，將「斛、觶、壺、罍」排除出「尊」以外。【注1】

所以，今天所謂的青銅酒器「尊」，完全是一個漸漸約定俗成的叫法。

「尊」典型特點是「侈口、鼓肚、高圈足」，如下圖：

方形在型別學上就叫做方尊。

還有諸如：

青銅酒器「斛、觶」和食器「敦」這些名字，都不是器物自名，而是自宋代以來的約定速成。

這些名稱的正確性其實是有疑問的。

比如：「敦」其實就是「簋」的初文的訛變，古人搞錯了。

但是，這種叫法一直流傳下來，大家都這麼叫，已經形成了規範，也就約定俗成，繼續這樣命名，保持一致性。

第三，器物造型特點命名

如果一種出土文物，古往今來都沒有見過，古今文獻也沒有著錄，那就只有依據器物特點進行命名。

有些青銅文物，不但古今文獻沒有著錄，而且連用途我們也是一臉懵逼。

比如安徽博物館有一種怪異的西周青銅器，被網友戲稱為「西周路由器」：

這個東西做什麼用的，完全沒有眉目。

只有依據其花紋、造型的特點取名。叫做【雲紋五柱器】

有些文物雖然文獻沒有著錄，其用途有些眉目，但爭議很大。

比如：商周時代出土過很多像「弓」一樣的青銅器，如下圖：

其用途眾說紛紜：

故宮博物院的唐蘭先生認為保養弓的承弓器：弓柲。

古文字學家林雲先生認為是駕駛馬車用的御馬器——韁繩勾。

但是至今沒有定論，學術界根據此物的造型特點，命名為「弓形器」。

圖引自：注2、注3

有些青銅文物古今文獻都沒有著錄，但知道其用途，比如：

中國旅遊的標誌，甘肅武威出土的青銅冥器——馬踏飛燕，一直奔跑的馬腳踏在飛翔的燕子上，正式的名字叫「銅奔馬」

秦陵出土的冥器——青銅馬車，是非常驚豔的青銅器，製作工藝叫人歎為觀止，是先秦馬車三分之一大小。

這個青銅馬車就是依據器物造型命名，叫做「銅車馬」，分別稱作【秦陵一號銅車馬】和【二號銅車馬】。

以上的文物都是中國從古至今從未見過的青銅器，也沒有任何文獻記載，都是根據其造型特點、用途等等資訊命名。

有時候，以上三個方面都要考慮，比如：商代的「大禾人面方鼎」：

「大禾」來自銘文，是自名資訊，自名優先，命名必須要有這兩個字。

雖然銘文上沒有「方鼎」二字，這類造型的青銅鼎一般叫做「方鼎」，所以約定俗成叫做方鼎。

這件鼎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上面有一個「人面」，所以講這個造型資訊補充進去為其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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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朱鳳瀚. (2009). 中國青銅器綜論．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77

王英澤, 邢燕燕, & 董勇軍. (2015). 商周弓形器略說. 黑龍江史志(13).